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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視域下執政黨與社會的溝通及其改善

2016-02-12 02:16王建華
治理研究 2016年4期
關鍵詞:執政黨政黨現代化

□ 贠 棟 王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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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視域下執政黨與社會的溝通及其改善

□贠棟王建華

在現代社會治理過程中,與社會溝通是執政黨一項基本的社會性功能。從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踐來看,社會結構的多元性、社會組織的多樣性以及信息化浪潮所帶來的技術變革都給執政黨與社會溝通帶來了諸多挑戰。應對這些挑戰,需要從實現政黨社會功能的回歸、重視基層黨組織的溝通作用、健全政黨的多元化溝通機制以及創新政黨溝通社會的技術工具等方面來提升執政黨與社會溝通的能力與效力。

社會治理;政黨溝通;社會溝通

美國政治學家歐內斯特·巴特曾形象地指出,“政黨就是把社會中思考和討論的水流導入政治機構的水車并使之轉動的導管和水閘?!雹偻蹰L江:《現代政黨執政規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頁。這種對政黨功能的勘定反映了政黨溝通的重要作用。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正是與社會保持密切的溝通和聯系,才使其有了堅實的執政基礎。在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與社會保持密切的溝通,不僅是執政黨發現社會問題、回應社會需求和化解社會矛盾的前提條件,還是引領社會健康有序發展的基本著力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執政黨如何根據多元化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來實現與社會的有效溝通,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著眼于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現實需要,探討執政黨與社會溝通所面臨的挑戰及應對策略,對于實現黨與社會的戰略性融合,從而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社會治理現代化需要加強執政黨與社會溝通

作為近現代社會發展的產物,任何政黨只有順應社會發展的潮流,不斷調整自身發展的戰略與策略,并與社會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才能使政黨在變化社會中立于不敗之地。這意味著政黨演進與發展須依社會發展而變,并根據社會發展的要求不斷調整策略以加強自身建設。在社會治理視域下審視執政黨與社會的溝通,不僅需要明確加強執政黨與社會溝通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邏輯關系,還需厘清推進執政黨與社會溝通和創新社會治理的內在關聯,以及推進執政黨與社會溝通對于凝聚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的現實意義。

(一)加強執政黨與社會溝通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邏輯起點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12頁。而社會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領域,其優良程度始終是衡量國家治理績效的重要指標。也正是在此種現實考量下,此次中共中央全會對創新社會治理做出了深刻闡釋,明確指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于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在社會治理視域下,社會治理現代化要求執政黨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換言之,執政黨在領導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需要根據社會治理的新要求不斷優化自身的社會性功能。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分化日益加劇,改變了社會結構與治理結構,給中共執政的社會基礎帶來了深刻變化。而近年來各類群體性事件、維權事件的頻頻發生,則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執政黨與社會溝通的脫節,使現代社會治理面臨著復雜的政治生態。與此同時,在邁向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社會利益多樣化、社會生活方式多樣化以及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新常態,要在這樣的新的政治生態下實現有效的社會治理,就離不開執政黨與社會的密切溝通與互動。一般而言,推進執政黨與社會溝通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對社會治理的領導,其出發點是更好地引導社會向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因而就必須實現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因此,作為民意表達主體和社會治理領導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就需要充分發揮執政黨的社會溝通功能,不斷探尋執政黨與社會溝通的實現形式,及時了解社會不同階層群眾的利益訴求,從而通過一定制度化程序將社會公眾的需求導入政治系統,并使其有效運轉起來,最后向社會輸出決策和制度安排,以滿足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現實需要。

(二)促進執政黨與社會溝通是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基本要求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一是需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二是需要“健全利益表達、利益協調、利益保護機制,引導群眾依法行使權利、表達訴求、解決糾紛?!?《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15年11月4日第1版。這不僅為“十三五”期間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確立了基本的理念和目標,還從社會治理新的視角提出加強和改善黨的建設的要求,從而為實現“十三五”規劃提供堅強保證。不難看出,黨如何通過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來完善黨的建設,已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項重要議題。

在現代社會治理過程中,執政黨與社會溝通是政黨的一項基本社會性功能??梢哉f,執政黨的社會溝通的功能是政黨融入社會的重要表現,是執政黨引領社會發展的基本著力點。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創新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需要密切執政黨與社會之間的溝通,通過發揮執政黨的社會溝通功能,來調適執政黨的組織和結構,從而適應黨對社會治理領導的新需要。與此同時,值得關注的是,在邁向現代化的社會治理進程中,雖然社會利益多樣化、社會生活方式多樣化以及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已經極大地提升了社會的自主性,但是社會自主性的提升并不一定會自發地帶來社會的有序發展。因而,執政黨需要充分發揮自身的社會溝通功能,來引領社會發展。實際上,推進執政黨與社會溝通不僅是執政黨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的重要體現,還是執政黨發現社會問題、回應社會需求和化解社會矛盾的前提條件?;诖?,推進執政黨與社會溝通成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基本要求,這能夠使執政黨和社會形成良性的溝通與互動,從而在此基礎上共鑄執政黨與社會的治理合力,以適應社會治理體制現代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現實需要。

(三)完善執政黨與社會溝通是凝聚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的現實需要

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歷史性進步。同時,與社會發展相伴相生的是社會結構的變遷和社會階層的分化,以及由此催生的多元化價值觀念,已經重塑了社會治理的政治生態,社會治理面臨的復雜政治生態和艱巨治理任務正在考驗著執政黨領導社會治理的水平和能力。

當前中國社會治理的政治生態之特點:一是社會自主性的不斷增長和社會治理主體的日益多元化;二是社會利益多樣化、社會生活方式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作為領導社會治理的核心力量,執政黨如何使多元化的治理主體在各自功能互補的基礎上實現良性互動,從而走向多元主體的合作治理之路,是新形勢下黨領導社會治理必須首先直面的現實問題。實際上,發現和解決這些問題都是建立在執政黨與社會有效溝通的基礎之上,一旦溝通不足,或是溝通缺位,社會轉型過程中潛在的社會問題就會逐漸暴露出來,其后果甚至會影響到社會安定及其有序發展。這就必然要求執政黨充分發揮其自身的社會性功能,根據不同社會治理主體自主性的特征,來構建相應的溝通機制,以引導多元化的治理主體來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因此,在社會治理的政治生態中,充分發揮執政黨的社會溝通功能,成為政黨凝聚社會力量,引導多元化治理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基礎環節,這不僅要求執政黨不斷提升自身與社會溝通的能力,還需要構建多元化的社會溝通機制。

二、執政黨與社會溝通面臨的挑戰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充分重視自身與社會溝通的重要作用,并在局部執政的歷史實踐中形成了特有的溝通組織與機制。從縱向來看,中共通過不同層級的黨組織來發揮社會溝通功能,主要以群眾路線的方式來實現與社會的溝通;從橫向上看,中共依托于自身所領導工會、農會、民兵組織、婦聯、學聯、共青團等群眾團體的組織載體與社會進行溝通,并通過這些組織中的黨組織或黨員來發揮聯系群眾的橋梁作用。由此,黨始終能夠與社會不同階層保持著密切地溝通和聯系,這不僅為黨取得全面執政地位奠定了堅實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還在建國后較長歷史時期內的社會建設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后,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在推進社會發展進步的同時,也使得整個社會發生了重大轉型。但這種轉型所衍生的新問題,對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執政黨與社會的溝通提出了時代性挑戰。

從社會轉型層面上看,多元化的社會組織和利益主體對執政黨與社會溝通的組織和方式提出了新挑戰。近年來,我國各類社會組織在數量上得以快速增長的同時,其組織類型也日益多樣化,并逐漸具備相當程度的社會影響力。面對社會環境的新變化,執政黨的溝通組織和功能難以有效覆蓋到各類社會組織的情況時有發生。因此,要有效發揮執政黨的社會溝通作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與此同時,多元化利益主體的自主性日益增強,并不斷以不同方式來表達利益訴求。如果執政黨現有的溝通機制難以應對這些新問題,那么一些利益主體就容易選擇制度外的途徑來表達訴求,進而使社會治理潛藏著多種不穩定的因素。

基于此,在領導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執政黨必須根據這些新變化,健全黨與社會的溝通機制和方式。這是因為,對一個從革命到治理轉變的政黨而言,在社會結構相對單一的歷史時期內,黨通過自身所領導半官方性質的人民團體,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與社會進行溝通,所形成的具體的溝通機制與方式能夠適應執政黨與社會之間互動的需要。然而,在社會轉型期內,原有的溝通機制和方式顯然難以適應現社會發展的新要求。也就是說,在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為實現與社會的有效溝通,執政黨不僅需要對社會治理的理念和方式進行整合與調適,還需要積極回應社會環境的新變化,有效地與社會轉型中所出現的社會組織進行溝通與互動,不斷增強自身的調適性與溝通能力。因此,面對大變革時代的社會背景,黨就需要實現自身的轉型。這種轉型體現在政黨與社會關系的層面上,要注重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執政黨如何通過自身組織的變革來提升自身與社會溝通的能力與效力;二是執政黨如何通過有效的社會溝通以引導社會健康有序地發展。

從信息化層面來看,互聯網的發展為現代政治溝通方式帶來技術革命的同時,亦對執政黨與社會的溝通提出了新挑戰。具體來說,這些挑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網絡空間的海量信息增加了執政黨與社會溝通的成本?;ヂ摼W作為現代社會信息交流的主要平臺,海量的信息成為互聯網時代的鮮明特征。在黨與社會公眾的溝通過程中,由于一些網絡用戶公共理性不足,某些普通的社會問題見諸網絡后,經過眾多網民盲目跟帖,甚至以非理性的渲染而制造不實的輿論,從而使得事實與謠言時常夾雜在一起。在這樣的情況下,多數基層黨組織對于網絡空間中的海量信息往往真偽難辨,獲取真實信息的難度也就不斷加大,這無疑增加了執政黨與社會溝通的成本。另一方面,網絡空間的開放性特征使得溝通缺位產生放大效應。其原因在于,政黨與社會溝通作為一種雙向的互動過程,它要求政黨必須對社會公眾的相關訴求做出適當的回應,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滿足社會公眾的愿望和期待。然而,技術在場的情況下,網絡公共平臺以其特有的方式將基層黨組織與社會溝通的進程和結果展示在社會公眾面前。在這樣的情況下,若是基層黨組織在網絡平臺上對社會公眾的訴求未能實現有效的回應,那么互聯網則會將政黨溝通的缺位凸顯出來,從而容易降低基層黨組織在社會溝通中的公信力。

面對挑戰,實現執政黨與社會的有效溝通,其核心任務是如何構建有效的政黨溝通機制。在信息化浪潮與社會轉型的雙重挑戰下,這個問題變得尤為重要,因為,網絡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特別是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政黨與社會關系的深刻變化,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著社會治理的政治生態。在這樣的背景下,回應這些挑戰,執政黨需要以社會問題為導向,充分運用政黨成長過程中的傳統資源,結合網絡時代所生成的技術條件,不斷通過實現自身功能的調適,來逐步解決黨與社會溝通面臨的問題,從而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和改善黨對社會治理的領導。

三、推進執政黨與社會溝通的路徑

(一)回歸政黨的社會功能是推進政黨與社會溝通的前提和基礎

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概念。但是,無法辯駁的事實卻是,無論是西方精英黨、群眾黨,抑或是卡特爾政黨和全方位政黨,它們始終或多或少地與社會聯系在一起。也就是說,作為現代政治生活中的一種組織,政黨為獲取和鞏固執政地位需要,始終在不同程度上發揮著其特有的社會功能?;谖鞣秸h理論與實踐,薩托利認為政黨是“執行表達功能的表達工具”,其中也表達出這樣一種含義,“政黨最好被理解為溝通的工具”。*[意]G·薩托利:《政黨與政黨體制》,王明進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57頁。這一界定意味著,政黨需要通過不同層次的溝通來獲取社會不同階層的支持,以實現政黨的目標。而無產階級政黨在取得執政地位之后,為適應社會變化和發展的需要,一項重要的目標與任務便是如何以一種有效的方式領導社會,引導社會健康有序地發展。由此可知,如何科學有效地發揮政黨的社會功能成為現代政黨能力建設的應有之義。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對于政黨的社會功能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認知。但是,總體上說,對社會功能的定位取決于黨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其所肩負的歷史使命?;仡欀袊伯a黨從革命到全面執政的歷史實踐,“黨贏得社會和人民的關鍵,除了黨能夠不斷為其謀最大福利之外,就是要保持黨與社會和人民的血肉聯系”。*林尚立:《中國共產黨執政方略》,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換言之,無論是黨領導廣大群眾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還是領導現代國家和社會建設,其力量的基礎源自于社會和人民。因此,在社會轉型時期,推進執政黨與社會溝通依然需要執政黨充分重視其社會功能。這已經成為實現執政黨與社會有效溝通的現實前提?;貧w政黨的社會功能意味著黨必須“通過面向社會、深入社會、服務社會的黨組織的活動,使黨組織真正成為社會最廣大人民利益的表達者,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者和社會利益的維護者”。*林尚立:《中國共產黨執政方略》,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如此一來,推進政黨與社會溝通就有了重要的價值和現實意義,而充分發揮政黨的社會功能也就成為推進政黨與社會有效溝通的前提和基礎。

(二)不斷優化基層黨組織的溝通作用是推進執政黨與社會溝通的突破口

隨著社會轉型期各種問題的增多,社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顯露出來。當代中國社會治理,首先建立在基層政府的主導之上,也正因為如此,社會治理中的政治溝通主要表現為政府溝通。但是近年來,社會治理中存在的各類復雜問題,在基層政府介入之后往往呈現出將事態擴大的趨勢,而這多數是由于政府行政溝通機制不暢通所導致的。另外,在現代化社會治理進程中,從表面上看社會治理的一些問題本身就是政治溝通不當的負面體現,而為了解決溝通不當的負面性,一些基層黨組織不得不采取非制度的措施,從而增加了溝通的難度。檢視現代社會治理的經驗,不難看出,一方面政黨溝通缺位的問題已然顯露出來;另一方面政黨溝通的有效性還有待提升。事實上,越是接近基層的黨組織與社會的聯系越是緊密,這種緊密的聯系不僅僅體現在基層黨組織的日常功能發揮主要服務于社會治理,也體現在基層黨組織黨建目標的科學定位。因此,在社會轉型的進程中,為解決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基層黨組織作為政治溝通中最重要的主體,必須承擔起政治溝通的責任,科學構建政黨溝通的制度措施及其運行機制,不斷優化政黨溝通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具體而言,首先,基層黨組織要明確社會治理中政黨溝通的重要性,并把基層黨組織的溝通職責納入基層黨建任務之中,使其制度化、規范化,形成基層黨組織與社會直接溝通的常規機制;其次,伴隨著大量社會組織的崛起,各類社會組織成為社會溝通網絡中的重要力量,因而,基層黨組織需要密切與社會組織的關系,并注重培育社會組織的溝通能力,使政黨與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進程中形成溝通合力。最后,從提升政黨能力的角度出發,需要不斷創新政黨與社會溝通的內容與形式,激發組織變革的內在活力。在此基礎上,改變政黨與社會溝通中被動適應的局面,形成主動的應對機制,使執政黨能夠根據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選擇與社會溝通的有效方式,來加強黨與社會的溝通和聯系。

(三)構建多元化溝通機制是實現政黨與社會有效溝通的基本著力點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能夠與社會各階層保持密切溝通和聯系,并贏得社會廣泛的支持與認同,從而在完成民族革命的同時,也實現了廣泛的社會革命。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黨不僅通過自身的組織來發揮社會溝通的作用,還依靠其領導的群眾團體來實現與社會的廣泛聯系和溝通。實踐證明,作為政黨密切聯系社會的重要方式,以政黨為中心的多樣化溝通組織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路徑。而在社會轉型期,中國社會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化,隨著社會自主性日趨增長,多元化的社會格局已日漸形成,因此政黨與社會溝通的渠道必須進行戰略性調整?;诖?,推動多元化的溝通機制對于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具有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為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推動多元化溝通機制的建設,是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義,是鞏固黨的執政根基,擴大黨的社會基礎的理性選擇。也就是說,構建多元化的溝通機制既能有效應對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客觀要求,又可以順應多元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實現執政黨與社會溝通機制的結構性優化,從而引導各階層人民群眾關注和參與社會治理,使黨能夠不斷引領多元化社會健康有序地發展。因此,在構建多元化溝通機制的過程中,執政黨需要注重以下幾個問題:其一,根據多元社會發展的政治生態,不斷調整政黨溝通的邊界,充分發揮工會、婦聯、共青團等人民團體溝通社會的橋梁作用;同時,積極搭建基層黨組織與各類社會組織的溝通平臺,暢通政黨與社會密切溝通的渠道。其二,按照基層黨組織各職能部門的具體職責,在各職能部門與其服務對象之間搭建溝通平臺,及時與服務對象展開交流與互動,不斷探索政黨與社會有效溝通的具體工作機制與方法。其三,明確社會組織中黨組織的溝通責任、不斷提升黨組只的主體意識,從而充分發揮黨組織在各類社會組織中的溝通功能,形成兩者密切溝通與互動的長效責任機制。其四,探索建立黨員干部直接溝通群眾的工作制度,形成黨員干部“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的溝通機制。

(四)加快推進網絡溝通的載體建設是推進政黨與社會溝通的技術支撐

政黨與社會溝通是否及時、有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溝通方式的先進與否。二十世紀上半葉,在物質極為匱乏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利用一切可能之條件,選擇靈活的溝通方式,以宣傳畫、革命歌曲、秧歌舞等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與其進行溝通與交流,從而在深受群眾歡迎的同時,實現了黨群之間的有效溝通。當然,黨之所以選擇這種溝通方式,與當時的經濟、文化和社會條件密不可分。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網絡已然成為人們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斷地重塑人們的生活與交往方式。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88億,全年共計新增網民3951萬人,互聯網普及率為50.3%。*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cnnic.cn/gywm/xwzx/rdxw/2015/201601/t20160122_53283.htm.因此,政黨與社會溝通是否能夠在互聯網時代取得良好的成效,需要有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求的先進手段作為技術支撐。

互聯網的技術工具是推進執政黨與社會有效溝通的重要條件。在明確基層黨組織的溝通責任、合理設計多元化溝通機制之后,必須審視執政黨溝通社會的方式和方法,優化政黨與社會溝通的技術手段。為此,必須建立健全以服務人民為導向的網絡溝通平臺,不斷完善執政黨與社會溝通的網絡工作機制,努力使網絡成為新形勢下執政黨與社會溝通的重要渠道。一是科學合理地構建政黨與社會溝通的網絡渠道。檢視互聯網時代政黨與社會溝通面臨的挑戰,不難看出,其公共站點中的相關網絡鏈接的設置相對粗糙,尚未突出政黨與社會溝通的網頁特色,因而各級黨組織需要及時整合網絡資源,并在其公共平臺上突出政黨與社會溝通的網絡專欄,以便于社會公眾更為方便地進行利益訴求的表達。二是明確黨員干部的溝通責任,將溝通責任落實到黨組織中具體工作人員的肩上,避免互聯網對于執政黨缺位溝通的放大效應。第三,不斷提高基層黨組織的網絡回應力。為此,需要在明確黨員干部溝通責任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各級黨組織回應社會公眾的利益訴求之能力,并將解決社會公眾訴求能力作為衡量黨與社會溝通成效的重要指標,從而不斷提升執政黨在多元社會中的溝通能力?!?/p>

(責任編輯:熊覺)

2016-01-07

贠棟,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政黨理論與實踐;王建華,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與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研究。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鄉村政權建設研究”(編號:13BDJ004);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視域下的政黨與社會關系研究”(編號:2015ZDAXM001)。

D26

A

1007-9092(2016)04-012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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