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經辭典》的編纂歷程

遲鐸　白玉林

摘要 文章回顧了《十三經辭典》的編纂過程，并通過編纂實踐探討了編纂文獻專書辭典的理論及特點。

關鍵詞 十三經辭典 文獻專書辭典 頻數 詞性 經義

一、概況

《十三經辭典》（以下簡稱《辭典》）是一部大型專書辭典，依十三部經書分卷編寫。每卷分為辭典正文及詞語索引兩部分。辭典正文及詞語索引均有《部首檢字表》《音序檢字表》《四角號碼檢字表》供檢索；辭典正文依部首排列，前有該經書的概述，后附該經書原文以及歷代研究該經書的參考書目、唐開成石經拓片（縮印件）。每卷前有《辭典》學術委員會顧問、著名學者張岱年先生寫的序文。該辭典凡十五冊，計三千萬字。于2002年12月到2012年12月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緣起

醞釀編寫《辭典》，是在1984年。當時《古漢語虛詞用法詞典》（為《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草案）》中的一種）已脫稿交付出版，二十余名編寫人員空閑下來。我們珍惜這支有經驗、有干勁的團隊，于是尋找新的課題。經過反復權衡、商討，編寫《辭典》的計劃逐漸明晰起來。

把編寫《辭典》作為首選，是因為“十三經”是傳世文獻的始祖，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源頭、主干。它的內容博大精深，囊括了傳統文化的諸多方面，諸如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為本的治國原則，和諧人際的倫理主張，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重視德操的修身境界等。這些思想、精神中的精華滲透在我們民族的性格與心理之中，具有強大的凝聚力，至今仍有積極的影響。但是，“文革”之后，一些國民對于傳統文化，表現出冷漠、懷疑，甚至誤認為這是國家落后的罪惡根源。我們知道，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不可能全盤西化，也不可能割斷歷史，只能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特質，為我所用。而批判繼承的前提是要了解傳統文化，知道它是什么；然后要分析研究傳統文化，知道哪些是要汲取的精華，哪些是要剔除的糟粕。而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占重要地位。把體現儒家思想的“十三經”原原本本地介紹給廣大群眾，為批判繼承傳統文化、建設新文化提供一個平臺，這是我們的愿望，也是我們的責任。因而編寫這樣一部辭典，在我們內心形成了一種按捺不住的沖動。之后，隨著讀經、編寫工作的深入進行，這種感覺愈加強烈，不能自已。這是其一。其二，陜西關中，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一帶，是周秦漢唐等十三個朝代的都城所在地，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經學的發祥地，它親歷了經學的繁榮和發展，文化遺存十分豐富。作為三秦大地的子民，我們應該承擔起這個傳承任務。凡此種種，激勵著我們下決心編寫《辭典》，為繼承、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做出貢獻。

此后劉學林同志翻閱了有關資料，廣泛同校內以及各地知名學者、專家交換看法，聽取意見和建議，并對《辭典》的編寫做了初步設想，向陜西省新聞出版局、陜西省人民出版社寫了報告。1987年10月通過省新聞出版局、省人民出版社組織的專家論證，決定立項，并決定由陜西師范大學辭書編纂研究所負責日常編寫工作，同時上報新聞出版署，請求列入國家辭書編纂出版計劃。1990年4月該項目列入《1988-2000年全國辭書編寫出版規劃》。

三、艱難的跋涉

1987年底省內立項后，辭書編寫的準備工作就全面鋪開了。首要問題是籌措資金。由于沒有經費，編辭典用的稿紙是學林先生厚著臉皮向校內各機構的熟人、已經留校的學生索要的，所用卡片是學校印刷廠的下腳料裁制的，更不要說購買圖書、添置資料了。

第一筆資助來得很意外，來自喜愛傳統文化的香港實業家朱恩馀先生及謝玲玲女士。他們得知我們編寫《辭典》后，認為這件事“非常有意義”，并表示“很想幫助你們”。一個月后，來函表示愿意捐贈編寫費用72萬元。在新聞出版署的有關通知中，要求“將規劃中的項目作為本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本部門出版規劃的重點工程，認真組織實施”。學林先生認為，還必須爭取省里出資支持。他想方設法，五次三番找到陜西省委主管文教的牟玲生副書記，他感動了牟書記，說服了牟書記，得到牟書記的支持。牟書記主持召開了財政廳長、宣傳部長、出版局長、人民出版社社長和總編會議，商量資助事宜，最后決定資助一百萬元。至此我們完成了資金籌措的任務。

其次，是組織編寫隊伍。學林先生憑借他的社交能力以及誠懇和熱情邀請了一批學有所成、有一定造詣的專家。但我們辭書編纂研究所，除了一名老先生以外，沒有人系統讀過經，哪怕是只有1903個字的《孝經》也沒讀過，只是在古代文學作品選的課程中讀過節選的《論語》《孟子》，以及“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鄭伯克段于鄢”等。所以當周圍的同志知道我們要編寫《辭典》時，一些人說，沒有經學專家，沒有系統讀過經，憑什么編《辭典》？就是清代儒生，整天鉆在故紙堆里，“皓首”也只窮一經、兩經，你們憑什么搞“十三經？真是一幫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因而勸誡者有之，擔憂者有之，嘲諷者有之，也有人等著看笑話。偏偏學林先生不信邪：“十三經”是漢字寫的，我們就不怕，沒讀過就讀，讀不懂就學，就鉆研。誰天生什么都會？還不是學來的。不讀書，不學習，寸步難行。頗有點“無知者無畏”的勁頭。他還說，我們不僅要編《辭典》，還要造就一批經學家，還要出版有關經學的著作。就這樣，編寫隊伍組織起來了。在學林先生前瞻性的膽略和執著之下，沒有經學專家頭銜的主編，領著一群未系統讀過經書的我們，在專家學者的幫助下，開始了艱難的征程。

在過往的辭典編寫生涯中，我們飽受了抄卡片、謄稿子這種手工業作坊式編寫方法的苦頭，所以當學林先生在同外地及我國臺灣地區學者的交流中，獲得了用電腦整理古籍的信息后，就萌發了用電腦輔助辭典編纂的念頭。1988年我們購置了電腦。因當時并無現成的軟件可用，就到處尋求合作伙伴，開始了嘗試編制軟件、建立字庫等工作。我們是全國較早把電腦作為輔助手段應用到辭書編纂工作中的單位之一。在其后的編纂中，我們不斷充實技術力量，根據編寫工作的需要，技術上不斷更新、完善，為《辭典》的編寫提供了科學手段。

在制訂編寫凡例、規劃編寫藍圖、試編樣稿的過程中，我們遇到的最尖銳的問題是《辭典》編成什么樣子？如果編成語文詞典，已經有收詞更為廣泛的《漢語大詞典》在先，我們再做沒有任何價值；如果編成《儒學詞典》一類的書，將涉及哲學史方面的諸多問題，這脫離了我們的專業，我們沒有這個能力，也與我們動議的初衷不合。經過反復討論、切磋，我們將《辭典》定位為文獻專書辭典。我們編寫《辭典》的目的十分明確：一是要進行語言研究，展現每部專書語言的使用狀態；二是肩負著幫助讀者讀懂經書的任務。為了實現我們的目的，經過多年的理論探討與編寫實踐，從形式到內容形成了《辭典》自己的特點：

第一，就收詞而言，窮盡式地收錄各部經書的全部詞語，并顯示其頻數。這種做法不是我們的創新，但我們不僅顯示詞頻，還要通過分析、歸納、整理、描寫，為每一個詞在語音、詞匯、語法范疇內找到合適的位置，就是說還要顯示其字頻、音頻和義頻。迄今為止沒有任何辭書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這需要對詞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研究，反復分析、歸納。它不像寫論文、編教材，講課、搞研究，只選擇典型的例證；說不清楚的，非典型的，回避就是了。我們的《辭典》不可以回避、不可以遺漏專書內的任何語言現象，對每個詞的詞性、讀音、意義，都要給個“說法”。工作的艱辛程度，可想而知。這樣做的意義在于，這些看似枯燥無味的頻數，傳遞給我們的正是一部專書中使用的詞匯、語音、語法、詞義等活生生的信息，使我們能準確地認識這部專書的語言使用狀況（也就是斷代語言狀況）。

第二，劃分詞類，標注詞性。這是辭書界經過多次討論正在嘗試中的課題。由于漢語缺乏形態變化，給劃分詞類、標注詞性帶來困難。我們嘗試性地劃分了詞類，標注了詞性。作為專書辭典，我們標注詞性的特點是：根據專書詞語的使用狀態進行標注。這樣這部專書中詞的組合能力以及在句子中的位置，通過標注詞性就表現出來了。特別是對一些人們認為非常規的語言現象，比如今天人們稱為“詞類活用”的詞，我們呈現給讀者的是它鮮活的原始狀態：用作動詞，做謂語，就標注為動詞；用作名詞，做主語、賓語，就標注為名詞。蘇寶榮先生（2003）說：“為了全面地說解詞的功能義，重點是對詞在非常規功能下的詞義進行全面的探求、歸納與分析。這是辭書編纂中一個具有語義、語法雙重屬性的新課題?！蔽覀兊淖龇?，可以說是對這個新課題的探索。由于為辭書標注詞性這一工作帶有嘗試性，對劃分詞類的標準學界也沒有統一的認識，我們自己也會有判斷不準的情況，這些都是在后來的實踐中逐漸解決的。

第三，詞的音項、義項排列依頻數多少為序。頻數多的排在前。這是編纂辭書的形式問題，但這種形式，不同于歷時語文辭典，有其特殊的意義。歷時語文詞典義項排列基本按照本義、引申義的順序，以顯示詞義發展的脈絡。而專書辭典所收的詞語，是特定環境、特定著作中的使用狀態，其義項呈現為共時性的。歷時語義詞典同專書辭典所收“詞”的不同，正如黃侃先生所說的小學訓詁貴“圓”，經學訓詁貴“?！钡牟顒e。因而對于專書辭典而言，歷時語文詞典傳統的排序法已毫無意義。我們按照詞在專書中的使用頻數排列其音項、義項，通過量化分析，以直觀的方式，顯現該詞在漢語發展的這一瞬間的讀音、意義特征及組詞造句的能力。比如，一些語文辭典把“樹”的名詞用法“樹木”作為第一義項，而在《左傳》中“樹”出現17次，用作動詞“植”“立”義的13次，用作名詞“樹木”義的僅4次。依照我們的頻數排序法，動詞義項應排在前。在《辭典》的《尚書卷》《毛詩卷》《論語卷》《孟子卷》所出現的“樹”，均為動詞用法，“樹立”之義?？梢哉f，今天常用作名詞的“樹”，在先秦時期主要用作動詞。

以上三個特點，是專書辭典所顯示出的在歷史發展的瞬間語言的使用情況，而語言發展的歷史長河，正是這一個個瞬間匯成的，其后效應是：如果將它置身于語言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又是一環不可或缺的鏈條，肩負著承上啟下的獨特功能，為系統的漢語史、詞匯史、語法史研究提供了可靠、完備的素材，為大型語文辭書的編纂提供了資料。這是我們的用心所在，是專書辭典最有價值之處，也是漢語史研究者最為關注的亮點。

第四，對于表現經義，表現儒家思想的關鍵詞語、短句特別予以關注。因為《辭典》還擔負著解釋經義，解釋表示儒家理念的關鍵詞語或句子的重任。如《論語》《孟子》《孝經》《禮記》等書中表現儒家思想的仁、義、禮、智等方面的詞語；《周禮》《儀禮》《禮記》中表現各種禮儀及官職的詞語；《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中涉及對《春秋經》的解釋以及關于人物、會盟、戰役的詞語等。還有一些字數較多的長詞條，如“克己復禮為仁”“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等。對于這些關鍵詞語要在研究的基礎上，正確解釋其內涵，說明該詞語的淵源，歷史地敘述其演變、作用及其影響，給予較為客觀、科學的評價。這是《辭典》有別于一般專書辭典的獨特之處。還有比如“潰”“叛”這類詞指逃散、叛離之義，沒有范圍的限制，但在《公羊傳》中有區別，“國曰潰，邑曰叛”，國民背離其君主而逃跑稱“潰”，都邑中的民眾叛逃稱“叛”，必須區別清楚?！洞呵锝洝分?，記載諸侯國國君、大夫出國、入國情況的內容較多?！豆騻鳌分小皬蜌w”“復入”都是重新又回來了的意思。但“出有惡而歸無惡”稱“復歸”；“出無惡而入有惡”稱“復入”。惡，惡行，指篡位、謀反之行。根據不同的出入背景，有不同的用語。還有“不書”“不名”“不氏”“不卒”等。這些都是《春秋經》中有“微言大義”的詞，不能不出詞條，不能不出義項，這都是一般語文詞典不予收錄的。

以上這些特點增加了《辭典》編寫的難度，加之“十三經”本身的特點：一，量大，經書原文近六十四萬字；二，時代久遠，均為上古及秦漢時文獻，閱讀困難；三，涉獵面廣，思想深邃，牽扯到古代哲學、文學、政治、倫理、教育、天文、地理、動物、植物以及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等諸多領域；四，歷代研究者夥，各類文獻如汗牛充棟，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工作量，就令人瞠目。從編寫到出版歷時28年，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圓滿完成任務，是由于編委會全體成員的不懈努力，是由于全體參編人員的恪盡職守，特別是由于陜西師范大學辭書編纂研究所編寫團隊的全身心投入。以上這些同志體驗了編寫工作中常人無法體會的甘苦，二十余年來，他們不為名，不為利，不求職稱晉升，不顧他人之議，兢兢業業埋頭讀書，認認真真逐條編寫，反復琢磨，反復修改，這種“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在當前經濟大潮涌動、人心浮躁的社會中，更顯出它的難能可貴。特別要提出的是陜西師范大學辭書編纂研究所原所長、《辭典》主編劉學林教授，他是這一課題的發起人，他積極聯絡各地專家、學者，組織編寫隊伍，他千方百計籌措編寫經費，為《辭典》繪制藍圖，制訂凡例，編寫樣稿……正當一切準備工作就緒，編寫工作即將全面展開之際，學林先生突發心臟病，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正是這種無私無畏的精神，成全了《辭典》。語言學家何樂士先生說：“成就偉大的事業需要一種崇高的精神，一種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我們從《十三經辭典》的編撰隊伍身上看到了這種精神?！边@是對我們的贊揚和最高褒獎。

四、尾聲

《辭典》15冊出齊了。大幕落下了。此時此刻，歷經18年磨難的我們是一種什么心情？《尚書卷》主編臧振教授在該卷定稿后說過這樣一段話：“嗟我同仁，十余年來付出了驚人的勞動：辨析字義，討論分歧；‘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今天《十三經辭典·尚書卷》總算殺青，我們輕松的心情難以言表?；蛟S，因為其不算論文也不算專著，我們自己從中得不到什么實惠；或許因為我們水平有限，貽笑大方之處在在皆是。然而為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承傳，我們自信是做了一件踏踏實實的工作，上對得起師長，下對得起學生；同時也是對人類文化遺產的保護，盡了我們的一份綿力?！闭f得多么好！這未加雕飾的直白，道出了全體編寫人員內心的真情：我們只是做了一件踏踏實實的事，實現了我們的夢想，別無他求。

經過了28年的風風雨雨，我們團隊中一些成員故去了，一些成員退休了，可喜的是年輕的成員成長起來了。他們中的大多數已取得了博士學位，活躍在高等院校教學、科研的第一線，成為學術帶頭人或主力軍?！睹献泳怼分骶幹苁缙冀淌?，師從張豈之先生為中國思想史博士，為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古典文獻研究室的學科帶頭人，她二十多年來研究孟子，著有多部有關孟子及儒家思想的學術專著及論文，承擔多項國家研究課題，成為圈子中小有名氣的學人?！抖Y記卷》副主編楊雅麗教授，就職于長江師范大學，為該校的學科帶頭人，著有多部有關《禮記》的專著及論文，多次為重慶地區的高校、黨政機關、企業講解傳統文化，影響頗大。這些年輕人的成長，大都從《辭典》編纂中得到啟蒙和熏陶。我們還把《辭典》每卷前由各部書的主編或副主編書寫的概論，匯集成冊，名為《十三經概論》，作為高校教材。陜西師范大學的《辭典》編寫人員，還為文學院的碩士生開設了“十三經概述”課程，豐富了教學內容。真正是：編寫了一部書，培養了一批人，豐富了教學內容，推動了學科發展。確實是做了一樁值得做的事！

（責任編輯 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