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這樣為人文學科辯護了

郭英劍

為什么總強調人文學科對他人有用？

加拿大圣托馬斯大學（St. Thomas University）經典著作閱讀項目負責人莫爾（Andrew Moore）反對為人文學科辯護。2017年10月19日，他在《泰晤士高等教育》發表了題為《人文學科遠不止是為自由民主辯護》的文章，認為當今人們為人文學科所做的辯護都是選錯了方向。

莫爾說，當代社會中，為人文學科辯護者大都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學習文史哲或者可以增進專業知識，而這種專業知識對于相應的行業來說具有價值。比如，人們會認為人文學科的學生可以運用自己的批評性思維能力的技能，來幫助創新型公司產出更聰明的機器人或者更好的應用軟件。另一種則從政治學角度來強調人文學科的重要性，認為只有進行人文學科的學習，才能幫助我們抵御外來力量帶給民主自由的威脅。當下，歐洲與北美出現的激進的民族主義運動及其伴隨而來的頌歌，更使人們對人文學科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產生了一種需求上的緊迫感。不少人認為，如果更多的人學習了政治學與歷史，他們就會捍衛現代文明，抗擊后現代時期網絡上的野蠻與仇恨。

這兩種觀點都言之有理。今天的人工智能工程師絕對能夠從倫理學中獲益。當今世界的民主自由也面臨著新的前所未有的威脅，人們必須有能力辨別真實與虛構，特別需要一種區分政治制度是否已經腐化墮落的能力。

然而，莫爾也認為，這樣為人文學科辯護，實際上是在幫倒忙，甚至傷害了人文學科，為公眾在理解這些學科的問題上蒙上了一層陰影，也會讓大家誤會了人文學科的真正價值。

人文學科的價值就在自身

莫爾提出，用上述兩種觀點來為人文學科辯護，實際上是將人文學科置于其他行業與學科的從屬地位，仿佛在說人文學科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我們維持經濟與政治現狀或者為民主辯護。但是，如果人們回顧一下古希臘，就知道這樣的說法有多荒謬。古希臘乃民主的發源地。那個時候的人們認為在學院派與城邦之間有著深層而難以彌合的裂縫。蘇格拉底不就是因以教唆青年、褻瀆神靈之名而被民主大會處以極刑的嗎？莫爾打趣地道，蘇格拉底可沒有幫著青年人找工作，也沒有堅決支持民族利益啊。

莫爾說，如果我們直面現實就必須得承認，學習人文學科并不總是能夠推動經濟或者政治。讀了哲學家尼采的著作，看了文學家道格拉斯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會變成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不僅如此，我們可能還不得不承認，人文學科有其激進的一面甚至是危險之處。因為人文學科總是訓練人們去詢問更為深刻而根本性的問題。而這，恰恰是問題之所在。

人文學科的實質就是要探究超越政治這些有用之物的諸多問題，比如：何為人的生命？其價值何在？人是否真的自由？如果是，在何種意義上是自由的？這些才是人文學科真正關心的問題，也是人類為保證其行為富有意義而必須給予回答的問題。因此，無論使用政治還是經濟術語來為人文學科辯護，顯然都很困難。

然而，對于這樣宏大的問題，人們由于為生活所累，總是難免會把它們放到一邊，甚至不愿意去考慮。但在莫爾看來，如果我們不去正視這樣的問題，無論對于個人還是社會群體而言，都會失去我們生活的意義和未來努力的方向。人們會因怯懦而止步不前。

因此，欣賞小說，閱覽政論，拜讀歷史與神學，方能使我們不至于在生活中成為一個夢游者，甚至成為行尸走肉。學習人文學科，不僅使我們知道如何去做，還能使我們了解為什么要這么做，或者為什么不能這么做?，F如今，大學總是被稱為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創新中心”，這種說法雖然沒錯，但也不完全對，因為大學還有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大學還是創造機會與空間，讓人們去探索人類何以為人類等諸多問題的重要場所。

在莫爾看來，只有這樣去理解人文學科，才是為人文學科辯護的正確姿態。

人文學科是多種學科之和

其實，倡導不要再為人文學科辯護的人不在少數。2014年初，美國福特漢姆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為《人文學科與公共生活》的論文集，由耶魯大學著名學者布魯克斯（Peter Brooks）領銜主編。該書所探討的命題就是人文學科所承擔的倫理閱讀的責任何在。這樣的責任感，以及附帶的學科對細讀的訓練等，正是人文學科需要帶給其他學科——職業訓練與公共生活——的價值所在。

然而，對這樣為人文學科辯護的傳統說法，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杜林教授（Simon During）不以為然。他在2014年3月1日所寫的一篇長篇書評《停止為人文學科辯護》中提出，堅持認為人文學科總體上對社會與文化有價值的人們，大都是在布道式地說教，而沒有直面造成當今這一現實的真實原因。

杜林教授提出的觀點與他人頗為不同。他認為，客觀地看，人文學科是多種不同學科的結合體。而不同學科有自身的歷史，有工具性的非工具性的目的與功能，有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規則，有各自的價值體系，也有或多或少的實證主義方法與知識。正因為如此，始終不能忘記的是，人文學科包含了多種學科，在論戰中要特別防止那些以一帶十、以偏概全的論點與論據。比如，既不能拿“細讀”，也不能拿“意識形態批評”，作為整體來定義人文學科或者為人文學科辯護。

那么，究竟應該如何來看待人文學科呢？杜林教授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他說，我們可以把人文學科看作是某種生命的形態，或者更像是一個世界，是一個制度化的世界。這是一個包含了很多小世界的大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們彼此相連，相互交融，互有交叉，又保持其相對的獨立性。凡是在其中的人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道路，也可以找到有其自身規則的組織機構，就像在現實世界中那樣彼此聯結。換句話說，如果說人文學科是個大世界，那么人們就可以將各種小世界命名為：藝術世界、音樂世界、戲劇世界，等等。

究其實，我們不應該總是像布道一般地為人文學科辯護了，也不要再把人文學科與人文學科學者當作僅只是對未來社會有用從屬而存在。人文學科本身就是社會肌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文學科與現實世界

仿佛是為上述觀點提供佐證，就在10月18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意大利倡導學習閱讀與寫作，目的為識別假新聞》的報道。

該文稱，意大利眾議院議長博爾德里尼領銜了一個教育項目，目的就是要教育中學生如何識別網絡上的假新聞與陰謀論。報道說，在意大利，當孩子們剛剛讀完了但丁的《神曲》，還未從《地獄》篇那可怕的文學世界中回過神來，就得立刻回到現實世界中，去面對數字時代所帶來的陷阱。學校會發給大家新時代的“新十誡”，包括：不得傳播未經證實的新聞；應該追問消息來源與是否有證據；時刻牢記互聯網與社交媒體是可以被人掌控的等。

這是意大利政府與包括臉書在內的一些大公司合作開展的試驗課程的一部分，目的是為了訓練沉浸在社交媒體的青年學生如何識別網絡上的虛假新聞與如何破除陰謀論。像這樣的試驗課程并不孤立。在美國，也有中學與高校已經開始開設類似的課程。

我們都知道，在閱讀與寫作基礎上所形成的細讀的技能與批評性思維能力，是人文學科（及其所屬各個學科）最根本的看家本領。因此，我認為，上述課程的根本意義在于：在當今這個互聯網世界，如果人們缺失了細讀與批評性思維能力，那就無法適應這個信息炸裂的時代。就此而言，人文學科本身不僅有價值，且意義非凡。因為，它已經或者在未來必須成為網民所必備的最基本的生存能力。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當然還可以找到更多更深刻的例子來說明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但我們必須牢記的是，人文學科不是因為對其他行業與學科有用才有價值。人文學科，就像其他理、工、農、醫學科一樣，是因為自身的價值而存在，并且因為這不可替代的價值，從而成為整個社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因此，人文學科不需要辯護。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