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文化及其影響大學生發展能力的基本理路

肖楠黃晶

（大連大學，遼寧 大連 116622）

“人文”是人類內在的精神世界及形成于人類創造性行為過程中的外在文化世界的總和，包含“人”和“文”的二維世界。它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價值信仰為核心，以道德規范、法律準則和行為習慣等為主要內容的文化形態，也是人類最優秀的文化形態——人文文化。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文化學大義》一書中指出，“今天的中國問題，乃至世界問題，一切問題都從文化問題產生，也都該從文化問題解決”?？梢?，文化尤其作為人類優秀成果的人文文化，在提高全民族的思想和道德素質，提升人性修養和文化素養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人文學科作為繼承、發展與創新人文文化的知識形態與組織載體也理應受到重視。

美國作為當今世界的科學和教育中心，不僅著力推動自然科學學科的發展，而且將人文學科置于美國教育理想中的重要地位。哈佛大學第一位女校長Drew Faust在其就職演說中指出，哈佛在21世紀培養的不應當是在全球經濟中有競爭力的公民，而應該是幫助學生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里找到意義。而對“意義”的探尋恰恰需要人文底蘊與人文涵養的支撐?？梢哉f，在美國的理想教育制度中，人文學科被看做整個教育體制的核心和靈魂。同時，我們必須要強調的是，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并不止于人文學科研究本身的知識價值，而最主要的則體現為與人文學科相伴而生的人文學科文化及其所蘊含、張揚與不斷發展的人文文化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換言之，人們在人文學科的世界中，不僅要收獲人文知識，而且要切身感受文學及其他領域人類偉大成就中的人文文化意蘊，汲取人文精神。但是，重人文知識教育，輕人文素質教育，重人文科學研究，輕人文經典感悟的現狀，清晰地表達出當前我國人文學科知識化、科學化與功利化的核心特征，從而表明人文學科自在的精神實質與文化內涵并沒有得到充分挖掘與彰顯，人文教育亦流于形式。故而，探究人文學科深處的文化內涵與價值意蘊，以人文學科文化浸潤人們的精神世界，豐富人文文化，才是人文學科建設與發展的方向，是人文教育的根本旨歸。

一、人文學科文化的涵義與特征

所謂人文學科文化，是在人文學科知識及其學科組織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獨特的學科知識體系（包含以學科語言為文化表征的知識理論和以學科思維為文化表象的方法論）、學科價值體系（包含價值觀念和學科傳統）、學科規范體系（包括道德規范和學科制度）與行為習慣（包括教學習慣、研究習慣和生活習慣）等的總和，是學科成員作為學科文化主體在特定的學科文化場域（包括社會文化背景、院校環境和學科組織條件等）中，開展創造性的研究活動和教育互動而生成并不斷演化積淀的產物，表現出如下基本特征。

1.學科知識體系與人文學科文化的開放性

人文學科文化的開放性主要表現為人文學科系統的非自足性本質。具體說來，人文學科并不是一個可以自足的系統，作為以社會“人”為研究對象的人文學科是一個需要不斷從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汲取營養的開放系統，正如文學就是來自生活，卻又高于生活的人文學科；作為人文學科群的組成部分，幾乎每一個人文學科都在以一種開放的態度與系統內的其他人文學科之間或多或少地相互勾連、彼此浸潤著，從而誕生了弗朗西斯科·培根、解構主義理論大師德里達等一批在哲學、文學等學科領域內均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學者；作為現代科學誕生之后逐漸被邊緣化的人文學科，則開始向科學開放并試圖將科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融入其中，從而產生了對美學進行科學解釋的“科學美學”，采用信息技術處理分析歷史資料的“數量歷史學”等學科。顯然，無論是作為單一的人文學科，還是作為群體的人文學科，都是一個需要開放，甚至是自覺開放的文化系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文學科知識體系所具有的通達性。首先，學科知識結構的非嚴密性容易帶來文化的開放性。學科知識結構通常包括相對嚴密的公理化、邏輯化知識體系和以歸納思辨為主要特征的相對松散的知識體系。通常說來，前者主要體現在理學、工學等自然科學和技術學科領域，而后者則是部分社會科學學科和人文學科知識體系結構的主要特征。在非嚴密性較松散的知識體系下，學科知識的發展在遵循自身特定的邏輯演進規律之外，更需要也更容易受到社會及其他外界環境的滋養和影響，否則人文學科的發展便失去了根基與和賴以生存的土壤而淪為虛無。從這一視角看來，人文學科文化的開放性是學科知識結構非嚴密性的必然結果。其次，學科語言與措詞的生活化要求文化具有開放性。美國哈佛大學英美文學系的詹姆斯·安格爾教授在復旦大學演講中指出，“作為一名人文學科研究者”，“你至少要不時地開放自己的措詞和寫作，讓不是專家的人也能看懂，讓不如你勤奮的人們仍可以從你那里有所得并能與你對話”［1］。這表明，人文學科的知識理論成果不僅要參與同行專家之間的探討，而且要面向更廣泛的社會大眾，借助開放性的學科語言與措詞，讓人們更容易接受人文學科所表達的人文感覺和藝術經驗。因此，學科語言和措詞的生活化、開放化要求人文學科文化體現開放性。

2.學科文化場域與人文學科文化的意識形態性

人文學科強調價值性和藝術性的統一，為特定的階級、民族和國家服務，多屬于社會意識形態范疇。換言之，人文學科通常具有獨特的生存和發展的文化場域，不存在能夠表達所有階級、民族和國家意志的人文學科，因此意識形態性是人文學科文化的又一特征。具體說來，人文學科文化的意識形態性具有三個層面的涵義，分別是：其一，統治階級的干預對人文學科文化的形成、發展演化與趨于完善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其二，人文學科文化在功能定位上不僅應成為自身學科建設的動力，而且應該在更大范圍內為宣傳統治階級意志、培育并弘揚民族精神、服務國家建設諸方面發揮作用；其三，人文學科在不同國家之間存在文化范式的差異性。有學者以哲學為例指出，哲學在不同國家就體現出不同的特色，表現出不同的文化范式：英國的哲學側重于語言分析；美國的哲學正在向實用主義所倡導的技術化方向發展；而德國的哲學則善于進行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思考［2］?？梢?，在學科文化場域的作用下，人文學科文化凸顯出了意識形態性，尤其突出了不同國家之間人文學科文化的差異性。然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在尊重并發展人文學科的文化個性同時，還有必要著手并逐漸突破人文學科的國家情境和文化場域，迎合“全球人文”的發展趨勢，積極建設面向全球背景更加開放的人文學科，培育愈加具有包容性的人文學科文化。

3.學科價值體系與人文學科文化價值收益的遠期性和影響的潛在性

學科價值體系是指，“學科成員對已經形成的學科發展范式、學科功能、價值定位等的認同、信服與遵從，體現學科成員對特定問題的基本態度”［3］。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文學科倡導和秉承的是一種反求諸己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治學態度，是一種對道德意義而非功利價值的追求，而這正是人文學科價值的內涵所在。如前所述，學科價值體系是學科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人文學科以反求諸己并兼濟天下的態度表達著對道德意義的價值追求，同時彰顯出了人文學科文化價值收益遠期性，價值影響潛在性和長久性的又一基本特征。一方面，文本是人文學科研究基本元素，正如巴赫金所言，文本是語言學、語言學等人文學科“唯一可以作為出發點的直接現實”，“哪里沒有文本，那是也就不可能有研究和思維的客體”［4］。人文學科成員通常以自在的價值追求為文本賦予新的內涵，從而在不斷的文本感悟過程中，形成價值和意義的升華。然而，對文本形成深刻的感悟不僅需要擁有廣博的知識基礎，而且需要豐富的社會經驗和人生閱歷。因此，人文學科文化價值的收益往往具有遠期性，譬如人們常說在人文學科中“二十入門，三十登堂，四十入室，五十立家，六十興業，七十、八十方成大師”［5］，也正是此意。 另一方面，人文學科文化的價值影響具有潛在性和長久性。正如瑞士教育家讓·皮亞杰所言：“人文學科就是要在一切領域提供越來越重要的應用，但這里以發展基礎研究、不事先以功利標準的名義去加以限制為條件。因為在初始時看起來最無用的東西也許是最富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東西?！保?］顯然，人文學科并不執著于追求顯而易見的價值意義，而是在有意無意間產生價值影響。此外，人文學科文化一旦形成，其影響力便是持久的。諸如，孔子所倡導的儒家學說雖然并不表達當前我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是作為古典人文學科所蘊含的優秀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影響力卻不受時代與社會發展的局限而依然存在，且將持續存在。

二、人文學科文化影響大學生發展能力的基本理路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共中央一再強調要不斷增強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使“影響力”成為了人們所關注的焦點。所謂影響力，是指影響者對特定人或事物進行干預，從而使之自覺按照影響者的意志進行認知、判斷、決策和行為的能力。隨著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和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人文精神為人們所倡導，人文教育日益受到重視，人文學科文化的影響力有必要進行深入挖掘?？偟恼f來，人文學科文化的影響力體現在人文學科文化作為人文學術領域獨特的學科范式對學科成員所獨有的影響力，既包括對教師群體的規范約束力，又包括對學生群體的教化培育力；也體現在人文學科文化作為人文文化的組成部分所兼備的面向全社會的民族文化精神輻射性和傳播力。挪威科學院院士，卑爾根大學的希爾貝克教授（Gunnar Skirbekk）指出，“像文史哲這樣的學科，不能依賴于有用性論證來獲得信譽，只能依賴于文化的論證”，而且他認為文化概念的深層意義在于“自我發展”［7］?？梢?，人文學科文化對大學生發展，尤其是大學生自我發展能力所具有的影響力體現了人文學科文化所蘊含的價值深意。

通俗說來，發展能力就是指大學生在離開學校開始獨立面對生活之后的人生歷程中仍然能夠獲得不斷完善所須要具有的能力。它是實現大學生自我發展所必備的條件之一，同時也是大學生在自我發展過程中逐漸積淀的本領和力量。研究發現，大學生發展能力是一個包括基本能力、核心能力和拓展能力三個層次的系統結構，具體包括身心發展能力、學業發展能力、職業發展能力、思想發展能力、社會性發展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創造性發展能力等［8］。如前所述，人文學科文化的價值收益具有遠期性，這表明了人文學科文化對大學生施以影響的價值更多地體現為培養大學生如何在離開學校之后仍然能夠有智慧地開啟生活。具體說來，人文學科文化對大學生發展能力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對大學生價值判斷能力、創造性發展能力、社會性發展能力三個維度，其基本理路分析如下。

1.人文學科價值體系影響大學生價值判斷能力的提升

眾所周知，人文學科從知識形態上來說，是關于人類精神文化活動的學問；從組織形態上來看，它是創造發展并有目標、有計劃地向人們闡釋人文世界價值意義的學術機構；從文化價值觀的視角來看，它崇尚對真善美的追求，并以此為人們提供終極的價值關懷，守護人類的精神家園。正如有學者指出，哲學旨在通過對存在和意義的思考完成對人類求真的關懷；史學旨在通過不斷自我回歸和反思滿足人類向善的欲望；而文學則旨在為人類創造一個審美的世界幫助人們感受美的意境和審視美丑的標準［9］。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人文學科價值體系的文化熏染下，不僅能夠時時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引導人文學科大學生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擁有并不斷提高鑒別真與假、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的價值判斷能力，從而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積極的精神境界與完美的人格品質。此外，如前所述人文學科文化不僅影響著本學科內大學生價值判斷能力的提升，從而實現人格的不斷完善，而且人文學科文化作為人文文化的組成部分，人文學科文化的發展成熟勢必對拓展整個社會的人文文化內涵，對提升社會文化視域下全社會大學生整體的文化修養、價值判斷能力、發展潛力具有或多或少的間接影響力。

2.人文學科知識結構影響大學生創造性發展能力的提升

事實表明，人文學科對大學生創造性發展能力的提升具有明顯的影響力。耶魯大學的校董、芝加哥一家投資公司的合伙人蘇珊·克朗（Susan Crown）認為，人文學科讓學生學會如何閱讀、思考、分析和有說服力的闡述觀點，比商學院的學習更能有助于學生創造力的發展。此外，MIT前校長查爾斯·韋斯特（Charles Vest）曾指出，只有輔以人文精神的科學訓練才能變得最強。美國國家人文研究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主任杰弗里·哈芬（Geoffrey Galt Harpham）教授則更明確地指出，美國保持科研創新活動的秘訣就在于“我們在教育我們的工程師時，是將他們置于一種科學教育和工程教育與人文學科、藝術和社會科學互相摻雜的氛圍中進行的。我相信，這種教育方式卓有成效地提高了我們畢業生的創造性和革新性?！保?0］可見，人文學科不僅有助于提升人文學科內部成員的創造性發展能力，而且對自然科學和技術學科成員的創新性實踐具有影響力。從人文學科教育實踐過程中不難發現，人文學科通常會鼓勵學生從不同視角對同一問題形成獨特的更具主觀性的分析過程和結果，會讓學生在文本和藝術體驗中學會自覺地把握美的品質，引導學生在文學的視界中去主動找尋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稱之為“謎”的答案，等等。而人文學科之所以鼓勵主觀自主的思考分析、自覺的體驗與主動的找尋，根本原因在于人文學科知識結構之間缺乏環環相扣的邏輯嚴密性和知識發展的順序性，而呈現出松散性的特征。自由的判斷和批判性的思考是創新和創造的動力源泉。從這個意義上說，也正是由于人文學科較松散的知識結構才帶來了人們自由判斷和思考的現實可能性，從而從學科知識體系維度揭示了人文學科文化影響大學生創造性發展能力提升的本質與道理。

3.人文學科規范體系影響大學生社會性發展能力的提升

約翰·肯尼迪曾說，相對于詩人懂政治而言，政治家懂詩歌則更加重要。此外，著名的金融專家查爾斯·埃利斯（Charles Ellis）曾指出，如果你想當企業領袖或經理，本科階段學商學就是一個重大失誤。因為它能夠都會你的只是一些賬目管理的技術，而只有人文學科才能為你提供人才管理的戰略性基礎訓練。在這一認識的指引下，他本人選擇了在耶魯大學的藝術史專業為自己日后在金融業有所發展積蓄力量。歸根究底，我們發現讓眾多商界、政界乃至科學界的名流偉人如此看重人文學科教育和人文素養提升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文學科帶給了人們如何與人溝通，如何在復雜人際關系網絡的社會中不斷適應并找尋到自身發展的方向。正如歌德所言，“人類要逃避世界，最好莫如透過藝術，人類要使其自身與世界聯結，最好莫如透過藝術”，恰恰表明了“藝術家擁有著最強烈的求溝通表達的意志，也擁有著最強有力的溝通傳達能力”［11］。換言之，人文學科對大學生社會性發展能力的提升具有影響力。人文學科的影響力從其文化視角來看，主要在于人文學科道德規范體系包含著對追求人類和諧生活的要求。具體說來，人文學科是探索人類生活及其文化世界狀態的學科知識與組織系統，關注人類生活的主要樣態是它的責任與使命。人類生活強調群體合作與共同分擔。因此，人文學科不可能完全遵循個體的思想和情感自由，更多地則“需要思考我們如何才能夠在一起和諧生活”［10］P1-5?？梢?，人文學科道德規范體系中所包含的對追求人類共同和諧生活的要求，在有意無意中對鼓勵大學生嘗試進行有效溝通，從而達到和諧生活與共同發展目標的社會性發展能力提升具有正向的引導作用。

［1］詹姆斯·安格爾.人文學科的全球化——一項長期投資［J］.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2008年春季號）：3-12.

［2］陳洪捷.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如何體現中國特色——國際比較的視野［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1，9（2）：5.

［3］肖楠，楊連生.大學學科文化及其“生成-演化”機制［J］.中國高教研究，2010（12）：22.

［4］［蘇］巴赫金.語言學、語文學和其他人文科學中的文本問題——哲學分析的嘗試［J］.世界哲學，1992（1）.

［5］周來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特點與規律［J］.文史哲，2003（1）：6.

［6］［瑞士］讓·皮亞杰.人文學科認識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75.

［7］［挪威］Gunnar Skirbekk.w人文學科的危機［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3）：28.

［8］肖楠，大學生發展及其動態過程的四階段論［J］.當代教育論壇，2014（2）：45.

［9］曾軍.有關“人文學科”的幾點辨析［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15（2）：123.

［10］人文學科與民族認同——杰弗里·哈芬教授在清華大學文科高端講座的講演.文匯報/2012年/8月/13日/第00D版：1-5.

［11］［德］恩斯特·卡西爾，著，關之尹，譯.人文科學的邏輯［J］.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