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柳宗元研究概述（2013-2015）

尹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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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柳宗元研究概述（2013-2015）

尹華君

（湖南科技學院 圖書館，湖南 永州 425199）

近三年柳宗元研究熱度仍是不減，有近400篇論文發表（其中日韓有10余篇），有6部學術專著問世，有15篇碩、博學位論文專論柳宗元。這些成果多集中于柳宗元的思想探討、詩文解讀、傳播與接受、地域文化、版本與交游考釋等方面，盡管有些論文屬于低水平的重復之作，但多數論文能翻陳出新，能從新的角度取得新的成績，既有研究領域的拓新，又有研究深度的深耕，時有佳作涌現，顯示出柳宗元歷久彌新的魅力。

柳宗元；研究概述；繁盛；思想；詩文；地域文化

從王兆鵬（《20世紀海內外唐五代文學研究成果量的地域差異》見《西北師大學報》2014年第5期）的研究來看，柳宗元屬于海內外學者研究的十大熱點作家之一。在中國知網里檢索獲知，近三年以柳宗元為主題詞發表的論文有390篇（131篇，169篇，90篇），而直接以“柳宗元”為題發表的論文有180篇（67篇，75篇，38篇），數量之多，范圍之廣，足顯柳宗元研究欣欣向榮之景。

近三年出版的柳宗元研究的學術新著有6部，翟滿桂《柳宗元永州事跡與詩文考論》（2015年上海三聯書店），郭紹民《吏為民之役：柳宗元論集》（2015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李伏清《柳宗元儒學思想研究——兼論中晚唐入學復興》（2014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郭凌云《古文運動：韓愈、柳宗元》（2014中州古籍出版社），楊再喜《唐宋柳宗元傳播接受史研究》（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尹占華《柳宗元集校注》（2013年中華書局，2015年三晉出版社再版）。另外，尚永亮、洪迎華精注精評本《柳宗元集》（2014年鳳凰出版社），吳同和、馬重陽主編《柳宗元研究大系·晉湘篇》（2015年現代教育出版社），王晚霞主編《柳宗元研究（2006-2014）》（201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3年影印出版的《新刊增廣百家詳補注唐柳先生文》（屬于《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戶崎哲彥等十位日本學者出版的一套“日本唐代文學研究十家叢書”（2014年中華書局），肖獻軍《唐代兩湖流域詩歌比較研究》等書與柳宗元研究息息相關，很值得關注。

近三年以柳宗元為主題詞的碩博學位論文有51篇（其中碩士43篇，博士8篇），而直接以“柳宗元”為題的碩博學位論文有15篇（均為碩士論文），可以預見，如今這批以柳宗元為主題撰寫學位論文的碩士博士將是未來柳宗元學術研究的生力軍。

近三年海外柳宗元研究也不甘落后，僅日韓兩國就發表了近10篇有關柳宗元的論文。日本一直是海外柳宗元研究的重鎮，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檢索得知，有6篇有關柳宗元研究的論文，他們是：馬場英雄《嵇康的〈明膽論〉與柳宗元的〈天爵論〉》（見2015年《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志》第54卷），太田亨（《日本中世禪林中柳宗元詩接受的一個側面——以五山版圖籍為中心》見2014年《中國中世文學研究》第63-64卷），久田麻実子（《柳宗元人物描寫與“天”》見2013年《東洋學集刊》第108卷），小池一郎（《柳詩注譯》見2013年《同志社大學地域文化學會紀要》第1卷），小池一郎（《言語的生成與釋義》見2013《言語文化》第15卷）詮釋了柳詩的語言美，高畑常信（《漢詩研究——唐代詩》見2013年《德島文理大學研究紀要》第86卷）論述了如何從利用地方志更好理解張集、李白、杜牧、劉禹錫、柳宗元、杜甫、王昌齡、崔顥等人唐詩。另外，戶崎哲彥《〈柳宗元集〉新定本登場：尹占華〈柳宗元集校注〉》（見2014年《東方》第402卷），下定雅弘《柳宗元研究的重大突破：竹田晃編〈柳宗元古文注釋〉》（見2014年《東方》第403卷），分別為中日兩部柳宗元新著做了推介。韓國的柳宗元研究也值得關注，從韓國國立圖書館檢索得知，近三年有2篇論文和1部新著問世，他們是：金宗民《韓國韓文散文中的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的受容與變奏》（見2015年《大東漢文學》第42卷），宋基采《柳柳州文抄譯注》（見2013年《傳統文化研究會》第43-44卷），金哲虎（《經典與創新：唐宋八大家的寫作經典》2014年出版）。

現從柳宗元的思想探索、詩文解讀、傳播接受、地域文化、交游考證方面概述如下。

一　思想研究方面

文以明道是柳宗元思想寶庫中最耀眼的明珠。劉寧《韓愈古文理論與儒家修養思想》（見《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從儒家修養方面探討了韓柳的文以明道，他們的古文思想都反映了他們的身心修養，柳宗元的理性色彩略重，更講究自我約束，講求抉擇與鑒別，更接近荀子“治氣養心之術”中對自身不良氣質的調節與治理，但缺少荀子“虛一而靜”，至于孟子那種存心養氣的修養傳統，柳宗元更與之頗為疏離。宋瑞婷、鄧佳《柳宗元贈序文中的明道思想》（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則從柳宗元善于在贈文序言中塑造儒圣形象來闡釋了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思想。文以明道是古文運動的旗幟，羅書華《科舉仕途：理解韓柳古文運動的新角度》（見《江漢學術》2013年第1期）從科舉仕途角度闡釋了韓柳的古文運動，科舉的興起，使得讀書人有了接近文章、以道自任、壯大自我的愿望與機會，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們得以回到文章當中，使自我與道理與文章融合在一起，這便有了古文。

古文運動實質上是儒學的復興和新儒學的濫觴，李長?！读⒆闳寮壹娌煞鸬馈谠獙θ鍖W的改造》（見《語文建設》2013年第14期）認為作為儒學革新的思想家柳宗元以元氣一元論為基礎，以天人相分為依據，以儒家尊者的身份，立足儒家，吸收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來改造儒學，為后唐儒學的轉變和宋明理學的萌生奠定了基礎。馮雅仙《中唐思想家與儒學復興》（見《滄?！?014年第5期）認為，中唐儒學的復興是宋明理學興起的基石，韓愈、李翱發展了儒學，柳宗元、劉禹錫推進了儒學，他們成為中唐儒學復興的先驅，為中唐儒學復興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在中國儒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唐琦露琴《“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的典范——讀〈柳宗元儒學思想研究：兼論中晚唐儒學復興〉》（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5年第7期）介紹了李伏清新著中對柳宗元在儒學復興中的重要貢獻。

在天人關系的論述中，劉順《天人之際：中唐時期的“天論”與詩歌轉型》（見《文學理論研究》2015年第1期）認為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的“天人關系”論推進了中唐的儒學轉型，也深度影響了中唐的詩文轉型，但三人天人論有別，韓愈是“天人相仇”其詩文為奇險，柳宗元是“天人不相與”其詩文多騷怨與孤獨，劉禹錫是“天與人交相勝”其詩文是多悲健與理致。陳維《中唐儒學畛域下的天人觀新論》（見《中州學刊》2014年第2期）也分析了韓愈柳宗元劉禹錫三人的天人觀，三人對天人關系的相異理解，并不只是在思想文本上的對立，其根源在于對政治語境的解讀不同，韓愈更側重從王道教化方面抽象出天的象征，使其更具有神性意義，而柳宗元、劉禹錫則更傾向于天人關系中人的環節，凸顯出改革的意義。姚艾、劉生良《柳宗元〈天對〉神話觀辯疑》（見《廣西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從首肯“天人相分”的哲學論分析了柳宗元的神話觀，《天對》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體現唯心主義天命觀的“符瑞論”就成了柳宗元攻擊的靶子，神話只是柳宗元反對天命觀的“載體”而已，柳宗元對神話的裁剪并非一個尺度，對一些美麗的神話還是首肯的，并非想消解神話的情趣。而康宇《論隋唐時期“天人感應”說的再起及其對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見《自然辯證法研究》2015年第7期）則提出了柳宗元劉禹錫發起的“天人之辨”，使得隋唐再次興起的“天人感應”思想退潮，對隋唐自然科學發展如古代天文學、數學、醫藥學、潮汐理論以及科學思維進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朱雪芳《柳宗元〈斷刑論〉經權之道》（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3年第10期）提出，柳宗元在批判“賞在春夏，罰在秋冬”和睦順時令效法于天的錯誤觀點的同時，指出人事在于“順乎人心，合于中道”之“經”及賞罰要及時之“權”的“經權”觀，這種經權觀與其“天人不相預”思想緊密聯系。

對柳宗元民本思想的探討從未間斷過。毛崇杰《泛化封建觀與后封建問題》（見《甘肅社會科學》2015年第5期）認為，柳宗元的《封建論》之精髓是揭示了秦王朝“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而這一關鍵性結論常常被歪曲了，柳氏承襲了賈誼《過秦論》與司馬遷惡評秦始皇暴政的觀點，指出邦之興亡不在于封建與郡縣之集權與分權“制”，惟“仁政”與“暴政”才是“得天下”與“失天下”之關鍵；正如柳宗元《貞符》文中所說一樣，君權“受命不予天”，而“于其人”，“于其仁”，“受命于生人之意”，這是先秦儒家思想中最為可貴的民本思想和民主精神。戶崎哲彥《讀柳宗元〈武岡銘〉并序》（見《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1期）認為該文可窺見柳宗元特有的“生人為先”的思想，并見柳宗元之仁政思想近乎大乘教思想的慈悲觀念。而劉澤華《論天、道、圣、王四合一——中國政治思維的神話邏輯》（見《南開學報》2013年第4期）則認為，柳宗元固有濃重的民本思想，但其思想中夾雜著濃重的帝王至上理念，柳宗元在上皇帝的表奏中對皇帝的稱頌無以復加，頌揚帝王養育萬物、萬民的詞匯連篇累牘，這看似矛盾，其實是儒家傳統中天、道、圣、王四者合一，而王是全社會最高權威的表現。王基倫《柳宗元的京城符號》（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4年第7期）也認為，柳宗元對憲宗皇帝從無怨懟，和許多唐代文人一樣有著深深的“長安情結”，那里不僅是京城與故園，更是北返從政的希望。守道不如守官，陳松柏《柳宗元研究中的“索隱研究”》（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3年第11期）認為柳宗元對唐憲宗是相當臣服與依賴的。憂國憂民與自身樂觀快樂并不矛盾，馬曉斌《四論柳宗元的快樂之源——柳宗元〈與崔連州論石鐘乳書〉研究》（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認為柳宗元也是快樂的，《與崔連州論石鐘乳書》飽含了柳宗元的憂國憂民思想，用石鐘乳引出柳宗元對“產地好，從此就好”的質疑，進而論述真、善、美才是快樂之源。親民愛民、惜民助民是封建士大夫民本思想的外化表現，駱正軍《試析柳宗元的貧民情結》（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認為柳宗元有濃厚的貧民情結，他對貧民那種發自內心的同情與關愛，而且還真真實實地體現了他不分窮富、貴賤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楊濤、曾長秋《論柳宗元民本廉政思想對加強廉政建設的啟示》（見《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則分析了柳宗元民本思想中蘊含著許多廉政思想，認為其思想為構建和諧社會加強廉政建設提供了理論借鑒，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王亮《柳宗元“吏為民役”民本思想的內涵及其現實意義》（見《山東工會論壇》2014年第6期）則分析了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具體包括民眾決定歷史觀、官吏為民服務觀、官吏為民負責觀、養民利民觀等，其思想不僅具有重要歷史價值，而且對于當今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永貞革新永遠是柳宗元研究不可回避的話題，對于永貞革新的評價直接影響了柳宗元的政治主張、思想高度與文學成就。閻琦、張淑華《永貞“革新”與中唐文人劉禹錫、柳宗元及韓愈》（見《唐都學刊》2013年第6期）老調重彈，認為革新有名無實，王、韋更是小人，柳宗元固銳于進取，但終因遇人不淑，且個人較少把持，年少輕狂、未識幾微，一味盲從，終為其所累，反映在文學創作中，則是濃厚的王、韋“情結”和或激憤、或感傷的色彩。永貞革新之后柳宗元的思想轉變深深地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馬佳佳、邵行紅《柳宗元政治失意后的復雜心態探析》（見《山西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S1期）分析了柳宗元貶謫永州后經歷了痛苦的抗爭與妥協的思想斗爭，輕師名而重師實的抉擇，最后傾注筆端，化為騷文，鑄就文學成就。

如何對待儒家經典，這關乎一個士子的經學思想和學術涵養?？涤睢墩撝型硖茣r期儒家解經思想之變新》（見《人文雜志》2014年第2期）就分析了柳宗元的解經思想，他引佛教心性理論入儒，在入世與出世中尋找儒釋理論上的交匯點；他以“道”非《國語》，以求其中“圣人之道”，在從“義理”的角度對文本的批評中，大講“中道”之大旨，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儒家解經學的詮釋空間；中晚唐儒家解經思想的變新——心性化和平民化——其實就是新儒學的變革，下啟宋明理學，才使得宋學有別于漢學。

統合儒釋是柳宗元復興儒學的方法之一。孫昌武《柳宗元與佛教》（見《文學遺產》2015年第3期）認為，柳宗元是中國古代文人中真正對佛教教理有深入理解，特別是研習天臺宗義確有心得的少數文人之一，他繼承荀子以來“非天無神”的傳統，基于“統合儒釋”立場，吸收、借鑒天臺宗提供的理論資源，針對宇宙觀、歷史觀、人性論諸范疇的課題進行發揮，取得一系列具有重要理論價值的思想成果，他的詩文創作深受佛教影響，對天臺教典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和文體、事典等亦多所借鑒。禮佛還是斥佛，是一個宗教信仰問題，也是一個如何變新儒學的問題，恰恰這個問題將文人相敬的楷模韓愈和柳宗元拉到了對立面。王昌昊《淺析元和年間的兩種士大夫佛教觀——以韓愈、柳宗元為核心》（見《學理論》2014年第22期）分析了韓柳為代表的中唐士大夫的佛教觀，以韓愈為代表的一方，視佛教為“異端”，要求反制佛教，清除佛教的現實危害，重塑儒家的思想權威和秩序；而以柳宗元為代表的一方，積極尋求儒佛義理的契合之處，要求“統合儒釋”，從佛家理論中尋找可供儒門利用的思想資糧，這兩種看似相悖的佛教觀，只是在資源整合中方法的差異，前者是從儒家自身內部傳統經典中找資源，后者則是把佛教資源引入到儒家自身資源系統中來，都是為了充實儒家自身，都是為了提高儒家在形而上學層面上的思維能力和水平。

儒家八目中修身為先。柳宗元的修身準則有一條就是恪守中道。李輝《柳宗元的“中道”思想》（見《船山學刊》2015年第1期）認為，“中道”是柳宗元持身立命、知人論世的思想圭臬，正是以“中庸”之道作為人生的旨歸，以“明道”為作文立說的要務，才成就了柳宗元在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獨特的地位。劉亮紅《論柳宗元“方其中圓其外”的道德修養方法論》（見《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就分析了柳宗元的“中方外圓”之道德修養論，一是植志篤道，二是固本養正，三是進退有度。在柳宗元的道德修養中，秉持大中之道是其重要一環，劉亮紅《柳宗元“大中之道”的道德修養》（見《江西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就提出，柳宗元的大中之道修養有三：一是“去大惑”是道德修養的前提與基礎；二是以經權合一為本質內容的“唯當之所在”是道德修養的關鍵；三是“以生人之意為己任”則是道德修養的最終目的，此論完美體現儒學內圣外王的道德修養理想。

改革派常有超凡脫俗之論，而這點恰恰容易被人理解為異端。周巖壁《論柳宗元詩文中的孔子》（見《中州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提出，柳宗元筆下的孔子形象，在唐代文人學者中顯得獨具一格，孔子首先是一個現實的人，之所以獲得圣人地位，是其主體能動性發揮到極致的必然結果；柳宗元的這一觀點在客觀上質疑了自漢代讖緯之學以來加在孔子頭上的神性光環，這一獨特的孔子形象，是柳宗元在思想上具有異端色彩的具體表現，是其實證性的批判意識的直接產物。

百代皆行秦政法，儒家士大夫也不乏法律思想。張輝《中唐文人法律思想探析——以韓愈、柳宗元和白居易法律思想為代表》（見《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4年第12期）認為，柳宗元有法律思想，他的一些樸素的唯物觀和民主觀對后世法律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應占有一席之地。

對柳宗元的思想源泉的探討，高會霞《柳宗元思想的易學底蘊》（見《柳州師專學報》2013年第6期）提出了易學是柳宗元思想的來源之一，柳宗元的心性思想、大中之道都是易學的具體體現。梁靜《中古河東柳氏與文學概述》（見《晉陽學刊》2013年第1期）強調了柳宗元的思想及詩文素養與其河東柳氏家族世代積累不無關系。

柳宗元是文學大家，也是品文高手。他的文藝思想之一是“奇味論”。馬草《柳宗元奇味論研究》（見《河北工程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認為，柳宗元的“奇味”是一種風格論，是對文學審美風格的總體概括，是倡導多元化的審美風格，主張新穎別致的創新性風格，反對險怪艱澀的風格，同時崇尚壯麗的理想風格，寄寓著國家強盛的社會理想。

二 詩文解讀方面

李杜詩，韓柳文。柳宗元詩文并茂，然以文著。柳文駢散結合，而今論者多將韓柳倡導之古文運動理解為反對駢文。谷曙光《韓柳駢文寫作與中唐駢散互融之新趨勢》（見《文藝評論》2015年第3期）提出，韓柳雖是古文泰斗，但兼擅駢偶之作，韓柳對駢文的態度是揚棄，而非拋棄，韓柳是唐代駢體文的改革者，而非反對者；韓柳駢文最顯著的藝術特征莫過運散入駢、援古文技法入駢，韓柳的駢文與古文的參體互融現象顯著，其文奇偶相間、單復并用，樹立了瑰偉奇麗、卓犖精致的文章新風貌，為中唐駢文之新變，且對宋四六有一定影響。羅書華《論唐宋古文運動非以駢文為對立面》（見《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提出，唐宋古文運動反對的并不是駢儷形式本身，而是文道分離的浮靡文風，韓柳歐蘇不僅在理論上對駢儷相當友善，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甚至還是整個駢儷文學史上的關鍵人物。禹明蓮《論柳宗元南貶散文的務奇筆法》（見《文藝評論》2013年第10期）提出，柳文尤其是南貶之后的柳文多以奇稱，其法在題材選擇上，傳統題材能反意出奇、以文為史關注市井奇人奇事、自病自醫以真見奇，在謀篇布局上，一字貫之、起結之妙、曲筆轉換、不循常規，上承揚雄，援賦入文，下啟蘇軾，以奇為文。

山水游記尤其是《永州八記》是柳文的精華之一，后人對柳宗元的山水游記的解讀樂此不疲。劉堂春《論〈永州八記〉的山水美學思想》（見《太原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提出，《永州八記》揭示了主體在山水之美的發現、創造中的重要意義，認為山水美在有“奇味”，則凸顯了審美客體的價值。

韓柳都是撰寫祭文的大家，吳振華、邵行紅《韓愈與柳宗元祭文之異同》（見《宜春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則比較了韓柳祭文的異同，認為其共同之處在于：內容上在表現哀情悲愁的同時，都寄托了深沉的身世慨嘆；情感上悲愴動人，或直抒悲慟之情，或隱含哀怨之心；風格上寄托哀思，纏綿悱惻；不同之處在于：韓文氣勢雄健，柳文清潔明澈；韓文擅于變化，柳文縝密精悍；韓文言語奇崛，柳文平中見奇。

墓志文在柳宗元筆下也別有新意。劉城《文體新變與作者情感融合的典范之作——論柳宗元的墓志文》（見《山西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分析了柳宗元所寫的墓志文既深刻又有新意，既有文體的變革又有自身情感的融入，使得其文飽含感情超越前人。黃媛媛、戴偉華《元和墓志文體的創作風貌》（見《古典文學知識》2013年第6期）則提出，正是由于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劉禹錫等人的大量撰寫墓志文，使得元和時期的墓志已是一種成熟的文體，也成為一個墓志文的創作高峰。

從柳宗元留存的書信中可以窺見其交游圈與政治理想。程宏亮、葉永勝《柳宗元書信的哲學自覺與政治自信》（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認為，柳宗元書信揭示出柳宗元“天人相分”的哲學思考和行“中道”的方法論體系，表明柳氏具有堅定不移的儒家奮斗信念。

柳宗元的鐃歌、平淮夷雅等雅歌曲雖然數量不多，但頗具特色。吳振華《論柳宗元唐雅的現實意義及其藝術特點》（見《文學遺產》2014年第1期）著重分析了柳宗元的這些雅歌曲，他們不僅具有補苴罅漏的意義、重建禮樂秩序的價值，還有脫自己于政治泥淖的干謁意圖，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而藝術上錘煉精工，骨力堅勁，生動形象，意境雄渾，取得了超越魏晉而追攀《大雅》的成就。而蘇瑞隆《柳宗元騷體文命題特點研究》（見《湖北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則分析了柳宗元騷賦命名特點，其題目或直接模仿其源流《楚辭》篇章，或從《離騷》的抽象概念中抽出元素，加以擬人化和道德化，或化用前人騷體賦之題材加以變化，也有直接截取當時發生的時事為題或以民間習俗為題，變化萬端，不可捉摸，充分展現出柳宗元在騷體文這一辭賦的次文類中的非凡成就。

陳戍國《柳宗元的禮文學創作及其成就》（見《湖南大學學報》2014年第9期）從禮學視角來看柳宗元的詩文，認為柳宗元禮文學作品又多又好，有近百篇之多，內容上傳統五禮除了軍禮，柳宗元的詩文均有反映。

柳宗元以古文名而不以詩顯，得東坡為隔代知己，其詩才得以“發明”。呂國康《清峻高潔的羈旅之情——柳詩探幽》（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3年第9期）以柳宗元永州詩分析入手，從詩中描寫對象的變幻、寫作時間的考證、藝術風格的美學意蘊角度論證了柳詩“遠在靈運上”之論。

對柳宗元山水詩文的解讀，曹章慶《柳宗元山水審美思想探析》（見《南昌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從柳宗元山水審美思想立論，認為柳文的審美主要表現在曠遠幽深的審美取向、棄惡取美的審美態度、苦樂并存的審美體驗以及因人而彰的審美認識上。劉偉安《幽怨情感與孤潔人格的投射——論柳宗元的個性氣質及其對山水詩文的影響》（見《西南科技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探討了柳宗元幽怨情感與孤獨高潔人格在山水詩文中的投射，顯現出柳氏獨有的幽怨冷峭的意境和孤高峻潔的格調。楊文榜、蘇愛風《海畔尖山似劍铓秋來處處割愁腸——論柳宗元山水詩的演變》（見《學理論》2014年第33期）則比較了柳宗元永州和柳州兩地山水詩的不同，在情感上是從感傷到絕望，在意象上是從清秀澄明到峻拔險怪，在詩體上是從平和的五古到凄怨的七律，在風格上是從簡古平淡到險峻冷峭。陳俊娟《論柳宗元山水詩歌的藝術特色》（見《學理論》2014年第17期）則分析了柳宗元的山水詩文，認為其具有寂寞孤峭的意境、激憤幽怨的情結、高潔執著的人格堅守以及濃郁空寂的禪趣等藝術特色。

古詩當歌，柳詩尤甚。胡艷《浩浩長歌戚戚之尤——析柳宗元入聲韻詩的聲情》（見《名作欣賞》2013年第18期）從聲韻學角度闡釋了柳宗元大量的入聲韻詩，以急促、壓抑的特點表達孤寂、抑郁、悲憤之情。由于入聲在普通話中已消失，如今人們常會忽略入聲詩所表達的感情，該文為準確把握柳詩的情感提供了參考。

據考，柳宗元留存各類詩作148首，其中絕句41首。吳同和《柳宗元絕句新探》（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專門探析了柳宗元的絕句，認為柳宗元絕句抒發了詩人被貶南方后政治抱負不得實現的失落之意和郁悒之情，絕少閑情逸致，所謂景為情馭，境以思偕者也。而對柳宗元七律詩，吳振華《雄渾勁健泄悲憤百轉千回嘆哀傷——韓愈、柳宗元二詩比較賞析》（見《古典文學知識》2013年第4期）從韓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與柳宗元《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對比中，概論了韓柳七律之異同：均取法子美，不過柳詩繼承多于創變，韓詩創變多于繼承，柳詩給人感動，韓詩給人啟發。柳詩的風格也是發展變化的，王丹《離愁漸遠漸無窮——柳宗元〈別舍弟宗一〉評析》（見《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提出，柳宗元離別詩《別舍弟宗一》是柳宗元生平遭際轉折時期的重要作品，也是作者一反寫詩時“清峭”傳統，轉為“憂憤”風格的轉型作品。子厚詩似淵明，董靈超《論柳宗元與陶淵明讀書、飲酒的風神之異》（見《沈陽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則分析了二者的不同：其內在風神卻有很大差異，柳詩比陶詩瀟灑沖淡，但缺少陶淵明那種相對超脫基礎上的真曠達。柳詩好奇險，梁德林《論柳宗元詩歌的奇險風格》（見《廣西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分析了柳詩奇險特色：題材奇異、構思奇妙、語言奇特、用韻奇險，之所以奇險：一是好奇的個性，二是所處地理環境的影響，三是時代審美風尚的影響。馬連菊、陳向春《柳宗元律詩“峭”的成因探析》（見《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則分析了柳詩“峭”的成因：柳宗元受“苦吟派”影響下形成的情景搭配的出新能力恰恰是形成柳詩之“峭”的重要因素。

宋穎芳《論柳宗元樂府詩的文獻留存》（見《名作欣賞》2013年第3期）則集中考察了柳宗元樂府詩的文獻留存問題，探討了柳宗元作樂府的目的、其獻詩方式及其擁有怎樣的樂府觀等問題。

《江雪》時時被人稱為壓軸之作，對其解讀更是層出不窮。李小榮《柳宗元〈江雪〉禪林傳播接受談片》（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例析了以《江雪》為代表的唐詩在禪林的傳播與接受，該詩有頌古、上堂說法、朝參暮請之用；之所以在禪林中傳播如此之廣，一是柳宗元自身的佛學修養高，二是蘇軾的高度評價，三是兩宋以來文字禪盛行有關。李君怡《論柳宗元〈江雪〉意境的五重結構》（見《貴州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認為，柳宗元《江雪》一詩的意境，由雪境、畫境、處境、語境、悟境組織構造，形成其結構特征。

山水之勝人皆樂之，遠可游，近可居，遠游則形成山水游記，近居則化為園林藝術。周玉明《景觀空間環境的曠奧特性研究》（見《蘇州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則從建筑學角度，研究了柳宗元提出的景觀曠奧特性與當下的現代景觀空間設計理論是互為可譯的。趙翠萍、王慧香《唐朝文學家柳宗元建筑成就略談》（見《蘭臺世界》2015年第6期）則從園居生活角度分析了柳宗元的建筑理念和建筑審美成就。

三 接受傳播方面

姚艾、劉生良《韓愈、柳宗元在文學上對〈莊子〉的接受》（見《文學評論》2014年第10期）撇開了前人從審美范式、莊學精神、寓言文體的繼承和發展等方面，而從韓柳繼承莊文奇崛戲謔的特點入手，韓愈的以丑入詩、戲謔入文，柳宗元的以文為戲、身世哀怨甚至自冠以愚都與莊子有密切關系。肖獻軍《血緣與心靈相交融思想與精神互碰撞——論柳宗元對柳下惠的全面接受與突破》（見《湖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則提出了柳宗元上承柳下惠，其“和”與“仁”思想就來源于柳下惠，而柳宗元因時制宜的求變思想與“和”之思想相輔相成，構成了柳宗元思想的主體。翟滿桂《柳宗元騷賦文芻論》（見《湖南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認為，柳宗元騷、賦、文多上承屈原，其騷賦創作，源于屈原騷賦為多，不僅在數量上少有人望其項背，而且創造了藝術表現形式的多樣化，完成了自屈原騷賦、漢魏大賦向精短古賦的轉折，以其卓越成就在唐賦中領袖群倫。認同此論的還有曹章慶《論屈、柳“騷怨”精神的情感意向和人格境界》（見《吉昌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他認為柳宗元是屈原怨騷精神的優秀繼承者。而曹章慶在另一篇文章《屈、柳“騷怨”意象差異及其成因蠡測》（見《廣東海洋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更是分析了柳宗元與其師承者屈原“騷怨”的差異：一是意象選擇從神奇瑰麗轉向世俗怪異，二是意象表達由連類比興變為整體象征和寓言，三是意象關系由主客融合轉向部分反常乖離；造成這種差異的客體原因主要是時代、環境和風俗的變化以及歷史審美風尚的變遷，而主體原因則主要是屈、柳神秘思維與理性思維的不同建構。王亮、張偉《謝靈運與柳宗元山水詩意境比較研究》（見《山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S2期）認為，柳宗元的山水詩無論是內容還是寫法上都上承謝靈運，有所創新而標榜千秋。成松柳、李雪容《王維山水游記散文特色探析》（見《湖南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分析了王維對柳宗元的影響，王維山水游記散文雖然數量不多，卻啟迪了以柳宗元為代表的唐代山水游記散文，王維散體化的有意嘗試，對于中唐古文運動，也產生了影響。黃亞利《唐傳奇對柳宗元散文創作的影響》（見《時代文學》2015年第7期）提出，唐傳奇在題材的選擇、小說筆法和尚奇風格三個方面對柳宗元的散文創作用重要影響。

唐人對柳宗元的接受與傳播多不見經傳，這與柳宗元的貶官身份相關，而同時代的韓愈與柳宗元的交誼顯得異常珍貴。李文博《韓、柳交誼始末及其影響》（見《書屋》2014年第7期）分析了韓柳之間的交誼，他們在生活中的交往并不是很多，可恰恰是這并不多的交往，足以成為文人間相敬相惜而又互誡共勉的典型，足以被千古傳頌。

宋人歐陽修對柳宗元的文學思想多有沿襲，楊再喜《歐陽修與柳宗元的文學關聯及其思想差異》（見《中國文學評論》2013年第2期）認為，作為“唐宋八大家”重要成員的歐陽修和柳宗元，在文學上的關聯，主要體現在三個維面：其一，兩人同為“窮而后工”論的踐行者；其二，文藝思想多有共鳴之處；其三，在文學創作風格上呈現出一定的趨同性。但歐陽修堅守儒家的“道統論”與柳宗元“統合儒釋”的哲學思想有著明顯的差異。宋人的贈送序文主要上承唐人韓柳，張海鷗《宋代贈送序文體研究》（見《韓山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認為，贈送序是因送別而作的序，是一種興起于唐而盛行于宋的文學性和抒情性較強的應用文體，宋代贈送序的文體形態承唐而來，其語體承唐代李華、韓愈、柳宗元而來，并略有變化。溫志拔《作為文章之儒的柳宗元》（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提出了宋人對韓柳接受的不同階段，北宋前期，宗韓甚于宗柳，北宋中后期，重新發掘柳的價值，至于兩宋之際始提出韓柳并重，南宋孝宗以后尊韓、崇柳，因不同的學術立場，各有所尚；這一變化，與其說反映了宋人對柳宗元接受的不同態度，毋寧說是反映了兩宋學術史前后相沿的一個命題：文章之儒與道學之儒此消彼長中的多元學術世界。人們多說，蘇軾是柳宗元的第一讀者。認為在柳宗元的接受史上，蘇軾有開山之功。蘇軾拋出的陶韋柳論——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多能引發爭議，徐濤《蘇軾“柳在韋上”之評的詩學思考》（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就分析了“柳在韋上”之論是以陶淵明詩為參照提出的，也與蘇軾“平淡”的詩學追求有關。宋末詩論家嚴羽對柳宗元詩的推廣居功甚偉。朱學召《〈滄浪詩話〉對柳宗元詩歌接受的開創性貢獻》（見《語文建設》2014年第23期）認為嚴羽對柳詩有開創性貢獻，他首次提出將柳宗元作為“元和詩壇”的代表性作家，開創性的從純“詩學”角度探討了柳詩與屈騷共同的情感基調，揭示情感意蘊是支撐作者揚“柳”而抑“元白”的重要情感原因；嚴羽還從“詩之外音”和內在情感兩方面把握兩者共同的“悲壯”、“凄婉”情愫，并開創了以“人”論詩之法，第一次提出“柳子厚體”和“韋柳體”。

明人茅坤是柳宗元文章接受史上重要人物之一，莫山洪《論茅坤對柳宗元文章的接受》（見《欽州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認為，有著與柳宗元相同身世經歷的茅坤能客觀評價柳宗元文章，認可韓柳并稱，尤其肯定柳宗元在山水游記方面“公與山川兩相遭”更甚一籌。唐宋派是明代一個重要的文學流派，其派對柳文的評點頗高，楊貴環《唐宋派對柳宗元文的評點——以唐順之、茅坤等評點為中心》（見《湖北社會科學》2014年第8期）認為，唐宋派贊評柳宗元文，表現了他們從唐宋古文上追秦漢古文，重道不輕文的文道合一的文學主張，在柳文評點史上有重要價值。

清人曹雪芹的巨著《紅樓夢》中也有柳宗元的影子。王光?！丁罢皟少x論”、“金陵十二釵”淵源補論》（見《紅樓夢研究學刊》2015年第3期）認為，曹雪芹借賈雨村之口所說的一篇“正邪兩賦論”，在《紅樓夢》中意義重大，周汝昌先生曾對其一再論及，并且指出它和明代呂坤、宋代朱熹的思想淵源，其實它的源流可以追溯得更遠一點：宋代的歐陽修在《洛陽牡丹記》、唐代的柳宗元在《小石城山記》中，都曾發抒過類似的思想觀點。

后人對前賢的詩文接受可分為有形接受和隱形接受，唐宋以降，文人對柳宗元的接受亦如此。陳慶元《三世捕蛇與數世航?！谠邮艿囊粋€問題》（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分析了明人曹學佺《桂林山水可游記》就是對柳宗元《柳州山水可游記》的一種有形接受，這種有形接受，雖然沒有直接反映在標題里，但在精神思想、構思寫作等方面有實質性的接受；而陳衍《金門洪景星先生墓志銘》卻是對柳宗元《捕蛇者說》的隱形接受，雖然柳文為說體文，陳文為墓志銘，但前者歸結到苛政猛于虎，后者歸于樂善好施，都是有關教化，兩文在寓意內涵上有內在聯系，這種隱形接受不僅要求撰文者對前賢哲文能靈活化用，也要求讀者對前賢哲文了然于胸。

柳宗元詩文的翻譯是對外傳播的重要環節之一。辛紅娟、覃遠洲《格式塔意象再造：古詩英譯意境美之道——以柳宗元《江雪》譯本為例》（見《湖南農業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論述了用“格式塔意象再造”法翻譯古詩能事半功倍，以《江雪》為例，用此法能夠通過音、言、象、意及其結構的高度整合，實現對原詩意義及意境的再現。王婷《從接受美學看詩歌英譯中的譯者主體性——以《江雪》為例》（見《英語廣角》2014年第9期）提出，從接受美學理論視角出發，分析柳宗元《江雪》的兩個不同英譯本，并討論不同譯者是如何以讀者的需求為關注，來體現譯者主體性的。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毛澤東此詩一出，重新激活了歷史對柳宗元的評價。韓柳地位論一直是個有爭議的話題，而章士釗《柳文指要》似有“揚柳抑韓”之嫌。趙鯤《“極端書寫”中的政治與學術——重讀章士釗〈柳文指要〉》（見《現代中學刊》2014年第6期）認為，章士釗的《柳文指要》是一部極端推崇柳宗元的著作，其中心是“揚柳抑韓”，其論證方式就是將柳宗元的思想與1949年后的“新社會”相互參證，觀點的極端性完全背離了章士釗早年主張的“調和”哲學，是一部深富政治色彩的學術著作。

文獻史料的發掘對今人研究柳宗元有重要參考價值，也是促進柳宗元接受與傳播的重要一環，在這方面，《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的特色欄目——“柳宗元研究”成了這一成果發布的集散地。彭二珂集中整理校釋了10余篇民國時期的柳宗元研究專論和10余篇柳文讀后感，為我們提供了一批絕好的研究材料。此外，彭二珂《民國時期柳宗元研究專題概述》（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5年第7期）和《柳宗元在民國教育中的影響概述》（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5年第8期）分析了柳宗元在民國時期的接受與傳播——此時期柳文憑借其蘊含人生哲理和民本思想廣受關注，認為柳宗元作為著名歷史人物，其在民國時期對民國教育所產生的影響不僅僅體現于在語文作文訓練上起到了良好的師范作用，而且對培養學生家國情懷、人生理想起到了極大的啟發作用，在民國國文教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張勇《〈大藏經〉“柳學”資料的價值》（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則從佛經內挖掘了大量柳宗元研究資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可惜至今仍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柳宗元留存的詩文可信的約有600多篇，隨著新史料的發現和研究的深入，偶有疑似柳宗元的佚文佚詩的發現。薛俊霞、呂國康《柳宗元兩首僧友詩的真偽》（見《運城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就論證了新發現的《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處》與《永州府志》所載柳詩《憶全正上人》都非柳宗元所作。楊貴環《清人手批柳宗元詩四種》（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5年第4期）列舉了四種柳詩手批本，汪森所評《韓柳詩選》、汪立名所輯的《唐四家詩》、王慶麟、黃二梧與張鳴珂等人的評本，他們的批點注重對柳詩的風格、詩法等的評點，其中不乏精到的見解；尤其是，在手批本中的一些序跋、題識中包含著批點者、刊刻者的諸多批評，且有的批本還錄有許多詩話中的批語，它們為我們今天解讀、研究柳詩提供了很好的參照。

四 地域文化影響

柳宗元長期謫居南方，對柳州、永州影響甚大。劉順《個體記憶與文化生產：柳宗元的南方生活》（見《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認為南方的14年是柳宗元移植北方記憶，同時也是在與南方的本土記憶和本土問題的碰撞中更新記憶的過程，在記憶的復制與增值中，柳宗元賦予了南方山水以獨特的人文意義，而自身也最終成為南方記憶的組成部分，進入后人的追憶之中。劉儒《論唐代嶺南連州、柳州的地域文化及民族政策——以劉禹錫、柳宗元詩文創作為中心》（見《惠州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則論證了劉禹錫柳宗元詩文中不僅具有豐富的民俗學價值，而且保存了較完整的關于連州、柳州風物、習俗、語言、文化等方面的文獻材料，尤為珍貴的是其中蘊含著對莫徭、黃洞蠻的真實記載，為研究者提供較了大量可信的民族史研究資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學價值。李花蕾《湖南地方文獻與摩崖石刻研究》是一部研究湖南古代地方文獻的精品圖書，呂國康《〈湖南地方文獻與摩崖石刻研究〉補遺補正——兼談對柳宗元的評價》（見《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認為該書作者用石刻史料論證了歷代前賢對永州的深遠影響，很有說服力，諸先賢中尤以柳宗元、周敦頤和元結影響最為深遠。一方山水養一方人，中原人士柳宗元長期謫居南方，落下了身體不適的怪病，柳宗元的雙腿變得痿弱無力，走起路來很是艱難，周向前《淫羊藿治好柳宗元的腿》見（《中國中醫藥報》2014年6月11日）認為零陵一位經驗豐富的藥農告訴他當地有一種叫“靈毗”的草藥，能治腿疾，于是，柳宗元找到這種草藥，親自栽種、采摘和加工，按時服用，結果真的治愈了他的頑疾。山西沁水縣西文興為柳氏世居所在，據考為柳宗元家族避難之所。陳為人《西文興血脈柳宗元》（見《社會科學論壇》2013年第6期）用文學家的筆調歷數柳宗元的身世文章，尤以現存于柳氏民居中的三雕藝術和隱士文化，足顯柳宗元對該地的文化影響之深遠。閆書廣《沁歷一帶是柳氏家族的避難之地》（見《晉城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則從史書和方志記載中論證了沁水歷山一帶是柳氏家族避難之所。

柳宗元給貶謫之地永州和柳州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是當地傳統文化教育和旅游開發中的寶貴資源。姚從軍、吳美玲《論柳宗元的淡然情懷及對當代大學生的價值意義》（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認為，柳宗元那種處廟堂之高則憂其君，居江湖之遠則憂其民，無論發達和困頓都淡然處之的情懷，在當今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對當代大學生思想教育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李元雄《試論地方文化資源在本土高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運用——以湖南省永州市優秀地方文化為例》（見《經濟研究導刊》2015年第10期）分析了，以柳宗元民本思想為代表的永州地方文化對永州高校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貼近、親切、自豪、吸收力和感染力強的優勢與作用。周斌《柳宗元柳州文學遺產旅游資源的開發研究》（見《柳州師專學報》2015年第1期）認為，柳宗元柳州文學遺產旅游資源具有較高的資源價值、宣傳價值與文化價值，對柳宗元柳州文學遺產旅游資源的開發成為了發展柳州旅游業，提升柳州城市形象與文化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漁翁形象是柳宗元詩文中塑造的一個典型形象，也是柳宗元對永州地區文化影響的一個標志性符號?！稘O翁》和《江雪》二詩就是塑造這一形象的源泉。陳未鵬《蘇軾刪柳宗元〈漁翁〉詩與“有我”、“無我”之境》（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就分析了后人對漁翁形象的解讀，蘇軾是柳宗元的第一讀者，其解讀尤其重要，可蘇軾將柳宗元《漁翁》詩后兩句視為蛇蟲，建議刪去，這其實是柳宗元、蘇軾二人對于詩境有不同的追求，這既取決于詩人對于詩歌功能的定位，又與創作中物我關系中的情感位置、觀物方式密切相關?！皾O翁”形象在現代電視劇本《灞亭柳》中再一次重現，楊金磚《讀駱正軍先生的歷史長篇小說〈灞亭柳〉》（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認為，駱正軍教授的《灞亭柳》以柳宗元從永州回長安的路上，夜宿灞亭為故事的起點，對柳宗元的心路歷程與跌宕生活進行了非常細膩的描述，尤其是大量采用“時空閃回”的敘事方式，打破了原有歷史小說的固有寫作模式，有較強的創新性，將漁翁形象提升了到新的高度。

柳宗元對永州、柳州地區的文化影響相對集中明顯，推而廣之，其對瀟湘流域及漓江流域的文化影響也不可小視。瀟湘意象是中國古典文學中一個話題之一，王曉明《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瀟湘情結探微》（見《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提出，瀟湘情結是歷代文士心中的情種，并在其作品中發芽開花，瀟湘情結包含三大情愫：一是纏綿哀婉、忠貞不渝的愛戀，這在舜帝、湘妃和“瀟湘妃子”林黛玉的愛情中得以體現；二是懷才不遇、流放貶謫的幽怨，這在屈原、柳宗元、秦觀等人的經歷中得以體現；三是寄情山水、避世隱逸的閑適，這在漁父、桃源以及柳宗元等人的作品中得以體現。而王曉明《中國古典文學中瀟湘情結所蘊含的人文精神》（見《鄭州師范教育》2015年第1期）也分析了瀟湘意象中的人文精神，一是鄉愁，即湘籍文人的懷鄉與寓居瀟湘文人的思歸共同構成的鄉愁；二是勇氣，即曹雪芹和“瀟湘妃子”林黛玉所表現出的反抗傳統的勇氣；三是瀟湘意象群中人物形象所體現出的孤直清高的風骨；四是由屈原、杜甫、柳宗元等人作品中反映出的關懷民生的仁心。曾羽霞《柳宗元與荊楚文化傳統》（見《湖北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就論述了柳宗元對荊楚文化的沿襲與革新——承屈原之騷怨，但對巫鬼文化的排斥、對蠻夷舊俗的摒棄、對儒家文化的推廣都顯示了柳宗元對荊楚文化的開拓。胡菡《論屈賦和漢賦對柳宗元永州辭賦的影響》（見《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更是論證了柳宗元的辭賦尤其是永州時期創作的辭賦多源自于屈賦與漢賦。

文化的影響總是雙向的，柳宗元深深影響貶謫之地的地方文化的同時，貶謫之地的地域文化對柳宗元的詩文創作也有勒痕。柳宗元貶謫永州與刺牧柳州期間，詩文創作前后變化頗大，足見地域文化對詩文創作者的反作用有多大。劉占召《劉、柳唱和與柳宗元七言近體詩歌藝術的發展》（見《東南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認為，柳宗元貶謫柳州時期，創作重心由五古轉向近體(七律、七絕為主)，劉柳唱和是柳宗元詩體轉向的重要原因，柳宗元七言近體創作從嚴守格律法則到自由創作，內容從大量用典到描寫即目所見，感情基調從悲苦愁怨到輕松戲謔，都受到劉柳唱和的重要影響。紀蘭香《經驗、記憶與體驗——韓愈、柳宗元貶謫時期文學的南方形象差異之探討》（見《船山學刊》2013年第4期）認為南方文化對韓柳深有影響，在韓柳筆下的南方形象頗有差異，韓愈筆下的陽山、潮州是險山惡水、野蠻未化之地；而柳宗元筆下的永州、柳州則是山奇水清的游覽佳境，究其原因既與他們的童年經歷以及受到中原記憶的影響不同有關，也由于他們在南方貶謫時間的長短從而形成對南方的不同體驗有關。鄒莎莎《楚文化對柳宗元詩賦情感表達的影響》（見《劍南文學》2013年第6期）認為，柳宗元貶謫情感的體驗與周圍的山水、民情接近，浸染了當地的文化精神，他的詩賦在模山范水中，承載著怨憤感傷的情懷，異地風俗與文化對他的創作有很大影響。

五 身世交游考證

柳宗元貶謫永州十年，后奉詔返都，旋又出刺柳州，其間悲喜劇情反轉多次，其時間經歷新舊唐書有略記，具體實情有待后人詳考。陳松柏《柳宗元“追詔回都”考》（見《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就詳細考證了柳宗元追詔回都這一經歷。他認為柳宗元接到回都詔命是在元和十年正月初五之后，北歸路上詩作可信的只有十首，追詔回都時柳之心態狂喜。

柳宗元的后嗣不旺，家學難繼，為何至此？田恩銘《士族身份與柳宗元的無嗣之憂》（見《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認為，柳宗元的無嗣之憂源于其士族身份，士族出身對士子的仕宦生涯所發生的影響漸小，他們能夠守住的是“婚”的底線——士族家庭在婚姻上依然保持著門第觀念。

要之，近三年柳宗元研究繼續呈現出熱鬧興旺之景，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都有了一定的發展，已為進一步全面系統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然，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有待今后更深更細的探討與研究。

（責任編校：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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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6）01-0001-08

2015－09－26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湘粵桂邊區民間文獻的整理及數據庫建設”（項目編號15YJC870026）；湖南省教育廳基金項目“ATIZ BOKKDRIVE 在古籍數字化中的應用研究”（項目編號15C0609）。

尹華君（1975－）男，湖南洞口人，湖南科技學院圖書館館員，研究方向為地方文獻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