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型：基層黨組織的角色定位

王　莉，王俊拴

（1.內蒙古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10；2.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西安　7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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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型：基層黨組織的角色定位

王莉1，王俊拴2

（1.內蒙古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內蒙古包頭014010；2.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西安710119）

〔摘要〕建設服務型基層黨組織，是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對基層黨組織提出了維護黨在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和彰顯人民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主人地位的雙重要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基層黨組織應對雙重要求的關鍵是實現角色轉換，即從戰斗堡壘到服務型組織。這一新的角色定位要求基層黨組織必須實現從一元化領導到領導與服務相統一的轉變，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關鍵詞〕基層黨組織；服務型；角色定位

王俊拴（1955原），男，陜西合陽人，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政治。

基層黨組織是帶領群眾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服務者、引領者?；鶎狱h組織作為與政權并行的各級黨委下設的黨組織，它主要包括在農村（鄉鎮以及鄉鎮以下）、企業、事業單位、學校、機關和各種社會團體與組織中的黨支部。在我國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黨組織的角色定位是一個必須時刻關注的重大問題。

一、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要求基層黨組織必須實現角色轉換

當代中國正處于一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黨既是自上而下國家權力的全面掌握者，也是社會生活的領導與直接整合者，擁有絕對的政治資源。在這種條件下，長期的執政地位使部分黨員產生居高臨下、命令主義的思維和行為模式，以致出現驕傲自滿、腐化墮落、脫離群眾現象。這就要求黨必須高度重視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組織的建設問題以維護自己執政的政治主體地位，審慎地建構黨群關系。從人民群眾角度而言，人民群眾對當家作主地位的熱切期望越來越強烈地要求黨組織能帶領自己創造幸福生活，切實拓展和維護他們各方面的合法權益，彰顯他們的主人翁地位。由此可見，作為執政黨時刻面臨著雙重要求：既要維護黨在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又要彰顯人民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主人地位。由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決定的“主體與主人”二者關系的統一是一個要求必須高度重視并依據形勢的變化在實踐中作出回應的重大問題。

黨的組織特別是基層黨組織，如何在“主體與主人”二者關系的格局中調適自己的角色呢？在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賦予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的角色。堡壘一詞是經典的革命話語，是那個特定時代我們對基層黨組織的定位。早在江西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就提出了“支部建在連上”，要求黨支部發揮戰斗堡壘作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用“戰斗堡壘”一詞來給黨的基層組織進行角色定位。在革命戰爭年代，黨的基層組織無愧于堅強的戰斗堡壘，各黨支部通過發展黨員、教育黨員、團結群眾、組織群眾，使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提高了階級覺悟，增強了凝聚力、戰斗力，確保了黨的各項具體任務的完成，最終使我們黨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在和平年代，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形勢下，基層黨組織要與時俱進地實現角色轉換。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同時也是一種服務經濟。市場競爭，本質上是為他人創造價值的機制。為他人創造價值，換句話說就是為他人提供服務，因而我們講市場經濟也是服務經濟。服務經濟蘊含的服務理念進一步轉化為服務能量并傳遞到社會政治生活中，它要求國家政治生活的聚集點、主流政治話語的指向、黨和政府重大決策的制定，都必須圍繞“服務”而展開。因此，建設“服務型基層黨組織”成為時代的呼喚。

值得注意的是“服務型基層黨組織”中的“服務”或者說政治中的“服務”和經濟中的“服務”有所不同。經濟中的“服務”強調直接換取報酬的商品交換關系，它的出發點和目的首先是利己，企業把為他人提供服務作為自己獲利的手段，但服務的價值最終體現為雙贏。服務的提供者和服務的消費者之間的身份地位是平等的。而政治中的“服務”更多強調為社會整體事業或成員利益所做的工作或所發揮的作用，從事政治服務的公務員的勞動報酬不體現為直接補償，而是來自公民繳稅后的國家財政支出。它的出發點和目的是利他。因此，公務員應把為他人提供服務作為自己的一種自覺活動和基本職責。根據對政治中“服務”概念的理解，我們把服務型基層黨組織的概念界定為：通過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愿或需求組建起來的以為公民和社會服務為宗旨并承擔著服務義務的基層黨組織。

時代的變化與政黨的轉型要求基層黨組織必須實現角色轉換，即從過去的戰斗堡壘轉換到現在的服務型組織。我們認為這一轉換更鮮明地體現了當今時代特征和黨的宗旨。在當代，我們必須創造出與其相匹配的語言和話語體系，逐步替代那些過時的在戰爭條件下形成的并與其相適應的語言及其表達方式，使體現戰爭美學的政治話語轉換成體現和平年代建設美學的話語體系。當然，從戰斗堡壘轉換到服務型組織，這不僅僅是個語言問題，它在一定條件下是一個理念問題，也是一個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問題，體現了我們價值追求與時代的契合度。只有站在這一高度，我們才能自覺地進行基層黨組織的建設，并依據時代的發展要求逐步實現基層黨組織的角色轉換。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服務型基層黨組織的新定位

（一）服務型基層黨組織的實質是為民服務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對國家和社會實行全面的領導。特別是通過設在國家機關、企業單位、學校、城市社區和廣大農村以及其他社會組織等領域中的黨的基層組織來實現這一領導。在計劃經濟年代，我們曾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甚至集中于書記一人，導致黨的領導發生偏差，一元化變成了個人領導，同時也強化了中國的“官本位”意識，一些人將官員和群眾的地位根本顛倒，把本來是人民群眾公仆的官員視為社會主人，人民群眾反而成為了被支配者，這就助長了部分黨員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

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初始并沒有使被顛倒了的官民關系回到正常的軌道，但與此同時，人們在追求利益基礎上卻產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民主意識與權利意識，于是兩種理念的沖突在所難免。這種沖突給我們黨的執政帶來了全新的考驗，使黨越來越難以再用過去的方式運作權力，達到對社會進行直接領導的目的。時代和形勢在變化，積極主動地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執政黨應有的姿態。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最終要通過基層黨組織的活動方式體現出來，這就要求黨的基層組織特別是領導干部要轉變領導觀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干部要樹立“領導就是服務”的執政觀，實現領導與服務相統一。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基層黨組織不僅要發揮引領作用，更要發揮服務功能，實現黨在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和人民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主人地位的統一，黨對于人民群眾的領導過程就是彰顯人民主人地位的過程。黨被賦予的權力的唯一價值取向是為人民謀利益，因而要求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干部要摒棄“官本位”意識，增強“民本”觀念；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牢記官員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人民給予的權力只能用來為人民服務；基層黨組織要切記領導不是群眾的主人，而是服務于人民的公仆，時刻要擺正自己和人民群眾的位置；要弄清領導的實質是領導和群眾的關系問題，歸根到底是為群眾服務的問題。

（二）服務型基層黨組織是現代文明的體現

政黨的出現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而服務型基層黨組織是現代文明的體現。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者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指出，“波拿巴以突然的襲擊使巴黎的無產階級失掉了它的領袖，失掉了街壘戰的指揮者。這支沒有指揮官的軍隊……于是就聽憑自己的先鋒隊即秘密團體去挽救巴黎的起義的榮譽”〔1〕。列寧在《關于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的提綱草案》中說：“在我國，國家政權的一切政治經濟工作都由工人階級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薄?〕這表明先鋒隊的最初內涵是指走在時代前列的引領者，共產黨是先鋒隊的最初解讀。在過去革命年代，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通過發動起義和革命的暴力方式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重建新社會，進而起到推動社會不斷進步的先鋒隊作用。

在現代社會，先鋒隊應被賦予新內涵。市場經濟的服務特性賦予當代先鋒隊新內涵即服務者。先鋒隊不僅是引領者，還應該是服務者。同時，在全球化發展趨勢下，任何國家要適應全球化，必須要以服務的新思維來思考和處理國家內部以及國家之間的各種問題，只有這樣，才會促進國內及國際社會的共同進步，從而推動整個人類社會不斷走向文明。在當代社會，能體現先鋒隊兩大內涵的只能是服務型政黨。而服務型政黨的先鋒隊定位要靠服務型基層黨組織的創造性和先進性體現出來。中國共產黨靠不斷地創新，將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逐步引向了日益崛起的軌道。當前，中國改革正在步入體制攻堅的深水區，利益固化使結構轉型遇到更大的阻力，黨的執政能力和黨群關系經受著新的考驗。所有這些難題仍需要借助創新來加以解決。在當代中國，服務型政黨的先鋒隊定位要靠中國共產黨及基層黨組織在思想上不斷新解放、在理論上不斷新突破、在實踐上不斷新創造體現出來。同時，繼續保持黨的先進性，是服務型基層黨組織先鋒隊化身的又一重要體現。只有先進的服務型基層黨組織才能夠準確把握時代脈搏、積極應對時代挑戰，才能有效地服務于工人階級、中國人民與中華民族，才能使中國共產黨真正無愧于“先鋒隊”的美名，才能在中國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中有所作為。

（三）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是服務型基層黨組織的現代特色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造福民生作為自己的神圣職責，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更加關注人民在政治上的獨立和解放，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求的滿足則從屬于前者。其間所進行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雖然使農民獲得了生存的根本性資源，但最終是為了調動農民群眾的革命熱情從而服務于革命勝利的目的。當時，為了取得革命的勝利，人民群眾積極支援革命，雖然生活水平很低，但毫無怨言。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開始把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求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在黨的正確政策的指引下，廣大人民的生活狀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之后由于在探索中出現的挫折部分消解了國家和社會建設的成果，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是受到了嚴重影響。當時，由于廣大人民群眾沉浸于黨的領袖人物個人魅力的慣性影響之下，黨的執政合法性并沒有因為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沒有相應提高而受到嚴重沖擊。后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觀念上、政策上對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求給予了高度重視，并在實踐中對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積極回應，從而基本上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實現了整體小康。當時的經濟績效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增強了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從而進一步鞏固了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體地位。

進入新世紀，隨著我國經濟社會深入發展，人民群眾的權利意識明顯增強，也發現了自己國家發展的不足，于是必然會對自己的國家及其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提出更多更高的新期盼。當今中國人更加注重全面發展，他們希望黨和國家更加注重維護他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合法權益。面對人民群眾的日益增長的新需求，服務型基層黨組織必須作出回應，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是服務型基層黨組織的現代特色。服務型基層黨組織能否對這些需求作出積極的回應，直接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是否很高；關系到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是否融洽；關系到人民群眾是否會繼續認可、支持和擁護黨的領導。因此，我們說，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關注民生、服務民生是服務型基層黨組織解決黨和人民群眾關系問題的必然選擇，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和優越性的必然要求，而且體現了時代特色和服務本色。

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說建設服務型基層黨組織是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只要能把自己打造為真正的服務型基層黨組織，就會對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4.

〔2〕列寧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70.

責任編輯文丁

〔中圖分類號〕D2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203（2016）03-0036-03

〔收稿日期〕201遠-04-19

〔作者簡介〕王莉（1979原），女，山西朔州人，內蒙古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