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賦詩傳統與“賦、比、興”之義*

陳雪雁

[中山大學,廣州　510275]

*同濟大學哲學系柯小剛教授為此文提供了很多修改建議和意見，特此申明并感謝。

先秦賦詩傳統與“賦、比、興”之義*

陳雪雁

[中山大學,廣州510275]

關鍵詞：賦；比；興；賦詩；政教；詩言志

收稿日期：2014-08-14

作者簡介：陳雪雁，女，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B22

文獻標識碼：碼：A

文章編號：號：1671-7511(2015)02-0067-06

摘要：歷代對“賦比興”的解釋看似明晰卻極難厘清。種種解讀多有從“作詩法”論之之嫌。只有回溯到先秦賦詩傳統，才能略探“賦比興”義理的源頭。在先秦政教禮儀中，“賦比興”的原初含義并不抽象，也并不只是修辭方法，而是活生生地體現為賦詩活動的運作方式?！百x”直陳賦詩者之情志；“興”取譬感物，將賦詩者之意與詩章結合起來；“比”因聽詩觀賦者對詩意與交往情景的相類解讀而達成。由此出發，對“賦比興”的思考就可以深入到天人物我之際的關系問題，以及善惡性情的政教層面。作為情志呈露方式的“賦”必須有賴“比興”才能感發，而“比興”之感物言志又必須通過“賦”才能成章言志。由此，賦比興成為賦詩言志活動的三個相輔相成的環節。

“自有生民以來便有詩”，[1](P613)詩是古典政教生活的重要內容?！霸缙诘恼平⒄呦抻谕ㄟ^詩的語言在靈魂中確立思想”。[2](P62-63)在周代，作詩是卿士階層的必要素質之一?！对娊洝ざㄖ街小っ珎鳌吩疲?/p>

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升高能賦”是大夫的九項素質之一?？追f達疏曰：“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為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笔看蠓蛴伤娝卸沃疄樵?，是其理想生活的必然勢態。結合卿士“獻詩”的記載來看，卿士“獻詩”的過程應該就包括其“作詩”以箴諫的情況?！蹲髠鳌ふ压陚鳌吩疲?/p>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是以獲沒于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p>

祭公謀父作《祈招》以規諫周穆王，是朝堂“獻詩”諷諫方式的個案?！毒戆ⅰっ珎鳌分幸嘌裕骸懊魍跏构浍I詩以陳其志?！弊髟娨匝云渲颈揪褪乔浯蠓蛘紊钪械闹匾画h?！蹲髠鳌芬灿兴宰C。

除自作新詩以陳志外，更多的是對廣為流傳的已有之詩的各種運用來達意的情況。以《左傳》引詩為例，《左傳》共引《詩》221處，其中涉及以作詩來表情達意的只有寥寥幾處，大多都是引《詩》用之的情狀。而按照引《詩》、作詩發生的場合看，外交宴饗場合37處，本國國內論說、勸諫場合55處，評價、議論場合32處，著者主觀評價的特殊場合45處。簡而言之，主要是宴饗、勸諫、評論等場合，除著者評價之外，一概可歸諸政治交往。另外，《國語》引《詩》于宴饗場合3處，評議7處，勸諫11處?！稇饑摺芬对姟饭?處，其中，評議1處，勸諫6處。

孔子嘗言“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睂W《詩》而能“達政”、“專對”的說法正是針對《詩》在政治活動尤其是外交活動中的意義而言?！墩撜Z正義》疏之曰：“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边@里的要點有二，其一是《詩》就其內容本身而言，乃是對政治生活的記錄；其二是在實際的政治交往活動中，政治家的外交習慣乃是通過《詩》的運用來表明己方的立場、態度、主張。這兩點強調了《詩》在內涵(內容)與功能(以《詩》見意)上對政治生活的意義。

《左傳》賦詩的參與者多為諸侯與卿大夫，場合主要在宴饗和會盟，其他情況不多。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斷定用詩主要在公共社交場合？可能不見得。之所以有這樣的記載分布，可能與《左傳》、《國語》作為國家歷史記載材料的性質相關，其對事件的選取當然以事件對邦國的政治意義為依據。在這些政治性的記述中，還可以區分為更傾向于禮儀性質的運用，或更傾向于實際意圖的展現與交流的運用等不同類別。譬如有名的昭公十六年的鄭國六卿賦詩，*在下面的行文中，我們會更多地采用賦詩這種說法，在先秦語境中，賦詩本身就是對各種詩的創作和使用的概而言之，也是最為常用的。就是屬于第二種情況，也就是更偏向于實際政治交流的情況?？鬃铀^學《詩》以“專對”即此意也。當然，第一種情況也不少。作為以禮儀繁茂為特點的周人，其宴饗中的禮儀當然也是繁多的。而且，之所以有這么多宴饗賦詩的記載，其根本原因在于賦詩本就是宴饗禮儀中的一環。詩作為無處不在的媒介參與到當時的生活之中。即便在這類側重禮儀的賦詩行為中，賦詩作為主客交好的方式，也應當清晰、充分、準確地表達己方意欲交好的信息與姿態。事實上，在長年累月的詩教中，詩的應用幾乎是士人的本能?！暗歉吣苜x”，已成為士人必備的基本修養?？鬃铀^“不學詩，無以言”，《論語注疏》疏云：“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為言也？”可見，賦詩已經成為先秦政治社交的根本配置。在正確的場合以正確方式選擇正確的詩用于交往，成為士大夫賦詩政教活動的基本原則。

一、依“興”起賦：“興”作為賦詩活動所以發動的前提

用詩表情達意，其方法之一是“斷章取義”。實際上，禮儀場合的賦詩一般都同時意味著對章節的選取?！蹲髠鳌は骞四陚鳌?盧蒲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睌嗾碌倪x取與賦詩的成功直接相關，而《詩》的開放性意味著《詩》之斷章解讀的多重可能性。也由此，如何以斷章切近自己想要表達的意圖便成為一個不無危險的游戲。賦詩的委婉固然可以用來傳達一些不易直白表露的東西，又可令聽者做出適宜的回應。但若對方截取的意義與你試圖給予的意義不一致，則交往的失敗就不可避免。

斷章的發生并非偶然，而是賦詩應用的約定俗成的規則之一。而且，這一規則正是基于詩本身的特征：“興”?！芭d”既體現在“六詩”與“詩六義”中，也體現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中，以及“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之中。這三種看起來就屬于不同性質的對于“興”的規范之間有著極大的張力。而一旦明了這種張力產生的緣由，則“興”自會向我們敞開。

在“詩六義”中，“興”看起來是極為明晰的，然而實際上卻含混之極。對這種傳統解釋的模糊性，朱自清和徐復觀皆有論述?！霸娏x”的說法當源自“六詩”說?！吨芏Y·春官宗伯第三》曰：“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玄注曰：“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痹谶@里，比與興的用法除去對象性的差異之外，幾無二致?！氨取币灶愅瑸榛A，“興”意在見善而以喻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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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善事以喻勸之”有兩層含義：其一，雖然主有美德、善行、嘉政，仍非如毛詩所說那樣直接美之，而仍要有預防性的勸；其二，“興”是采用“喻”的方式進行的。不過，這種喻是否仍基于類的原則呢？鄭玄并未明言。如果原則相同，則無論從方法上還是文體上來理解“興”，這樣非本質的區分都有不盡合理之處。徐復觀在《釋詩的比興》中評論說：“他(指鄭玄)實際是把興和比看作相同的東西，所以他又說‘興是譬喻之名’。因此，他通常用一個‘喻’來說明興的意義”，[3](P22)正是有見于此。

鄭玄之后， 孔安國以“引譬連類”言“興”；鄭司農以“比方于物”言“比”，以“托事于物”言“興”；王逸在《楚辭章句》中以“引類譬喻”言“興”。摯虞《文章流別論》說：“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辩妿V在其《詩品序》中說：“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笨追f達《毛詩正義》解釋鄭玄的話說：“‘比者，比方于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托事于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啟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鄙鲜鲋T解皆有以“喻”解“比”的傾向，與鄭玄注有所相悖。

孔穎達更闡明了“興”乃由“己心”聯通到人間世，且托世間物象而明己心，從而將自我情志與世間物象相勾連?！氨取弊鳛橛纱思氨说姆绞?，當是以類同作為條件，《禮記·學記》所謂“比物丑類”可證?！芭d”則非是。興的產生機制與條件當為“匹”。而“匹”則為“配”、為“合”。就語義勾連而言，我們可以從譬喻出發看“興”；至于譬喻，則當從孔子“能近取譬”之義出發?！捌?，《說文》言“諭也”。徐玄注曰：“猶匹也，匹而諭之也?！薄爸I”為“喻”之原字，其義為“匹”?！对姟ご笱拧ひ帧费浴叭∑┎贿h”，《禮·學記》言“罕譬而喻”，是其義也?！捌ァ?，《廣韻》言“配也，合也，二也”；《爾雅·釋詁》云：“匹，合也”；郭璞注謂“對合也”；邢昺疏為“匹者，配合也”。要之，“興”所標識的心物或心象關系并非是以類而比，而是感于物而發，觸及情而興起。杜甫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可為“興”之例，即以個體情志為起點，見物隨感，而此感當以我之情志為觀照而外放之，是我與所興之物、事、景、境之和合交融交感?！对娫b》言“興者，感物而發，如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類”，是其證也。這種物與我的相合并非依類而較，而是依情隨心而通。簡而言之，我們可以以孔子的“能近取譬”作為理解“興”的關鍵。

《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p>

《論語·八佾》：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為也？”子曰：“繪事后素?！痹唬骸岸Y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矣?！?/p>

將“富而好禮”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禮后乎”與“素以為絢”聯系在一起，并從后者觀前者，這種意義勾連方式和解詩方法，既是“斷章取義”，又是“能近取譬”，更是“詩可以興”。而詩“可以興”之“興”，孔安國解釋為“引譬連類”，蔡節引謝良佐解作“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4]前者從取譬，后者從感而發言興，都觸及了興的關鍵點。

從“詩可以興”的上述理解出發，“興于詩”這一說法的意思也不難貫通了?！芭d于詩”的意義首先在于：通過“興”的方式，詩存在于我們的生命與世界之中，我們以詩彰顯了自我的生命和世界；進一步來看，以“言志”之詩而興，則意味著以個人情志為基礎，將各個不同的事物連接起來，由此及彼，彼此相通而成就一個通達于我的世界；同時，由詩之興，自知而知人，將自我與他者置入了一個彼此通達的世界。這便是“興”之為“感通”的經學義理，它來自天人之際的性情關聯，通達于政教人倫的道德風化，遠不止是方法論意義上的修辭方法。

回到斷章取詩的主題上?！芭d”的存在，使得在開放的、多義的可能性中彼此理解與溝通成為可能?？梢哉f，“興”是使得所選之詩章與所達之己意聯系起來、從而使得斷章賦詩可以運作的前提。以發生在昭公十六年的鄭六卿賦詩為例，我們可以觀察“興”的當下之“志”與詩章連接起來的情狀。那次賦詩活動的起因在于韓宣子想通過六卿的賦詩“知鄭志”。此處“鄭志”多視為“賦不出鄭志”即對選詩范圍的不出于《詩·鄭風》的限定。細細觀之，這里的“志”與《論語》中孔子“盍各言爾志”的訴求也極為相近，且韓宣子明顯是出于對晉鄭關系發展的考量而試圖明確鄭國及鄭國的執政者對同一問題的情志態度。故而“鄭志”不僅有內容限定的意義，也有賦詩情志限定方面的取向。子齹賦《野有蔓草》，取詩中“邂逅相遇，適我愿兮”之義來表達得見宣子的喜悅之情?！板忮恕?，《毛傳》言為“不期而會，適其時原(愿)”。選擇這首詩一方面表達了子齹個人對初次見面的韓宣子的友好態度，同時也表示了鄭國對韓宣子與晉國的友善。子產賦鄭之《羔裘》，取其“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宣子，贊美其佐君之德，同時也含蓄地暗示了鄭人的德政原則及通過卿大夫的政治行為影響邦國關系的期許。子大叔賦《褰裳》，取其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表達了鄭人的交好之心和外交底線。子游賦《風雨》，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以“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在贊美韓宣子的君子之德的情況下，也未必沒有盼其守“節度”之心。子旗賦《有女同車》，先賢言取其“洵美且都”，以示“愛樂宣子之志”，然同詩和“洵美且都”相對應的還有“德音不忘”，則當有美宣子風度與德性義。子柳賦《萚兮》，取其“倡予和女”，言韓宣子倡，己將和從之。而這種倡而從之關系的確立，應當建立在對韓宣子和晉國堅守了上面諸位卿大夫的交往要求的基礎上的，是整個外交活動中層層意向的推進和結論。最后，在明確了鄭志的方方面面之后，韓宣子賦《我將》，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表明自己和晉國致力于兩國邦交的態度。通過對詩篇原有之意的提取，婉轉地表達己方的意向，是春秋交往活動合乎禮儀的要求，而這便是賦詩言志活動中“興”的生發。

二、“比”類辨志：“比”在聽詩觀賦環節中的作用

在賦詩交往中，賦詩活動所指向的對象在聽詩觀賦時要做的，便是將詩與詩所可能表達的意義聯系起來，把所賦之詩與我聯系起來，把賦詩活動與整個交往的狀況與境遇聯系起來，并從中確定賦詩之意并作出適當的回應。與賦詩者的賦詩相對，聽詩觀賦一方對于賦詩意義的理解和回應是賦詩言志中的另一個重要環節。如果說賦詩者的賦詩主要依賴“興”而起賦，那么，詩六義中的“比”便是“聽賦與回應”這一環節得以可能的依據。有關詩歌的內容到底想要表達什么，自宋代以來一直有很大的爭議。比如某詩是情詩還是政治詩，是否可以從其內容而推進到歷代經學家從中闡發出的道德教化問題等，爭訟不斷。然而，在先秦賦詩傳統中，這樣的疑問似乎從來不曾存在。這一點可能正是基于對詩之為“比”的特性之把握。前面說過，“比”是基于類同的由此及彼。那么，在政治交往中，將賦詩者之志與當下情狀結合便不能沒有“比”的參與。我們不妨以《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傳》中的一則外交宴饗與賦詩觀志活動為例來考察一下。而此賦詩事件與此前引用的昭公十六年的鄭六卿賦詩頗有相類之處：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弊诱官x《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辈匈x《鶉之賁賁》，趙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弊游髻x《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弊哟笫遒x《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庇《钨x《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后亡?！笔逑蛟唬骸叭?。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蔽淖釉唬骸捌溆嘟詳凳乐饕?。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在這種宴饗交往場合中，賦詩活動實際上同時擔負了兩個任務：其一是一般賦詩必有的以詩自言己志以備他者之觀，其二是表明其對交往活動中的對方的交好與交惡的態度。對一篇或一章詩的賦引同時擔負了以上兩方面的任務。這里也不例外。趙孟極其明確地表明了賦詩活動的兩重意思：一是“賦以卒君貺”，即通過賦詩來表明各位與趙孟交往的態度，而這乃是完成君王賜予的榮光。二是自言己志而使得賓客可以觀之。子展賦《草蟲》，注以為取末章“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況當下，趙孟的反饋首先論及子展賦詩所言之己志，即取“我心則降”明志，并作了可為“民之主”的評價，但對子展以自己為君子且取“見君子而我心降”表達其對自己的樂于交往的態度，卻辭而不受。趙孟的理由是“不足以當之”，其辭謝或因過譽而虛辭，或因不當而實辭。注言“辭君子”，以為趙孟之意是因過譽而虛辭。子展以詩中之君子況趙武(即趙孟)，取其類而比之。

伯有賦《鶉之賁賁》，而《鶉之賁賁》目前可見的原文為：“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边@里賦詩的對象當為趙武，而“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顯然不適用于表述伯有和趙武之間的關系。當然，賦詩不僅出于交往的要求，還有言志的成分，則其所賦詩章當取“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之章。伯有之為人曾被評為“驕奢”，其對趙武顯然不敬，而后來在見魯侯時也被認為不夠恭敬。從伯有的例子來看，這種對交往對方的不恭敬與其說是故意，不如說是不知而亂為，屬于“不學詩、無以言”的類型。選擇這一詩章，只有兩種對應理解的可能，其一取“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之意，其二當為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之意。如果取其二者，那便是相當明確地對對方的不屑與拒與之交的態度。有意思的是，伯有的本意很有可能是想取“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之雙雙對對之象而表達友好交往的意思，因為在外交饗宴的場合中，直接決絕交惡的態度與最基本的外交和交往原則不符合。且就其個人而言，與趙武的交惡完全不符合伯有的政治立場。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的“良駟之爭”中，伯有堅持要派公孫黑出使，而公孫黑因此行可能的危險性而拒絕，但伯有堅持，其理由就只有一個，即公孫黑家族世代為行人，則伯有其人確有不通不明之處。裨諶說“奪伯有魄”，大概是說其人腦子不清楚。伯有賦《鶉之賁賁》可能有取“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雙雙相伴之意，但這首詩既然有“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這樣明顯貶義的句子，那么，出于“比”的作用，聽詩觀賦之人自然難免會以其兄、其君自況，則賦詩者的本意很有可能被忽略，而其他比況含義很可能會被當作賦詩者之意而被接下。當然，以“言志”與“交好”兩方面的意思均要表達出來看，其或當以“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表達其在權力上的志趣，“義取人之無善行者，我以此為君，是有嫌君之意”，確有誣上之嫌疑，而以“奔奔彊彊”為交好信號，然而選擇的詩章不類，則不能比，故而趙武言“床笫之言不逾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以奔奔彊彊為床第之言，則以其不適用，不類于卿士之交，則賦詩交往不再可能。

簡而言之，由詩所描述的對象與情形出發，選擇與現實狀況相類的地方，然后比較二者的異同以及過與不及的情況而決定對對方賦詩的意圖做出適度的反應，是賦詩酬酢與賦詩觀志中接受賦詩一方的行事依據。

在賦詩交往過程的展開中，言志、觀志與辨志的活動也在進行。在以“志”為中心概念的詩之政教的時代，人是通過自己的“志”在世界之中的展開來確立自己在人世間的位置；同時，人們也通過對他人之志的觀察來理解他人的存在?！昂尾桓餮誀栔尽痹诳鬃幽抢飸斒呛苋粘５膯柗?，而在學子們一遍一遍的著力于個人之志的確證過程中，君子所學何學，所志何志，所立何教，所行何政等一系列的問題都被帶了出來。

所以，以“興”賦詩，以“比”聽賦，是“賦詩言志”運行的原則。整個賦詩活動的過程由三個環節組成：賦詩者之志、賦引詩章、聽賦者明賦者之志并做出回應(回應往往以賦詩的方式進行，這又是一次意義通達過程的開端)。在從志到詩的過程中，“興”的生發更為明晰；而在由詩而明志的環節中，“比”的應用則必不可少。所以，“比”和“興”的原初含義可能并不那么抽象，也并不只是修辭方法，而是在先秦政教禮儀中活生生地體現為賦詩活動的運作方式。當然，我們通過賦詩活動的不同環節來解釋“興”與“比”的不同功用，這并不意味“比”和“興”的截然分開。相反，二者基于賦詩活動原則的差異性恰恰使得在同一過程中兩者可以同時參與，從而出現比中有興、興中顯比的境況。而這或許是毛公和朱子對“比興”具體標識出現種種分歧以及“比興”意義多有曖昧的原因之一。

三、“賦”詩陳情：“賦比興”在賦詩活動中的相輔相成

上面的考察是從賦詩活動出發解說“比”、“興”的意義。那么，接下來的問題自然是：作為動詞的“賦”與作為“詩六義”之一的“賦”有何差異與關聯？這種關聯與差異對于理解賦、比、興三者關系的意義何在？一般以為，“賦詩”之賦是在以詩言志的具體活動意義上來說的，這與“詩六義”其中之一的“賦”看上去似乎是互不相干的兩套概念。然而，古漢字講究意義圓備，且最初字常有兼義。同源同字的不同用法之間必有相關聯之處，這是漢字用法的根本原則之一。

《周禮·春官宗伯第三》曰：“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玄注說：“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這是從“直陳”這個意義上看“賦”。之所以如此，當是在與“比”和“興”相比較的基礎上說的。因為“比”與“興”都是“由此及彼”，以及在“由此及彼”中有一個他者的存在蘊含在其表達之中。賦則不需要借他者而能自陳其事。然而，事實上似乎并不存在全然直陳其事的詩篇，就算有，或許也是在上古以政令為詩的時候了。至于后來獨以“賦”為名的漢賦則難免鋪陳過度、文過其實，而為人詬病?！百x比興”并提且詩中雜糅三者，這說明在《詩經》中，賦比興三者是彼此呼應、不可或缺的。事實上，以間接與直接、委婉與直陳的對舉來區分“比興”與“賦”，的確是我們慣常實用的原則。然而，如果我們稍微從這里退開一步，從更為廣大的“賦”的應用方式來看一下，就會發現以“直”言“賦”本身就處于一個誤區之中?！对姟ご笱拧吩啤懊髅官x”，《毛傳》曰“賦，布也”，《鄭箋》曰“使群臣施布之也”。這里的“明命使賦”與《尚書》中的“出納朕命”意義相同。據此，“賦”當有廣布而流行之意。賦詩正是詩流行而廣布的方式之一。而這里所以用“賦”，蓋因就早期的政令發布而言，其實際上是以詩的方式被傳布到民間的；同樣，民間的聲音也是以詩的流布而上達天聽的。而且，“鋪”與“布”本義類相近。賦詩于動作行為上“鋪陳”與“布散”詩篇，與“詩六義”之“賦”以詩鋪陳與發布某事，其區別當在：前者是就詩流行于世界中的形式而言，后者是就詩自身呈現世界的方式而言。

回到“賦”之為“直”與“鋪陳”這個意義上，縱觀“賦”作為書寫方式的發展，當“賦”離開《詩經》而自成文體之際，賦卻以夸張的濃墨重彩的排比渲染為其鋪陳事物的特點，結果變得與鄭玄所謂“直陳”之意大相徑庭。就直陳其事言，鄭玄以“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言“賦”，則“直陳”指向的當是“善惡”?！吧茞骸弊鳛樵u價是正確的“好惡”的呈露，而好惡又是情緒、志意的抒發。所以，“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就不只是“直陳其事”，而是可以具體化成為“直陳其情志”。于是，“賦”之情志的抒發恰恰要通過以“比”與“興”感物言事的方式實現。這提示我們，僅僅以曲直之別言“比興”與“賦”的差異是遠遠不夠的。對賦比興的思考必須深入到天人物我之際的關系以及善惡性情的政教層面，才能得到原本的考察。作為情志呈露方式的“賦”須賴“比興”才能感發，而“比興”之感物言志又必須通過“賦”才能成章言志。由此，賦比興成為賦詩言志活動的三個相輔相成的環節。

一言以蔽之，“賦”意味著對情志的坦然呈露，而賦詩則顯現詩作為情志抒發的媒介，“興”揭示己心與詩章的勾連，“比”將詩章之義與當下情狀結合。賦比興三者在賦詩活動中的結合是先秦“賦詩言志”和“聽詩辨志”之傳統所以可能的前提。

參考文獻：

[1]葉適.葉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61.

[2][阿拉伯]阿威羅伊.論詩術中篇義疏[M].劉舒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

[3]徐復觀.中國文學精神[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4][宋]蔡節.論語集說(卷九)[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M].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6.

■責任編輯/陸繼萍

The tradi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poetry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Fu;Bi;Xing”

CHEN Xue-yan

The previous explanations of “Fu;Bi;Xing” seem quite clear, but actually they are ambiguous because they are often limi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ways of writing poetry. The original meanings of “Fu;Bi;Xing” trace back to the Pre-Qin period. I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omains of the Pre-Qin period, “Fu;Bi;Xing” are not abstract terms, nor rhetorical devices only, but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reading and wring poetry. “Fu” reveals the feelings and ambitions of the poet; “Xing” refers to the truthful expression of the poet’s feelings in the poem; “Bi” gives the reader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eaning of the poem and the relevant environment. Reflections on “Fu;Bi;Xing” can help reveal numerous relationships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goodness and evil at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evels. Thus, “Fu;Bi;Xing” are closely and inseparably related to one another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po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