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海外經濟利益維護及評述——兼論中國海外經濟利益維護能力的提升

文 （..國家行政學院，北京 00089；.沈陽化工大學，遼寧沈陽 04）

經濟利益是美國推動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1］，處于海外利益的核心地位。美國政府通過編織世界經濟規制網絡，進行海外利益的戰略布局；通過系統地完善國內機制，為海外經濟利益提供保障；通過安全、外交、文化等多種手段融合，調動社會各方力量，實現利益的最大化。

一、美國海外經濟利益維護

（一）編織世界經濟規制網絡，布局海外市場

二戰結束前后，隨著美國在經濟上的優勢日趨明顯，開始致力于編織世界經濟規制網絡，通過主導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前身為關貿總協定）在內的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構建了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框架。

以懷特計劃為基礎成立的IMF以穩定國際匯兌、加強國際貨幣合作、提供短期貸款化解國際收支不平衡為目的，通過向成員國提供經濟建設所需資金和重建國際貨幣新秩序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伴隨著成員國得到IMF的資金援助，美國的海外經濟利益也得到了擴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利用在IMF中的單邊否決權，向受援國提出了經濟結構調整要求。IMF要求受援國開放資本賬戶，重視出口適合西方消費的自然資源和農產品，承擔私人銀行全部的壞債。受援國家在國內外巨大的經濟壓力下，毫無討價還價能力，只能被動接受國際組織提出的要求。韓國在接受了IMF的援助后，投資自由化率高達99.7%。外國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無風險進出韓國。借此機會，美國大量廉價收購了韓國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以及制造業，成功進入韓國市場。結構調整計劃為美國獲得了巨大的盈利機會。

2008年美國在面對國內經濟衰退，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雙重壓力下，借助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向新興經濟體伸出了橄欖枝，借助新興經濟體的力量促進經濟復蘇、逃避維護世界金融穩定的責任。美國財長多次公開表達新興經濟體應該在IMF中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應增加IMF的權重以及在執行董事會中的席位。在美國的主導下，2008年IMF通過決議，聲明要增加新興市場國家的份額和發言權；2010年通過了力度更大的改革決議，不僅要增加新興市場國家的份額，同時對執董會的構成及產生方式要進行實質性改革。盡管金磚四國國內經濟發展壓力巨大，但是仍承諾向IMF注資730億美元①截止到2012年6月G20召開洛斯卡奧斯峰會的數據。。而美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在全球經濟發展面臨困難的情況下，沒有向IMF新增注資，沒有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為了拉動美國經濟增長，2009年在G20框架下，美國以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為由，呼吁各國促進全球的經濟再平衡，要求貿易伙伴國提高環保和勞工標準，確保各項貿易協定落實，以此為由助推美國企業公平進入海外市場。由此看出，作為一系列國際規制建立的倡導者和制定者，美國通過編制的全球經濟規制體系，能夠左右體制的改變，使其服務于美國經濟，使其助推美國經濟利益擴展的的加速器，使美國成為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最大受益者。

（二）完善國內機制，完善維護的系統性

為了保障海外經濟利益的獲得，美國政府在機構設立、法律保障、信息、保險、資金等多個方面進行系統設計，通過完善國內機制，統籌協調各個部門為經濟利益的擴展提供公共服務。

機構上，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②1947年依據《國家安全保障法》設立，美國總統主持的最高級別的國家安全及外交事務決策委員會。主要協助總統處理外交及安全事務，海外安全顧問委員會 （The Overseas Security Advisory Council，OSAC）則是由國務卿主導的促進政府和私人企業間就海外安全事務對話的機構。1994年美國貿易促進協調委員會（TPCC）成立了服務業出口工作小組，專門推動美國服務業的出口貿易發展。2010年奧巴馬政府成立了包括商務部、國務院、農業部和貿易談判代表的內閣級別的“出口委員會”，2012年奧巴馬簽署成立了貿易執法中心（Interagency Trade Enforcement Center,ITEC）用以協調跨部門的貿易執法行動。通過建立高級別、跨部門的多個協調管理部門，為美國擴大海外市場，爭取更多的經濟利益提供保障。

制度上，出臺了一系列有利于保障海外經濟利益的法律法規。通過《經濟合作法》、《肯希盧泊修正案》、《1974貿易法》、《1988年貿易和競爭綜合法案》等法律法規，打擊和報復他國企業，迫使他國向美國企業開放市場③《1974年貿易法》中的“301”條款是美國最著名的解決“不公平貿易”立法。而《1988年貿易和競爭綜合法案》又進一步形成了“超級301”條款和“特別301”條款，以保護商品、勞務、投資、知識產權等領域。。1977年美國政府出臺了 《海外反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FCPA），明確了海外行賄行為的違法性，通過國內立法，來規范跨國公司在海外的經營行為，向世界申明了美國反對商業賄賂行為。2011年美國出臺了《戰略貿易授權許可例外規定》，簡化了對部分國家的出口管制許可，推動出口貿易發展④美國對中國出口情況調研報告，中國貿促會，2014年5月16日.。

信息服務方面，商務部在國內19個城市設立了出口協助中心，該中心與遍布全球的美國大使館聯系，通過中心網絡向美國公司提供出口方面的信息和咨詢服務。為了幫助企業開拓新興市場，美國政府在全球新興市場中選擇經濟高增長的代表性城市設立商務中心，與聯邦政府、國內商會和重要企業配合，在新興市場中獲取商業線索，預測市場行情，評估貿易伙伴等。1993年出口協助中心建立了“大項目出口對策支持網絡”和“大項目出口對策支持中心”，通過搜集并提供外國政府重大工程、采購、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信息，促進美國企業進入海外市場。強大的信息服務，減少了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信息不對稱，提高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保險方面，提高建立保險制度，為企業解決后顧之憂。作為自負盈虧的政府機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以美國政府的名譽和信用擔保，為企業提供長期政治風險擔保，通過雙邊投資協定的國際制度安排，取得東道國的“代位求償權”，為企業獲得了保障承諾，并將之上升到國際法高度。OPIC提供的服務主要包括貨幣不可兌換風險擔保、財產沒收風險擔保和政治動亂風險擔保。隨著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業務上的醇熟，公司擴大了風險擔保的范圍，包括租賃擔保、石油天然氣擔保和自然資源項目擔保，為企業向發展中國家、風險大的地區投資解決后顧之憂,為私人企業充分利用國家資本進行海外投資獲得利潤提供了機會。

資金方面，美國通過國家進出口銀行、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等機構為企業提供融資。1993年克林頓政府為了促進國家出口戰略的實施，設立了資本項目限制性援助基金，將援助和出口聯系在一起，反擊其他競爭對手提供的附加條件援助，以促進美國產品的出口。海外私人投資公司通過給中小企業提供中長期貸款，降低中小企業的保險登記費，對投資項目調查差旅費進行補助等多種形式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支持。

（三）運用多種手段，展現維護的靈活性

海外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是美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最終追求的目標，只有實現經濟利益，才能維護其超級強國的形象，保障其霸權地位。實踐中，美國憑借其強大的軍事力量、雄厚的經濟實力和靈活的外交手段，擴大海外經濟合作。

軍事上，美國保留了在歐洲、東亞和波斯灣地區的軍事存在，主要目的就在于塑造這些地區的政治、安全、經濟格局，通過降低美國海外市場的貿易和投資壁壘，擴展海外經濟利益［2］。

外交上，以援助換市場，將美國的資本和商品源源不斷地輸入到受援國。通過經濟援助方式，加強企業與受援國的聯系。1961年美國政府設立了國際發展署，該部門的主要職責就是負責美國對外援助與私人投資。2012年國際發展署負責的對外經濟援助占38%，國務院占37%、財政部、農業部、衛生及公共服務部以及其他部門各占9%、6%、3%、7%。政府各個部門從職能出發積極參與對外經濟援助。作為回報，受援國往往允許美國企業進入當地市場進行投資、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政府外交為美國企業全球性的生產布局提供了便利，促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

表1 2012年美國對外經濟援助的資助機構

文化上，美國文化的“全球意識”成就了美國的國際化。美國將民主與平等作為其價值導向，通過文化的強勢傳播，對美國采取的民主制度加以宣傳，提升了國家的影響力，樹立了政府的公信力，進一步使強大的國家信用和政府的公信力為支撐的美元贏得了世界的廣泛接納、持有和使用［3］，墊定了了美國經濟利益全球化的基礎。

（四）調動各方力量，發揮維護的協同性

在維護海外經濟利益的體系上，美國形成了政府、非政府組織（NGO）、跨國公司（TNC）三位一體的多元主體參與的結構。

政府通過外交途徑，采用首腦會晤、談判、協商外交等多種形式，為企業尋找出口和投資機會。伴隨總統出國訪問，跨國公司必然同行，通過為企業和受訪國搭建平臺，促進雙方增進了解，推動企業走向海外市場。在重大戰略問題上，政府積極征詢企業意見，做出科學決策，做好全球的經濟布局。

圖1 美國海外經濟維護的主體

1945年杜魯門政府時期，美國提出了針對于不發達國家實施援助的“第四點計劃”，提出“不發達地區必須有個堅實的經濟基礎”、“美國是有能力提供這種援助的唯一國家”，政府在政策上允許私人和NGO對外進行技術援助。1952年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開始對印度提供農業項目的技術援助，通過培訓、教育和農業技術交流，促進印度農業的改良。作為非政府組織，福特基金會為改善美印雙邊關系、為美國企業成功進入印度市場起到了關鍵作用。通過農業改良項目，美國的商業巨頭控制了印度農業所需的種子、化肥、農藥，將生產所需的農機設備推廣到印度市場。通過政府、NGO、TNC三位一體的參與，為美國全球戰略部署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擴大了海外經濟利益。

二、美國海外經濟利益維護的簡要評述

（一）美國獲得的海外經濟利益

在美國大力維護和拓展海外經濟利益的戰略下，美國的對外貿易和國際投資，獲得了巨大的市場效益。

1.出口方面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奧巴馬政府提出了“國家出口振興行動”（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NEI），通過借助世界貿易組織和地區貿易投資一體化來迫使其他國家開放市場，擴大出口，增加就業，提振經濟。盡管2013年中國替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但是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的仍具有明顯優勢。2013年美國貿易總額達到2.3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其中，貨物出口額為1.58萬億美元，服務貿易出口額為0.66萬億美元（見圖2）。NEI實施四年來，新增3000家企業從事出口業務，為美國提供了1130萬個就業崗位，達到了20年以來的最高值①美國商務部.。貨物對外貿易依存度從2009年18.2%提高到2013年23.8%，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有三分之一源于出口。

圖2 1990-2013年美國貨物及服務貿易出口額

表2 美國對各地區的直接投資（1990－2012）（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2.國際投資方面。美國的海外資產從1990年24156.5億美元增加到2013年237098.4億美元。二十余年來，直接投資從8533.3億美元增加到70800.6億美元，證券投資從4255.4億美元增加到91830.6億美元。美國的跨國公司遍布全球，其中歐洲、拉美和亞太地區是吸引美資的熱點地區。其中對歐洲地區的投資從1990年2133.68億美元提高到2012年24770億美元，占比從50%提高到55.62%。對拉丁美洲的投資從1990年707.5億美元提高到8692.68億美元，占比從17%提高到19.52%。對亞太地區的投資從1990年635.85億美元提高到2012年6513.05億美元，占比從15%調整為14.63%（見表2）。

（二）美國海外經濟利益維護的簡要評述

縱觀美國海外經濟利益的維護與拓展，其維護機制的形成源于國家策略的選擇。美國以國家利益為中心，通過向全球提供公共產品，贏得公信力，形成各國對美國的依附，建立霸權。通過不斷完善的國際經濟治理機制，提高美國的影響力，形成美國海外經濟利益擴張的制度保障。

1.以國家利益為中心。二戰結束以后，美國經濟優勢明顯，為了成為全球的領導者，美國以國家利益為中心，調整其經濟政策。1945-1967年美國貿易政策完全服務于外交政策［4］，實施的自由貿易政策，對提振歐洲、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起到了積極地促進作用，同時形成了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上對美國的依賴。進入七十年代，西方國家的崛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形成了挑戰。1971年美國結束了長達80余年的貿易順差，為了維護領導者的地位，美國政府開始審慎調整貿易政策。一方面將貿易政策置于外交政策首位，發揮貿易的引擎作用。通過協商、談判等方式協調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關系，通過貿易優惠的承諾來緩解發展中國家的對立情緒［5］。另一方面，注重完善國內市場規制，貿易主導思想從“自由貿易”逐漸轉向“公平貿易”、“管理貿易”、“戰略貿易”，美國開始對日本、歐洲的商品采取限制措施。但是，這一做法仍然沒有遏制住其出口利益受損的勢頭。90年代美國徹底實施了“公平貿易”、“戰略性貿易”，利用關貿總協定中的“灰色領域”，通過“自我約束”等方式限制其他發達國家的競爭［6］。新世紀以來，在國內經濟下滑、新興經濟體高速增長的雙重壓力下，美國一邊阻撓多邊貿易談判的順利開展，一邊另起爐灶主導建立新的區域談判，試圖以更高的貿易標準，遏制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如今，美國與自貿區國家的貿易往來已經占美國對外出口的46%以上①迄今為止，美國已和20個國家簽訂了自貿協定，包括澳大利亞、巴林、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以色列、約旦、墨西哥、摩洛哥、尼加拉瓜、阿曼、巴拿馬、秘魯、新加坡、韓國。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而在WTO的多邊談判中，美國提出諸多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經濟現狀的要求，導致多邊貿易談判停滯不前。同時，美國頻繁制裁“不公平貿易”。自WTO成立以來，美國一直是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1995-2012年各國向WTO提起的訴訟案478起，其中美國作為原告的103起，占總數的21.5%，是所有國家起訴案件最多的國家。

2.以公共產品為切入點。按照金德爾伯格的研究，提供國際安全是公共產品領域中的重要內容之一［7］。二戰結束以后，美國以維護世界和平，提供公共產品，來建立國家的公信力，增加別國對美國的依附。

經濟上，美國政府連續四年向歐洲提供130億美元的金融、技術的援助，幫助歐洲經濟復蘇；鼓勵歐洲不要各自為政，實施統一的復蘇計劃。莫奈評價美國這一倡議認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大國沒有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8］。

安全上，美國積極鏟除殖民主義，通過聯合國建立以國際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體系，推翻舊秩序，使弱小國家主權得到了原則上界定和捍衛。同時，通過與其他國家建立軍事同盟，來保障別國的國家安全。1947年美國作為領頭人與北美、拉美18個國家簽訂了《美洲國家互助條約》。作為美國帶頭簽署的第一個集體防務條約，條約以維護地區安全為主要內容。1949年美國與西歐、北美等主要發達國家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組織”）。作為西方國家組建的第一個國際軍事集團，北約組織的條款中明文規定，任何締約國的領土完整、政治獨立或安全受到威脅時，各締約國應共同協商。各締約國同意對組織內部任何一個成員國的攻擊，都應視為對締約國全體的攻擊。美國在北約組織中的核心地位，決定了其能夠操縱北約核打擊力量的使用，保證了美國在軍事上成為一個超級大國。通過該組織美國成功進入歐洲，并在歐洲占據了遏制蘇聯、控制西歐的有利地位。在亞洲，1951年美國與日本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條約中規定，美國有權在日本國內及其周圍駐扎陸?？哲?。美日結盟成為美國在遠東地區反蘇、遏制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同年美國與菲律賓簽訂了《美菲共同防御條約》，并建立了40個軍事基地。1953年美韓簽署《美韓共同防御條約》，美國同樣有權力在韓國建立軍事基地。1954年在美國倡導下，美、英、法、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巴基斯坦、菲律賓八國成立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織，并與蔣介石簽訂了 《美臺共同防御條約》。1955年美國在中東地區又積極倡導建立巴格達條約組織。這些防御條約構成了美國在亞洲地區的軍事聯盟。

通過軍事同盟，美國不僅為飽受二戰之害的國家提供軍事支持和維護國土安全的保障，還通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鞏固了霸權，控制了亞歐大陸，實現了其在全球的戰略布局。

3.以國際制度建立為基礎。美國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構筑了其有效配置資源的能力，使美國有能力主導建立一系列國際組織，并形成對其海外經濟利益有利的制度保障。二戰以后，美國通過建立多邊組織，構建了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和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貸款中，一般會附加上有利于美國的政治條件；利用IMF作為其經濟擴張的重要工具，操縱國際金融，形成了美元在國際儲備、交易以及干預世界經濟的重要特權。世界銀行在建立之初，資金主要由美國提供，因此美國在世界銀行中也具有主導地位，形成了要獲得世界銀行的貸款，就要購買美國商品的局面，世界銀行也就成為美國擴大海外利益的重要工具。布雷頓森林體系將世界經濟利益納入到美國控制的經濟秩序當中，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吸收世界財富，控制著整個資本市場的交易規則，使美國海外經濟利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一旦美國經濟利益受損，政府就會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維護。70年代美國向拉美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美元廉價貸款。當美國經濟受阻時，美聯儲立刻將貸款利率提高到20%，直接導致了拉美債務危機，帶來了拉美經濟“停滯的十年”。1985年美國聯合七國集團，迫使日本簽訂廣場協定，通過日元升值將財富轉移到美國，帶來了日本“失去的十年”，導致日本經濟至今都沒有恢復到之前的增長水平。2009年美國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產生了巨大的溢出效應。增發的美鈔，引起了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帶來了新興經濟體流動性過剩的壓力，新興經濟體通脹率的提高，無不和美國投入巨資救市相關。同時，由于美元在國際儲備的核心地位，導致各國持有的美元資產損失嚴重。

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同時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唯一具有單邊否決權的國家，美國對全球的貨幣匯率有直接的控制權，直接壓縮了其他國家貨幣政策的空間。通過美國在金融領域內的領先優勢及美元的特殊地位，建立了美國干預經濟的超能力，樹立美國經濟的超級霸權，為其海外經濟利益的拓展創造環境。

三、美國維護海外經濟利益的啟示

（一）挖掘公共產品，樹立大國形象

2001年9月6日聯合國大會發布了“執行《聯合國千年宣言》的行進圖”報告，其中指出，全球十大類公共產品主要包括人權、國家主權、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和平、跨國界的通信和運輸體系、協調跨國界的制度基礎設施、知識的集中管理、全球公地的集中管理、多邊國際論壇的有效性。中國在參與國際事務的過程中，要想贏得多方信任，必須從公共產品中挖掘各方合作的議題，要承擔更多的大國責任，樹立大國形象。

1.不要試圖去改革現行的國際體制機制，而是根據現實提出符合更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新機制，在全球經濟失衡、經濟增長乏力的過程中，充分挖掘各方的利益契合點，既要關注新興經濟體的利益，又要注意平衡發達國家的利益。強調政策的包容性和協同性，強調責任和義務，才能和其他國家共同解決國際事務。

2.在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中，應注重人才培養、技術輸出、加強公共衛生等內容，協助其他國家解決制約發展的核心問題，才能更容易贏得不同政治團體的信任。

3.在挖掘公共產品的過程中，應充分發揮文化的紐帶作用，讓更多地國家了解中國，接受中國。美國通過傳播民主和平等的核心價值，借助文化的力量，提升了公信力和影響力。中國則應借助儒家的和諧思想，將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國際事務中進行傳播。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中國文化的精髓，而不是僅僅通過充斥海外的中國產品，以簡單的中國制造來建立中國的形象，這種無內涵的形象或者定位，無法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無法將中國文化傳遞出去。只有在海外市場的擴展張，讓公眾從思想上接受中國文化，才更容易接受中國政府和企業，才能使海外經濟利益得到保障。

（二）提升各方參與的主動性

在中國擴大海外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其核心還在于自身的水平。調動各方參與的主動性，是中國要向美國學習的重要內容。

作為政府，應進一步提高外交手段和技巧。作為新興大國，中國政府在國際事務的處理上，經驗尚淺，應加強議題設置、議題決策和執行能力。

作為企業，應積極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一方面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競爭力，改變掠奪資源的企業形象，企業自身應該秉持中國文化的精髓，注重在經營過程中，堅持“君子好財，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道家提倡“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理念，靈活運用公共宣傳等手段，以東道國本土企業的形象參與地方經濟、社會建設。另一方面，注重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識，加大維權的力度。

作為非政府組織，要充分發揮橋梁作用。行業協會通過搭建企業與政府的對話平臺，將企業的信息傳遞給政府。智庫既可以為政府建言獻策，也可以通過各國智庫的民間交流，加強各方了解。

（三）提升制度建設能力

1.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基礎上，約束和規范中國企業在知識產權、反壟斷、反賄賂等方面的行為，能夠在國際規則下參與市場競爭。

2.應為企業在貿易、保險、信息咨詢、安全等方面建立政策保障體系。一是在保險制度上，降低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利比亞危機中，中國受損的188億美元的合同只有4億人民幣得到了保險賠付，可見我國在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建設上的不足。從提供服務的企業來看，目前只有中國信保一家公司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保險，同時，中國尚未出臺規范海外投資保險的法律法規。這就要求我們盡快建立海外投資保險法，加快完善和其他國家簽署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來適應中國資本“走出去”的要求。同時，應該有更多的商業保險公司提供相關服務。

二是在貿易方面，政府繼續關注搭平臺、做配套，積極推動外貿發展。一方面，積極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通過減少通關時間、通關費用等貿易便利化措施來促進外貿發展。

三是在金融政策上為企業投融資服務。一方面，為進一步落實中小企業投融資服務。另一方面，政府致力于與其他國家簽訂本幣互換協議，降低企業成本，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四是在信息披露上，應進一步加大信息的搜集與公開。借鑒美國的做法，充分利用遍布全球的中國大使館的作用，進行海外市場合作的需求信息的搜集工作，及時傳遞給企業，為海外經濟利益的獲得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1］黃仁偉.美國全球戰略的經濟因素及對我國經濟安全的影響［J］.世界經濟研究，2004（02）.

［2］羅伯特·阿特，美國大戰略［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3］涂永紅.大國貨幣之文化篇［M］.科學出版社，2014（07）.

［4］張建新.霸權、全球主義和地區主義——全球背景下國際公共物品供給的多元化[J]，世界政治與經濟，2005（08）.

［5］門洪華.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95.

［6］王勇.從經濟“冷戰”到相互依存和全球主義［J］.國際政治研究，2002（01）.

［7］轉引自查爾斯·金德爾伯格，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8］羅伯特·A·帕斯特編，胡利平、楊韻琴譯，世紀之旅—七大國百年外交風云［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1：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