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反思性”思維與文藝研究思路創新

摘要：近年來，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在中國哲學界、社會學界、教育界等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文藝界也概莫能外?！胺此夹浴彼季S可以說是布迪厄最具原創性、最具啟發性、也最具指導意義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在認真分析“反思性”思維內涵的基礎上，運用其反思中國當下文藝研究時，便不難發現當下文藝研究存在著“威權心態”、“片面求新”、“唯智主義”、“理論空玄”等弊端。反思性思維啟示我們應當努力構建一種民主的、客觀的、“建構”的、面向文學鮮活實踐經驗的新文藝研究思路。

關鍵詞：布迪厄；反思性；文藝研究思路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布迪厄已經成為美國學術界引用率第二的學者，僅次于?？?，而高于列維·施特勞斯、德里達、阿爾都塞、薩特等法國其他重要的思想家。①遺憾的是，中國對布迪厄的接觸與認識從那時才剛剛開始。但就在這短短的幾十年中，布迪厄的思想以破竹之勢瘋狂席卷了中國哲學界、社會學界、教育界、文藝界等幾乎所有的人文社科領域。如要深入考究，近些年文藝研究界所出現的系列熱點問題，如“反本質主義”、“文藝知識建構形態”、“文學藝術場域”、“文學再政治化”、“文學研究的地方性”等等，幾乎都是在布迪厄思想的影響與感召下發起的?！胺此夹浴彼季S作為布迪厄最具原創性、最具啟發性、也最具指導意義的社會學研究方法，自然也受到了文藝研究界的關注。比如，有的學者就利用布迪厄的“反思性”考察了中國當下文藝學知識建構的缺陷與弊端，也有的學者對“反思性”本身進行了反思。②本文則試圖在進一步系統探究布迪厄“反思性”內涵的基礎上，考察當下文藝研究主體在研究思路上所存在的諸種問題。

一布迪厄“反思性”思維

關于布迪厄的反思性（reflexivity，又譯為反觀性、自反性等），布迪厄研究專家華康德曾說過這樣的話：“如果存在著一個使布迪厄能夠在當代社會理論的圖景中出類拔萃的單一特征的話，那就是他引人注目的對反思性的迷戀?！雹蹚脑缙诘陌柤袄麃喬镆把芯康綄柊萑孙L俗習慣的研究，再到《學術人》中對學術圈子自身的研究，布迪厄逐步完成了他的反思性社會學。他一直堅持將運用到研究對象的科學工具轉而針對自身，自始至終強調需要對社會學家和塑造社會學家的世界回過頭來予以反思，并努力對每一項社會科學知識獲取的社會條件都予以批判性的反觀，這也就是他所努力建構的“社會學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sociology）。他堅信“社會學的社會學是社會認識論的一個根本性的向度。它遠非社會學眾多專業性的分支之一，而是任何嚴格的社會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痹谒磥恚骸吧鐣茖W中出現錯誤的一個主要根源就在于，它與它的研究對象之間有著不加控制的關系，而社會科學還往往將這種關系投射到對象身上?！雹芩?，他認為在社會科學認識論上“應該歷史化進行歷史化的主體，客觀化進行客觀化的主體”。⑤那么，以往人文社會科學認識論中究竟存在哪些偏見呢？他究竟是通過哪些步驟來完成他獨特的反思性呢？

首先，需要清晰認識與控制研究者的社會出身以及社會標志（階層、性別、種族）投射給研究對象的價值、傾向與態度。布迪厄認為研究者們在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過程當中，難免會將個人的社會背景作為研究的基礎投射給研究對象。比如說，一個出身低微、占有少量資本的學者與一個出身顯赫、占有較多資本的學者對待切合自身程度不同的問題必然會導致一種無意識的不同態度，而這種無意識的投射在布迪厄看來是必須進行反思與控制的，不然很難保障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布迪厄認為如果研究者能夠辨識那些滲透到自己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的個人傾向或利益，那么他將在客觀性方面獲得更大的成功。

其實，研究者的社會背景對于研究客觀性的影響是較為明顯的，也是最被廣泛承認的扭曲社會科學客觀性的偏見，但是接下來的偏見則是較難被人們認識與考慮的。第二條偏見與研究者的場域位置具有密切的關系，布迪厄認為，研究者的社會背景對于社會科學客觀性的影響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并不是直接的，而需要通過文化生產場尤其是學術場的調節，這就意味著要“把場域分析的視角運用于社會科學的實踐自身?！雹薏嫉隙蛘J為，以往的社會科學研究者總是固執地相信自己的研究就是一種客觀、中立、普遍性與絕對化的化身，因而往往把自己“看作不受（社會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free-floating）、并且被賦予某種符號尊嚴的人物?！雹叨@些“信念”恰恰遮蔽了他們作為文化生產場中一員的那種為爭奪符號權力合法性的集體無意識策略。對于布迪厄來說，反思性就意味著要結合他們在文化生產場中或者學術場中的位置特征，揭示這種集體無意識和社會無意識，以及這種無意識行為帶來的偏見?！斑@就不僅僅是說，在每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文化生產內部，文化生產者所生產的符號商品例如學術著作、文學作品，都可以從生產者自身所擁有的資本的數量和構成以及所處的位置空間、他與占據不同場上位置的別的生產者之間的結構關系等方面加以考察，也就是分析生產者作為區隔策略的話語實踐與生產者本身的資本、習性及其行動軌跡與場域的互動關系；進而言之，還必須針對文化生產場域權力場以及整個社會之間的結構關系來揭示知識人和權力場的無意識的共謀性”。⑧這實際上就是要求聯系研究者所在的整個知識分子場域以及所有相關體制來反思研究者知識理想與“卡里斯瑪意識”背后所深藏的那種爭奪學術符號合法性、承認學術的“實際利益”的驅動。反思性因此便不止是個人性的承擔，更是一項集體性的事業了，“反思性也因此要求構建所有相互競爭的利益與斗爭立場的（包括社會學家的）知識分子場域，以便降低社會學家把一種思想斗爭立場投入研究對象中的可能性”⑨。實際上，布迪厄也把這種反思性運用到了藝術場域的分析當中，他認為藝術場域當中那種新老藝術行動者們的不斷更迭，根本上也是一種符號權力合法性的爭奪。

布迪厄反思社會學的第三個維度是“布迪厄對反思性理解中最具原創性的部分” ⑩。布迪厄認為反思性社會學的反思，不僅要從研究者外在的社會背景以及學術場域中的符號爭奪入手，更要深入地反思學術研究者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見，這種偏見就是布迪厄所說的“唯智主義”（intellectualist）或“唯理論主義”（theoreticist）。它其實也可以稱為“認識論中心主義”（epistemocentrism）或者“科學家群體的自我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of the scientist），指的就是研究者通過一種“抽身而出”外在于世界、高高在上的姿態觀察與研究對象，總結出一套可以包打天下的理論規則，從而不加反思地到處運用這種理論去肢解和闡釋社會世界的姿態。這種姿態與偏見被布迪厄指責為“學究謬誤”（scholastic fallacy），這種學究謬誤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忽略了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之間的種差，將實踐的知識全部歸攏于理論知識之下，希冀用理論知識的預設來“一攬子”規劃與解決現實實踐問題，從而造成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無法彌合的鴻溝。當然，布迪厄提出這一偏見，并不是認為理論知識毫無價值，而是想要指出在研究的過程中必須了解理論知識的局限，充分認識到在大部分情況下生產理論知識的條件并非產生實踐的條件。

鑒于“唯智主義”者造成的學究謬誤，布迪厄的反思性社會學呼吁一種“參與性對象化”（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也就是說，不僅要將客體、主體而且要將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象化關系都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顛覆以往的那種高高在上的“抽身而出”的做法，從而回歸一種將主體置身于世界當中，與實踐充分相聯的研究。然而，遺憾的是布迪厄并沒有在理論上提供一種可操作的“參與對象化”的方法，而且他自己也認為那“即使是不可能的，也是特別困難的?！?，但即便如此，這種反思性的方法也給了我們一種理論上的警醒與啟示。

對社會科學研究中存在的這三種偏見的批評，實際上構成了布迪厄反思社會學的步驟與概貌，布迪厄希冀通過反思性來彌合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鴻溝，并保障科學研究的最大程度的客觀化。但是，與此同時，布迪厄也將反思性運用到了自身的反思性社會學理論上來，認為反思性不可能完全達到，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因為“任何外在于斗爭場域的‘絕對立場是不可能達到的?！彼?，反思性理論也同樣不是一勞永逸和包打天下的，只是我們要在社會科學研究過程當中時刻提醒自己不要陷入上述的三種偏見之中，從而最大程度地實現客觀性。

二“反思性”思維視野下的文藝研究思路創新

對于中國當下的文藝研究現狀，學術界似乎越來越不滿意，批評的聲音也似乎越來越多。就目前來看，批評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文藝學知識建構的資源和文藝學知識建構的形態兩個方面。比如，對西方文藝思潮不加甄別地引介和盲目崇拜地批評；對中國文藝研究太過西化，缺乏本土意識，患上“失語癥”而毫不自知的批評；對中國文藝研究體系建構中力圖用一種“主義”將所有的“主義”統一起來，或者是將所有“主義”一鍋煮的生拼硬湊現象的批評等等。毋庸置疑，這些批評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布迪厄啟示我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不應只把眼光集中在研究對象上，而應當堅持將運用到研究對象上的科學工具轉而針對自身。這也就是說，對中國當下文藝研究的思考與批評，必然不能缺失對文藝研究者自身立場、態度及思路的反思與考量。我們認為，布迪厄的反思性思維對我國當下文藝研究思路創新至少具有以下幾點有益的啟示。

（一） 抵抗威權意識，構建對話氛圍。如要運用反思性思維對文藝研究主體進行反思，需要先回到布迪厄的“場域”概念。布迪厄認為，我們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空間是一個大場域，在此之中有很多小場域。每一個場域中的行動者根據自身所占有的權力和資本，獲得和確立其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并根據自己的位置決定其在場域中的行為策略。處在場域之中的行動者之間是競爭性關系，大家為了確立優勢位置而展開斗爭。圍繞“文藝學”而形成的知識領域就是一個場域，所有從事文藝活動的人便是這個場域的行動主體。他們依據自己所具有的各種資本（尤其是文化資本，如學歷、職位、學術委員任職等情況）決定生產什么樣的知識，本質上是為了鞏固、優化或者提升自己位置的一種行為策略。比如，文藝學場域中，那些已經具有了較多文化資本、象征資本的研究者，傾向于采取維護現狀的態度；而那些處在場域占位不利的研究者則傾向于顛覆原有的系統和格局；也有一些研究者在這兩者間尋求平衡。這樣的研究立場便很容易導致布迪厄所批判和反思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第二種偏見”。也就是說，處在文藝場域之中的文藝研究者的研究抉擇、知識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話語位置或者提升自身的話語影響，而忽略或者根本無視了文藝學自身的客觀發展規律。尤其是那些占有了較多文化資本的學者，為了維護自己在場域當中的位置，很容易形成一種“威權”心態，阻斷對話的可能。比如，文藝研究領域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形成的“文學審美論”，作為抵抗文學政治化的策略選擇，它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也因此在特定時期內迅速成為了文藝研究的主潮，占據了文藝場的統治位置。但一味標舉文學的審美性，卻又有造成文學系統封閉性、泛審美化、審美機械主義等弊端?？赏ㄟ^“文學審美論”而占據有利位置的部分學者，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愿意聽到質疑的聲音，并有意阻斷對話的路徑，置文藝研究的客觀規律而不顧。試想，“如果文學審美論或者‘文學審什么其他論不是建構在現實基礎上，不是在思考文學整個網絡空間的基礎上，而只是出于話語權威的爭奪，出于權力地位的角逐，文學以及文學理論的前途倒著實讓人擔心了?！倍?，最讓人難以忍受的是，有些學者甚至利用自己在文藝場域中的學術影響力拉幫結派、同聲一氣、排斥異己，極大破壞了學術研究本該有的自由、民主之精神，極其嚴重地阻礙了文藝研究的繁榮和發展。因此，布迪厄反思性思維啟示我們，每一位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始終要保持極其清醒的頭腦，最大限度地避免“場域占位”對文藝研究的投射，堅決反對威權意識，構建一個建立在對話基礎上的自由民主的研究氛圍。

（二） 棄絕片面求新，還原客觀立場。 正如上文所講，文藝場域中占據統治地位的研究者傾向于保守和維護策略，而處于被統治地位的研究者為獲取更多的文化資本進而獲得有利的位置，則傾向于先鋒和顛覆策略。根據美國學者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的考察，“先鋒”原是以打破常規，不落窠臼的進步面目出現的，但隨著歷史的進程，先鋒立場在很多領域，尤其是在政治和文學領域便淪為了激進主義、美學極端主義、無政府主義的代名詞。實際上，如按布迪厄反思性思維來思考，“先鋒派”之所以從進步面目淪落為片面激進，乃是因為他們的出發點仍然是為著一己的資本積累和位置獲取，而基本無視文藝整體空間的基本規律。在文藝創作乃至文藝研究中，因循守舊、威權心態是要不得的，而片面求新、一味激進恐怕也是不合理的。中國當代文學創作領域的“先鋒派”文學便是很好的例子。興起于上個世紀80年代，深受西方現代派小說影響，讓人耳目一新的中國先鋒派小說，原本被寄予了創新當代文學、抵抗文學“邊緣化”等很高的厚望。然而，時至今日，原本具有創新面目的先鋒文學已經被無節制的自戀、血腥懸疑的渲染、迷宮一樣的敘事等內容所取代，盡管我們必須承認有關社會歷史、人性的體驗和記憶，有時會以荒誕而隱秘的方式存在，所以在文學敘事和表達上不得已要采取更為荒誕和魔幻的處理，但這些“處理”永遠都應被清醒地標示為“手段”，而不能隨意僭越為“目的”。也即是說，學術研究不能以一味求新作為目的，不能為求新而求新，如若不然，便容易陷入一種布迪厄所說的學術“占位斗爭”的功利性泥淖。實際上，布迪厄反思性所批判的這種現象，在文藝研究領域也廣泛存在，比如新世紀以來關于“文學審美論”的論爭。一部分青年學者在接受了西方一些文學理論資源的基礎上，開始以文學的文化研究為資源，向文學審美研究發難，從而引發一場關于文學審美的持久論爭?，F在看來，這場論爭里很多參與者的態度是不夠嚴謹的，以至于國內有的學者這樣總結道：“表面看，這場論爭是不同文學觀念的沖突，實質上則是掌握不同思想資源的文學理論共同體成員之間的權力沖突?！北M管這樣的論述多少有一些過激，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實情。而且，近些年來，文藝理論界研究熱點頻繁更迭，各種理論話語更是讓人目不暇接，這種表面上“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熱鬧景象，掩蓋的卻是一味求新之下“無根”的危機。因此，文藝研究者要時刻清醒認識到，打破常規是在充分了解與尊重文藝基本規律基礎上的打破，顛覆傳統亦是在對傳統有深刻認知基礎上的顛覆，因此要盡量避免片面求新的純先鋒姿態，還原一種最大限度的客觀立場。

（三） 反對“唯智主義”，樹立“建構”心態。正如上文所講，反對“唯智主義”應當是布迪厄反思性社會學最具原創性的部分。文藝研究是一種理論性的研究，所以最容易犯布迪厄所說的“唯智主義”（“唯理論主義”）的“學究謬誤”。犯這種學究謬誤的學者，往往從文藝現象和文藝經驗抽身而出，以一種居高臨下、包打天下的立場和姿態，總結和創造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再反過來不加反思地到處運用這種理論去肢解和闡釋文藝現象。比如近年來文藝研究界對文學研究“本質主義”傾向的探討，所謂本質主義指的就是：“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質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歷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質（絕對實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這個本質不因時空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在認識論上，本質主義設置了以現象∕本質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對立，堅信絕對的真理，熱衷于建構‘大寫的哲學（羅蒂）、‘元敘事或‘宏偉敘事（利奧塔）以及‘絕對的主體，認為這個‘主體只要掌握了普遍的認識方法，就可以獲得超歷史的、絕對正確的對‘本質的認識，創造出普遍有效的知識?！边@里所說的“絕對的真理”、“超歷史的正確”便是布迪厄反思性思維所反對的“唯智主義”。反對文學本質主義，并不就是反對文學本質，對本質的思考與探究是人類的天性使然，但如果認為文學藝術存在一成不變的本質，只消把它總結出來，便可一勞永逸地分析與解決任何歷史時期、任何社會環境下的文學藝術問題，便陷入了唯理論的學究謬誤。事關文學本質抑或文學其他任何方面的理論研究，都應當將文學藝術放置在歷史性、地方性的語境中去考察，要從靜態的、機械的本質主義走向一種動態的、生成的建構主義。

（四） 規避空玄理論，恢復鮮活文藝經驗。布迪厄認為，“唯智主義”的最大的錯誤就是研究者忽略了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之間的種差，以理論產生的條件臆想甚至取代實踐產生的條件，所以“唯智主義”很容易造成理論與實踐之間無法彌合的鴻溝。中國當下的文藝研究便普遍存在理論“空玄化”的傾向，一個理論接著一個理論、一個“主義”接著一個“主義”。而且，這些理論和主義越來越言之無物，越來越虛空高蹈，越來越不接地氣，越來越脫離文學現象與文學實踐。我們并不是要徹底否認理論的意義，而是要反對那些空中樓閣式的玄之又玄的“理論”。比如，中國知名作家劉震云在某高校演講的時候，就曾表達過其所面對的“理論的苦惱”。其所謂“理論的苦惱”是因為，部分當代文學研究者在給他戴上了一頂“新寫實主義”的帽子之后，就開始懶惰地以為他所有的作品都理所應當符合“新寫實主義”的理論特征，以至于有些評論家在沒有閱讀其新作品《一句頂一萬句》的情況下，照搬教科書上“新寫實主義”特征就能寫出一篇洋洋灑灑的文學評論。這種現象便是文藝理論與文藝實踐嚴重脫節的表現，便是理論“空玄化”的直接后果。

為抵抗“唯智主義”所帶來的學究謬誤，布迪厄呼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參與性對象化”，也即是說，不僅要將客體、主體而且要將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象化關系都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從而讓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一起置身于整個研究過程，使研究主體與實踐充分相連。他甚至在此基礎上專門提出了“實踐感”的概念，在布迪厄看來，主體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實踐改造關系，而是一種交互主體意義上的本體論契合。布迪厄曾援引梅洛·龐蒂關于橄欖球運動員的例子來說明他這個難以理解的概念：盡管橄欖球運動中存在著許多界限和規則，但經過長期訓練的橄欖球運動員在比賽的過程中似乎對此渾然不覺，運動員的每一個動作、反應都十分自然、十分到位。一般人在規則下會感覺很不自在，但運動員卻樂在其中。其實，這便是我們普通人經常說的“球感”運動員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形成的一種近乎本能的實踐意識。文藝理論研究也需要這種“實踐感”，也即是說，從事文藝理論研究的學者，應當像從事某項體育項目的運動員一樣，首先要經歷大量的、長期的文學藝術閱讀、鑒賞、感悟訓練，甚至于還要身體力行地投身于某項文藝創作實踐中，進而形成一種近乎本能的“文學感”。具備這種“文學感”的文藝理論研究者對文學創作、文學鑒賞、文學敘事等規律性的概括與總結才是可靠的、才是及物的、才是理論與實踐充分結合的。其實，關于這一點，中國古代文論家劉勰早就講過：“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痹趧③目磥?，“操千曲”、“觀千劍”之后便自然而然地能夠辨別音樂的雅俗、劍器的好壞，也便自然而然地可以抵達“圓照之象”的規律性境界。因此，文藝理論研究應當永遠建立在鮮活的文學現象與文學經驗的基礎上，從而避免空疏、空泛、空洞的理論空玄。

綜上所論，布迪厄反思性思維所批判的人文社科研究中的“三種偏見”啟示我們，文藝研究的創新，不僅要從文藝學知識建構的資源和形態入手，更要從文藝研究者的立場、態度、思路尋找出路和原因。反對“威權心態”、“片面求新”、“唯智主義”、“理論空談”等弊端，從而構建一種民主的、客觀的、“建構”的、面向文學鮮活實踐經驗的文藝研究新氛圍和文藝研究新思路。

注釋：

①⑥David Swartz，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2， p272.

②參見陶東風：《反思社會學視野中的文藝學知識建構》，《文學評論》2007年第5期；朱國華：《對反思性社會學詩學的反思》，《文藝理論研究》2007年第3期。

③④⑦[法]布迪厄、華康德著《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頁，第100頁，第47頁，第23頁。

⑤[法]布迪厄著《科學之科學與反觀性》，陳圣生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頁。

⑧朱國華：《權力的文化邏輯》，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145頁。

⑨[美]戴維·斯茨沃著《文化與權力》，陶東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頁，第311頁。

⑩Pierre Bourdieu & Wacquant，L.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39. p68.

李占偉：《新時期以來文學與審美關系之反思與展望》，《內蒙古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

[美]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等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03-159頁。

在這場論爭中，也有已經成名的學者在對馬克思經典文本閱讀的基礎上對文學審美論的質疑，比如“文學審美意識形式”與“文學審美意識形態”之間的爭鋒。

邢建昌：《文學理論30年一個知識社會學的考察》，《廊坊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

陶東風等著《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版，第3頁。

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18頁。

（作者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布爾迪厄文藝思想與中國當代文論建設”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2YJC751046；河南師范大學博士科研支持課題“布迪厄文藝思想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153）

實習編輯劉曉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