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州古代海上交通和臺州商人初探

趙瑩波

臺州古代海上交通和臺州商人初探

趙瑩波

臺州自古為海上交通要道和文明傳播窗口，天臺山是日本僧侶求法的圣地，入唐僧和入宋僧正是從國清寺巡禮開始進入中國。臺州還擁有完備的海上通關檢查機構，唐代商船常由此出發駛向日本。臺州商人搭載入宋僧來巡禮，還受他們委托向天臺山傳遞書籍和奉品，甚至擔任百濟國國使，活躍于日本和朝鮮半島。臺州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完全可以與明州（寧波、慶元）相媲美。

國清寺 海上交通 臺州商人

筆者在研讀中日兩國史料時，發現許多日本入唐僧和入宋僧搭乘商船入天臺山巡禮，有不少臺州籍商人活躍于日本和高麗之間。臺州以及臺州商人為唐、宋與東北亞之間的貿易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其中有些史料并沒有引起中日學者的關注甚至被忽略，茲對這些史料加以梳理和歸納。

一、 天臺山國清寺與日本僧人

臺州地處浙江省甬臺溫沿海中部，東瀕東海，南連溫州，地理位置優越。唐五代浙江海外貿易港口有明州、溫州、臺州等處。據《蒲壽庚考》中記載:唐代“福州、明州、溫州，以及蘇州之松江等，皆貿易港也”。自唐文宗開成四年(839年)至唐昭宗天祐四年(907 年)，凡七十年間，中日商船停泊的地點為明州、楚州、蘇州、松江口、福州、常州、廣州、臺州、溫州東城縣玉留鎮等地，其中停泊在明州的次數最多①參見林建樹《唐五代浙江的海外貿易》，《浙江學刊》1981年，第四期。。臺州因天臺山而得名，天臺山是天臺宗的發源地，國清寺位于天臺城北的地方，和靈巖寺、棲霞寺、玉泉寺并稱“天下四絕”，是佛教“天臺宗”發祥地，也是日本天臺宗的祖庭，來此求法修行的日本入唐僧和入宋僧絡繹不絕。

（一）入唐“派遣僧”與“臺州牒”

唐朝時期（包括五代）來到臺州天臺山國清寺的巡禮的入唐僧大約有12人，詳見表一。

表一 唐朝時期日僧巡禮天臺山列表① ［日］村井章介《8—17世紀の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人·物·情報の交流―海域と港市の形成、民族·地域間の相互認識を中心に―》，平成12年度～平成15年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1）研究成果報告書，平成16年3月1004年。第403頁。參見原美和子、榎本涉《日中、日朝僧侶往來年表》。

由表1可知，公元838年，日本留學生圓載、仁好等和唐朝僧人義空、張友信乘遣唐船第一船到達揚州，隨后來到天臺山。據《續日本后記》記載：“承和十四年七月辛未、天臺留學僧傔從仁好及僧惠蕚等至自大唐、上奏圓載之表狀、唐人張友信等卌七人、同乘而來著?！雹凇侗卑状ㄎ臅?，《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1，1964年，第445頁。拉開了日本入唐僧（留學僧）巡禮天臺山的序幕。

其中唐人張友信后來成為擁有自己商船的巨商，他的商船經常搭載入唐僧來天臺山、五臺山巡禮，本人還兼做翻譯。公元868年7月中旬，宗睿和賢真、惠蕚、忠全等僧侶以及約六十人，就是乘坐張友信、金文習、任仲元的商船抵達揚州，隨后赴天臺山巡禮。據日本史料《入唐五家傳》記載：“（貞觀三年）十月七日、仰唐通事張友信造船一只，四年五月，造船已了，時到鴻臚館。七月中旬，率宗叡和尚、賢真、惠蕚、忠全、安展、禪念、惠池、善寂、原懿、猷繼并船頭高岳真今等，及控者十五人此等并伊勢人也。梶帥纮張友信、金文習、任仲元三人并唐人、建部福成、大鳥智丸二人并民間人、水手等，僧俗合六十人，駕舶離鴻臚館，赴遠值嘉島。八月十九日，著于遠值嘉島。九月三日，從東北風飛帆，其疾如矢。七

日，午克遙見云山，未克著大唐明州之揚扇山?！雹佟度胩莆寮覀鳌?，《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2頭陀親王入唐略記，1964年，第98頁。

表一中最著名的要數入唐僧元珍。公元853年，元珍②元珍（814—891）：出生于讃岐國（今香川縣），在唐朝學習六年密宗，回國后在奈良創建了元城寺，死后被授為“智證大師”。以及豐智、閑靜、撣宗受官方派遣入唐來天臺山國清寺求法，據日本史料《唐房行履錄》記載：“大唐國浙江東道臺州唐興縣天臺山國清寺日本國上都比叡山延歷寺比丘圓珍入唐求法?！雹邸短品啃新匿洝?，《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2，太宰府天滿宮蔵版，1964年，第43頁。又據《日本文德天皇實錄》，《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2，1964年，第20頁記載：“仁壽3年（公元853）正月丁未，滋野朝臣善陰為大宰府少貳。二月十一日辛未，大宰府、入唐僧圓珍に公憑を給す?！比胩魄?，大宰府④大宰府是日本負責西邊防衛和對外交涉的都督府，是日本外交的要沖。其政廳被稱為“遠之朝廷”，其都制被譽為“天下之一都會”。為他開具了兩張涉外通關文書。 一張是證明其身份的 “大宰府公檢”⑤《北白川文書》，《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2，1964年，第20頁：“日本國大宰府 （大宰府章），延歷寺僧元珍年卅﨟二十一，從者捌人隨身物經書衣缽剔刀等，得元珍狀云將游行西國禮勝求法，□附大唐商人王超等回鄉之船，恐到處所不詳來由，伏乞判附公檢，以為憑據。仁壽叁年貳月拾壹日，大典越貞原（簽名）大監藤□□（簽字）（大宰府?。??！痹F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另見趙瑩波《宋日兩國文書中年號問題探析》，《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第二十五輯）第128—139頁。，另一張是“大宰鎮西府公檢”⑥《北白川文書》，《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2， 1964年，第22頁記載：“為巡禮共大唐客商王超李延孝入彼國狀，并從者隨身經書衣物等。僧元珍字遠塵，年四十一藹；從者僧豐智，年卅三﨟一十三；沙彌閑靜，年卅一，俗姓海；經生的良，年卅五；伯阿古滿，年二八；譯語丁滿，年卅八；物忠宗，年卅二；大全吉，年二十三。隨身物，經書四佰伍拾卷，三衣缽器剔刀子雜資具等，名目不詳。右元珍為巡禮圣跡訪問師友與件商人等向大唐國，恕彼國所在鎮鋪不練行由，伏乞判付公檢以為憑據，伏聽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仁壽三年七月一日，僧元珍牒，仼為公檢柒月伍日，敕勾當客使鎮西府，少監藤有蔭?！币陨蠟橛H筆書寫（注此文書上蓋有15枚主船之?。?。原件現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另參見趙瑩波《宋日兩國文書中年號問題探析》，《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第二十五輯）第128—139頁。。前者詳細記錄著元珍、隨從人員、船主姓名、攜帶書籍、衣物、生活用具和目的地等事項，并蓋有“大宰府印”、大宰府大監簽名和日本年號（仁壽三年）。后者上面除注有船主王超和李延孝等唐朝商人的姓名外，還記有隨身攜帶物品的名稱、八位隨行人員的姓名、曾用名、年齡和身份，其中包含一位元珍的隨行翻譯丁滿，全船共七十人，并蓋有十五枚“主船之印”。

元珍一行于公元853年8月9日從五島的值嘉島出發，經由福州、溫州的橫楊縣、安固縣和永嘉縣，最后抵達臺州。當地官府根據元珍攜帶的“大宰府公檢”分別開具了“福州牒”⑦此“福州牒”現收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在這份“福州牒”上，除了書有需要通過福州境內的所有隨行人員姓名之外，還寫明此行目的、隨身攜帶之物等內容，而且最后署名日期也換成了唐朝的“大中”年號，并由當地官員簽名，加蓋福州都督官印。、“溫州牒”⑧此“溫州牒”現收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和“臺州牒”，并在上面簽名加蓋官印。11月23日和12月3日進入臺州黃巖縣和臺州府，領取了“臺州黃巖縣牒”和“臺州牒”等唐朝官方涉外文書。

下面以“臺州黃巖縣牒”（如文書一所示）和“臺州牒”為例，一探臺州當年海運之究竟。

文書一：

在“臺州黃巖縣牒”上書有元珍此行目的（巡禮天臺山五臺山并長安城青龍興善寺）、隨身攜帶物品（經書四百五十卷衣缽剔刀等擐籠壹具）和七個隨行人員。但這與元珍所攜帶的“大宰府公檢”上所記載的八位隨行人員有出入。其原因如“臺州黃巖牒”所言：“伯阿古滿年二八卻隨李延孝船歸本國報平安不行?！奔疵麨榘⒐艥M的船員已先期乘李延孝商船回國。

在另一份“臺州牒”（如文書二所示）上，有臺州府官員陳沂、“楊司”的親筆簽字和臺州官印，并清晰地記載了他們的行程： 7月16日離開日本，9月14日到福州，再到臺州，12月1日住在臺州開元寺接著赴天臺山巡禮，12月初到臺州臨?？?，然后繼續往五臺山和長安完成求法之路，其簽署日期為12月3日。①參見《大唐長安展》，京都文化博物館，1994年，NHKきんきメデアランプ。

文書二：

元珍這一系列入唐相關文書，由兩張日本官方簽發的“大宰府公檢”和“大宰鎮西府公檢”以及唐朝官方福州、溫州、臺州等地簽署的“福州牒”、“溫州牒”、“臺州牒”組成。其中兩張日本大宰府文書用以向唐朝方面證明元珍身份，相當于官方“介紹信”，上面分別蓋有大宰府官員少監藤有蔭和多枚大宰府官印、船主之印。而“福州牒”、“臺州牒”等唐朝地方官牒，則是當地政府根據大宰府公檢開具的，是允許其在境內自由通行的涉外文書，類似在中國境內的“通行證”。如果把兩國官方文書功能合二為一的話，堪比現代的“護照”。由此可見，早在唐朝臺州就已經建立起一套相當完善的出入境管理機構及其相應的管理制度。

（二）入宋“偷渡僧”

安史之亂以來，唐朝國力日衰，公元894年，日本右大臣菅原道真以唐朝衰微和航海危險為由，上奏中止向唐朝派遣“遣唐使”①《菅家御傳記》，《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3，第74頁記載：“寬平九月十四日，上狀請令諸公卿議定遣唐使進止，同七年五月十五日，敕止遣唐使?！?。由此，日本盛極一時的“唐風時代”趨于衰息，“國風文化”興起②指平安時代中期到后期的優雅的貴族文化。隨著“遣唐使”的被中止，唐文化的影響減弱，日本假名文學、女流文學、大和繪、凈土教藝術興起。。公元903年，還頒布了禁止官員百姓出海和貿易的“渡海制③禁止日本國民和官員出國，筆者注。參見榎本淳一《從〈小右記〉看“渡海制”——律令國家的對外方針和其變化》，吉川弘文館，1991年?！?。受此影響，宋朝時期，日本赴天臺山巡禮的官方“派遣僧”越來越少，大多數僧人由于得不到官方的批準和官牒而無法赴宋巡禮。但日本僧人到天臺山巡禮的人數卻依然未減，有的甚至鋌而走險偷渡入宋。有關入宋僧到天臺山巡禮的情況如表二所示：

表二 宋朝時期日僧巡禮天臺山列表④ ［日］村井章介《8—17世紀の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人·物·情報の交流―海域と港市の形成、民族·地域間の相互認識を中心に―》，平成12年度～平成15年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1）研究成果報告書，平成16年3月，第403頁。參見原美和子、榎本涉《日中、日朝僧侶往來年表》。

（續表）

公元983年奝然及弟子嘉因等入宋以及公元988年、990年嘉因搭乘臺州商人鄭仁德入宋、歸國，關于這個問題在下一節將詳細探討。

誠尋和戒覺是其中最有名的“偷渡僧”。公元1072年3月，誠尋為追求佛法乘坐孫忠的商船偷渡入宋①《續本朝往生傳》，《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5，第289頁記載：“阿闍梨誠尋者，本天臺宗之人，智證大師之門徒，夜往大云寺，智行兼備，早遂大業，居大日位。公請年久，名譽日新，暮年歸心菩提，只行法花法，為體清涼山，私附商客孫忠商船，偷以渡海?！?。他在自撰的《參天臺五臺山記》中寫道：“辰時依西風吹，不出船，在壁島西南浦，法華法后夜經第六卷如意輪供，海邊人來時，諸僧皆隱入一室內，閉戶絕音，此間辛苦不可宣盡?！雹凇秴⑻炫_五臺山記》，《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5，第286頁。由此可以想象他們偷渡入宋時的狀態。

誠尋抵達天臺國清寺后不僅沒有被慢待而且還受到宋朝皇帝的敕封?！端问贰酚涊d：“熙寧五年，有僧誠尋至臺州，止天臺國清寺，愿留?！雹邸端问贰肪硭木乓弧锻鈬摺と毡緡?，中華書局，1973年。誠尋“愿留”大概是怕回去會受到“渡海制”的處罰吧。

戒覺于公元1082年攜同隆尊和沙彌仙勢兩位師弟乘坐宋商劉琨父子的“回卻船”④回卻船：指被遣送回國的船。偷渡入宋。他在《渡宋記》中記下當時情景：“依恐府制，隱如盛橐臥舟底，敢不出，嗟有大小便利之障，仍不用飲食，身怤怤如經三箇年?！雹荨抖伤斡洝珐枙瓴克?，《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5，第361頁。戒覺為赴天臺山求法癡心不改：“山者天臺山者，以自宗之源，欲禮智者大師之遺像也自宗之源，欲禮智者大師之遺像也?！边@說明天臺山已成為日本僧侶巡禮求法圣地，宋日間文化交流已成為不可阻擋之勢，人為的政治手段已無法割斷。

二、臺州的海外交通與臺州商人

9世紀以來，浙東一直占據著海外貿易的重要地位，為東北亞貿易做出巨大貢獻，其中明州主要負責管理高麗和日本方面商人。而這個時期的東北亞貿易是由宋商來實現，他們來往于日本和高麗，接受市舶的管理。①大庭康時、佐伯弘治《中世都市博多を掘る》、榎本渉《日宋、日元貿易》，第71頁， 海鳥社，2008年。日本負責管理貿易的機構是“大宰府”，高麗方面為首都開城府外港禮成江。

公元877年，唐朝商人唐鐸等63人乘坐商船從臺州出發抵達日本九州的筑前國（福岡縣）。據《日本三代實錄》記載：“元慶元年八月廿二日庚寅，先是大宰府言：去七月廿五日，大唐商人崔鐸等六十三人駕一只船，來著管筑前國。問其來由，崔鐸言：從大唐臺州，載貴國使多治安江等，頗帶貨物。六月一日解纜，今日得投圣岸，是日勅冝依例安置供給?！雹凇度毡救鷮嶄洝?，《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2，1964年，第274頁。

有宋一代，臺州與日本、高麗的海外貿易更加頻繁，日本、高麗的商船常抵臺州貿易。日本商船致力收購銅錢，以至于“臺城一日之間，忽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③鄭麟趾《高麗史》卷七。參見李金明，廖大珂《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頁。貿易規模之大可見一斑。據《小右記》記載，日本萬壽四年（公元1027年，宋天圣五年）八月，大宋國福州商客陳文祐來朝。日本關白藤原賴通收到由大宰府上報的“存問記”④“存問”相當于現在海關檢查，作為國家的公權力，必須限制和控制不法物資以及人員入關，因為外國船有可能是侵略船也有可能是不法分子入關——著者注。后，召開公卿合議會議“陣定”⑤陣定：是指日本中世紀公卿合議制度，也稱為“仗儀”。隨著律令太政官政治簡化，合議會議逐漸變成在左右近衛陣座（仗座）中進行的一種公卿合議會議的討論模式——著者注。，其內容如文書四所示：

文書四：

萬壽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壬辰四月三十日丁酉， 頭中將顯基傳下大宰府解、肥前國解文，大宋國商人解文云，可定申可安置哉否事。大宰府解文，大宋國福州商客陳文祐等參著事以去六月五日離大宋國明州之岸，以同十一日罷者臺州之東門，同二十六日解纜，渡海之程，俄暴風出來，離達前途，三個日夜逗留途中，以同二十九日走皈明州，經三日，相待巡風，以今月四日，罷離彼岸，同十日，罷著當朝之內肥前國值嘉島，同十四日罷著同國松浦郡所部柏島者。

大宰府言上大宋國福州商客陳文祐來朝事。

這里記載了福州宋商陳文祐從明州出發經由臺州來日貿易的情況。宋日貿易最鼎盛時期在宋朝末期，從13世紀前半葉起，許多日本商船也“冒鯨波之險，舳艫相銜，以其物

來售”，①梅應發、劉錫纂修《開慶四明續志二·蠲免抽博倭金》，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有時來明州、溫州、臺州一帶貿易的日本商船達四五十艘之多②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銅錢申省狀》。。

這一時期，宋朝與高麗的貿易也突飛猛進，尤其是臺州已成為兩國之間貿易的重要交通樞紐。在公元1208—1225年的近二十年里，臺州的黃巖縣成為高麗海商的必經之路，當時有“宋臺州東鎮山上突出的那個部分被稱為黃巖，通過海路來往的高麗人視它為海島上的向導”③《嘉定赤城志》卷二〇《山水門二山黃巖》。參見［韓］李鎮漢《高麗時代宋商往來研究》，景仁文化，2011年，第273頁。之說。這些足以證明，臺州在海上貿易和交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其地位完全可以和明州媲美。

另外，臺州商人也是海外貿易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不可忽視的一個組成部分，尤以宋代臺州海商最為活躍。不少臺州商人頻繁去高麗和日本開展貿易。據《高麗史》記載：“（1031年）宋臺州商客陳惟忠等六十四人來獻”④鄭麟趾《高麗史》卷五。參見李金明，廖大珂《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史》，第80頁。［韓］李鎮漢《高麗時代宋商往來研究》第252頁。⑤；“（1038年）宋明州陳亮和臺州商人陳惟積等七十一人等獻土宜；（1039年）陳惟積等后來獻土宜”；⑤［韓］李鎮漢《高麗時代宋商往來研究》，第252頁?！埃?046年）宋臺州商人徐贊等七十二人來獻方物”。⑥鄭麟趾《高麗史》卷七。參見李金明，廖大珂《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史》，第80頁；［韓］李鎮漢《高麗時代宋商往來研究》，第252頁。

日本史料中也同樣有許多關于臺州宋商的相關記載。

1.周文德

周文德是活躍在日本、高麗之間長達40年之久的一位臺州商人。由于“渡海制”實施，日本政府取消了官方“派遣僧”，導致“偷渡僧”冒著生命危險入宋求法。同時更多的僧人則通過來往于兩國的宋商尤其是臺州籍宋商，委托他們把書籍和貢品奉獻給天臺山國清寺。

986年，臺州籍宋商周文德抵達九州后被安置在旅館。日本僧人源信乃委托大宰府官員貫首⑦貫首：統領；藏人頭（秘書）的異稱；天臺座主的異稱。各宗本山以及諸大寺住持的敬稱。豐島才人轉交給周文德一封信，信中表達希望獻三卷《往生要集》給天臺山國清寺，并轉達要用結緣男女弟子的財物為天臺山國清寺施財建五十間廊屋的心愿。⑧《往生要集》卷下卷末《遣唐消息》，《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四，第169頁。其信的內容如下：“大宋國某賓旅下返報，大宋國臺州弟子周文德謹啟，仲春漸暖，……唯文德入朝之初，先向方禮拜禪室，舊冬之內喜便信啟上委曲，則大府貫首豐島才人附書狀一封，先畢，計也經披覽歟，郁望之情朝夕不休，馳憤之際，遇便腳重啟達，唯大師撰擇往生要集三卷捧持，詣天臺國清寺附入既畢，……結緣男女弟子五百余人，各各發虔心，投捨凈財，施入于國清寺，忽飾造五十間廊屋?！幢矶Y代之狀，不宣，謹言。二月十一日大宋國弟子周文德申狀 謹上 天臺楞嚴院源信大師禪室 法座前?！敝芪牡码S后在旅館給源信回復信件并通過大宰府官員轉交⑨《往生要集》卷下卷末《遣唐消息》，《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四，第169頁。。

周文德除從事宋日貿易之外，還曾擔任百濟國國使，肩負政治使命出使日本。990年，百濟國王委任周文德和楊仁紹為使者赴日向攝津國騰尾寺獻寶物。此時他還有一項

為百濟國王在日本尋求治療王后白發名醫的秘密任務①《元亨釋書》二十八寺像六，《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4，1964年，第191頁記載：“正歷元年庚寅，大宋淳化元宋商二人來，一臺州人周文德：一務州人楊仁紹。二商曰：百濟國后有美姿，國主愛重，未邁壯齡，其發早白，后愁之……”?？梢娝紊虃冊诮浬讨?，還充當他國國使出使日本，甚至作為宋朝國使出使日本，在歷史上扮演著極其重要的政治角色。②在宋朝宋商擔當國使出使到日本的事例屢見不鮮。參見趙瑩波《宋代對日貿易中宋商易名現象探析》，《中州學刊》第三期，河南社會科學院，2012年6月。

關于周文德在日本史料中還有一些記載。據《日本略記》記載：“今日大宰大監藤原藏規進鵞二翼、孔雀一翼。閏六月二十五日癸卯，大宋國商客周文德（裔）所獻孔雀，天覽之后，于左大臣（藤原道長）小南第作其巢養之?！雹邸度毡韭杂洝泛笃龡l天皇長和四年二月十二日癸亥條?！短赘鞚M宮史料》卷4，第420頁。

臺州商人周文德（裔）可謂是日本史料中有案可查的從事宋日貿易時間最長而且很可能是歷史上第一個把孔雀帶到日本的宋商商人。

2.鄭仁德

鄭仁德是臺州海寧縣人，曾多次送日僧奝然師徒入宋、回國（詳見表二）。據 《宋史》記載：“雍熙二年（985），隨臺州寧?？h商人鄭仁德船歸其國。后數年，仁德還，奝然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曰：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奝然啟：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奝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雹堋端问贰肪硭木乓弧锻鈬摺と毡緡?。據說當時奝然從宋帶回來的經書之多，需要雇許多車才能運走，“件佛像經論，其數巨多，可用人夫食車賃等料，雇進夫三百”。⑤《石清水文書》桐二ノ十三，《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4，1964年，第171頁。

兩年后，奝然在鄭仁德歸國之際，依依惜別?！端问贰酚涊d：“奝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于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岳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雹蕖端问贰肪硭木乓弧锻鈬摺と毡緡?。同時奝然弟子嘉因又奉旨隨鄭仁德的船入宋，據《日本紀略》記載：“永延二年二月八日乙未，入唐歸朝僧奝然弟子嘉因，并唐朝禮（祚）乾等，奉大宋國?！雹摺度毡炯o略》后篇九《一條天皇》，《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4，1964年，第183頁。這一記載也和《宋史》中記載的內容相吻合。

鄭仁德的商船除了搭載僧侶，還帶去了大量的中華經典和佛教經典。臺州宋商不僅促進了宋日之間的貿易，還為傳播中華文化以及東北亞之間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有元一代，元日兩國還處在戰爭時期，臺州僧人一山一寧⑧《妙慈妙濟大師行記》，《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9，1964年，第153頁記載：“師諱一寧，號一山，大宋國臺州臨?？h胡氏子也。大德二年夏，我商船薄明州，大元國主初有狙窺我之心，故辛巳戰艦數盈十萬，然風濤一夕，破蕩狼狽，是以恐我國之神靈?！睌y元朝國書出使日本，為兩國政治緩和以及經濟貿易重啟和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據《北條九代記》記載：“正安元年（1299）十月八日，宋朝僧正子云、一寧參著鐮倉，一寧持大元國書”。后來一山被

尊為日本朱子學之祖。對儒、道、諸子百家，乃至稗官小說、鄉談俚語皆甚為熟稔，其宗風對后世五山文學影響極大。

明初洪武三年朱元璋派國使趙秩攜帶國書出使日本修復兩國政治外交關系①《閩書·日本》，《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12，太宰府天滿宮蔵版，1964年，第159頁記載：“高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既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夷、入寇山東旁海諸郡、帝以即位之二年、使行人楊載諭其國王良懷?！?，在給日本國王②所謂日本國王其實是日本的征西將軍懷良親王之誤——著者注。的國書中，要求其整治倭寇，禁止其入境殘害百姓掠奪其財物③《明國書并明史仲猷無逸尺牘》，東京大學圖書館本，《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12，太宰府天滿宮蔵版，1964年，第159頁記載：大明皇帝書中書省，近為沼海守御官，節次來報，海外不知是何人船，出沒瀕海去處，時常殺害良民、剽掠財物，調兵捕獲，問系日本部署。料想王必未知，已差楊載等七人，欽齎詔旨，往彼此開諭。使者舟至本國，適被殺死五人。楊載、吳文華羈留三月，才方得回、開諭一節。略不見，又況使者未回之時、海內人船、仍前出沒劫掠、及有僧人潛為奸細、俱已擒獲、切詳、日本去我中國遙遠、各天一方，隔涉大海，正宜守己保民，安汝境土，何乃不自揣分，縱令奸宄流劫擾民，恐積惡貴盈，天必降禍于汝，我國家必奉天討，用興問罪之師，且所獲之人，情犯深重，揆諸法律，罪在不容，緣系日本所部，故不欲便加殺戮，如不施之以刑，又無以示其懲戒，是用刑其肢體，遣人送還，王妄不知其劫殺之用，而送還之人，亦可為王國之誡。若其故縱而來，即宜改過自新，以體天道，毋貽后悔，為此都省令差宣使楊載等，侔送靈南、陽谷等一十五名前去，令行移咨，請照驗施行。右咨日本國王 洪武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征西將軍接到明朝國書后立刻遣使僧祖來貢方物，又送被倭寇虜去的明州、臺州百姓男女七人，以通兩國之好。據《大明太祖圣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攻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記載：“洪武四年九月，庚戌，朔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臺州被虜男女七人余口?！雹堋洞竺魈媸ド裎奈錃J明啟運俊德成攻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東京大學圖書館本，《太宰府天滿宮史料》卷12，太宰府天滿宮蔵版，1964年，第159頁。從此臺州又恢復其唐代以來對日對朝鮮半島的海外交通的功能。

結 語

臺州在我國古代海外貿易以及海外交通歷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對日本以及東北亞貿易交往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歷史地位完全可以和明州媲美。臺州商人和僧人也是我國海上文化貿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和中華文明的傳播者。元末臺州人方國珍的出現又把中國歷史舞臺焦點聚集在臺州，臺州以及臺州商人不斷在中國近現代海外貿易和海上交通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本文作者為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副教授）

An Inquiry into the Marine Traffi c and Merchants of Taizhou

Zhao Yingbo, Japanese Depart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Taizhou, the Zhejiang province, had already been an important maritime route and the window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Many Japanese monks who went to China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era made their pilgrimages by visiting Guoqing Temple, in Tiantai Mountain in Taizhou before their visit to China proper. Tiantai Mountain had become a

Guoqing Temple； maritime trade； merchants of Taizhou； trade with Japan

gathering place of Japanese monks at that time. In Tang era, the merchant ships set off from Thaizhou to Hakata and Kysuyu of Japan. The same as Ningbo (Mingzhou, Qingyuan), Taizhou, with an complete organization of customs clearance, had become the important window of trade in Northeast Asia. At the same time, the merchants of Taizhou were active in Japan and Korea. It was frequent for Taizhou merchants to take Japanese eminent monks on their ships, and help those Japanese monks to deliver books to Tiantai Mountain. Therefore, the Taizhou merchants acted as ambassadors and transmitters of Chinese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