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南宋代墓志及其特征①

黨 斌

陜南宋代墓志及其特征①

黨 斌

陜西簡稱為“秦”，概因關中之地在春秋戰國時期即屬大秦，而兼并山東六國一統天下的秦王嬴政又以關中咸陽為國都，所謂秦嶺、秦川，亦因此得名。后人以“三秦”稱陜，源于秦亡之后，楚霸王項羽為了牽制劉邦，三分關中、陜北秦國故地，封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塞王司馬欣。之后，劉邦稱帝，以長安為都城，將關中分為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三郡。因此，最初的三秦僅指陜北和關中地區。今人仍以“三秦”稱陜，而“三”的地域含義與前代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包括陜北、關中、陜南三個行政區劃。其中，陜南是較為特殊的一個區域。

在地域上，陜南泛指秦嶺、巴山之間廣闊的漢江流域地區，北通關中，南接荊楚，東臨中原，西近甘隴。在行政區劃上，則包括今天的漢中、安康、商洛三個地市。歷史上，陜南三地的歸屬變化十分復雜。先秦時期是秦、楚爭奪最為激烈的區域。秦漢之后的千余年中，歷代統治者根據不同的需要，對陜南各地的歸屬進行了不同的設置和調整，漢中、安康、商洛三地基本上都屬不同的高層政區所轄。元代統一中國后，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行省制度，這是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區劃的重大變革，陜南自此開始歸于陜西行政區劃之中，并沿用至今。由于因秦嶺阻隔，無論是自然地理環境、人文風俗習慣，還是文明歷史淵源，陜南與關中和陜北兩地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此，陜南雖屬陜西轄區，但是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近年來，伴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陜西境內的歷代墓葬考古發掘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出土了相當數量的墓志，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石刻文獻資料。墓志的前身是墓瓦或墓磚，始于秦漢時期，數量較少。三國時期，因曹操提倡節儉、嚴令禁碑，立于墓前表達親人哀思的墓碑逐漸演變為埋于地下的形制較小的墓志，并日漸成為一種風俗。墓志刻好之后即隨墓主下葬，避免了風雨侵蝕和人為破壞，得到了較好的保護，其中的文字記載多有補正傳世典籍記載的重要史料價值。經歷南北朝時期的發展，墓志的形制和志文的撰寫已日趨規范，隋唐兩代則是墓志發展高峰時期。因此，關于隋唐時期墓志的研究和資料十分豐富，如歐陽修《集古錄》、歐陽棐《集古錄目》、趙明誠《金石錄》、洪適《隸釋·隸續》等金石文獻著錄了大量的隋唐墓志，近年來整理出版的《唐代墓志匯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隋唐五代墓志匯編》、《隋唐五代墓志續編》等收錄大量20世紀以來新出土的墓志資料。陜西作為隋唐時期帝都所在，該時期的出土墓志數量極大，《新中國出土墓志》、《長安新出墓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志匯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志》等書所收以及相關專案研究亦以隋唐墓志居多。傳統觀點認為，宋代開始，墓志價值每況愈下，相關的研究也表現出日漸衰落的趨勢。這一點在陜西，特別是陜南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隨著國都東遷，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亦隨之轉移。唐宋兩代，陜西的地位和影響不可同日而語。因此，陜西出土隋唐墓志的墓主大多身份顯赫，而宋代則少有等級較高的墓志出現。而唐宋時期，陜南尚未歸入陜西轄區，更因秦嶺阻隔，其與關中的聯系遠不如與巴蜀那么密切，因此受到關中文化的影響相對較小。陜南出土的唐代墓志數量本就不多，志主身份和官爵普遍低于同時期的關中、陜北地區，至宋代數量更少，志主亦級別較低，較少有學者關注。事實上，陜南宋代墓志數量雖然不及隋唐，內容與重大歷史事件關聯較少，但其詳細記載志主及其家族人員的日常生活、婚喪嫁娶、宗教信仰等內容，全面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在社會史和地方史研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目前，各類資料中散見的陜南地區宋代墓志有近20方，結合地域和時代等相關因素，表現出以下幾方面特征。

第一，陜南宋代墓志與同時期墓葬數量不成正比，總量較少。根據已經公布的考古研究簡報和其他相關資料刊載，陜南地區宋代墓葬總數約有80余處，其中漢中31處，安康47處，商洛僅有2處。部分墓葬還同時發現多座墓室，如漢中市鋪鎮鄉鄭家坎村、南鄭縣新集鎮馬家溝村、勉縣官溝鄉中田壩村、安康市將軍鄉陰坡埫村、旬陽縣構元鄉磨溝口村倉房溝、白河縣大雙鄉楊家院村、平利良西鄉梁家壩村、紫陽縣雙安鄉北寨村、漢陰縣堰坪鄉花屋村、石泉縣長安壩七里溝村等地都有宋代墓葬群發現。據此粗略統計，陜南宋代墓葬總數約有百余座，而有墓志出土的墓葬卻僅占五分之一左右。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按照中國自然地理的劃分，陜南位于秦嶺—淮河一線以南，屬典型的南方自然氣候，雨量豐富。又因其倚靠秦嶺南坡，多數地區屬于山地緩坡地形，每逢雨季到來，山體滑坡、泥石流多發。歷年來因這一現象而暴露墓葬數量很多，其中僅宋代墓葬就有46處。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和管理方面的疏忽等多重因素制約，暴露的墓葬無法得到及時的發掘和保護，導致部分隨葬品流失。雖然尚無準確的數據統計，但應當有一定數量的墓志在此過程中不知去向。其二，陜南宋代墓志數量較少還與兩宋時期喪葬習俗的簡化有很大的關系。與漢唐時期的喪葬習俗相比，兩宋時期的入葬方式、隨葬品類型、數量等都有較大的差別?；鹪嵩谒未氖⑿幸呀浭且粋€公認的事實。前代學者已提出宋代盛行火葬源于佛教盛行的觀點，也有人認為宋人選擇火葬多是貧困無奈之舉。事實上，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長，土地私有化程度的加深，購買墓地的成本無形中增長。與之相適應，前代“厚葬”之禮日漸衰退，更為節省成本的喪葬習俗日漸深入人心，并在社會范圍內廣泛流傳。從陜南宋代墓葬的整體狀況來看，墓室普遍規模較小，結構簡單，有相當數量的墓葬采用素面墓磚；墓葬內僅有少量壁畫，隨葬品以陶罐、陶俑、瓷瓶、瓷碗等日常用品為主，且數量較少，部分墓葬有少量的錢幣隨葬。由此可知，節葬的觀念和風俗在宋代陜南地區較為流行。在此種觀念影響之下，很多墓葬很可能并未刊刻墓志。

第二，陜南宋代墓志雖然規格較低，但形式多樣。從出土墓志來看，級別最高的有3方，皆題“安康郡開國侯”?！稐顝膬x墓志》①明隆慶年間出土，移豎于楊從儀墓前。1972年在墓側修建小學教室時受損，斷為5截。1973年運至城固縣文化館黏接復原，后移存五門堰文管所。題“宋故和州防御史提舉臺州崇道觀安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楊公墓志銘”，《關中金石記》、《金石萃編》等書均有著錄。依宋代爵制，共分王、嗣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公、開國郡公、開國縣公、開國侯、開國伯、開國子、開國男等十二個等級。楊從儀出身于鳳翔平民家庭，成年后入伍，隨抗金將領吳玠征戰，屢立戰功，歷任校尉、秉義郎、副將、正將、鳳翔路兵馬都監、和州防御史等職，并獲封安康郡開國侯?！稐畲髣啄怪尽发?973年出土于楊從儀墓旁，1974年移存城固縣文化館。題“宋安康郡侯楊公志銘”，志石泐蝕嚴重，據殘存志文可知志主楊大勛為楊從儀長子，襲封安康郡侯?！度翁戾a墓碑》③南宋淳熙五年（1178）刊刻，現藏安康博物館。額書“有宋復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安康郡侯任公之墓”。盡管安康郡開國侯屬宋代第九等爵位，級別相對較低，但已經是目前陜南地區出土宋代級別最高的墓志。相較而言，楊從儀以軍功獲封，楊大勛子襲父爵，前者志文篇幅較長，內容豐富；后者則較為簡短。除以上兩方墓志外，其余墓志志主多為地方官員或普通百姓，級別更低。如：《張祖德墓志》④南宋慶元二年（1196）刊刻，1954年出土于洋縣紙坊鄉石山底村，現藏洋縣博物館。志主官至奉議郎、武興通守；《吳忠嗣墓志》⑤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刊刻，1973年出土于南鄭縣新集村，現藏南鄭縣圣水寺文管所。志主歷任儒林郎、洋州觀察推官；《陳氏墓志》⑥南宋寶慶二年（1226）刊刻，1958年出土于洋縣八龍鄉太師村，現藏洋縣博物館。志主丈夫王仁杰為承信郎，屬官之末流。在常規墓志之外，陜南地區還有少量形式特殊的墓志出土，如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刊刻的《羅再昌地券》，邊長0.27米，銘文楷書9行，行10—13字不等，1974年出土于略陽縣徐家坪鎮羅氏祖塋，現嵌于靈巖寺前洞右側石壁上。此石雖為墓磚，形制較小，但其銘文記載購買土地的四至、交易時間、錢款數額、保人姓名等內容。同時，銘文的刊刻正、倒相間，較為少見，可能與當地少數民族習慣有關。南宋淳熙元年（1174）刊刻的《滑璋地券》，邊長0.34米，銘文楷書19行，滿行19字，現存安康市博物館。銘文涉及墓地買賣的時間、交易雙方、土地四至、錢款數額等信息，形制雖小，內容卻十分豐富。上述兩個地券雖然為墓磚形式，但其刊載內容與墓志類似，可歸入墓志之列，它們的出現豐富了陜南宋代墓志的形式。

第三，相較而言，南宋墓志數量明顯多于北宋，漢中、安康兩地墓志多于商洛。這與宋代陜南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政治、經濟、軍事地位有著直接的關系。北宋建立后，國都動遷至汴京，統治者為了“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①葉適：《水心先生別集》卷12《法度總論》。，推行高度的中央集權政策，地方權力大大削弱。南宋時又以臨安為都城，國家的經濟、政治中心全面南移。在此過程中，陜南地區與中央政府的聯系日漸減少。兩宋時期，地方一級的行政區劃稱“路”，各路直轄于中央，最初對府、州、軍、監具有監察的職權，之后演變為實際的地方區劃。北宋至道三年（997），將全國州郡劃分為15路，包括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淮南、江南、荊湖南、荊湖北、兩浙、福建、西川、峽西、廣南東、廣南西路，之后路的數目有所增加，最多時有23個。南宋與金南北對峙，東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關為界，疆域雖小于北宋，仍然劃分為17路，包括兩浙東、兩浙西、江南東、江南西、淮南東、淮南西、荊湖南、荊湖北、京西南、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東、利州西、福建、廣南東、廣南西等路。漢中、安康、商洛在兩宋時期分屬不同路統轄。漢中在北宋先后屬峽西路、利州路，包括興元府、洋州、興州，南宋時期利州路分為東、西兩路，東路治興元（今漢中），西路治興州（今略陽）；安康于北宋為京西南路最西側的金州轄地，南宋時歸入利州路；商洛在兩宋時則先后屬陜西路、永興軍路、京兆府路、河南路等，變化最為復雜。北宋時期，陜南地區與中央的聯系主要有兩條通道，一是由漢中、安康沿漢江而下，經丹鳳入河南；一是由南而北翻越秦嶺，經關中潼關進入河南。由于兩條道路通行都不夠便利，陜南在漢唐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作用日漸明顯削弱，政治的疏遠、經濟的遲滯、軍事的忽視使陜南在北宋逐步淪為無人問津的偏遠地區。南宋王朝偏安江南，與金朝的疆界雖然基本穩定在紹興和議的大散關一線，但在實際爭奪的過程中則屢有變化，南宋曾奪回商、秦等州，金朝亦曾攻占興元、金州等地。這一時期，陜南雖然地處西北、遠離國都，卻成為國家政治、軍事爭奪最激烈的區域。陜南南宋墓志多于北宋恰恰反映了該地區在兩宋國家中地位的變化，與此同時，商洛地區宋代墓志數量較少，亦與其行政轄屬的穩定性較差相關，反映了該地區的政治、經濟的邊緣化特征。

（作者單位：陜西省社會科學院）

① 本文系陜西省社會科學院2014年青年課題（14QN11）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