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流視角的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空間聯系分析

張　磊，武友德

(云南師范大學a.旅游與地理科學學院;b.華文學院;c.經濟與管理學院,中國 昆明　6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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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流視角的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空間聯系分析

張磊a，武友德b

(云南師范大學a.旅游與地理科學學院;b.華文學院;c.經濟與管理學院,中國 昆明650500)

摘要基于城市流強度理論模型，對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117個地級市2003年和2012年的城市流強度和結構特征進行測算，并依此對經濟圈的空間聯系進行分析．結果表明，經濟圈城市流強度值偏小的城市數量多于75個，城市間的空間聯系偏弱，城市流強度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主要原因是區域發展不均衡，綜合經濟實力較弱的城市數量超過65個，產業的外向服務能力不足．第二產業對經濟圈城市流強度影響大于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對城市流強度的影響逐漸增強.隨時間發展，經濟圈城市流強度由受第二產業主導變為二、三產業共同影響．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仍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未來城市空間聯系的格局和演化還可基于城市職能及發展要素的空間分布關系等方面進行調控．

關鍵詞空間聯系；城市流強度；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

在區域協作與發展日益一體化的背景下，城市的規模與結構日益完善，在區域發展中的作用和區域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1]．隨著時間演進，城市間空間聯系的內容與方式日趨改變，對區域間功能互補以及生產要素的空間配置效率影響明顯，已成為經濟地理學研究的熱點與核心之一[2]．

基于空間聯系的內容、方式、深度以及廣度等方面，國內外學者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Reilly[3]和Harris[4]等國外學者就基于區域間的空間聯系強度運用引力模型等方法進行了定量的測度與模擬．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外學者頻繁運用定量分析法對城市間的空間聯系和相互作用進行研究，其中以Ullman[5]和Haggett[6]為代表．近年來，國外學者對區域間空間聯系分析的重點逐步向定性描述方向轉變，實證性的應用分析逐步減少，具有代表性的是Sara[7]和Shaw[8]分別基于加強區域間聯系措施以及人口遷移流動特征，從不同方面對城市流強度模型進行的分析．國內學者朱英明[9]、曹紅陽[10]、蔡堅[11]、薛宗保[12]、高超[13]等也分別利用城市流強度模型對我國不同區域及城市間的空間聯系進行了相關研究．國內外學者關于城市間相互作用研究的方向、尺度與階段差異明顯，國外學者從宏觀尺度上將城市流強度模型與其他理論模型相結合，傾向于對理論模型的定性分析與擴展運用，而國內學者則側重于中觀尺度上對城市流強度模型與其他模型的對比實證分析．

關于空間聯系方面的主流研究多表現為基于空間相互作用原理，利用各類定量分析模型對區域間聯系強度和差異進行分析[14-17]．綜合對比已有分析模型發現，基于區位商的城市流強度模型在衡量空間聯系方面擁有較大優勢，其不僅可基于對具體產業部門的綜合評價構建區域發展的產業支撐，更能借此為未來區域產業的發展和比較優勢的彰顯提供指引[18]．

隨著CEPA協議的簽署和第六次粵港聯席會議的召開，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發展戰略逐漸提上日程．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包括九個省(廣東、 廣西、 湖南、 海南、 福建、 江西、 四川、 云南、 貴州) 和兩個特別行政區(香港、澳門)，橫跨東南、華南、西南三大區，囊括珠三角、海峽西岸、長江中游、成渝、滇中五大城市群．截至2012年，這一區域已經覆蓋了中國1/5左右的國土面積、1/3以上的人口和1/3左右的GDP，總體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績，在全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也逐漸增強．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的構建不僅有利于提升我國區域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更有利于促進各經濟區間的良性競爭和彼此間資源的有效共享．因此，本文以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117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各市城市流強度的測度，對各市間的空間聯系進行分析，并就各市對外空間聯系的加強提出策略和建議．

1理論模型

1.1城市流強度測度模型

城市流模型源自物理學中熱傳導方式的擴展應用[2]，Haggett提出的區位熵概念使得城市流模型進一步成熟[19]，而1980年Shaw教授正式引入“城市流”這一概念后，城市流強度模型得以廣泛應用[20]．

城市流強度是表明城市與外界聯系的數量指標[21]．城市流強度分析以區位商為基礎，通過衡量城市發展要素的空間分布情況判斷城市之間相互作用的程度，公式為

F=N×E，

(1)

F為城市流強度，N為城市功能效益，E為城市外向功能量．

城市的外向功能量E是影響城市流強度的重要因素，其大小主要取決于某部門從業人員的區位商，區位商計算公式如下:

(2)

其中，Lij為第i城市j部門的區位商，Gij為i城市j部門的從業人員，Gi為i城市總從業人員，Gj為區域內j部門的總從業人員，G為區域總的從業人員．當Lij<1時，i城市j部門不存在外向功能，Eij=0；當Lij>1時，i城市j部門存在外向功能，外向功能的計算公式為

(3)

影響城市流強度的另一個因素是城市功能效益，公式為

Ni=GDPi/Gi.

(4)

城市流強度測度公式為

Fi=Ni×Ei=(GDPi/Gi)×Ei=GDPi×(Ei/Gi)=GDPi×Ki,

(5)

其中，Ki為第i城市的城市流傾向度，可反映城市總功能量中的外向程度．

1.2城市流強度結構測度模型

基于曾鵬[22-23]等學者的研究可知，城市總體經濟實力與城市流傾向度即城市綜合外向服務能力二者間的比例關系對城市流強度的影響極為明顯．利用公式

(6)

(7)

可對各城市的GDP值和K值進行歸一化處理，得到其標準化值GDPHi和KHi，GDPHi和KHi分別反映城市在整個城市群中的相對總體經濟實力和相對綜合外向服務能力，二者間的對比分析可反映城市流強度的結構特征[2]．

2城市流強度測算與空間聯系分析

作為城市的基本功能，城市的外向功能越強，城市為它所輻射的區域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就越多，城市流強度就越大．作為檢驗城市間空間聯系強度與方向的重要指標，城市流強度的大小與城市的輻射范圍、發展潛力以及經濟實力息息相關[24]．綜合已有分析與研究，本文選取外向服務功能相對較強的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金融業等8個行業的從業人員指標對經濟圈內各市的城市流強度進行測度[25]，各行業從業人員數據主要源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4和2012)．

2.1城市流相關指標比較分析

利用公式(2)和(3)可求出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各城市的外向功能量，取部分城市的測度結果為代表，對經濟圈城市外向功能量的時空演變特征進行分析(圖1).由圖1可知，經濟圈各城市外向功能量大小差距懸殊，隨時間演進，經濟圈整體外向功能量增幅明顯，但各城市間外向功能量差異逐漸擴大，與2003年相比，2012年經濟圈外向功能量上升的城市占總數的38.5%，而下降的城市僅占15.4%．不同外向功能量等級城市數量變動明顯，相比于2003年，2012年外向功能量大于10的城市數量增加，而外向功能大于1的城市數量則有所減少，各城市外向功能量均在零以上．

圖1　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各城市外向功能量Fig.1　Amount of outward-looking function in Pan-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s each city

城市外向功能量的變化主要取決于各產業部門的區位商，由表1可知，經濟圈各外向行業間的區位商相差極大，各行業在就業人員分配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經濟圈外向行業發展失衡．金融、教育文化以及制造等行業的區位商大于1的城市數量較多，不僅表明此類部門已成為多數城市發展的特色也體現了其準入門檻相對較低；批發、零售業和房地產等行業的區位商大于1的城市數量較少，且隨時間發展，其數量在減少，表明此類部門發展的準入門檻和專業要求相對較高；區位商變化較大的行業是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教育文化業以及金融業和社會服務業，前者區位商大于1的城市增加較多，而后者則減少較多，表明經濟圈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以及教育文化功能逐漸提升，逐步成為越來越多的城市發展亮點，而金融和社會服務功能的發揮需要的門檻要求則有所提升，逐步向集聚狀態演化．

表1　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各產業部門區位商在各城市的分布狀況

利用公式(4)可計算經濟圈各城市的城市功能效益，以部分城市的測度結果為代表可對該區城市功能效益的變動特征進行分析，并得出以下結論(圖2)：

經濟圈城市功能效益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以珠三角和海峽西岸兩大城市群為核心的東部和南部地區城市功能效益遠高于以長江中游、滇中、成渝三大城市群為核心的中西部地區，與經濟發展的現狀相符，表明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與城市功能效益的強弱密切相關．

隨時間推移，經濟圈城市功能效益增幅明顯，經濟圈整體的城市功能效益增幅在一倍以上．不同區域城市功能效益的增幅有所差異，以海峽西岸、珠三角以及滇中城市群為核心的東部、南部和西部除個別城市外，城市功能效益的增長相對緩慢而以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為核心的北部和西北部城市功能效益的增幅較大．

圖2　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各城市功能效益Fig.2　The functional benefit of each city in Pan-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城市外向功能量、區位商以及功能效益變動的多元性和區域差異表明泛珠三角經濟圈各地市的經濟發展、產業布局以及貿易特征均有所差異，經濟圈各城市間的耦合度與協調度較低，彼此間的空間聯系較為疏松．受發展基礎、行政分割等因素影響，經濟圈各城市經濟實力差異明顯，城市間經濟協調度較差，區域間的產業結構趨同，區域發展的互補性差，城市間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傳遞和擴散功能較弱．另外，隨著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該區以機械加工、制造業為代表的傳統產業得以進一步發展，使諸多城市的第二產業發展遠超第三產業，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城市外向服務功能的下降與削弱．

2.2城市流強度測度分析

依據公式(5)可計算經濟圈各市的城市流強度，并可基于強度的大小將117個城市分為高、中、低3個級別(圖3，圖4).

圖3　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2003年各城市城市流強度空間分異Fig.3　Spatial difference of urban flow intensity of each city in Pan-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2003)

圖4　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2012年各城市城市流強度空間分異Fig.4　Spatial difference of urban flow intensity of each city in Pan-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經濟圈城市流強度呈明顯的等級分異．作為珠三角城市群發展核心的廣州和與國際化優勢突出的特區深圳，二者占經濟圈整體城市流強度的比重超過20%，為經濟圈聯系中心；泉州、廈門和惠州等依托較強的地緣發展優勢及外向服務能力，城市流強度較高，為經濟圈聯系副中心；成都、南寧等受限于城市職能和區位條件，外向服務能力不足，為區域性聯系中心；河池、吉安及安順等受經濟實力及外向服務能力的雙重制約，為地方聯系中心．

經濟圈整體城市流強度上升，總體格局相對穩定，局部變動有所差異．聯結珠三角和海峽西岸兩大城市群的G15沿線為高等城市流強度值城市的主要集聚區，兩大城市群的中心擴散效應逐漸凸顯；經濟圈西部整體城市流強度明顯上升，東西差距依舊顯著．

2.3城市流強度結構特征分析

利用公式(6)和(7)對各市的GDP值和K值進行歸一化處理，得到其標準化值GDPHi和KHi，鑒于研究區域城市數量較多，取部分城市的測度結果對該區城市流強度的結構特征進行分析，可發現經濟圈各城市總體經濟實力與綜合外向服務能力的對比關系呈以下特征(圖5、圖6)：

廣州、深圳及成都、南昌等城市的經濟實力強于外向服務能力，此類城市的總體經濟實力對其外向經濟聯系的拉動作用更為明顯，未來城市的發展應當側重于城市綜合服務能力的提升；泉州、?？诩百F陽等城市較強的外向服務業，使其外向服務能力優于經濟實力，城市總體經濟基礎的夯實與提升應成為此類城市發展的重點與核心；樂山、宜春及婁底等城市的經濟實力和外向服務能力均低于經濟圈平均水平，因此，經濟總量和外向服務能力的提升對此類城市均極為重要．

相對于2003年，2012年經濟圈整體城市流強度結構的失調有所緩解，貴陽等城市的經濟實力明顯提升而廣州等城市的外向服務功能有所改善．

圖5　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2003年城市流強度結構圖Fig.5　Intensity chart of urban flow in Pan-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2003)

圖6　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2012年城市流強度結構圖Fig.6　Intensity chart of urban flow in Pan-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2012)

3城市流強度及空間聯系的影響因素分析

依據公式(5)可知，城市的總體經濟實力與綜合外向服務能力共同影響著各市的城市流強度．城市的總體經濟實力和綜合外向服務能力越強，城市流強度就越大，其與外界的聯系就越強烈．城市的總體經濟實力主要通過國內生產總值體現，由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共同構成，而城市流傾向度的大小主要受具備外向服務功能的第二和第三產業影響[2]．

綜合運用回歸分析法對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各市的城市流強度與三大產業間的相關性進行測度．發現經濟圈各市第一產業與城市流強度間的回歸擬合較差，且隨時間演化，回歸擬合度不斷下降，2003和2012年二者間的相關系數分別僅為0.148和0.038；而第二、三產業與城市流強度的擬合度較高，2003和2012年二者與城市流強度間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26，0.833和0.846，0.86．表明城市流強度的大小主要受第二、三產業的影響，而第一產業對城市流強度的影響極其薄弱．

運用多元回歸分析對經濟圈各市城市流強度值與第二、三產業產值間的擬合度進行綜合分析，依據表2可知，三者間的擬合度較高，相關系數R在0.85以上，顯著性水平為0.000．

由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可知，2003年城市流強度值與第二產業產值成正相關，而與第三產業產值呈負相關，第二產業的邊際傾向值遠大于第三產業，表明2003年在經濟圈各市的對外聯系中，第二產業所發揮的作用極為顯著，各市間的空間聯系仍主要以各類工業產品與服務為載體，第三產業尚處于初級起步階段，不僅不能促進城市的外向服務功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城市外向功能的發揮；2012年城市流強度值與第二、三產業產值均成正相關，第二產業的邊際傾向值顯著下降而第三產業則大幅提升，雖然第二產業仍大于第三產業，但二者間的差距明顯縮小，表明隨時間演進，經濟圈的城市流強度由受第二產業主導逐漸向第二、三產業共同影響轉變，在經濟圈各市的對外聯系中，第二產業的影響日趨下降，而第三產業的發展日趨完善，在城市對外聯系中的作用不斷加強．

城市流強度的提升應當基于各市相應的經濟基礎和發展階段[26-27]．因此，泛珠三角經濟圈各市在提升城市流強度與外向空間聯系的過程中，應當基于自身的發展現狀與經濟基礎，并在此基礎上適度發展第三產業，而不能過度追求跨越式發展．

表2　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城市流強度值與第二、三產業產值間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4結論與討論

通過運用城市流強度模型等方法對泛珠江三角洲經濟圈各城市的城市流強度、結構及影響因素進行測度，發現經濟圈城市間空間聯系差異明顯，可得出以下結論：

(1)經濟圈各城市外向功能量差距懸殊，隨時間演進，經濟圈整體外向功能量增幅明顯，但城市間外向功能量差異逐漸擴大，城市外向功能量等級結構變動明顯；經濟圈各外向行業間的區位商相差極大，各行業在就業人員分配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受行業發展門檻要求和專業化程度的影響，經濟圈各外向行業發展失衡；經濟圈城市功能效益的區域差異明顯，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隨時間推移，經濟圈整體的城市功能效益明顯上升，但不同區域城市功能效益的增幅不同，北部和西北部的城市功能效益增幅高于其他區域．

(2)經濟圈各市間的城市流強度等級呈明顯的區域分異．空間上，東部沿海G15沿線為城市流強度高值區的主要集聚區，自東向西呈整體遞減的分布格局；隨時間演進，經濟圈東中西部間的城市流強度梯度差異有所減小，但整體差異依舊顯著；經濟圈城市流強度結構整體失調，應當因地制宜，在提升城市流強度的同時促進城市流結構的優化與協調．

(3)經過十年發展，在經濟圈各市對外聯系中，第二產業地位有所下降，而第三產業發展日趨完善，在城市對外聯系中的作用不斷加強．但鑒于經濟圈各市的發展現狀和經濟基礎，未來各市在加強城市流強度的過程中，要基于自身發展現狀，以工業發展為基礎，并在此基礎上適度發展第三產業．

(4)受行政分割、交易成本、經濟實力以及區域協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經濟圈各城市間的競爭多于合作，產業同構現象明顯，經濟互補性差，空間聯系遠未達到一體化的程度，未來城市空間聯系的格局和演化應基于經濟特色和實力、產業結構和布局以及貿易結構等方面進行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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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胡文杰)

Analysis on the Urban Space Contact of Pan-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Based on Urban Flow

ZHANGLeia,WUYou-deb*,LIJunc

(a.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ic Science; b.Yunna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

c.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model of urban flow, the intensity and structure of urban flow in 117 cities of Pan-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in both 2003 and 2012 a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and thereby the space relation of economic circle is analyzed as wel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re than 75 cities have a smaller intensity of urban flow and a smaller space relation and there exist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tensity of the urban flow owe to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More than 65 cities have a smaller economy power and a smaller outward service function.The intensity of urban flow still obtains a lager benefi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than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the impac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urban traffic intensity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ime going on, the intensity of urban flow has been affected by both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from dominated by the secondary industry.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is still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futur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linkages could be regulated based on both urban func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elements.

Key wordsspace relation; intensity of urban flow; Pan-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537(2015)05-0001-07

通訊作者*,E-mail：youdewu@sina.com，李君c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41261044)

收稿日期：2015-05-05

DOI:10.7612/j.issn.1000-2537.2015.0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