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章與經義

許結

編者按：辭賦是中國文學中的重要文體，古人論賦認為“多識博物，有可觀采”（班固語）、“體國經野，義尚光大”（劉勰語）、“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魏收語），均彰顯其歷史價值與文學意義。而當代學者的研究，又從多視角展開，取得了可觀的成就。本期刊發一組辭賦研究論文，其中《詞章與經義——有關賦學理論的一則思考》從賦論研究著眼，考察中國賦學有關“詞章”與“經義”的沖突與融通；《（辭賦標義）的編者、版本及其賦學觀》以賦集文獻之個案研究，闡發其義理與價值；《五德終始說與（兩都賦）》則探討漢賦與學術的關聯；《論李白辭賦的祖騷宗漢傾向》又從賦家與作品昭示賦史變遷的問題，雖或偏重文獻考訂，或偏重理論批評，然所呈新思，于賦學研究均有獻益。

摘要：在中國古代賦學批評史上，自漢人以《詩》之“諷諫”評判賦的內容與思想，批評“虛詞濫說”，明確提出“賦者，古詩之流”，詞章與經義的矛盾始終充斥于中，成為既提升賦的思想價值，又貶抑了賦的藝術價值的理論“夢魘”。從“經”與“賦”的本原意義與引述方式著眼，通過“賦者”的生存環境與地位探尋其間的關聯，且以唐、宋以降之“考賦”為個案，從中反思賦體文學依附經義的涂飾以及解消的命運。而經過對“詞章與經義”之本原與功用的思考及分析，又可以對賦文學之“依經立義”與“賦體自在”問題有更深入的認知與理解。

關鍵詞：詞章；經義；賦家；賦體；理論批評

中圖分類號：I207. 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5）05-0159-10

在中國賦學史上，有一理論問題可以說與辭賦創作與批評相始終，那就是“賦者，古詩之流”（班同《兩都賦序》），而此“詩”專指被奉為儒家經典的《詩》三百篇，這不僅喻示了辭賦與經義的不解之緣，也決定了后世賦寓經義的批評標準。然而，賦又是典型的修辭藝術，有或擬之西方“修辭術”者，因此辭賦創作之詞章與義理，又構成了詞章與經義的矛盾。由此勘究經與賦的關系，從廣義上來看則源于兩端，即“經皆文”與“文源經”，例如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綰合二者云：“《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收?、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碧嚷鋵嵱凇百x”與“經”的專項意義，我們則宜關注“賦”之發生與流變，尤其要將視域放置于漢代立文學之官與賦體蔚然大國而昭彰于宮廷的現象，方苞論經術所言“古未有以文學為官者?！晕膶W為官，始于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為選首，成于公孫弘請試士于太?！?，以致“其變遂濫于詞章”，于賦域亦不無啟發。本文擬以歷史的視野，從“經賦”（經與賦的關系）、“賦者”（賦家與經學）、“考賦”（科舉試經與賦）與“賦體”（依經立義與賦體自在）四方面對賦之“詞章與經義”問題作一探尋，謹陳隅隙之思。

一、經賦：從本原到引述

賦作為文學意義的存在，有著由“賦詩”到“作賦”的過程，盡管由動詞之“賦”轉為名詞之“賦”中的聯系眾說紛紜，究其本原，皆根植于行“王政”而代“王言”，所不同者在于周朝文制之“瞍賦”是代行“王言”而奠定“經義”，漢人作賦進入宮廷是歸復“王言”而蘊藏“經義”。劉熙載《藝概·賦概》云：“古人賦詩與后世作賦，事異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諷諫，《周語》‘瞍賦矇誦是也；一以言志，《左傳》趙孟日‘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韓宣子日‘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是也?！贝苏撛?、賦，正說明由周室“用詩”到漢賦“用《詩》”即由“代行王言”到“歸復王言”的線索，經、賦關系從本原到引述之過程，正隱示于中。由此反觀“賦者，古詩之流”之說法中的經義內涵，又經歷了四個階段：

一是賦詩主諷諫功用的階段，誠如《國語·周語上》所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噱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逼渲小百x詩”統歸樂教，緣自“天子聽政”，語者“補察其政”而代行“王言”。而此“王言”后經儒門思想的強化，至漢孝武之世“表彰六經”而確立其“經義”觀念。

二是春秋之世，“天子失官”，賦誦之“諷諫”傳統丟失，代之而起的是春秋時代“行人賦詩”，斷章取義，成為審時度勢的“一以言志”，《虞書》所謂“詩言志”，孔子所教“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多屬此層面。如《左傳》所載文公十三年鄭伯道逢魯侯，請通晉國，即由鄭國子家先賦《詩·小雅·鴻雁》之首章“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以喻弱小求通之情；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趙孟請鄭國七位卿大夫賦詩言志；又《國語·晉語》載“秦伯賦《采菽》，子余使公子賦《黍苗》”等，皆其例。源此，章太炎解《毛詩傳》“登高能賦”云“登高孰謂？謂壇堂之上，揖讓之時。賦者孰謂？謂微言相感，歌詩必類”，劉師培則斷言“詩賦之學，亦出于行人之官”。

三是戰國時期“賢人失志之賦”興起，即《漢書·藝文志》所言：“春秋之后，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睆哪撤N意義上講，屈、宋“賢人失志之賦”是將春秋行人辭令功利性的“賦詩言志”轉向抒發情懷的個人心志，劉熙載《賦概》謂楚辭“取熔經義，疑不及漢”，正說明其與王治、王言的疏離。盡管如此，后世評論仍將屈賦比經喻義，如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謂其“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皆“同于風雅”；劉因《靜修續集》卷三《敘學》云“三百篇之流，降而為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于《三都》《兩京》極矣”，追述本原，皆奉“騷”承《詩》，取則經義。

四是漢代賦家群體作為宮廷文學侍從的出現，賦體文學特別是獻納朝中的騁辭大賦的崛興，以漢廷“獻賦”遙接周制“瞍賦”，形成了行王政而代王言思想的強力歸復。這突出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賦之“諷諫”傳統的形成與確立。這一傳統在創作上的形成是由枚乘《七發》到司馬相如《上林賦》完成，其間寓含了賦體由藩國地域文學向宮廷統一文學的轉移，《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論其諷意謂“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堪稱的評。而從創作及于理論，自相如到揚雄又完成了對“諷諫”賦學觀的理性思考，揚雄所言糾正景差、唐勒、宋玉、枚乘諸賦之“淫”，在于倡導“詩人之賦麗以則”與“孔氏之門用賦”，以及“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的悔賦與反省。二是漢賦取則經義向《詩》、《禮》兩翼展開，換言之，漢賦“體物言志”的諷諫之志切近于《詩》，所謂“《詩》之諷諫”、“詩人之賦”、“古詩之流”皆其表述；而其“體國經野”的義理與詞章，特別對王廷禮典描寫的儀式化，更切近于《禮》，袁棟論詩賦仿六經，認為“賦體恭儉莊敬似《禮》”，又是切實的。

然而，落實到漢大賦文本，就呈示出矛盾，一方面賦承《詩》“旨”，即“受命于詩人”，一方面又專意修辭，亦即“極聲貌以窮文”（劉勰《文心雕龍·詮賦》），從而造成詞章與經義的沖突，而所謂“曲終奏雅”，只是賦家追逐“經義”本原的一種奢望。因為漢立五經博士，經義已文本化，而漢代以經致用之風影響于賦域，突出的現象并非經義的主旨，而更多的是文本的抒寫，這也就形成了經、賦關系由本原轉向引述。

賦家引經不同于誥命奏議那樣直接，而是通過取辭與取義，多影寫經語以自重。例如用《詩》，司馬相如《長門賦》之“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即取辭于《詩·召南·殷其雷》：“殷其雷……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庇?，揚雄《甘泉賦》之“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則取義于《小雅·小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明治國居安思危之理。漢賦家不僅取則《詩》之經義以成文，亦兼引諸經以為用。如用《禮》經義，揚雄《長楊賦》“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干豆之事，豈為民乎哉”，取義于《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干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日不敬；田不以禮，日暴天物”，以警戒天子游獵失時，娛樂過度而擾農傷民之弊。用《春秋》經義，劉歆《遂初賦》“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為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濱”，取義于《春秋運斗樞》“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與《春秋元命苞》“常一不易，玉衡正，太階平”，以天象狀人事，說明自身遭際與錯忤心態。用《書》經義，董仲舒《士不遇賦》“彼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為黑”，取義于《尚書·仲虺之誥》“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寄托諷世澆漓，顛倒錯亂，懷才不遇之意。用《易》經義，馬融《長笛賦》“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取義于《周易·系辭上》“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删脛t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贊美君子處身簡易而光大德業之道。漢賦引經，俯拾即是，然因賦家以文引言之法，使諸多經義皆融會于文學創造的修辭手法，致使產生“閎衍博麗”（詞章之勸）與“曲終奏雅”（經義之諷）的矛盾。如果進一步探尋這種矛盾的內在本質，則當落實于制度層面，將研究視角轉向“賦者”（作家），因為認定賦者的身份并觀其歷史性的變移，正可看到從漢晉到唐宋這一時段經義在賦域的游離與歸復。

二、賦家：經義的游離與歸復

如果說漢賦與經義的關系，決定于那個通經致用的時代，那么漢賦創作所表現出的詞章與經義的矛盾，則又決定于賦者的身份及地位。對此，班固《兩都賦序》記述最詳：“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恃哉Z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蛞允阆虑槎ㄖS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倍鳛檠哉Z侍從之賦家隊伍的群體興起，錢穆將其歸于“中官”（內官）制度的確立，其云：“史稱武帝內朝諸臣，最先為嚴助。其后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諸人者，或誦詩書，通儒術；或習申商，近刑名；或法縱橫，效蘇張。雖學術有不同，要皆駁雜不醇，而盡長于辭賦?！笨肌稘h書-劉輔傳》注引孟康日：“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后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庇?，《漢書·禮樂志》載：“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本C此可知漢代賦者身份，實與建“中官”、“崇禮官”、“立樂府”、“考文章”相關，賦者多居皇帝內廷隨侍行禮制樂的“侍郎”之職，“獻賦”乃其職責所在。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賦家居官禮職，歸諸學術，與儒家切近，故與行王政、代王言之經義觀相通，從某種意義上講，賦家就是戰國諸子衰歇后在大一統帝國政治籠罩下以詞章表達思想的一個群體。二是賦家屬官內廷，尤其是與武帝立“樂府”制度的關系，決定其為帝王提供游樂的娛戲特征，司馬相如上《大人賦》，武帝“大說，飄飄有陵云氣游天地之間意”（《漢書·司馬相如傳》）；王褒奏賦，宣帝認為“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且“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后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漢書·王褒傳》），皆典型例證。正是基于賦家身份的表述經義與提供娛戲的矛盾，決定了賦作詞章與經義的沖突。當然作為宮廷文學侍從，賦者的主觀愿望始終是以經義為創作原則的，最突出的就是諷諫傳統。

如同漢世外廷博士之《公羊春秋》學者視《春秋》為“天子之事”（《孟子·滕文公下》），借《春秋》義開“新王”之治，內廷賦家亦假經義襄助“漢王”之事，尤寄意于漢天子禮之構建，開“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班固《東都賦》）之新紀。而由廷臣抗言“直諫”轉為行文“譎諫”，正是漢代宮廷賦者承載經義歸復王言的一大路向。以用《詩》之經義為例，西漢如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悲《伐檀》，樂樂胥”，前句取義《魏風·伐檀》，后句取辭《小雅·桑扈》“君子樂胥，受天之祜”，奉“天”憫“人”，諷喻君王“佚游”之樂；東漢如張衡《西京賦》云“取樂今日，遑恤我后”，此取辭于《邶風·谷風》“我躬不閱，遑恤我后”，喻戒樂之義，警示盛極必衰的教訓。漢賦引經喻諷者極多，不勝枚舉，這在漢代史家心中已成公識。以《漢書》為例：司馬相如上“天子游獵之賦”，“歸之于節儉，因以風諫”（《司馬相如傳》）、王褒因奏賦“擢為諫大夫”，宣帝亦認為辭賦“尚有仁義風諭”（《王褒傳》）、揚雄侍從成帝行祀而獻賦，如“還奏《甘泉賦》以風”、“還上《河東賦》以勸”、“聊因《校獵賦》以風”、“上《長楊賦》……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揚雄傳》）等，無不引經寄諷。至東漢如班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后漢書·班固傳》），杜篤自謂“見司馬相如、揚子云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杜篤傳》），張衡“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張衡傳》）等，尚可見賦者因文寄諷之傳統尚存。如前所述，由于賦者居職宮廷的特殊地位，其創作亦陷于尷尬境地，如《漢書·揚雄傳》所載“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賦者的這種尷尬境地早在武帝朝枚皋“為賦頌，好戲”，“自悔類倡”的“俳優”說（《漢書·枚皋傳》），已表明其對賦者身份的自省，而到西漢末揚雄“悔賦”及倡導“詩人之賦”，顯然已是對西漢賦作依違于經義的歷史反思。但是，由于漢賦家宮廷文學侍從的身份的存在，其賦作取則經義的功能就存在，因為賦者的詞章與經義的矛盾實內涵于賦作文本之中，誠如《漢志》所言“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而只有到了東漢以后文學侍從地位的墮落，賦者由宮廷向在野文人的轉移，詞章與經義的矛盾才逸出文本，漸成辭賦與經義的矛盾。這又決定于賦史的兩項轉化。

其一，由宮廷文學侍從獻賦到文人賦創作。東漢以后，宮廷言語文學侍從地位墮落，經義于賦作中的致用精神也在丟失，從而出現了如漢末魏晉以降大量的文人以詠物與抒情（言志）為主旨的賦創作。雖然，漢以后“獻賦”之風延綿于歷代而未絕，但已成為文臣奉上或士子干謁的形式與途徑，誠不似漢代文學侍從隨上行禮履職獻賦之常例。正因這種制度性的轉移，文人賦的興起也使賦域中經義功用隨之淡褪，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賦家承續《詩》義之“諷”的解消。也就是說，漢人獻賦無不標能的“諷之”，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則已罕覯。這首先表現于辭賦在主導意義上轉為文士“自得”的創作與“騁才”的工具，因游離于朝廷工具性而游離于經義致用性。例如曹丕自詡“少為之賦”；王粲“獨自善于辭賦”（《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張華“著《鷦鷯賦》以自寄”（《晉書·張華傳》）；成公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為《嘯賦》”（《晉書·文苑傳》）；謝靈運“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作《山居賦》并自注”（《宋書·謝靈運傳》）等，皆取“自得”之義?；騽t以賦為“騁才”工具，如三國時吳驃騎將軍朱據聞張純、張儼、朱異“才名”，令三人各賦一物然后賜坐，“儼乃賦犬日：‘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日：‘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日：‘南岳之干，鐘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贝艘蛐≈贫G才。至于大篇，時人觀念誠如魏收所言“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北齊書·魏收傳》）。這一階段賦作亦有“美”、“刺”，然卻有異趣，即一在頌、諷分離，如陸云因成都王穎舉兵攻洛“著《南征賦》以美其事”，陸機則因齊王同“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晉書·陸機傳》）；二在或頌或諷，皆表現出專指（某人某事）性，甚至出現如君王諷刺臣子的作品，如梁簡文帝為皇太子時“制《圍城賦》，其末章云：‘彼高官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蓋以指于異”（《梁書·朱異傳》），即為賦諷輔佐大臣朱異尸位素餐之事。正是這種諷、頌分離以及其專指性特征，與漢代宮廷大賦寓“諷”于“頌”而“曲終奏雅”之方式不侔，其中一大區別就在漢賦取則經義而專注于禮制的建設，而魏晉以降的美、刺只是一種賦體的傳承而已。

其二，由文人賦創作到科場考試賦?？梢哉f，辭賦與經義在制度上的復歸，賦家再次以賦創作代王言而行王政，則在于唐代考賦制度的確立，而這也導致已被文人賦疏離的詞章與經義的關系再次被凸顯，并引起了由制度層面到創作層面的長期論爭。唐代賦風昌盛，眾體兼呈，故王芑孫說，“詩莫盛于唐，賦亦莫盛于唐，總魏、晉、宋、齊、梁、周、陳、隋八朝之眾軌，啟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漢，蔚然翔躍，百體爭開，昌其盈矣”。如果就文人賦、獻賦與考賦三途而言，唐文人賦傳習前代，由屈宋“賢人失志”賦經漢代文士騷體到魏晉以降大量的詠物抒情之作，于題材或有更多開拓，那么論及詞章與經義，其獻賦與考賦更宜注意。唐人獻賦雖仍傳承前朝，或文臣陪侍而作，或文士邀獲“恩俸”，但卻能取則經義，承續漢人的諷諭傳統。如太宗時謝偃“獻《惟皇誡德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新唐書·文藝傳》）、玄宗時“王諲作《翠羽帳賦》諷帝”（《新唐書·后妃列傳》）、呂向“奏《美人賦》以諷”（《新唐書·文藝傳》）、敬宗時李德?！矮I《大明賦》以諷”（《舊唐書·李德裕傳》）等即是。當然，唐人于賦域的新創造，則是科舉考賦的制度化，這一舉措的歷史評價雖臧否懸隔，然其中內含的詞章與經義的問題，卻延續于宋代，成為賦學批評一大焦點，也是以文取士彰顯于賦域的一奇特現象。

三、考賦：以文取士的一對“夢魘”

從歸復“王言”傳統來看，唐代進士科考賦制度的確立與獻賦傳統之不同，在于獻賦來自少數宮廷文學侍從，考賦則是伴隨歷史進程文學自身的不斷下移，而成為廣大舉子干祿求進的工具，且表現出考試文體的應用性。然則考、獻賦與王制、文制的結合，殊為一致。

有關科舉試賦，前賢論述甚多，清人湯稼堂對自唐迄清長達千年的考賦歷程有段追述：“唐代舉進士者……雜文則詩一賦一……而天寶十三載以后，制科取士亦并詩賦命題。賦皆拘限聲律，率以八韻，間有三韻至七韻者，自五代迄兩宋，選舉相承，金起北陲，亦沿厥制。迨元人易以古賦，而律賦寢微，逮乎有明，殆成絕響。國朝昌明古學，作者嗣興，鉅制鴻篇，包唐轢宋，律賦于是乎稱絕盛矣?！贝穗m論律賦之興衰，然對科舉考賦即唐、五代、宋、遼金考律賦，元人考古賦，明人廢考賦，至清代“以帖括試士，而以詩賦課翰林”之文制情形，則要言不煩，申述明白。然從唐代由分立“明經”、“進士”科到“進士”一科兼考經、賦，經與賦在以文取士的原則下已結不解之緣，這其中固然有漢賦用經以襄王政的淵源，但落點于現實，則與唐宋時代重經尚賦有關。當然，推而言之，考經與賦，實皆源于更廣泛的“圣人之情見乎辭”（《易·系辭下》）的意蘊，所謂“修辭與經世不同途而同軌”（張邦紀《沈文恭公集序》），通經致用與賦用經義亦有“同軌”之旨。然而正是在此以文取士原則下的考經與賦，唐宋兩朝對考經自無疑義，卻對考賦則爭鋒激烈，且將“經”與“賦”捆綁為一而形成或對立、或交融的態勢，使詞章之學與經義之用，成了困擾數百年文制的一對夢魘。在唐代，如趙匡《選舉議》云：“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唯無益于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庇謩⒅取哆x舉論》云：“原夫詩賦之意，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上?！髡?，先文后理，詞冶不雅，既不關于諷刺，又不足以見情。蓋失其本，又何為乎？”此皆因詞章巧麗而無用而反對考賦。相反，皇甫浞《答李生第二書》質疑道：“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敝劣诎拙右鬃鳌顿x賦》為考試律賦張目，所謂“四始盡在，六義無遺”、“藝文之警策，述作之元龜”，與反對考賦者針鋒相對，肯定試賦的思想與藝術價值。宋承唐制，經、賦之爭尤其激烈。如王安石力主進士考試“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乞改科條制》）；反之，蘇軾駁斥其論謂：“自唐迄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議學校貢舉狀》）回到詞章與經義的主旨，我們就會發現唐宋時人有關科舉用“賦”與否的爭議，無不與“經”義有關，透過表面考“賦”的實用性爭論，勘進于內在的賦學史之意義，我想有以下焦點問題值得反思。

從歷史層面來看，科舉試經與賦均屬“以言取人”，這與漢代通經人仕和獻賦榮進傳統有關，是宮廷言語侍從代“王言”而行“王政”之理念的下移與承繼。對此，北宋后期侍御史劉摯針對熙寧罷賦議貢舉云：“詩賦之與經義，要之其實，皆日取人以言而已。人賢之與不肖，正之與邪，終不在詩賦、經義之異?！瘪R端臨《文獻通考》亦載當時尚書省言：“詩賦經義均之以言取人，賢否邪正未可遽判?！边@種“以言取人”兼綰經、賦的導源之見，改變了唐宋考賦與否的致用意義，而引向考賦的文本價值。也就是說，既然不必以經義或詩賦判人品之正邪、人事之賢不肖，考試兼經、賦的用意只能是以經義觀學識，而以辭賦辨才華。這又將詞章與經義的矛盾推回到漢賦用經的原點，而不同者僅是淡褪了漢賦家主觀的諷諫精神。當然，這種見解是經歷長時間的科舉經、賦論爭而產生的。因為在唐代，人們偏重的是經、賦之用而決定考賦與否，宋初殿試用賦，歸復王言，經、賦雖分考而義理則融織為一，所以北宋前期學者討論考賦問題，更多的是將其與“策”比較，策重時務，賦重言詞，功用之效，不辨自明。到神宗熙寧罷賦，主旨是賦無益于用，所以再到元祐復賦，經、賦同屬“以言取人”的本原意義才被點破。清人阮亨《律賦經畬集序》云：“古人九能，最重登高之作，固不敢以雕蟲小技忽之也。而熔鑄經典之范，翔集子史之術，則洞曉情變，曲昭文體，洵為作賦之本原耳?！x為古詩之流，班孟堅嘗言之，茍其鼓吹升平，潤色鴻業以鳴一代之盛，豈第區區聲韻而已哉！”又如唐玉書《食舊德齋賦鈔序》云：“自有唐以來，徑定詞賦為一代取士之律令，宋元稍變，迄于國朝……陳風俗教化之原，責以諷諫之義，亦猶古者百工誦箴諫士傳言諫過之遺意也?！笨假x課賦之采用經義，與賦之諷、頌功能結合起來，從反面可以看到古代賦論中經、賦糾纏不清的一條批評主線，在獻賦與考賦巾更為彰顯。

從制度層面來看，賦作為考試文體在闈場中的罷復，也始終糾纏于經義，在有用與無用的表象批評背后，是賦見才學的質疑與認可。例如在宋代熙寧罷賦之前，宋仁宗于慶歷四年針對歐陽修《詳定貢舉狀》提出“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記誦”，下詔令曰：“舊制用詞賦，聲病偶切，立為考式，一字違忤，已在黜格，使博學之士，臨文拘忌，俯就規檢，美文善意，郁而不伸。如白居易《性習相近遠賦》、獨孤綬《放馴象賦》，皆當時試禮部，對偶之外，自有意義可觀，宜許仿唐體，使馳騁其間?！保ā端问贰みx舉志三》）此針對當時科考律賦拘忌聲病而失大義，提倡調和詞章與經義，即以詞章寓經義。正是出于這種考慮，而當科場賦被視為詞章瑣碎而喪失經學大義，北宋相繼而來的熙寧、紹圣兩度罷賦，且專試經義，其理甚明；而踵續其后的元祐、建炎兩度恢復考賦，雖已分經義、詩賦兩科，但為考賦的理由張本，仍是屬意于經義。緣此，南宋寧宗嘉定七年正月六日監察御史倪千里奏言，聲稱當時板行監學所選有《經義賦格》一書，其為十子考試津筏，恰恰呈示了經、賦一體的意義。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回顧這段罷復詩賦歷史云：“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遍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爾，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也不能精?！边@種罷“賦”反失“經”的說明，是耐人尋味的。葉適也認為“廢賦而用經，流弊至今，斷題折字，破碎大道，反甚于賦”，賦家能于場屋創作中熔經鑄典，已成為當時主張考賦者的批評共識。

從創作層面來看，考賦為了符應經義，賦寫經義成為慣例，其中尤以科場“經義題”最為突出。阮亨《律賦經畬集·凡例》云：“應制之賦以經命題，昉自有唐如裴晉公《歲寒知松柏后凋賦》、韓文公《明水賦》、李供奉《明堂賦》、元仆射《鎮圭賦》、白尚書《性習相近遠賦》、蔣防《不寶金》五賦、王起《庭燎賦》、《蟄蟲始振賦》、陳仲師《鵲始巢賦》、張仲素《反舌無聲賦》、李處仁《虹藏不見賦》、韋充《東風解凍賦》、許敬宗《麥秋賦》，其他不可枚舉。我朝經學昌明，星使掄材，悉取經語以覘古學，故是編專采五經，若《論》《孟》《學》《庸》《周官》《爾雅》凡在《十三經》之目者，間亦采焉?！边@說明自唐迄清，經義題（尤以五經為主）在考場的運用從未衰歇，而且被學者奉為圭臬，彰顯以“賦”合“經”之義。例如唐代省試題，兼取四部，然取自唐人所謂“九經”者最多，其出《易》者如大歷二年之《射隼高墉賦》，出《書》者如開元二十二年之《梓材賦》，出《詩》者如乾寧四年之《未明求衣賦》，出《周禮》者如貞元八年之《明水賦》，出《禮記》者如太和元年之《觀民風賦》，出《左傳》者如長興二年之《鑄鼎象物賦》等。唐穆宗長慶元年有詔謂進士賦“出于《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何多”（《舊唐書·穆宗紀》），因此貶謫禮部侍郎錢徽等人，亦考賦重經之一斑。宋代自神宗景祐間，禮部試賦題“厭其煩瀆，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試題專用經史的本意是罷“上請”制度，然其尊經之用，則顯而易見。由于采用經題，考賦用經則與漢賦用經偏重“曲終奏雅”不同，而精思于破題，即所謂“發端警策”。緣此，贊美考賦用經者已流于技術化，如鄭起潛論“藏頭題原主意”舉例《天地明察賦》日“藏孝意”，論《文王之典靖四方賦》日“說出我將祀文王主意”等；而反對者或謂“是偷拆經誥，侮圣人之言”、“以經語為題，其實是押韻講議”，其流于技術化的同時，也是對賦用經義之精神的解消。

四、賦體：依經立義的涂飾與解消

詞章與經義作為賦論問題，終究應當落實于賦體，也正因為早期文學形式的賦體對政教具有極大的依附性，即行王政與代王言的特征，所以其經、賦的交融與沖突就先天性的呈現于“體”與“用”的矛盾。近人林紓評《文心雕龍·詮賦》之“賦者，鋪也，鋪采搞文，體物寫志也”云：“一立賦之體，一達賦之旨。為旨無他，不本于諷諭，則出之為無謂；為體無他，不出于頌揚，則行之亦弗莊。然其發源之處，實沿《三百篇》而來?！边@種以賦體概述“鋪采摘文”，以賦旨（用）概述“體物寫志”，雖未必切合劉勰本意，然就賦體用經之義，誠乃返本之論，因為劉勰也試圖調和二者間的矛盾，如謂“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文心雕龍·夸飾》）。倘再追尋這一矛盾的由來，結穴宜在漢代“依經立義”之賦學批評觀的形成。

如果說前述“賦者，古詩之流”之說法隱示經義內涵之形成，經歷了周室用政（瞍賦）、春秋言志、戰國“賢人失志之賦”到漢代宮廷賦歸復王言的四個階段，那么，從賦論史的角度看待經、賦關系的形成與解消，則同樣可以四階段加以概述，亦即漢人“依經立義”之賦學觀、魏晉南北朝賦體“尚文”與諷諭的消褪、唐宋考賦對經義的歸復以及元明清以“祖騷宗漢”說對賦源于《詩》的補充與糾正，經、賦關系由此而在實際意義上解消。

漢人解賦“依經立義”，初見于《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引述淮南王語謂屈賦兼得“《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及批評“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這種“好辭”而不能“直諫”已隱含了“辭令”與“風雅”的矛盾，“依經”的選擇與賦學批評與生俱來，《漢志》以為屈原賦“咸有惻隱古詩之義”，而至宋玉、唐勒，以至漢代的枚乘、相如、揚雄則“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正此思想的延續。這一思想在理論意義上的完型，是揚雄對賦創作的反省與王逸對屈賦的理解。揚雄有關賦的“諷”與“勸”以及“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的探討，無不圍繞詞章與經義展開，而王逸《離騷經章句敘》對屈賦的評價尤為典型：“昔者孔子叡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后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后周室衰微，戰國并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于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边@是對揚雄“詩人之賦”的具體闡發，且奠定了后世論賦依經立義的思想基礎。迨至魏晉南朝，諸家論賦頗多對漢賦創作“虛辭濫說”加以清算，例如摯虞《文章流別論》懲鑒漢人而批評時賦有“假象過大”、“逸辭過壯”、“辨言過理”、“麗辭過美”之失，左思《三都賦序》則批評漢賦“于辭則易為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征”，其評判標準，顯然是“古詩之義”。然而對照這一時段的辭賦創作，或標能擅美，如顧愷之“嘗為《箏賦》成，謂人日：‘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后出相遺，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賞?！保ā稌x書·文苑傳》）；或征辭比類，如曹丕《答卞蘭教》謂“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或爭一句之奇，如陸機《文賦》倡言“置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或炫一韻之切，如沈約撰《郊居賦》，王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蜷，約撫掌欣忭日：‘仆嘗恐人呼為霓（五雞反）”（《梁書·王筠傳》），無不斗巧爭勝，以逞詞情。特別是魏晉以后對漢宮廷賦自詡“諷諫”思想的淡化，使魏晉中人批評漢賦而倡導經義僅成為一種涂飾，倘比較而言，誠如朱鶴齡以左思《三都》為例所言：“蓋古人文章未有無為而作者。如孟堅《兩都》為西京父老怨明帝不都長安，故盛稱東都以風諭之也。平子《兩京》為明帝時王侯以下多踰侈，故作此以諷諫也。明帝欲廢南都，故特稱此都之盛，亦以諷也。長卿《子虛》《上林》意欲明天子之義，故假稱‘子虛‘烏有‘亡是三人以諷也。飛燕無子，成帝往祠甘泉宮，制度壯麗，子云故賦《甘泉》，又成帝獵南山，農民不得收斂，故賦《羽獵》《長楊》，皆以諷諫也。若太沖之賦三都，則于義何取乎？”初唐文士王勃直謂“屈、宋導澆源于前，枚、馬張淫風于后……沈、謝爭騖，適先兆齊、梁之危；徐、庾并馳，不能免周、陳之禍”（《上吏部裴侍郎啟》），這種過度政治化的批評，內含的仍是詞章與經義的矛盾。

唐、宋以考功彰賦學，其于罷、復之間，始終貫穿著經義與詞章之爭，其中最為糾結者在于批評家倡導的是經義（熔經鑄典），而審卷官則只能取則于詞章與聲韻。因于前者，則有贊美如“唐人體物最工，么麼小題，卻能穿穴經史。林滋《木人賦》云：‘來同避地，舉趾而根柢則無；動必從繩，結舌而語言何有？又云：‘進退合宜，依然在斯，既無喪無得，亦不識不知。跡異草萊，其言也無莠；情同木訥，其行也有枝。陳章《艾人賦》云：‘當戶而居，惡莠言兮結舌；負墻而立，甘菜色以安身。李子卿《水螢賦》云：‘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于潁川。字字典則，精妙無雙”（湯稼堂《律賦衡裁·余論》）；因于后者，則引起諸如“蓋失其本”（劉秩《選舉論》）、“務求巧麗”（趙匡《選舉議》）的質疑與大量僅因“落韻”而被黜的科場案例。在此二者之間，經義思想于賦域的工具化與技術化，只能使那種“然亦貫穿六藝，馳騁百家，有駢四儷六之巧”（《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二〇引禮部侍郎胡綋言）的愿望落空，導致“隋、唐取士，改詩為律，亦改賦為律，而賦亡矣”的批評接踵而至，這恰恰緣于考賦的內在矛盾而不可避免。于是繼唐宋考賦，改“體”與改“制”成為兩項選擇，這就是元人考賦之“變律為古”與明代科舉廢賦的舉措。值得注意的是，元人于考賦中復古，明人廢試賦而復古，均有著對賦體本源意義的追尋，其“祖騷宗漢”思想的崛起，即為顯例。祝堯《古賦辯體》卷一引宋祁“《離騷》為詞賦祖”語，認為“賦家可不祖楚騷乎！然騷者，詩之變也”，尤于“祖騷宗漢”說中注入賦體之“騷情”，于“詩人”、“辭人”外別立“騷人之賦”，并在綜會“理、情、辭”的賦體意義時，自覺淡化了作為本源的經義之功用。清代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承祧唐宋而納賦于考試范疇，如“博學鴻詞科”與“翰苑”考功用賦，甚至有康熙帝《御制歷代賦匯序》為賦學張本，所謂“賦者，六義之一也。風雅頌興賦比六者，而賦居興比之中，蓋其敷陳事理，抒寫物情，興比不得并焉。故賦之于詩，功尤為獨多。由是以來，興比不能單行，而賦遂繼詩之后，卓然自見于世，故日：‘賦者，古詩之流也…，其用賦論經，重復陳言，了無新義，經義于賦已解消其內涵的涂飾，只剩下語言的包裝罷了。

當寫賦不再著意引述經義，賦者也不再代行王言而引經致用，獻賦與考賦選拔人才早已不復存在，賦體作為一種文學樣式而被人們摹習、研究，詞章與經義的關系則僅存賦史的一段記憶，其中許多今人看來諸多無味的爭論，或許正是耐人尋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