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興化、東臺市蔣莊遺址考古成果專家論證會”會議紀要

南京博物院

“江蘇省興化、東臺市蔣莊遺址考古成果專家論證會”會議紀要

南京博物院

2016年2月“江蘇省興化、東臺市蔣莊遺址考古成果專家論證會”對位于江蘇興化、東臺的蔣莊遺址進行了實地考察并就相關問題展開討論。專家們認為：大規模的良渚文化墓地是蔣莊遺址最重要的發現，說明了良渚文化已經擴張到長江以北，有助于學界更新對良渚文化的認識；蔣莊遺址葬制葬俗多樣、人骨保存完好、隨葬玉器等級較高，為良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蔣莊墓地的年代框架還需要通過進一步的科研工作來確認，未來的遺址保護工作還需要地方政府給予積極的配合。

蔣莊 興化 東臺 良渚文化 墓葬

蔣莊遺址位于江蘇興化、東臺兩市交界處，分屬于興化市張郭鎮蔣莊村以及東臺市時堰鎮五星村。2011年10月至2015年11月，因泰東河水利拓寬工程需要，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展開多次搶救性發掘，揭露良渚文化聚落遺址一處。目前，共清理該時期墓葬280座、房址8座、灰坑110余座以及水井、灰溝等其他遺跡，出土玉、石、陶、骨器等不同材質遺物近1200件。其中，大規模的良渚文化墓地是蔣莊遺址最為重要的發現，豐富多樣的葬制葬俗、保存完好的人骨與葬具、高規格的隨葬玉器、地方特色濃重的隨葬陶器等，為研究良渚文化的埋葬習俗、人種屬性與社會結構新添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2016年2月末，南京博物院主辦了“江蘇省興化、東臺市蔣莊遺址考古成果專家論證會”。來自全國各高?？脊艑I與各考古文博機構的多位專家于27日前往蔣莊的遺址現場進行了實地考察，并于28日在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南工作站召開論證會，聽取了考古工地負責人的匯報。專家們高度評價了蔣莊遺址的重要意義，對目前取得的成果給予了充分肯定，并就遺址中潛藏的各類問題展開熱烈討論，主要內容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蔣莊遺址的重要意義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許永杰先生認為，蔣莊遺址是一處遠離良渚文化中心區域的大型聚落遺址，最重要的意義即在于其地處江北的區位因素。20世紀50年代初，夏鼐、郭寶鈞發掘河南輝縣琉璃閣殷代遺址和墓地，在總結重要意義時指出，琉璃閣的發現是在殷墟以外發現重要的殷代遺存，因此，得以從更廣泛的空間對殷文化進行區域性研究。從這一角度看，蔣莊遺址的發現就有同當年輝縣發現同等的意義。

上海博物館考古部研究員宋建先生認為，蔣莊遺址中，有若干項關于良渚文化的“首次發現”有助于學界更新對良渚文化的認識：（一）M36“祭壇形”刻符，為考古發掘中首次發現的此類符號；（二）良渚晚期M66內大口尊，當為首次發現的體量如此之大者；（三）首次發現屬性明確為良渚文化的墓葬中使用袋足鬶隨葬的現象；（四）首次在遷葬墓中使用玉琮；（五）此前發現與暴力行為有關的墓葬很少，而此處大量聚集的現象尚屬首次。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先生認為，良渚文化在其所處時期，是各考古學文化中發展程度最高者之一。從杭州良渚遺址群來看，這一時期，簡單社會逐步進入文明社會并產生國家；而蔣莊遺址的發現，則顯示出良渚文化在不同區域內社會發展程度可能存在的區別，對于全面了解良渚文化的文明進程意義重大。

北京大學震旦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員李伯謙先生認為，蔣莊遺址的發現，為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形成、國家的起源與形成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對于地方文化史的建設亦有重要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光冀先生認為，蘇北新發現的蔣莊遺址，使我們對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圍有了新的認識，其中清理的房址、墓葬，均取得了豐富的收獲，為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張忠培先生指出，良渚文化目前的研究成果，顯示出良渚文化正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例證。而蔣莊遺址的發現，說明這一文化已經擴張到長江以北，向淮河流域靠近，提供了長江、黃河兩大流域交往的新證據。

二、蔣莊遺址良渚文化墓地的年代與分期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嶺先生指出，年代框架是蔣莊墓地急需解決的問題。目前，蔣莊遺址的良渚文化墓地以墓葬開口層位來判斷年代早晚關系；而墓地隨葬器物客觀上存在一定的形態演變序列，需要通過類型學研究來明確不同時期墓地伴出陶器的特點。墓地中出土的大量人骨材料，本身可做測年研究，以便得到比較明確的絕對年代框架，彌補一些墓葬由于未隨葬有可供斷代研究的典型陶器，而難以進行年代判斷的遺憾。

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員戴向明先生認為，對蔣莊墓地形成過程的探討，需建立在可靠的墓地分期基礎上。早期層位下開口的墓葬隨葬少量簡單石器，中晚期層位下開口的墓葬隨葬玉石器復雜多樣，是否可以反映此地居民由少漸多、等級結構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變化，還需要根據共生陶器進行分期梳理。墓地西北角位于晚期層位下開口的小片墓地，離開了此前反復使用的埋葬區域，是否也標志著墓地發展的階段性變化？在墓地分期建立之后，需要觀察共時的墓葬間是否存在較為整齊的排列。從已知的情況看，墓地中可能有兩個根據等級不同而劃分的區域，北部墓葬等級較低，南部等級較高。然而，事實上，該墓地中并沒有特別大的墓，目前的墓葬等級主要是由隨葬琮、璧類禮玉來認定的。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使等級劃分顯得更加有理有據，墓地空間上的分片和社會組織單位可否掛鉤等問題，也需要在詳細的分期基礎上才能進行深入探討。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張弛先生認為，蔣莊墓地的清理工作非常細致，完好地呈現出人類遺骨和隨葬器物的擺放形式；清理獨木棺葬具時注意到了棺蓋、擋板等部位的區分；發掘過程中有體質人類學者當場做鑒定，即時發現人骨的保存情狀、鑒別具體葬式。然而，根據成果匯報可知，蔣莊墓地的墓葬開口分布于不同的層位下，如果這種層位關系可以得到確認，那就意味著墓地在使用過程中存在間歇期，間歇期內形成地層。蔣莊墓地延續時間約有大幾百年，其形成過程中間歇期存在與否，還需深入研究。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郭偉民先生認為，關于墓地的年代框架，在典型陶器較少的情況下，根據人骨測年是否可以得到墓地的絕對年代編年，言之尚早?！?00年的誤差范圍，對于決定墓葬在良渚文化中的年代位置，并沒有太大的意義。在處理距今6000年至4000年左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材料時，關于分期，普遍的做法是以墓葬隨葬品的分期等同于文化的分期；而事實上，隨葬品和日常生活用器往往是兩個不同的用器系列，不應混為一談。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受發掘所得材料的限制，只能借墓地隨葬陶器的分期代替文化的分期。具體到蔣莊遺址，應該結合其本身分期與良渚文化中心區域的對應關系，來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中弊病。

三、蔣莊遺址良渚文化墓地的人骨與葬俗

秦嶺先生認為，從蔣莊墓地反映的情況來看，由墓地所代表的社群內部的結構尚不明確。其中，標識墓葬等級高低的因素如何認識、墓地的結構等級如何體現、墓葬間有無分化、不同的等級表現形態是否標識著不同的內部差異，等等，還需深入分析，也可結合人骨鑒定提供的信息來進行分析。

戴向明先生認為，蔣莊墓地二次葬墓隨葬琮、璧的現象，對于研究過去發現的未能保存人骨的高等級玉器墓具有啟發意義。從葬俗來看，蔣莊很多墓葬于棺外帶有腳坑放置陶器，身軀附近擺放玉石器，與河南靈寶西坡的形式類似，其中反映的觀念信仰也有可能類似。一些特殊葬俗，如隨葬石器中鉞、錛較多，隨葬陶器的毀器現象普遍，鼎腿、豆柄等都有被刻意打斷的跡象，這在其他的良渚文化墓地中卻并不多見。

中國文物報社總編曹兵武先生指出，認識蔣莊墓地埋葬形式的多樣化，以及這種墓坑規模與玉器等級并不密切的關系，需要整合葬具、葬俗、殉葬情況、人骨本身等要素開展研究。關于蔣莊遺址是否具有軍事性，必須要結合更多的證據來論證。蔣莊遺址中最為寶貴的是人骨信息，比其他遺物遺跡更具內證力，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進行實驗室分析，以此來深化我們的認識。蔣莊遺址女性隨葬紡輪是比較明確的，男性隨葬石器種類豐富、類型較多，鉞、錛等器物究竟如何使用，也可根據使用痕跡提供的線索，再多做分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斌先生認為，蔣莊墓地的人骨大多頭朝東，而絕大多數良渚墓葬頭朝南、小部分朝北。若以墓向作區分，蔣莊墓地的文化面貌與良渚相似，但人群的族屬則未必。并且，按照目前的理解，代表良渚人信仰的重要標志是冠狀飾，作為巫師或首領的身份象征，可能比玉璧、玉琮更有代表性。這在蔣莊遺址中也尚未得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巍先生指出，蔣莊遺址發現的人骨保存完好的大規模墓地，是一批難得的良渚文化研究材料。保存完好的大量人骨，可通過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提供其社會生活各方面相關的信息，如年齡、性別、健康狀況、飲食結構、營養水平、有無遷徙等，對研究良渚文化文明進程有重要意義。

許永杰先生列舉了蔣莊墓地中可見的若干特殊現象，如：M158棺內葬有一人，棺外隨葬有多個頭蓋骨；出玉器的墓大抵成排集中分布在墓地中部，非玉器墓則分布在其周圍，有一定的排列規律；部分墓內可見以男性為本位的埋葬形式。他認為，種種現象表明蔣莊聚落所代表的社會已發展到一定的高度，可與良渚核心地區的聚落開展區域性對比研究。另有一些現象暫時難以解釋，比如M158大墓只隨葬了兩件小小的陶器，而隨葬八節琮的M45是撿骨葬。關于良渚玉琮，學者們做過大量研究。卜工先生就曾經推測，玉琮與軍事活動相關，不同節數玉琮的墓主身前在身份上有所不同，在軍事活動中發揮的作用也可能不同。并且，多節琮多發現于良渚核心的外圍地區，蔣莊遺址又恰具有地處多文化圍繞中的這種文化背景。試想，蔣莊獨踞江北，為列強環伺，生存環境險惡，那么，墓地中多有軍事活動的跡象——首級與尸身分離等，也就不足為奇，M45的撿骨葬，是否就意味著從事軍事活動的人在疆場馬革裹尸呢？不妨可以多作想象。

趙輝先生指出，良渚文化的埋藏環境大多無法保存人骨，導致研究者對下葬方式、葬式葬俗等方面了解甚少，而蔣莊遺址的人骨材料不僅保存完好，且可有效辨認出一次葬、二次葬、殉葬、火葬等葬式葬俗，大大地豐富了我們的認識。關于墓地中很多問題的解釋，需要結合居住遺跡的現象。比如，墓葬位于不同層位下開口，意味著墓地使用過程中有間斷，結合墓地中一些被墓葬打破、或打破墓葬的房址，或可說明這一區域作為墓地或作為居住區使用的功能有些游移，一個時期內的墓地和房址可能有對應關系。

張忠培先生在會上分享了他的墓地研究方法。他認為，在研究蔣莊遺址時，不能僅僅著眼于單個墓葬的研究，不能停止在墓葬的解說上，而應著眼于整個聚落。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所能看到的墓葬集中分布的情況，并不等同于這些墓葬就同屬一個墓地。如果墓葬的分期與發掘所見分層開口的情況吻合，那么，不同層面上的墓葬，可能分屬不同的墓地。對于同屬一個墓地的墓葬，則要考慮能否劃分為不同的墓區。因此，研究蔣莊墓葬，還要從層位學和類型學上做思考，不能將空間上集中分布的墓葬簡單歸為一個墓地。

四、蔣莊遺址的良渚文化因素與文化現象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楊晶先生指出，蔣莊遺址是一個良渚文化玉器集中出土的新地點。其中，玉璧M36：1的刻符圖案，是目前所見唯一一件出土單位明確者，與其他傳世圖案同中有異，為對此類刻符意義的闡釋提供了更加具體的埋藏背景和文化背景。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高蒙河先生認為，M36中所見良渚“祭壇形”刻符，與其他傳世者所見三臺階的形狀一致。這種刻符與“神徽”符號一樣，在各地所見形象穩定，值得重視。

張弛先生認為，從出土器物看，蔣莊遺址包含有不同文化因素，而良渚文化因素為其主導，尤其體現在大量的泥質陶器和玉石器上。因此，蔣莊遺址定性為良渚文化是比較妥當的。但是，良渚因素主要體現在葬儀上對良渚的模仿程度高，而生活用器的地方特色濃重。那么，生活在此地的人群如何定性，暫時還難以給出完美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蔣莊墓地已呈現出一種“良渚化”的狀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方向明先生認為，蔣莊遺址出土玉器數量多，但相對于良渚文化核心地區而言，種類比較單一，包含琮、璧、環、鐲、錐形器等，甚至并不如江蘇新沂花廳、廣東曲江石峽遺址中的豐富。陶器兼具良渚文化特征與地方特色，鼎類的陶質與浙江地區被稱為“粗泥陶”者相似。

五、跨區域良渚文化遺存間的關系與互動

上海博物館研究員陳杰先生認為，蔣莊遺址的遺存跨度，從含有部分崧澤文化因素的良渚文化最早期，至良渚文化晚期，甚至再到可能與江蘇南蕩遺存大致相當的時期，構成了新石器時代晚期江淮東部地區自成體系的考古學文化序列。隨著這一地區的文化譜系的逐漸完備，在與其他地區進行比較研究時，就有可靠的時空框架作為參考。從江淮東部與太湖流域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崧澤中晚期到良渚時期是兩地文化交流的重要節點。蔣莊遺址中，盡管泥質系列的器物與太湖流域的形態接近，但粗泥質的炊器系統特征鮮明，體現出地方傳統的傳承有序。

秦嶺先生認為，蔣莊遺址隨葬的高等級玉器中未見冠狀飾、三叉形器等，表明此處居民可能在穿戴形式上與良渚中心區不同；而在石器中未見耘田器，表明在最典型的農作工具上可能也有差別；玉石器的一些制法，也體現出太湖流域北部的傳統。聯系江蘇句容孔唐遺址的材料，單從譜系上講，很容易將太湖流域南北分作兩個各成序列的譜系來理解。盡管存在著雙鼻壺等共同特征，但粗泥陶制品在太湖流域東部及南部，漸漸被其他良渚文化典型器所取代，而在北部地區，還保留著江蘇高郵龍虬莊遺址、海安青墩遺址，甚至馬家浜文化晚期的一些器物特點，并得以繼續發展。

曹兵武先生認為，良渚文化邊緣與中心的關系問題，可在蔣莊遺址中獲得新的視角。蔣莊遺址的文化屬性確實為良渚文化，但其地方性特點明顯，傳承有較多的崧澤文化因素。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分析時，注意墓地不同階段所表現出的文化因素，注意蔣莊遺址不同階段遺存在傳承較早階段文化因素的同時，又與良渚文明的中心地帶有怎樣的互動。

方向明先生指出，遺址所處江淮東部濱海水網地帶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玉石資源匱乏，而蔣莊遺址出土的玉石器豐富，其來源是個重要的問題。如果事關良渚文化的北上，那具體路線如何尚待考察。結合江蘇海安青墩、東臺開莊等遺址點，可以嘗試探索良渚文化北擴的“玉石之路”。

郭偉民先生認為，蔣莊遺址處在相對于良渚中心的邊緣地帶，其與良渚核心區域的文化面貌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是由于良渚文化核心區域的發展不斷地帶動邊陲？還是由于邊陲受到別的文化影響進而反作用于中心？這些問題對于研究文化和社會的變遷，是非常有意義的。

六、良渚文化分布范圍的再認識

高蒙河先生認為，《中國文物報》上《跨越長江的良渚文明》這篇報導，用“跨越”一詞進行表述似有不妥?！翱缭介L江”意味著良渚文化在發生發展的過程中逐漸進入江北，而蔣莊遺址良渚文化墓葬可早至良渚文化最早期。這說明良渚文化最早的分布范圍已囊括了江北。另外，蔣莊遺址臨近海岸線，當時應為一處臨江濱海的聚落。然而，其海拔僅有3米，即使有良好的植被環境，是否可能生長出可建造直徑1米的獨木棺的大樹？這涉及到大型木材的原產地、運輸方式等問題。

劉斌先生指出，觀念上常以“環太湖流域”來概括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圍，相對而言，蔣莊遺址的所在較為邊緣化。然而，是否可以用“邊疆”來定性蔣莊遺址的區位，則取決于良渚是否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事實上，目前來說還不太恰當。蘇北地區族群交錯的現象明顯，此地已知包含良渚因素的遺址中，最北的花廳遺址就與大汶口文化有所交集。距離花廳不遠處的新沂小徐莊遺址中還有純粹的崧澤文化墓地。那么，既然崧澤文化可發展至此，良渚文化最北邊界是否還有可能向北推進？在浙江，浦陽江流域塘山背遺址，錢塘江以南桐廬小青龍遺址，都是典型的良渚文化墓地，也已經超出了“環太湖流域”的范疇，因此，良渚文化的分布用“長江下游”來表述似乎更確切一些。

宋建先生認為，“長江以北首次發現……的高等級良渚文化墓地”，這一提法值得注意，這涉及到對花廳墓地的認定問題?；◤d北區墓地應該就屬于良渚文化，不能因為其地處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區就認為是大汶口文化的墓地。至于其與蔣莊的關系，則是將來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七、良渚文化社會結構的再思索

秦嶺先生認為，蔣莊遺址所處地域是良渚文化的邊界之一，背后蘊含著良渚文化的社會結構問題。是否還可以用原先所認為的早期復雜社會的“金字塔”形結構來解釋，值得反思。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如果說良渚古城是良渚文明的中心，那么，它應該是什么意義上的中心？良渚古城以北的江蘇常州寺墩、上海福泉山遺址是不是古城向外輻射的結果？古城這一中心與其他的地區中心存在何種關系？這些問題，在蔣莊遺址的發現后，更該引起注意。

戴向明先生認為，墓地中青壯年死亡比例較高，肢體傷殘現象較多，如果與該遺址地處邊疆、發生過暴力戰爭有關的話，那么，戰爭發生的文化背景是什么？這些人守衛的是整個良渚文化共同體的邊疆，還是自成一體地面對北方異文化而產生沖突？關于良渚文化的社會結構，單從墓葬來看，從等級最高的良渚遺址群，到次一級的上海福泉山、江蘇常州寺墩、江蘇昆山趙陵山、江蘇無錫邱承墩等，再到更次一級的蔣莊遺址，似乎確實存在著“金字塔”形結構，但實際上也有不同的可能性。良渚遺址群由于發展程度最高、實力最強，而其他的地區中心，像方國聯盟一樣，是與良渚遺址群并列的獨立個體。如果按照這種可能性進行理解，那么蔣莊遺址附近，甚至還可能存在著比其等級更高的、類似于寺墩遺址那一類的遺址點。這一可能性需引起重視，值得我們在將來的工作中逐步驗證。

宋建先生認為，鑒于良渚社會早晚形態的不同，其前期可能是依托于良渚遺址群的古國形態，而后期，則可能已經演變為復合型古國或古國群。寺墩、福泉山等都象征著獨立的古國。蔣莊遺址是否具有“戍邊”的功能，是一個與良渚后期社會結構密切相關的問題，涉及“戍邊”行為的發起者、執行方式等一系列具體問題?，F在，我們對這些問題還只能提出假說，待材料進一步豐富的時候，再推進我們的認識。

八、對蔣莊遺址后續工作的展望

趙輝先生指出，蔣莊良渚文化堆積與唐代堆積間的間歇層，其年代很有可能緊接著良渚文化的下限。類似間歇層在浙江余杭的茅山遺址中也有所發現。茅山的下限是屬于廣富林文化的堆積，而此地亦可見少量廣富林文化或南蕩遺存所處時期的遺物，這意味著間歇層的出現應在南蕩之后，年代上與余杭茅山遺址基本對應。因此，對這一間歇層的結構、成因，可從大環境上作分析，有助于理解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晚期與青銅時代之間文化上的巨大變化。

宋建先生提出了關于如何處理人類遺骸和人工制品的問題。該遺址中出土石器尚未清洗，主要是為了將來進行殘留物研究、微痕分析等。由此看來，陶器也不應清洗得過分干凈，特別是容器內部，可能會留下盛放物的線索。而人體遺骸的清理，按照一般的做法，一根根地鑒定反而可能會破壞很多信息。大規模的套箱提取，雖是實驗室考古的必須，但若為了展示的需要，則未必是最好的方法。對于如何認定蔣莊遺址的性質，他建議暫時稱為“蔣莊遺存”，便于在今后的進一步研究中隨時調整稱謂。

劉斌先生指出，套箱整取有進一步毀壞墓葬的可能，并且，給后續的搬動、展陳都帶來難度。因此，提取方法上還需總結經驗，考慮如何加固、如何便于后續的保護。為了深入提取蔣莊遺址的相關信息，還需要考慮進行更大范圍的勘探，對于遺址周圍環境做進一步的了解。例如，蘇北地區是否存在浙江地區可見的大洪水現象，有無農田等與生業方式相關的遺跡。

王巍先生認為，遺址的整體布局、聚落的功能性分區如何，附近是否還有同時期遺址等問題，都還需進一步工作來確認。比如，對遺址做全面的勘探和必要的試掘；選擇有典型層位關系、分期意義明確的墓葬內人骨進行測年，獲得年代系列，在一定程度上縮減誤差；有針對性地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

李伯謙先生認為，蔣莊遺址的保護工作刻不容緩。目前，保存于工地大棚中經套箱整取的墓葬，經歷天氣變化或人為因素的擾亂，極易丟失很多寶貴信息，狀況堪憂。他借論證會的召開，與代表們一起向國家文物局、江蘇省人民政府發起呼吁。只有這些出土遺物遺骨得到妥善保存，才能保證未來研究的順利開展。

徐光冀先生認為，后續需要繼續研究墓地的埋葬次序，進一步探明居址情況，慎重提取植物種子和動物骨骼，排除后期擾動的干擾。選用合適的展示方法，在不適合進行本體展示的情況下，考慮模擬展示。蔣莊遺址對于建設鄉土文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呼吁各級政府重視蔣莊遺址的保護工作。

會議最后，張忠培先生對遺址的保護工作也提出要求。他指出，后續研究需在保障安全的情況下開展，沒有文物保護，研究就難以進行。東臺、興化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而蔣莊遺址的良渚文化遺存，正是其深厚文化底蘊的歷史前提，是提升當地城鎮知名度的又一張重要名片。因而，希望政府部門為蔣莊遺址未來的研究與保護工作投入更多的關懷，加大保障力度，協助考古工作者，爭取更多令人滿意的成果。（執筆：朱雪菲）

（責任編輯、校對：王霞）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Jiangzhuang Site in Jiangsu’s Xinghua and Dongtai”

Nanjing Museum

The symposium“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Jiangzhuang Sites in Jiangsu’s Xinghua and Dongtai”was held in 2016 and participants took an on-site examination on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site.The symposium concludes:the large-scale Liangzhuburial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 fromJiangzhuang sites in that they evidenced that Liangzhu Culture had expanded to the north of the Yangtze River,an update to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Liangzhu Culture;Jiangzhuang sites feature varied burial practices,well preserved human bones,and delicate jade ware that indicates advanced crafting,providing substantial data for the study of Liangzhu Culture;the dating of these burials are to be confirmed by future studies,which require large amount of work from archaeologists and support from local governments.

Jiangzhuang;Xinghua;Dongtai;Liangzhu Culture;burials

K878.3

A

南京博物院文創產品參加第七屆“博博會”

2016-05-09

2016年9月16日，主題為“博物館的新驅動：科技引領、創意未來”的第七屆“中國博物館及相關產品與技術博覽會”（簡稱第七屆“博博會”）在成都拉開帷幕。264家博物館和207家企業參展，參展的國內博物館中，包括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等國家一級館61家，省區市博物館28家。此次“博博會”中，南京博物院展位位于3號館，展位號為M253—M260，展位面積共計72平方米，主要展示系列分別為“虛谷”文創產品、瓷器展示區、獲獎產品展示區(包括博雅杯、文博會獲獎產品)、江蘇省博物館商店聯盟產品展示區（各聯盟特色文創產品）、民國產品展示區、臨展產品、非遺產品展示區、常設展產品展示區和博書堂出版書籍展示區。

龔良院長在“博博會”上接受了記者采訪，他說：“今年參加‘博博會’，就是要把南京博物院的文化創意展現出來?！饼徚荚洪L介紹道，在類別上，“南京博物院目前的文創產品，一是傳承江蘇地域文明，包括民國、六朝文化，還有江南的文化；二是在與產品的結合上，我們一定是做與南京博物院收藏相關的文化產品；三是文創產品不局限于觀賞性，還要有生活用途?！绷硗?，在組織形式上，南京博物院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創意公司，同時又在江蘇省建立了博物館商店聯盟，基層博物館如果能力不夠，需要與南京博物院合作時，可以加入聯盟。目前，“聯盟已經有26家連鎖店，預計很快能達到五六十家?！痹诙ㄎ簧?，文創產品“必定是對過去美好生活的反映。如中裝，過去的長袍馬褂已不適合今天穿著，而新式中裝，既融入了傳統文化，又符合現代生活，體現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边@就是一種文化創意。龔良院長指出，博物館的文化創意產品，是博物館服務社會、服務公眾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希望大家去博物館，也不只是去看某件展品的好壞，而是分享過去先祖擁有的美好生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