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建設科創中心需突破五大瓶頸

文/沈開艷

截至2013年底，上海經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有5140家，北京有8000家，而美國硅谷的類似高新技術企業則超過1萬家。德勤公司2013年公布的《亞太地區高科技高成長企業500強》中，上海僅有10家企業上榜，北京有51家，兩地差距十分明顯。

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是國家戰略的需要，也是上海自身實現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內在要求。上海建設科技創新中心應立足于市場化，強調開放性、協同性和示范性。與國際知名的科技創新中心相比，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還需進一步突破五大瓶頸性問題。

要素集聚度不夠，整合效應不強

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是創新資源和要素的集聚地和配置中心。作為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在創新資源的絕對擁有量上具有一定優勢，但是資源的集聚度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資源的整合協同仍需進一步加強。

第一，高水準的科研機構數量偏少，高新技術企業整體規模不大。

截至2013年底，上海的國家級創新平臺超過130個，其中國家重點實驗室40個，國家工程實驗室7個；而北京則有國家重點實驗室112個，國家工程實驗室38個，分別是上海的2.8倍和5.4倍。

同樣截至2013年底，上海經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有5140家，北京有8000家，而美國硅谷的類似高新技術企業則超過1萬家。德勤公司2013年公布的《亞太地區高科技高成長企業500強》中，上海僅有10家企業上榜，北京有51家，兩者差距明顯。

高新技術企業和高水準科研機構數量和規模偏小，說明創新主體、創新要素的集聚度不夠，因而不利于創新活動的開展。

第二，研發投入強度仍需提升，結構仍需優化。

2013年，上海的研發投入強度（R＆D經費支出占生產總值比重）為3.6%，深圳超過4%，北京則超過6%。另外，從R＆D經費支出的活動類型上看，盡管上海的基礎研究占比從2007年的約5.4%提高到了2013年的約7.1%，應用研究占比從11.74%提升到13.14%，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研發經費的支出結構仍需進一步優化。例如2008年，相關國家基礎研究在R＆D經費中的占比分別為：美國17.4%、法國25.4%、意大利27%、日本11.9%和韓國16.1%；應用研究占比分別為：美國22.3%、法國39%、意大利45.6%、日本22.7%和韓國19.6%，均遠高于上海的相應水平。

第三，總部經濟集聚度偏低。

上海離全球研發總部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截至2013年底，在上海的外資研發中心有366家，其中世界500強有120多家，分別占全國的1/4和1/3。但這些研發中心的研究領域并不完全體現最新理念的前沿技術，并且目前的研發中心數量仍然相對偏少，難以形成技術創新的平臺經濟。

據羅蘭·貝格咨詢公司調研分析，歐美中國公司在選擇亞太地區總部時，新加坡和香港是首選?；谥袊袌鲈谌蚪洕w系中的重要性，上海正逐步成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選址最具吸引力的內地城市。但是與新加坡和香港相比，上海設立地區總部的條件最為嚴格，投資門檻也最高，尤其是稅收政策和監管體系的缺陷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海對跨國公司總部的吸引力。例如，上海對外企征收24%～30%的企業所得稅，大大高于新加坡（17%）和香港（15%～16.5%）；對外籍員工征收的個稅最高達45%（新加坡最高20%，香港最高17%）。

此外，國內新興產業的龍頭企業總部也較少設在上海。如互聯網行業中百度公司總部在北京，阿里巴巴總部在杭州，騰訊公司總部在深圳。

第四，創新資源的整合協調機制乏力。

建設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是上海實現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內在要求。 圖/東方IC

創新資源的絕對量、聚集度是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基礎性條件。在創新資源的數量和聚集度達到一定程度后，創新資源的整合協同就顯得至關重要了。而這恰恰是上海需要著力突破的關鍵性瓶頸之一。

2013年，在全國科技進步環境指數排序中，上海、北京、天津、江蘇、廣東、浙江、山東居前7位；科技活動投入指數排序中，上海、江蘇、天津、北京、浙江、廣東、山東居前7位；科技活動產出指數排序中，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江蘇、陜西為前6位；高新技術產業化指數排序中，天津、上海、北京、江蘇、重慶、四川、廣東為前7位；科技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指數排序中，廣東、北京、上海、浙江、江蘇、福建、遼寧為前7位。上海在環境、投入方面居全國首位，并且多年來一直保持這一地位，但是在產出、產業化水平以及促進社會發展方面始終未能名列榜首，一定程度上說明上海在資源整合方面缺乏有效機制，資源協同效應不夠，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力。

人才結構性矛盾突出，評價激勵機制滯后

第一，高端人才數量不足，國際化人才比例偏低。

截至2013年底，上海兩院院士人數為165名，累計498人入選國家“千人計劃”；同期北京的相應數據為758人和909人，分別是上海的4.6倍和1.8倍。

與全球知名創新中心相比，上海的國際化人才比例相對偏低。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曾說，“中國是從13億人中選人才，而美國則是從70億人中選人才”。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大國，中國對外國人才的吸引力越來越大，但中國的綠卡被稱為是“世界上最難拿到的綠卡”。自2003年正式實施綠卡制度以來，中國十多年下放的綠卡數量僅5000多張，年均發放400多張。而美國一年發放的綠卡數量就達100萬張，網羅了大批優秀人才。目前，上海常年在滬的外籍專家數不足10萬，高端人才和國際化人才的比例仍然偏低。

第二，工程技術類人才的本土化培養需要加強。

高端人才、國際化人才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這一點在相關政策上已有較多體現。例如，現階段上海的科技人才優惠政策主要集中在高端人才方面，十分關注領軍人才的引進。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實也不容忽視，就是無論多么前沿高端的科技活動，最終其工程化、商業化都還必須依靠大量工程技術性人才，包括一線技術工人的合作。

調研表明，目前上海許多技術類工種的技術工人、工程師，尤其是本土化的技術工人和工程師數量嚴重不足，極大地制約了創新活動的開展以及創新型產業的整體發展。技術型人才的培養需要較長時間的一線實踐，甚至需要面對面嚴格的師徒相授。上海高昂的生活成本難以留住優秀的技術工人，本地年輕人由于職業選擇面寬大多不愿從事技術性工種，致使優秀的技術工人和工程師重金難求。

第三，企業家人才嚴重不足。

與本土化的工程技術類人才不足一樣，上海的企業家人才數量也十分匱乏。但是與技術專業型人才不同的是，企業家人才的特質在于其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難以通過專業化的教育培訓獲得，而是自由、開放、公平的商業環境長期熏陶的結果。上海缺乏行業性的龍頭企業尤其是本土化的龍頭企業，與上海城市文化中企業家精神的嚴重匱乏密切相關。

第四，人才管理的“行政化”和“官本位”傾向突出。

人才尤其是創新型人才需要有充分的自主性和自由空間。但是目前人才管理的“行政化”和“官本位”傾向仍然較為嚴重，“研而優則仕”普遍存在。優秀科技人才尤其是體制內的優秀人才做出成績后，常常會被上級行政部門任命某個行政職務，進而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接受，必然會被繁瑣的行政事務纏身，無法專注于技術創新工作；如果不接受，由于創新資源分配的行政化傾向，又很難獲得相應的創新資源。另外，將優秀的人才納入行政組織體系，就使其難以享受市場化的薪酬收入，甚至在國際合作中還會受到出國頻次和時間的限制，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創新的活力和動力。

第五，人才的評價、激勵機制較為滯后。

一是評價機制不夠多元化。創新是一個動態的多階段過程，不同階段、不同形式的創新活動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相應的評價標準也應不同。對從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轉移、科研服務、軟科學研究、藝術創作等不同活動的人員，應采取不同的、多元化的評價體系，探索“同行評議”、“第三方評價”、“國際評價”等評價辦法。二是激勵力度不夠。盡管上海制定了各類人才計劃，但是大多數計劃的支持力度還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與南京、蘇州等周邊地區相比有較大的落差；創業政策支持力度也不及周邊城市，致使優秀人才不斷流失。三是激勵對象需做相應調整。上海目前對人才的支持更多地體現在諸如“千人計劃”之類的高端人才身上。但是大量海外高端人才并非全職在上海工作，這導致大量創新資源的浪費。上海對真正扎根上海的本土人才的激勵力度卻相對不足。另外，目前對人才的激勵更多地體現在個人身上，對于創新團隊的激勵不足，不利于合作創新活動的開展，也不利于激發出創新的協同效應。

科技創新的服務體系不夠完善

創新需要多種資源的共同協作，但這種協作通常不會自動自發地產生，往往需要各類科技服務機構的潤滑劑、疏通劑、加速器等功能的支持。目前上海在科技的金融服務、教育服務、科技成果交易與轉化服務、風險投資服務等方面還比較滯后，科技創新的服務體系仍不夠完善。

第一，科技金融支持不足，缺乏市場化的風險投資機制。

上海的金融資源豐富，但是為科技創新、創業服務的金融資源并不充實。從創業投資規模上看，2012年上海獲投企業的數量和金額分別為113家和152.4億元，同期北京的數據是236家和219.7億元，美國硅谷地區的創業投資金額則高達65億美元。

在科技銀行發展方面，上海成立了硅谷銀行，一些銀行也開出了科技金融特色支行，但是業務進展緩慢，覆蓋面有限，未能發揮科技銀行應有的作用。例如，2011年成立的浦發硅谷銀行，至2012年底仍未開展貸款業務。而與浦發硅谷銀行幾乎同時成立的硅谷銀行倫敦分行，至2013年1月已擁有100多家私募基金客戶和創業投資客戶，貸款余額超過1.6億英鎊。

從分散創新風險的角度看，創新活動的主體應當盡可能多元化，創新資金的來源也應當盡可能多元化。對比這種多元化的目標，上海還有較大差距，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市場化的風險投資機制，政府主導的創新主體培育、篩選機制對市場存在一定的擠出和抑制效應，風險投資培育和篩選創新項目和企業的功能缺乏。

近年來，上海新募集的創新資金總額一直領先于全國，但是風險投資支持的企業數量、資金額度等方面均低于北京。風險投資行業的整體發展緩慢，面臨著資金來源單一等困難。目前，參與PE、VC的資本主要是大量的散戶，散戶市場的短線明顯，與科技創新的高風險、長周期特征不相匹配。

第二，科技教育、科技成果轉化機構實力不足。

在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組織公布的2013～2014年世界大學排行榜中，鄰近美國東部128公路高科技園區的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波士頓大學分別位列第2、第5和第50位，鄰近硅谷的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排名分別為第4和第8位。而上海目前還沒有一所高校躋身該排行的前200位，高校等科技教育機構與科技園區的聯系程度也不夠。

另外，盡管上海有以生產力促進中心、科技企業孵化器、技術交易所、科技咨詢與評估機構、創業服務中心等為核心的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服務組織，但是這些中介組織多由政府主導，真正市場化、社會化的服務機構不多，有實力有競爭力的更少。2013年，上海技術合同總金額為620.87億元，遠遠低于北京的2851.2億元。缺乏技術創新與市場之間的有效聯結、技術創新脫離市場，研發管研發、市場管市場，評管評、用管用，創新不同環節的不同力量難以有效整合。這是上海建設科技創新中心需要著力突破的關鍵性瓶頸之一。

第三，對科技服務業的認知不足，激勵扶持政策針對性不強。

目前，科技創新體系中重科學研究、重技術創新、輕科技服務的認識依然存在，科技服務業的整體發展緩慢。一是科技服務業的行業統計分類與基礎研究不足?？萍挤諛I的稱呼、分類標準都還不統一，導致統計口徑不規范，制約了行業的整體發展。二是在科技服務業發展的推動力上，政府與市場的力量存在失衡現象，即政府強、市場弱。真正市場化的科技服務機構數量較少，獨立性較低，企業增強自身服務能力的動力不足。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大國，中國對外國人才的吸引力越來越大，但中國的綠卡被稱為是“世界上最難拿到的綠卡”。自2003年正式實施綠卡制度以來，中國十多年下放的綠卡數量僅5000多張，年均發放400多張。

此外，目前相關的激勵扶持政策主要針對中介服務業、專業服務業等行業大類，還不能完全適應科技創新服務業的具體要求。政策覆蓋領域、政策扶持對象和政策優惠力度等方面還存在結構性問題，例如對小微型科技服務業的金融支持、人才激勵政策仍然缺失。

第四，缺乏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展會和論壇。

國際經驗表明，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工業會展和創新論壇，是創新思想碰撞、創新人才匯聚的最佳載體，是建設創新中心的重要內容。美國拉斯維加斯的消費電子展、德國慕尼黑的國際工業博覽會，每年的會展都會對行業的技術進步方向和路徑產生重大影響。盡管上海已有包括工業博覽會、技術交易會、商品交易會、汽車展、雙年展等在內的各種形式和內容的交易會和展覽會，但是大多缺乏國際影響力和知名度，對行業技術創新活動的推動力有限。

創新文化不足、社會氛圍不濃

第一，海派文化的創新創業熱情不高。

一方面，國企和外企一直在上海占據重要地位，為本地提供了較豐富的職業選擇，也使得本地大批優秀人才更加安于尋求穩定的工作崗位，不愿承受創新創業的風險，也因此出現“多白領、少首領”的狀況，整個社會的創新活力不足，創新文化難以真正滲入城市文化血液中成為城市發展的內在基因。這與硅谷盛行的以創新創業為樂趣、勇于嘗試、冒險開拓的文化氛圍有較大差距。

另一方面，全社會對創新的認識仍顯不足，尊重創新、崇尚創新的社會氛圍遠未形成。上海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在全國占有半壁江山，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響，但是社會上缺乏對科技精英的宣傳。與年輕人熱衷于追捧各類明星相比，許多有杰出貢獻的科學家、技術專家都不為人知。與世界發達城市相比，崇尚創新、熱衷創新的社會風尚遠未形成。

第二，缺乏寬容失敗的社會意識，尊重創新、保護創新的力度不夠。

海派文化中求穩定、求秩序的基因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創新的活力和動力。而對創新失敗的寬容和接納不夠又在另一個層面上抑制了整個社會的創新熱情。對創新的支持和包容不僅應體現在對創新成功的鼓勵和獎勵上，更應體現在對創新失敗的寬容和接納上。寬容失敗甚至比獎勵成功具有更好的創新激勵效果，更能夠促使整個社會形成崇尚創新、尊重創新的社會風尚。

尊重創新、保護創新還體現在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上?！氨臼锌萍夹兔駹I企業知識產權狀況”的調查研究表明，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中，被侵權的比例達到27.1%。2013年國家知識產權局的發布報告表明，在內地省市排名中，上海專利創造能力排第2，專利應用排第7，專利管理排第8，專利保護卻僅列第18位。專利保護不力一方面使得專利的潛在價值開發不足，專利持有者往往不得不以較低價格轉讓專利，不敢輕易付諸商用；另一方面又極大地制約了企業的創新熱情。企業投入巨資進行創新，來不及收回投資就被大量“山寨”和模仿，俗稱“搞創新是找死，不搞創新是等死”。

第三，政府的創新服務意識和創新治理能力亟須提升。

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市場在創新資源的配置中要起到決定性作用，意味著政府必須進一步強化其創新服務意識，提升創新治理能力。

上海長期以來以“強政府”和“規范管理”而著稱，而這恰恰不太利于創新資源的自由流動和碰撞，不利于創新思想的生發和傳播。政府所謂的“規范管理”不僅難以對具有較強不確定性的創新活動產生應有的激勵作用，甚至還形成了三重門檻：一是“玻璃門”，政策法規看得見，但一落實就碰壁；二是“彈簧門”，政策彈性大、對中小微企業設置的門檻高，例如申報各類創新扶持補貼和獎勵認定，基本上都有最低運營年限和營收規模要求；三是“旋轉門”，盡管現在政府“門好進、臉好看”，但仍然是“事難辦”。一些部門不再粗暴地說“不”，而是客客氣氣地強調“走程序”，在程序完備前讓企業疲憊不堪。例如爭取創新支持，常常是要認認真真匯報、轟轟烈烈過堂、反反復復填表，繁雜的程序逐漸消磨了企業的創新熱情和創業激情。

開放式創新網絡有待進一步形成

第一，創新平臺的開放性和市場化程度不足。

平臺經濟是互聯網時代經濟發展的重要模式。平臺是資源共享、思想碰撞、創意交匯進而引發合作的重要載體。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應具有一批開放型、市場化的平臺，包括研發類平臺和服務型平臺。上海市政府在平臺建設方面具有較強的意識和能力，但是無形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場化力量的生長，市場化的創新平臺力量有限。

平臺的建設不一定必須依靠政府力量，也不一定政府主導。政府可發揮積極作用，先期投入一定的啟動資金，然后通過市場化招標等形式，篩選優秀企業進行后期進一步的建設和運營管理，打造市場化的平臺。平臺的建設應更多地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關鍵在于政府要敢于放手讓企業去做，千方百計支持企業去做，允許嘗試、包容失敗，因為失敗本身就是市場經濟活動的應有之義。

第二，開放式的創新合作程度不高，創新的協同效應不明顯。

《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2013》顯示，上?？萍紕撔碌膰鴥韧夂献骰钴S度不高，作者“同省異單位”、“異省合作”和“異國合作”的科技論文分別為4760篇、3284篇和423篇，全國排名分別為第4、第4和第3位，數量則僅相當于同期北京的1/2、1/3和2/5。

另據《上海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發展規劃綱要（2013～2020）》，預計至2020年，歸國留學人員和外籍常住人員占張江全部從業人員的比例將達到20%；而在硅谷，目前約有1/3的人口、約60%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不是在美國出生。國際化的科技人才交流、整合上的這種差距，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上海與硅谷在全球創新網絡、全球產業網絡建設上的差距。

第三，中小企業的創新創業環境仍需進一步優化。

國內外知名的科技企業包括微軟、谷歌、戴爾、騰訊、百度、阿里巴巴等都是從微不足道的小微企業起步，從車庫、學校甚至居民區創業興起。相比之下，上海這種草根型創業企業較少，成長為有影響力的大企業更少。此外，上海缺乏有影響力的生長于產學研合作項目的企業，依靠風險投資發展壯大的企業也較少。這些都說明上海創新創業型企業的整體活力不足，成長受阻，中小企業的創新創業環境需要進一步優化。

與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相比，上海民營企業（多為中小微企業）的發展相對滯后；與江浙地區的中小企業相比，整體發展實力也存在較大差距。大企業擁有“市場壟斷”和“政策傾斜”等先天優勢，因而很大程度上缺乏創新動力和創新活力；外資企業即使有重大創新，也局限于跨國公司體系內部的循環，難以實現本地化的“技術外溢”。中小企業是最具有創新活力的市場主體，應當成為創新的重要力量。但現實是絕大多數中小微企業沒有自己的技術中心，社會上研發服務平臺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對小微企業的政策扶持引導效果不明顯。政府的資金扶持和稅收優惠政策設置門檻相對較高，企業受惠面十分有限。中小企業稅費負擔重、缺乏創新資金、融資難等問題成為制約中小企業創新的重要因素。

第四，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還未真正確立，難以引導全創新鏈的合作。

企業的市場化力量、市場化能力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果過于強調一時的增長績效，過于強調速度，不能給予企業充分的空間和時間，許多事情就會退回到政府主導的老路上，進而進一步擠占市場空間，導致市場化力量更難生長，形成不良循環。企業的市場化力量、市場化能力不足，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就難以真正形成，以企業為主導的全創新鏈的合作就難以真正實現。

企業是否能夠真正成為創新的主體，是否能夠主導全創新鏈的合作，不在于政府規定什么樣的創新項目適合企業，什么樣的創新項目適合什么樣的企業，而在于是否有足夠多有實力的企業。只要政府為企業、為市場的發展留出空間，允許企業自由探索和實驗，市場化氛圍逐漸濃厚、市場化力量逐漸強大起來，企業就有能力去對接技術成果，去思考成果如何轉化、如何主導創新方向等問題，進而成長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和創新主體。

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是一個戰略目標，也是一個長期而又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多方的力量齊心協力共同推進。面對上?？萍紕撔碌母鞣N制約瓶頸，需要從現狀、未來和大局（全國乃全球）的三個維度綜合、系統思考，要緊緊抓住國內深化改革、經濟轉型升級等戰略機遇，順應全球科技創新的新趨勢，從“一化三性”、即市場化、協同性、開放性、示范性等4個方面尋求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