簡論清末時新小說中的纏足書寫

郭輝

簡論清末時新小說中的纏足書寫

郭輝

本文的纏足書寫指清末時新小說圍繞女性纏足展開的一系列書寫活動。受傅蘭雅時新小說啟事的影響，纏足書寫在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節的架構、敘述手法的運用等方面有著鮮明的特點。而真正給此次纏足書寫以思想觀念上的影響的，則是清代以來文人士大夫的反纏足言論及西方傳教士的反纏足觀念，而尤以后者為最。時新小說中的纏足書寫，是晚清反映婦女解放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再現了晚清社會動亂中小腳女性的悲慘遭遇，反映了其時審美觀念及倫理道德觀念的嬗變。

清末時新小說纏足書寫文學研究文化研究

一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在上海的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在《申報》上刊登了一則“求著時新小說啟”的啟事，言：

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息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茲欲請中華人士愿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說，結構成編，貫穿為部，使人閱之心為感動，力為革除。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雅趣為綜，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務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務尚稀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限七月底滿期收齊，細心評取?！?/p>

此后初五、初七、十二、十六諸日，《申報》又接連刊登了此則征文啟事。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主辦的《萬國公報》第七十七冊（1895年6月）與《中西教會報》復刊第七冊（1895年7月）亦刊登了此條啟事。另外，《申江日報》及美國美以美會在福建主辦的《閩省會報》亦在同一時期刊登了此條啟事。由西方傳教士在上海創辦的英文雜志《教務雜志》亦刊載了此條啟事，內容與中文啟事略有差異。

從啟事可看出，此次“時新小說”競賽的發起倡辦，是傅蘭雅本人有感于當時中華民族的貧窮衰落，實由鴉片、時文、纏足三種世俗積弊引起，他想通過有獎小說競賽這種形式，利用文學作品來揭露、批判這三種鄙俗，以刺激、喚醒麻痹沉醉的世俗大眾，從而達到其變革世俗、改換民心的目的。批判與改變三種積弊，是此次小說競賽的主旨與核心所在。正是由于競賽的命題性質，使得纏足批判成為此次小說創作的三大主題之一，有關女性纏足的種種，也自然而然進入此次小說作者的創作視野。如此大規模地、集中地把描寫視角轉移到女性身體之上，并聚焦到女性的腳上，這是中國小說史上的第一次。本文所謂的“纏足書寫”，指的即是此次時新小說中圍繞女性纏足而展開的一系列書寫活動，其中不僅包括對女性小腳的具體描寫、女性纏足時的痛苦、女性纏足后的種種人生體驗以及放足的轉變，還包括作者及故事人物對女性纏足問題的認識、作者圍繞纏足所采取的敘述方式與寫作手法、就纏足問題提供的解決之道等等。

二

盡管這次競賽作品有著“或立意偏畸，說煙弊太重，說文弊過輕；或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虛幻，情景每取夢寐；或出語淺俗，言多土白；甚至辭尚淫污，事涉狎穢”，“不失淫詞小說之故套，殊違勸人為善之體例”，“又有通篇長論、調譜文藝者”，“更有歌詞滿篇、俚句道情”者，“雖足感人，然非小說體格”種種缺憾，但作為一種文學現象，仍有其文學、文化價值意義所在。就本文所關注的女性纏足這一議題來論，受此次時新小說競賽命題要求的影響，小說中的纏足書寫在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節的架構、敘述手法的運用等方面有著鮮明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女性人物體貌特征的描繪上，言女子必言其腳，腳的大小介紹成為一件必不可少的“頭等大事”。如詹萬云《澹軒閑話》中描寫包尚德之妻周氏，在用簡短的言語介紹完周氏的容貌性情之后，便極力專注于周氏小足的介紹：“生得十分端正。性情柔順，心地慈祥，都是人所不及。更有一件尤為難得的，他這雙金蓮竟至小不盈寸，真是天地間尋不出第二雙?！卑阎苁系男∧_從她的體貌特征中單獨提出，并用“尤為難得”、“竟至”、“天地間尋不出第二”來夸贊周氏的一雙小腳，作者用于敘述周氏小腳的筆墨及情感已經超越了對其容貌、性情二者的描述，故在腳與容貌、性情二者間，作者筆力著意處也不難明了。又如劉忠毅《無名小說》中言方德正妻王氏：“亦世家女，容貌固佳，足尤纖小?！边@里關于女性外貌的描寫一分為二，容顏占居二分之一，其余一分則為小足所有，足與貌顯然又有著分庭抗禮的味道。再如李鐘生《五更鐘》中梅仁給希世珍保媒介紹表妹吳紫珊時，并未言吳紫珊其貌，亦未論其品性，單以另一女子之腳來描述其腳之大小，腳部描寫又可謂“先聲奪人”。希世珍及讀者大眾雖未見吳紫珊其人，但吳紫珊小腳女的形象卻早已映入腦海。

作者在寫小腳時如是大書特書，在敘大足時也不吝嗇筆墨。古潤青蓮后人《捫虱偶談》中介紹宋珍珍，僅用“長得十分嬌麗”六字描述了她的容貌體態，接下來便是關于她腳部的大段敘述。先是言她的大腳如何未能纏成小腳，接著又敘她如何為免惹人恥笑而學花旦扮小腳，然后寫她裝成小腳之后又是如何被外人所稱道。說來言去，總是圍繞在宋珍珍的腳上。格致散人在《達觀道人閑游記》中描繪錢良玉，亦是把筆墨都聚焦在了她的腳上，至于其貌其性情倒在其次了：“貌不甚鄙陋，而雙足天然，未能與趙飛燕、潘金蓮媲美?！蓖艨扇恕稌r新小說》中言荀氏：“貌亦平常，而足最大，似未包者?！边@里的貌、足比例，亦是各占二分之一。

在這些介紹、描繪女性人物的語句段落中，作者往往用相貌端正、固佳、嬌麗、不甚鄙陋、平常、極俊美、中人諸如此類模糊不清的詞語來形容女性的容貌體態，至于她的眉、眼、鼻、唇、頸、臂、手，她所穿的衣著與佩戴的首飾，則是一概忽略不記。讀者從中除了能確切地獲取性別為女、雙腳是纏過還是整足這些特征外，其余信息幾乎全是模糊不清的。更有甚者，對女性的介紹敘述，連這些模糊不清的概括性詞語也一并省去，除腳的大小以外，其他一概不論。如玉峰主人《時新小說》中介紹曹氏，除其家世背景外，剩下亦只是言足而已：“曹氏，蘇州小家婦也。不務妝束，鄰人以大腳姐呼之?！焙茱@然，從前后語意來斷，這里“不務妝束”一語，指的是曹氏雙足未經纏裹。

當然，明清小說中對女性才華的描繪刻畫，在時新小說中并未絕跡，不過即使有寫到女性才能如何驕人，其最后落筆亦無不在腳上，女性的才華一如她的容貌，其重要性遠遠小于女性腳部的大小。如玉峰主人《時新小說》中蕙芳向老夫人介紹翠珠：“不愧女中學士，謝家道韞猶恐不及；貌如春花秋月，不與涂脂抹粉者爭妍而風雅可親。溫存自重，真貴相也。惜乎未曾纏足。蓋大人家娶婦，必要查閱小姐面孔好否、腳小否，翠珠妹妹系原生腳，而大人家以此苛求?！贝颂幵跀⒄f完翠珠的才華容貌后，又介紹了翠珠的天足，其實在此一番評說之前，翠珠之天然雙足已早詳說給老夫人了。兩番論說翠珠之天足，足對女性人物之重要不言自明。其他如廖卓生《纏足明鑒》中的王香云、沈桂香《時新小說》中的林秋娥，劉安如《砭俗良謨》中的宋嫻規，亦復如是。這里，女性的貌、才與女性人物的性格、命運以及故事情節的展開均隔離，并沒有成為支撐其形象特征的有機因素，唯女性之腳才是中心、重心，故有關女性才、貌的描述實際上是缺失的，貌才猶然如此，而賦予女性人物以靈魂的性情描繪更是付之闕如了。

第二，太平時節女性纏足的痛苦及災荒動亂時節小腳女的悲慘遭遇，成為作者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展開故事情節的切入點。

為批判、揭露纏足這一陋習為女性帶來的傷害與災難，小說作者們從太平時節女子纏足時受到的身體上的疼痛，到小腳為其帶來的生活上的不便與苦辛，再到在天災人禍、社會動亂中因小足而引起的喪命失身等慘痛經歷來架構故事情節，塑造了大量處在水深火熱中的等待解救的小腳女形象。如古潤青蓮后人《捫虱偶談》中的朱阿佩，年方七歲，母親便為她纏足，疼得每天哭哭啼啼、茶飯不吃，即使她的腳“腫得青紫不消，如擂槌一般”，她母親也不肯放松半點兒，“反而把兩只腳纏裹得比前格外加緊些”。后來阿佩“害了腳，總不消腫，指頭腫得如紅蘿蔔似的。又過了些時，忽然十個腳指頭爛開來，天天淌膿淌血，日深月久，肉都爛光看見了骨頭”，“再過一個月，指頭個個爛下來，只剩下了兩個角柺”。七歲的年齡，對于一個幼女來講，真是天真爛漫時節，然因纏足卻終究成了一個殘廢。與李藍英相較，阿佩雖悲慘如是，仍尚屬幸運之人。楊味西《時新小說》中的李藍英，自纏足后便得了病，常常服藥，病體又不見好。其母雖也心痛，但纏腳的手段卻未肯放松。結果藍英最終因纏腳而魂歸西天。即使在大女兒藍英因纏足而殞命后，也未能阻擾李夫人為二女兒翠英纏腳的決心，若不是李夫人逃難亡逝，恐翠英亦會成為第二個藍英。

除纏腳時的疼痛及在日常生活中因小腳引起的不便艱辛這些太平時節的苦楚敘述外，作者還把她們置身于生活的巨變中，描寫、敘述了在由自然災害、社會動亂等因素引起的家庭變故中她們所經歷的種種慘痛與不幸。李鐘生《五更鐘》中，金陵六月潮水高漲，兼且連天大雨，乃至滿街滿巷都是水。希夫人所住地方卻不過是腳脖深的樣子，但就是這樣深淺的水，仍是苦壞了希氏。為了拾撿物件，先是淌濕了裹腳帶；為了拿干的裹腳帶，復受了涼水的浸泡。在這簡單的勞作中，希氏病倒了，最后乃至魂歸西天。而這惱人的小腳與長長的裹腳帶，也使得其他小腳女們在水災中受盡折磨，從而上演了一幕滑稽尷尬的悲喜??！廖卓生《纏足明鑒》中喪身于家庭火災中的孔氏兒媳及侄媳、喪身于讀書樓颶風災難中的眾位小姐，纏足不便逃難是其命喪黃泉的一個重要原因。東海逸人《警世奇觀》中的小腳姜氏，雖有老仆相救終能逃脫火災，但也不難使讀者明了小腳的危害。小說作者們正是利用這些“近今易有”的日常生活事件來開展故事情節，通過小腳女性在“水深”、“火熱”中的種種慘痛經歷來揭露纏足弊端，宣揚反纏足觀念的。

上述那些暴雨、大火、狂風諸種災害，雖均能給小腳女們帶來不同程度的傷害，甚或有人喪身于中，但相比接下來的這些令人怵目驚心的社會動亂中的血腥場面，那些傷痛反倒有些小巫見大巫了。如沈桂香《時新小說》第十一回敘蠻夷作亂時林秋娥及眾小腳女的不幸。林秋娥因弓鞋短小不能前行，遂被賊人擒捉，而終被輪奸致死。其他小腳女或受鞭打凌遲，或被糟踏奸淫，亦是慘不勝言。又如詹萬云《澹軒閑話》中香山城強盜作亂后的慘狀。亂后包尚德家人查驗未曾入殮的尸首尚有六百十一具，“內有四百具是婦女的，都是小腳，也有燒壞的，也有被賊殺死的”。再如格致散人《達觀道人閑游記》中敘太平軍動亂時小腳女性的悲慘。太平軍首領楊秀清下令將俘獲的不善歌舞之婦女雙足砍下，“是日共刖六七百名之多”，被砍者皆小腳女性。后又下令斬刖其余女子雙腳，結果當日女子雙足全部被砍，而所砍之足亦被堆成一座小山，名曰“小足山”。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中荒年時節民眾暴動石鸞貞與嫂嫂林氏逃難的經歷，李鐘生《五更鐘》中太平軍令小腳婦女們拆城挑磚的慘狀，也均是把小腳女放置于社會動亂中來展開描寫敘述的，而廖卓生《纏足明鑒》整個故事講述的就是太平軍作亂時期小腳女性的悲慘遭遇。正是這種災難中的切身體驗，使得小腳女性認識到了纏足的危害，從而發出“我愿天下的女人個個都不纏足”的誓愿與呼號。

第三，對比的運用成為作者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及展開故事情節的重要手法。為更明確宣傳反纏足觀念，在描寫敘述小腳女們的痛苦不幸同時，作者們還塑造、描繪了另一組大腳女子形象，以未纏足女子的幸福、便利、幸運來反襯小腳女的痛苦、不便、不幸。在一正一反、一利一弊、一優一劣的鮮明對比中，以淺顯明了的方式告訴讀者善惡取舍。

董文訓《嶗山實錄》中小足英花小姐與大腳丫環春梅組合、小足王氏與大腳丫環秋菊組合可謂此類代表典范。在英花小姐和春梅女扮男裝離家出走的路上，小腳的英花備嘗旅途艱辛，而大足的春梅，不僅自己行走順當快捷、甚少艱辛之感，還時時照顧勸解英花小姐。正是在這鮮明的利弊對比中，使得英花小姐不禁羨慕起春梅的大腳起來：“丫環阿，我有你那兩支足，我真是如上了天一般?！倍以诹w慕的同時，她也開始了對纏足這一陋習的控訴：“蒼天阿！蒼天阿！你為何生我為女子呢？即生我為女子，為何生我于這包腳之世代？”“如同下這無罪之監，受無罪之刑?！庇⒒ㄉ┥┩跏弦彩窃谔与y的親身經歷中看到了大腳秋菊的種種好處，產生了欣羨大腳之意：“若我長著一男子足，身體受苦我也樂意。即不然，有秋菊你那兩支足，我也樂意?！绷巫可独p足明鑒》中王友善專門在花園內為女兒香云建造了一座“讀書樓”，遠近許多女子亦來此讀書。不料讀書樓被颶風掀倒，這班就學的女子除香云外，全被壓死。在這場事故中，作者并沒有用濃重的筆墨來描寫這場由颶風引起的血腥災難有多么慘痛，只是簡單交待了兩句關于腳大、腳小的問題，便把眾女子喪命的緣故解釋清楚了：“當時到來讀書的人，個個是富貴兒女，盡行纏了雙足，步步嬌嬈。而香云雖有纏腳，虧他的父母不在行，十四歲始行纏足，故此不甚細小”，“香云虧有這對大腳，共服侍的婢女連忙走脫了”。幸與不幸，全在腳下有別！腳應何去何從，則不難明了！其他尚有李鐘生《五更鐘》中大腳江北老媽、希夫人親家中的大腳使喚丫頭與希夫人及眾多小腳夫人的對比，劉真華《時新小說·纏足小說》中大腳趙氏、吳氏與小腳桃氏的對比，沈桂香《時新小說》中大腳董素香與小足林秋娥的對比等。與那些自小便飽受纏足之痛并將繼續忍受此種痛苦的小腳女子相較，這些不纏足的大腳女性，自然要顯得幸運得多了。同是女性，這些大腳的女子自小便不用遭受、經歷那種慘無人道的纏足之痛，在長大成人后的日常生活中，她們還可以在傳統禮教允許的范圍內自由行走，親操井臼之勞也顯得游刃有余。即使在災荒動亂頻繁的年代，她們也盡可大踏步外出逃難而去，以免遭受饑饉、蹂躪之苦，甚或在自保有余的時候還常常幫助別人。這種便利與幸運又怎么不會令那些正在飽受纏足之痛的小腳女們羨慕呢？正是在這一大一小的不同、一幸一悲的差異對比中，使讀者簡單明了地認識、了解到了小腳的不足與大腳的好處。雖然她們的形象大多數是概念性的，性格特征不夠鮮明，但在揭示纏足弊端、宣傳女性放足這一主旨上，無疑已經起到了榜樣的示范作用。

三

除受傅蘭雅小說命題要求影響外，真正給此次纏足書寫以思想觀念上的影響的則是清代以來文人士大夫的反纏足言論及西方傳教士的反纏足觀念，而尤以后者為最。

早在宋朝時期，車若水就已經對女性纏足這一習俗產生了質疑，時至清代，這種質疑批判之聲可謂漸至鼎盛。如清初余懷言婦女纏足：“矯揉造作，亦泰甚矣！”后張宗法言：“今俗尚纏足，堪傷天地之本元，自害人生之德流，而后世不福不壽，皆因先天有戕?！痹墩J為女性纏足損害肢體的行為無異取媚于人，是件很可悲的事情：“女子足小，有何佳處？而舉世趨之若狂。吾以為戕賊兒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猶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也。悲夫！”錢泳也認為裹足是一種違背自然的罪惡行為，“天下事貴自然，不貴造作……惟裹足則反是，并無益于民生，實有關于世教?！嫠^戕賊，人以為仁義以惑之，甚矣”，并且認為女性纏足還會帶來亡國的危險，“蓋婦女裹足，則兩儀不完；兩儀不完，則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萬事隳矣”。鑒于此，他提出了改革陋習的方法，通過地方法律效力來約束豪門望族及地方大家的女性纏足，由此自上而下，放足之風被及小民，從而風俗得以改變：“盍請地方大吏出示禁約，凡屬貴臣望族以及詩禮之大家，俱遵王制，其倡優隸卒及不識丁之小戶，聽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則積習漸消，天下萬民皆行古之道矣?！卞X泳的反纏足言論又為俞正燮所采納。而稍后的李汝珍則在《鏡花緣》小說中用文學藝術的方式對纏足進行了批判與嘲諷。這種傳統的、自發的反纏足觀念到晚清鄭觀應那里又發生了新的變化。

鄭觀應也認為女性纏足是損骨傷筋、殘害女性肢體的一種酷刑，并提出以上層門閥望族習尚的改變來影響下層民眾的改革路線。如其《論裹足》中言：“裹足則殘其肢體，束其筋骸，傷賦質之全，失慈幼之道。致令夫憎其婦，姑嫌其媳，母笞其女，嫂誚其姑。受侮既多，輕生不少。且也，生子女則每形孱弱，操井臼則倍覺勤勞，難期作健之賢，徒屬穢淫之具?！澁斠允d為期，嚴行禁止。已裹者，姑仍其舊；未裹者，毋辟其新。如有隱背科條，究其父母。凡纏足之女，雖篤生哲嗣，不得拜朝廷之誥命，受夫子之榮封”。與前人不同的是，這種觀念既有自發性，也有外來文化審視下的自覺性：“至婦女纏足，合地球五大洲，萬國九萬余里，僅有中國而已?！松恍易髋由?，更不幸而為中國之女子?！辈贿^，他提出的反纏足理論依據與救弊之方并未跳出前人所述。

要而言之，上述諸家觀點可歸納為以下七點：第一，纏足是矯揉造作的行為，違背了天地、自然生人之道。第二，纏足傷害女性身體。第三，纏足屬于漁色宣淫之具，傷風敗俗。第四，纏足妨礙女性管理中饋、井臼操勞。第五，纏足違背倫常。第六，纏足不利女性在刀兵水火、饑饉盜賊諸種變故動亂中求生逃命。第七，纏足使所生子女體質孱弱，甚或有導致亡國的危險。而諸家所提供的解決方法主要是依靠朝廷的法律效力或地方官吏的大力推行，實施自上而下的改革，以上層階級的權力、好惡來引領纏足世風的變革。

通過閱讀不難看出，小說作者們在小說中所闡述的反纏足觀念、解決之道，與前賢時彥的觀點有著驚人的相似，甚或是相同，其受前人思想的影響可謂頗深。纏足為女性帶來身體上的傷害、對女性日常生活勞作的影響及水火刀兵諸種變亂中的慘痛遭遇前已有述，而其余諸條，在諸作中均可時見相類觀念的表述。認為女性纏足違背了自然、天道者有：楊味西《時新小說》中李意誠認為“大腳是順受天所生的形體”，沒有什么丑陋，而“小腳是逆天行事，勉強做成，大可羞恥”。朱正初《新趣小說》中康黼清認為女子纏足矯揉造作，違背上天好生之德：“照得天地生人，自能運動，父母遺體，不敢毀傷，未有以天地生人為不足，而加以矯揉，以父母遺體為不佳，而妄為戕賊，如世俗之所謂纏足者也?！＠磉`天，至斯極矣！”如皋醒世人《醒世新書》認為纏足“矯揉造作”，“傷天地生物之仁”，與“上天好生之德，慈愛之心”“大相懸絕”。其他如陳義珍《新趣小說》“萬物本乎天，天生之足，指跗完好，今纏足則矯揉造作，失其本體，是逆天也”之言；玉峰主人《時新小說》“天地有自然之發育，戕賊者非；人生有自得之真原，矯揉者失；中國女子莫不纏足，獨不思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乎？纏足即毀傷之一端也”之論；劉真華《時新小說·纏足小說》“天生好好對足，使人任意操作奔馳，自是天然華美，不待修飾而自然美觀，而反矯揉造作，使纏足女子臭氣逼人，行不便，做不便，此纏足之大害也”之說。認為纏足是穢淫之論者有：楊味西《時新小說》中李意誠認為纏足美其名曰“金蓮”“香鉤”，“都是褻穢的話，也是誘惑人的話”。玉峰主人《時新小說》中滿洲官員認為纏足“究其所為，實淫亂之根，爭纖斗細，無非為悅人起見”。陳義珍《新趣小說》：“纏足之故，大都取媚于人，是冶容誨淫也?！闭J為纏足導致所生子女身體柔弱者有：劉真華《時新小說·纏足小說》中趙氏、吳氏因為大腳的緣故，所生子嗣均皆強壯雄健，而小腳桃氏不僅生產艱難，產后又不能保抱，所生之子女也“滿身軟弱，周年抱病”，后乃領悟是自己纏足“血氣不流動”導致身體柔弱，而又致子滿身多病也。陳義珍《新趣小說》中馮文姬認為纏足女“血氣凝滯，易生疾病，產育艱難，其身軟弱，所生子女亦少強壯，是殃及子孫也”。

而作者們于小說中提出的革弊良方，或依靠朝廷法令獎懲，或憑借官宦鄉紳之力以制約，很多未能出前人所論。如格致散人《達觀道人閑游記》中認為“挽回世習非容易，端賴朝廷定罪名”。復如朱正初《新趣小說》中認為應由地方大吏張貼告示曉諭地方不準纏足，如違查出，罪及家長。廖卓生《纏足明鑒》中則是由鄉紳陳伯衡與眾紳士成立公局，并用局規、族規、家規、常規四規來實施革除纏足陋習一事的。

當然，滿族女性不纏足的習俗也影響了小說反纏足觀念的表述及其革弊之道的設想，對此文中多有表述，如楊味西《時新小說》中言及滿洲婦女不纏足習俗、如皋醒世人《醒世新書》中何有良向張氏訴說所見不纏足的滿洲女子、趙地倜儻非常生《瓢賸新談》中余欽齋夜夢“暢樂”軒所見“足上都穿著云頭鞋子，似滿洲人妝束”的眾女子，都有以滿洲女子天足習俗為榜樣的意蘊在內。另外，清朝諸帝頒布的禁止女性纏足的法令也常常被拿來當作反纏足觀念的事實依據。然而，真正給時新小說創作以影響力的，則是外來傳教士們的反纏足觀念及他們的實際勸放足行動，可以肯定地說，此次時新小說中反纏足觀念的宣傳、推廣，外來基督教之作用與影響，厥功至偉。

在早期的來華人士中，有些人已經注意到了中國婦女纏足陋俗的危害性，如英人斯當東就曾評論過天津定?？h的女性纏足，但他們并無心致力于改變這種陋習，這些片段言論更多的是外來者對華夏的一種風俗人情記載。直到鴉片戰爭以后，這種狀況才發生了改變。

鴉片戰爭使得歐美東瀛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塵封已久的國門，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士尤其是傳教人士來到中國，相對于清代前賢及早期的來華人士，他們對中國女性纏足的危害性的認識也越來越系統，如英國傳教士繡耀春認為女性不可纏足者有六：第一，辜天恩，悖天理，逆天命，罪惡叢生；第二，使女子虧孝道、傷婦德；第三，失父母慈愛之心；第四，貽誨淫之羞；第五，失內助之則；第六，致人非議本教。天足會閨秀《纏足兩說》之《正俗》篇言纏足：一違天意；二蔑古制；三召痼疾；四戕生命；五妨生計；六虧人倫；七壞心術。不難看出，這些系統的觀點與前述清人反纏足言論有諸多重合處，當然，基于傳教士及教徒的身份，這些言論中也增加了新的理論依據，即上帝。如繡耀春《纏足論衍義》中“天恩”、“天理”、“天命”中的“天”即是上帝，“所謂天者，非蒼蒼之天，乃即宇宙之大主宰上帝是也”，“上帝生人，各予兩足，不分男女”。再如抱拙子《勸戒纏足》篇中，他也認為纏足違背了上帝造人之初心與愛人之主旨：“纏足之事，實僭上帝之權?！由系墼炫又?，猶未盡善，當再加以矯揉之功而后全美，是調己之才智超越于上帝矣。其僭妄之罪不亦大乎？且纏足亦失愛主愛人之道?！边@些反纏足言論在傳教士創辦的報刊中時可見到，如《萬國公報》就曾刊載了《戒纏足論》、《裹足傷仁》、《革裹足鄙俗論》、《衛足論》、《裹足論》、《勸釋纏足論》、《勸戒纏足》、《纏足論衍義》諸篇反纏足文章，這些言論也勢必隨著該報的發行而流布天下。

除了上述理論宣傳外，傳教士們還創辦了不纏足會組織，以實際行動來反對這種盛行已久的陋俗。1874年，倫敦傳教士約翰·麥克高望在廈門成立了“不纏足會”，規定凡不愿為女兒纏足者方可入會，這是中國出現的最早的不纏足團體。雖人數不多，影響所及似亦僅在教會中人，但其星火之功實不可滅。1895年，以英商立德太太為首的外籍婦女與女傳教士們在上海創辦成立了“天足會”，此會還在南京、鎮江、無錫、蘇州、揚州等地設立了分會。它的宗旨即在勸戒女子纏足，它還規定凡入會者家中女人必須放足，保證已放之足后世永不再裹，并且不許娶纏足之女為媳。該會除了利用廣學會出版的書本、小冊子等通俗讀物來宣傳不纏足觀念外，還在教堂、城鄉、野外等處現場演說纏足的弊端及不纏足的好處，對擴散不纏足觀念在中下層民眾的普及有著更為重要的影響。

由于現實生活中基督教教會人士對天足的宣傳提倡，以及傅蘭雅時新小說英文啟事的要求與本次小說參賽者多為基督徒的身份特征，使得此次小說對小腳習俗的批判、評論有了新的宗教理論依據，即以耶穌基督的名義及基督教的教義來論說、評價纏足這一習俗的是與非。

如胡晉修《時新小說》中圣教女塾素衣女子認為纏足“是嫌上主造女子的足還不好看，更加以矯揉之功而后全美，是覺自己的才智比上帝的還多”，此舉“實是僭上主之權能，犯罪不小”。與她持相同觀念的還有望國新《時新小說》中的明更新。此作第二十二回至第二十七回中，明更新與尚喜故論及纏足有逆天命、害己身、廢女工、敗風俗、失閨教、背倫道、阻行走等多種弊端時，多有以基督教歷史、教義及人物典故為其理論支持者。如其言纏足第一弊，既是從纏足違背上帝造人以全備這一創世記史出發的。他認為上帝創造天地山海萬物，而后造亞當、夏娃。天地萬物及男女二人之體，均純全無缺。今人為女子纏足，損折女子身體，妄加毀壞上帝所造之身，違背上帝創人之本初，實乃是懷疑上帝智慧與能力的一種行徑。而上帝有如君父，世人違背了君父的意旨，就是犯了違逆之罪。其他如纏足廢女工條中引述教會天足女雖然腳放大，但并未因外出勞作而敗壞男外女內、女織男耕的傳統；纏足失閨教條中引《圣經》“淑女為夫榮”語、賢母教子成才的多個典故，以及婦女讀書明道所明之道應為耶穌之道的教化宣傳；纏足背倫道條中言母為女纏足違背了《圣經》中“夫婦不能忘記乳哺之子，不能不關愛剛產之嬰”的教義等。正是在明更新的宣傳論說中，尚家全部入教，家中婦女也均隨教規放了足。

再如羅懋興《石琇全傳》，文中陳牧師論纏足有十宗罪：（一）得罪上帝。（二）獲罪祖宗。（三）獲罪父母。（四）獲罪丈夫。（五）獲罪兒女。（六）獲罪己身。（七）妨生計。（八）妨產育。（九）敗風俗。（十）損國家。除卻第一條罪狀可以輕易地判斷出是從基督教教史、教義出發外，其余各點則沒有明顯的基督教痕跡，但從與明更新言論的對比中還是不難發現其根源所在。此中第一條與明更新的纏足違逆上帝觀念完全一樣，其獲罪己身之論亦與明更新“害己身”論相同，其余“妨生計、敗風俗”與明更新“廢女工、敗風俗”之論也都是大同小異，惟陳牧師在論述此諸條款中未言及《圣經》、耶穌而已。再聯系繡耀春、天足會閨秀諸人的反纏足言論，諸家所論名目雖然不同，但所言纏足之弊與纏足之罪的內容卻大約相同。所以，雖然陳牧師纏足十宗罪中多數條目并未表明其和基督教的反纏足言論有關，但小說中的這些理論來自晚清基督徒的系統的反纏足言論則又是無疑的。再如廖卓生的《纏足明鑒》。此作通篇以賊亂中的小腳女性的災難為敘述中心，并未涉及與教會相關的人和事，忽略作者的教徒身份不計，似乎看不出與基督教有任何瓜葛，但王香云所提及的《纏足論》還是透露出了一些信息：“兩不合，一曰違天意，二曰蔑古制”，“五大害，一曰召痼疾，二曰戕生命，三曰妨生計，四曰廢人倫，五曰壞心術”。對照天足會閨秀《纏足兩說》中《正俗》篇一文，所謂“兩不合”、“五大害”，顯然是作者參照了《正俗篇》中的條目觀點。應該說，雖然作品中的一些反纏足言論，并未含有基督教的信息，但由于作者教徒的身份特征及這些思想觀念與晚清傳教士反纏足言論的極度相似性，仍可看作其對時新小說創作的影響。當然，繡耀春、天足會閨秀二人的觀點，也有和清代前賢重合的地方，如傷身體、悖人倫、妨生計、礙產育等，但明顯的是，用系統的、理論的觀點來表述纏足危害的還是教中、會中人士首創。

除上述這種大段落的、傳聲筒式的宣講論述外，時新小說中還穿插了大量教會人物以及他們創辦天足會、演講宣傳放足觀念等諸種活動及有基督教信仰的西國人物、風俗來為小說中的廢纏足主旨提供創作素材。百余篇小說中，幾乎處處可見他們熱心放足事業的身影，而這些身影與事跡，無一不昭示著上帝、主、耶穌的存在，無一不在向世人、女性說明，“非得耶穌大國手，必不能起沉疴”，唯有上帝、主、耶穌才能使中華女子脫離纏足苦海，從而走向自由、快樂的伊甸園。這些人物、事件有：劉忠毅《無名小說》中裴牧師夫人與西國女子創辦勸戒纏足會事；燕趙倜儻非常生《瓢賸新談》中述西洋女子所創天足會會期演說放足事；劉安如《砭俗良謨》中教徒柳氏與女兒、兒媳、元氏姐妹傳道勸化纏腳事；李景山《道德除害傳》中女才國纏腳的陋俗被道德（寓指基督、圣經）除去而恢復光明；魏開基《悟光傳》中悟光妻子奉教放腳的經歷；東海逸人《警世奇觀》中杭州百姓皈依圣教后，纏足陋俗也隨之革除；董文訓《嶗山實錄》中黃英花與王氏遇基督徒韓樂善一家而徹底放腳；鐘清源《夢治三癱小說》中中國因崇尚基督而除去纏足弊俗等。

有些作品，雖未明作者身份如何，小說行文中也未見有基督教教義、事跡的闡發表述及基督徒的身影，甚或系統的反纏足觀念的論說，但某些詞語的運用還是透露出了基督教的影子。如詹萬云《澹軒閑話》，整部作品未見一基督徒，也未見有任何關于基督教教義的闡發，但當結尾包尚德夢見自稱為“天使”的金甲神人來傳諭“上帝”的嘉獎的時候，“天使”、“上帝”二語還是讓人毫不猶豫地想起了耶穌基督教；又如格致散人《達觀道人閑游記》中黃氏“游陰府后主受刑”一節，下令責打后主的是“上帝”，而達觀道人創辦“勸勿纏小足會”，并“刊刻傳單”以宣傳纏足危害的行動，顯然也有傳教士在華宣傳戒纏足的影子在內；再如皋醒世人《醒世新書》中敘述張氏夢游太空幻境，兩次提到了“上帝”——“被上帝責罰”、“上帝來了”?？梢钥隙ǖ卣f，此次小說創作，基督教的影響幾乎無處不在。

四

總的來說，時新小說中的纏足書寫，整體藝術價值不高，女性人物形象毫無個性特征可言，給人更多的是群像印象，如不幸多難的小腳女性、便利幸運的大足女性，符號化、概念化傾向嚴重；涉及女性纏足的故事敘述，也多以場景化、片段化呈現在讀者面前，情節的銜接缺乏內在有機性；反纏足觀念的傳遞也多以傳聲筒式的宣教、人物間的對話問答形式表述出來，與女性人物的塑造、故事情節的架構缺乏統一聯系。但從文學史、婦女史、思想史、宗教史諸角度來觀，仍有其重要意義。

第一，從文學發展史來觀，時新小說中的纏足書寫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展開故事情節方面表現出的某些特征，在新小說時期仍然被延續了下來，它是晚清反映婦女解放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小說時期，涉及女性解放、女性纏足這一題材的，女性的腳部描寫與纏腳時的痛苦經驗，社會動亂、自然災害及日常突發事件中小腳女的不便及慘痛經歷等，仍是作者著筆的重要一點。前者有佚名的《娘子軍》、王妙如的《女獄花》、頤瑣的《黃繡球》、血淚余生的《花神夢》、邵振華的《俠義佳人》，后者則有署為“棲溟、嘯園”譯述的《日中露》、佚名的《痛定痛》等。同期的某些戲曲作品中也存在著這些特征，如佚名的《揚州夢》與無瑕的《回甘果》等。而大足、小腳對比手法的運用也是新小說時期作者們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架構故事情節的一個重要手法，如署為“武林程宗啟佑甫演說，朱大文勤甫評點”的《天足引》與邵振華《俠義佳人》，尤其是《天足引》一書，更是與“時新小說”中的一些特征有些形神相似。故事敘馮家二女，長者名十全，天生美貌，纏得一雙好小腳，嫁給富豪鄧少祖為妻。少者名雙全，性格活潑，愛讀書識字，因一雙大腳，嫁給了窮書生余自力。世事無常，先遘火災，后遭匪亂，小腳的十全在災患中走不遠、跑不快，飽受腳小之苦；大腳的雙全卻行動便利，搬東西、避匪亂，照應小腳的十全，應付自如。雙全用自己大腳的便利性向人們展示了大腳的好處，時值朝廷推行新法，不許纏足，雙全也因此被樹立為天足的榜樣。各種災患中的切身體驗、大足小腳一優一劣的鮮明對比、朝廷下令革除陋習的解決之道，無不顯示出“時新小說”中的纏足書寫在“新小說”時期的傳承。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時新小說當時并沒有被刊行問世，而是被傅蘭雅帶到海外，直到百余年后方被整理出版，可以說新小說時期的作者并沒有受到時新小說作品的影響，而兩個時期的作品又表現出如此的相似性，其間根由不得不令人深思。

第二，時新小說中的纏足書寫，再現了晚清動亂時期小腳女性的悲慘遭遇，對了解晚清女性的社會命運具有重要的史料參考價值。

如前所述，把女性置身于社會動亂中以揭示小腳的危害，是時新小說作者們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架構故事情節的一個重要切入點，由此小說中出現了許多描述社會動亂中的女性的場景與片段，而這許多動亂并不是作者向壁虛構，實是真實的社會歷史事件，如格致散人《達觀道人閑游記》、李鐘生《五更鐘》、如皋醒世人《醒世新書》、廖卓生《纏足明鑒》、瘦梅詞人《甫里消夏記》諸篇中敘及的太平軍動亂，沈桂香《時新小說》中敘及的清末林俊動亂，劉真華《時新小說》中涉及的清末李揚才之亂，其余中法、中日之戰也略有提及。諸亂中，以敘太平軍給晚清婦女尤其是小腳女性帶來的傷痛最為深刻，這在《達觀道人閑游記》、《五更鐘》、《纏足明鑒》三作中體現得最為突出。

以《達觀道人閑游記》第八回至第九回中敘太平軍作亂時女性受苦的情狀為例：

約兩日之間，擄婦女有六七百名之多，又陸續添益，共有一二千人?？蓱z此等婦女……大半蓮足尖尖，細不盈握?！ㄅ酰┝罡鲖D女一齊將纏足之布脫下，并弓鞋亦不準穿，赤足而行，毋許有一絲半縷纏繞其間?！瓡r有一二官府中小姐，性嬌而傲，萬萬不肯赤足。女王大怒，吆喝一聲，即由劊子手將二女插上斬幡，推出轅門梟首。頃刻之間，身首異處?！斎?，各婦女經此一番恐嚇，有登時氣悶而死者，有觸石而不愿生者，有呼號后自尋短見者?！跸铝顔厩叭招率盏囊话鄫D女，去運物件，或挑或抬或負，皆聽自便，惟不準纏足以行。眾婦女聞得此信，號哭不已?！灰宦曁柫?，不得不隨眾疾走，有兩步一蹶者，有血流滿足者，有跌下被人踐踏者，有忍苦而行、淚如雨下者，有將足脛折斷、臥哭路旁者，有不肯出去、私縊于館中者，有扶墻而走、自怨自罵、恨父母害之者?！膊橹竽_婦，赤足而來，手執寬板，驅婦女等從速搬運，如有行走不及者，即向腿間盡力狠毒打去?！缡钦叻侵挂淮?。且聞淘井、挑水、扒屋、筑溝等事，一概皆以婦女當之，足愈小者逼之愈甚。各婦女受此凌辱，不足一月即死去一半。

纏足女性在太平時節的日常生活中尚且需要人扶持照顧，不能出力做事，而在這烽火連天、干戈滿地的動亂時期，竟然還要經受女百長的鞭打、挑磚搬石，甚或被刖雙足，其間慘烈處可以想象。盡管此中沒有鮮明的人物形象，作者駕馭故事能力及展開情節的手段也不夠高明，但卻真實再現了太平軍動亂時期女性尤其是小腳女性的不幸命運。關于這點也可從現有文獻中獲得史料支持。如《賊情匯纂》載太平軍亂時期女性的悲慘遭遇：“悉迫令解足，任荷磚、開溝、濬濠、運土諸役。俱立官以督工，不中程者，鞭撻隨之?！瓔D女不堪其苦，前后死者無數?！薄爸量蓱z莫過閥閱子女……婦女則概歸女館，隔絕親人。分與有殼之谷，令其舂煮。有援引者，或入繡錦衙，余皆迫令放足。役使挑磚、背鹽、挑濠溝、削竹簽，要皆夢想不到之苦。一朝受之，其不死也幾希?！薄抖鼙请S聞錄》亦載：“賊令女館婦女悉去腳纏，夜間女百丈逐一查看，有未去腳纏者，輕則責打，重則斬腳?！?/p>

當然，小說中有關晚清動亂的敘述也多有“借筆”之處，如諸作中多次敘及明末張獻忠入蜀砍刖女子雙足堆為“小足山”的慘痛往事，甚有作者借此實事而重起爐灶撰為新篇者，如格致散人《達觀道人閑游記》中敘太平軍將領楊秀清砍刖女子雙足為“小足山”事、玉峰主人《時新小說》中敘魚國先鋒張繼忠效仿張獻忠堆小腳山事。不論是明末的張獻忠，還是晚清的楊秀清，抑或是魚國的張繼忠，也不論故事是真，抑或是假，諸作均為借明代舊事來寫晚清新情?？梢钥隙ǖ卣f，作品中的纏足書寫，雖屬藝術創作，實具寫實品性，均反映了晚清社會動亂時期女性尤其是小腳女性的不幸遭遇。

第三，時新小說中的纏足書寫，反映了晚清時期審美觀念及倫理道德觀念的嬗變。

從審美角度來論，應該說世俗社會以小足為美的審美觀念的產生，與中國古代哲學中尚“陰柔”觀念密切相關?！兑捉洝分星り庩栔f，在崇尚陽剛之美的同時，并不貶抑陰柔之美，陽剛陰柔相反相成、相克相生。道家老莊哲學更是把《易經》中陰陽剛柔并重的哲學、美學觀念發展到貴陰尚柔的高度。儒家則把哲學、美學范疇的陰柔觀念移植到日常生活的倫理范疇中，形成了中國古代女性觀念中重陰、柔、弱的審美觀念。由纏足造成的女性行步舒緩、裊裊婷婷、纖細柔弱的體態美與中國古代對女性的陰、柔、弱等審美觀念相合，共同推動了社會世俗對纏足這一習俗的追崇。而在時新小說中，過去“三寸金蓮”帶給男性精神上、肉體上的種種美感與情欲想象，被纏腳女性的痛苦經驗所淹沒了，這里沒有了步步生蓮、裊裊娉娉、弱柳扶風、不勝綺羅的曼妙姿態，有的盡是混合著眼淚、痛苦、膿血、腥臭、疾病、殘廢、災難與死亡氣息的女性的不幸與慘痛，小腳被批判，小腳所代表的陰、柔、弱、美的畸形、病態審美觀念也隨之遭到了否定。反之，以天足女子為代表的自然、康健、壯實的陽性之美則得到了肯定，并開始成為新的審美追求。這種以天足為代表的天然、剛健之美，在晚清新小說時期，仍然是被追求的審美傾向之一，腳的大小成為區別女性是文明還是蠻昧的重要標準，寫進步女性必寫其擁有一雙健康天然之雙足，便是此種審美的突出表現。如佚名《娘子軍》的女主人公趙愛云，她是不是“文明女子”，她的“一雙也不長也不闊的天足”是一個重要評價標準，有自然健康的天足，方有被認可肯定的可能。再如邵振華《俠義佳人》中的主人公華澗泉、孟亞卿二人，亦是“腳同男人的腳一樣”，而蕭芷芬則更是“生性不羈，灑脫異常，況雙足不裹，越發可以行動自如”。

從倫理道德來講，纏足也契合了中國古代傳統禮教中男女有別、男外女內的道德觀念。在古人看來，女子因纏足而造成的行動上的不便，使得她們無法外出拋頭露面，只能靜守閨中，這種活動區域的限制，同時也避免了她們與外界男子接觸的可能性，更避免了桑間濮上男女幽會、私奔的丑行發生，女性纏足于社會風俗及禮教防范有莫大之功效。于是乎，在審美與道德的雙重推崇下，女性纏足逐漸成為古代社會普遍盛行的一種習俗。而對此，時新小說的作者們多不認同。望國新《時新小說》中明更新認為：“男女之區別，系天生之自然，男有男之像，女有女之形，不待辯而自明。何必纏足而男女始有區分？”“婦女有淫奔之私，乃由其心昏無道，非由其足能疾趨行走也?！倨渌奖贾?，僅欲纏足以杜防其私，謹閉于密房，使之難以行走，不得游動，靜幽于內室，何益之有？”“不纏足未必皆淫奔，既纏足未必盡守道?！焕p足而淫奔雖多，而纏足淫奔者，更復不少?！绷巫可独p足明鑒》中王香云亦持此論：“纏足婦人豈必個個純全美備、白玉無瑕乎？不纏足之婦人豈必放浪形骸、卑污茍賤乎？又可知人之善與不善，只在教與不教，不在纏足與不纏足也?！贝苏撋卸?，茲不贅言。在他們看來，男女不待分內外，而自有天然之區別，女性纏足妨礙了女性從事日常女工、井臼、酒食諸中饋之則，使其內助之職有失，于婦德亦有虧損。而且，“室內未必貞靜，小腳亦未免淫奔”，女性纏腳被束縛于閨房之內，使其飽食終日而無所為，難免會于容貌、服飾上爭奇斗巧，妖冶其容，思淫想欲，終致節操有污。正是在上述新的道德觀的影響下，時新小說作者們塑造了一批婦道不整、節操有虧的小腳女性，以此向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提出挑戰，并向世人宣告小腳女子未必會恪守禮法、嚴遵婦道。如汪可人《時新小說》中林御史女，“弓鞋瘦小，不盈一掬”，“然自恃愛寵，一切婦道恒疏忽不整”。李鐘生《五更鐘》中富翁妾室小腳春蘭，桃花水性，“偷人養漢是弄慣了，且又恃著寵，平常兇悍坳潑”。其他如廖卓生《纏足明鑒》中西山村九大家婦女、郭子符《驅魔傳》中的王氏等。新小說時期，隨著婦女解放運動的深入開展，男女平等思想的廣泛傳播，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門、走向社會，這種以腳的大小來分男女、別貞淫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也早已被打破，此時期的文學創作中也就不見了此類道德觀念的表述，然時新小說中反映出的這一倫理道德觀念嬗變的關鍵環節卻不容忽視。

最后，時新小說中的纏足書寫對了解、研究基督教在華的發展傳播及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基督教在華的反纏足活動，具有重要的史料參考價值。后者前已略有論說，茲不贅言。至于前二者，非纏足書寫所特有，其他兩個主題也有此方面的價值存在，故擱置不論。

綜上所述，此次時新小說創作，一如整個晚清文壇的創作通病，數量大，名作少，經典更是沒有。寫女性小腳之弊、揭女性纏足之痛，本身是個非常好的寫作題材，容易寫出動人的名篇佳構來，但是，由于此次有獎競賽的命題作文性質，使得其功利性太過明顯強大，以致結果不盡如人意。在看來滿紙皆是批判纏足、同情小腳女的作品里，內容上、行文中卻充斥著舊文人趣味，描寫小腳女的筆墨也盡有玩賞意味在內，對女性命運缺乏完全的悲天憫人的同情之心。所以，此次競賽，從社會文化角度來看，有其進步性；從文學創作上看，教訓恐怕會更多。

（郭輝，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A Brief Study on Description of Foot-binding in the New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Guo Hui

The description of foot-binding refers to the writing activities about woman’s foot-binding in the new novels in the later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Influenced by John Fryer’s call for new novels, striking features can be found in the shaping of female characters,the plot and description in the footbinding stories.It is the anti-foot-binding speeches of the scholar-bureaucrat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anti-foot-binding concept of the foreign missionaries thatinfluenced the writing of that time ideologically. The description of foot-binding in the new novel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women liberation literature of the later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revealing the miserable experience of the women with bound feet in the turmoil societ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It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esthetics,ethics and moral principles of that time.

The Late Qing Dynasty；New Novel；Writings about Foot-binding；Literary Study；Cultural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