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正統地位的確立過程研究——以南宋后期為中心

陳　微

?

宋代理學正統地位的確立過程研究——以南宋后期為中心

陳微

（深圳大學 文學院 哲學系，廣東 深圳 518060）

宋代理學指以程朱學為主干，涵蓋周敦頤、張載之學的思想體系。理學之崇黜與理學家之崇黜是緊密相關的，理學家的崇黜代表了理學的崇黜。論文首先概述理學獲得尊崇之前所歷經的元祐、紹興、慶元三次學禁，接著以南宋后期理學家們為周、張、程、朱等人請求賜謚、封爵、從祀為線索，著重探討理學在南宋后期被朝廷推尊，最終獲得正統地位的過程。

理學；正統地位；南宋后期；學禁

宋代儒學在繼承先秦儒學的基礎上，對儒學精神作進一步闡發，程朱等人高揚“理”這一概念，闡釋“理”之意蘊，并賦予“理”新的內涵?！袄韺W”之名，始稱于南宋，最初泛指義理學、性理學，并未特指某個學派或思想體系。嘉定十三年（1220）軍器監兼考工郎官樓觀上《濂溪先生周元公覆謚議》：“理學之說，隱然于唐虞三代之躬行，闿端于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于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于漢唐諸儒之論議，而復恢于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頤，一濬其源，而流之混混，益昌于今，放諸百世無疑也?！盵1]P112此時，理學具有了圣門學問的涵義，而且在樓觀看來，理學駁雜于漢唐，至周敦頤而復興。這也是朱熹的道統觀，即以周敦頤為理學開山，而后又有二程、張載。正因為理學被賦予了與道學基本相同的涵義，且道學之美名在淳熙間受污，故理學逐漸取代道學之名，指稱以程朱學為主干，涵蓋周敦頤、張載之學的思想體系。

本文所謂正統地位，即指朝廷對理學的認可與推崇。宋代有很多關于道統譜系的著作，如《諸儒鳴道集》、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李心傳的《道命錄》，然而，這些道統都是學者自己所認定的，其正統性并不被朝廷或官方所認可。不過，正是由于這些理學家對道統的自覺意識，正是由于理學家們的努力爭取，南宋后期，理學被朝廷大加推尊，得以確立其正統地位。

一　尊崇之前的廢黜

理學獲得正統地位的過程是曲折而漫長的，概而言之，主要遭受了元祐、紹興、慶元三次學禁?！霸v之學，二蔡、二惇禁之，中興而豐國趙公弛之。和議起，秦檜又禁之，紹興之末又弛之。鄭丙、陳賈忌晦翁，又啟之，而一變為慶元之錮籍矣。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盵2]P3153理學三禁三弛，大禁而稍弛，到南宋后期才逐漸確立正統地位。

（一）元祐學禁

元豐八年（1085）三月，哲宗嗣位，宣仁皇后一同聽政。因為司馬光、呂公著及韓絳三人的共同舉薦，程頤被任為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程頤任職后，議論褒貶無所顧忌，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入朝不久，就受到孔文仲等朝臣的彈劾。程頤的入朝，即預示著元祐學禁的開始。

元祐八年（1093）九月，宣仁太后逝世，哲宗開始親政。哲宗力圖恢復新法，任用新黨之人，“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所謂“紹述”，即指對神宗朝所實行的新法的繼承。

因為安惇、蔡京等的讒言，哲宗心惡元祐諸臣。紹圣四年（1097）三月，因章惇之請，命蹇序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每人一帙，共一百四十三帙，朝中大臣多因此得禍。十一月，程頤送涪州編管。元祐學禁正式開始，理學之人大多被貶黜，理學思想亦被排斥。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駕崩，徽宗即位。建中靖國元年（1101），趙挺之建議“紹述”，復攻元祐舊臣。崇寧元年（1102）五月，司馬遷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且不得在京任職。程頤追回所復官職，依舊致仕。學禁繼續發展，元祐諸人繼續被貶謫。

蔡京專政時期“陰托‘紹述’之柄，箝制天子”[3]P13723，壓制元祐之人，誣為奸黨，從徽宗朝到欽宗朝，從崇寧元年到靖康元年，禁元祐之學二十五年?？芍^學禁最嚴苛的一段時間。

崇寧元年九月，徽宗下詔中書省登記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又登記元祐及元符末宰相、侍從、余官、內臣、武臣共一百二十人，徽宗親書其罪狀，列為奸黨，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崇寧二年（1103）八月，又頒黨人姓名，下監司于長吏廳刻石，共九十七人。程頤被歸為余官類，為第二十三人。崇寧三年（1104）六月，下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程頤依舊被列入余官類?；兆谟H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命蔡京書而頒之天下。崇寧元年九月以來，朝廷共三次統計奸黨人數，且徽宗兩次親書其罪狀，可見當時學禁的規模之大與嚴酷。

元祐學禁從伊川入朝開始，接著紹述之論、蔡京專政，以伊川為代表的元祐之人、元祐學術一直被壓抑、攻擊。隨著蔡京的被罷及去世，學禁逐漸解除。但是學禁并沒有完全解除，不久的將來就是另外一場學禁，即紹興學禁。

（二）紹興學禁

靖康二年（1127）五月，康王趙構即位于南京，建立南宋。趙鼎執政時，深惡熙寧變法，尊伊川之學。隨著趙鼎免相，伊川之學復禁。

紹興六年（1136）十二月，左司諫陳公輔上奏，謂伊川之學惑亂天下，請求屏絕。當時胡安國奉祠居衡州，遂上奏為伊川辯護，乞封爵邵雍、張載、二程四先生，并列于從祀。胡安國之奏送達朝廷，陳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多次上疏，劾胡安國學術頗僻，行義不修。朝廷遂下詔除胡安國知永州，安國力辭，改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胡安國此奏的請求也就不了了之。

自趙鼎被罷黜后，秦檜專政十八年，主張王安石之學，設“專門曲說”之名目，禁伊川之學十二年，直到紹興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檜死，朝廷大臣攻擊伊川的風氣才慢慢轉變，學禁稍解。

乾道五年（1169），魏掞之以布衣為太學錄，釋奠先圣，職責是分獻從祀的先賢。魏掞之事先言于宰相，謂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唱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求向孝宗進言，罷王安石父子從祀，而追爵二程先生，使從食。當時陳俊卿為宰相，以為不可，這事遂未能實行。魏掞之接續胡安國為邵雍、張載、程顥、程頤請求謚封的事業，再度上書朝廷為諸賢請求謚封，事雖未行，其功不小。

（三）慶元學禁

秦檜死后，學禁稍解，然而秦檜之余黨相繼在位，國論未正。不久，程學便又遭禁。

王淮與朱熹有怨。在王淮的授意下，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鄭丙以道學詆程學，且以此針對朱子，自此遂有道學之目。淳熙十年（1183），王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陳賈面見孝宗，即上奏論道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偽，乞擯斥勿用。

所謂道學，即以道為學，周公歿，圣人之道不行，孟軻死，圣人之學不傳者，道衰而學廢。今小人不知其實，立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以攻善類，道學之美名受污，貽禍于世。之后的慶元偽學之禁亦始于此。

寧宗朝時，韓侂胄掌權，任用何澹、劉德秀、京鏜、胡纮等人，使盡去趙汝愚之客、朱熹之徒。因顧及道學之美名，乃巧立偽學之名目，大興偽學之禁，排除異黨。

慶元二年（1196）二月，知貢舉吏部尚書葉翥上言：“士狃于偽學，專習語錄詭誕之說，《中庸》、《大學》之書，以文其非。有葉適《進卷》，陳傅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用輒效。請令太學及州軍學，各以月試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臺考察，太學以月，諸路以季。其有舊習不改，則坐學官、提學司之罪?！盵3]P3635是故科舉取士，稍渉道學者悉皆黜落。語錄被毀，《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

慶元三年（1197）十二月，知錦州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關升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并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盵5]P876從之。于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共五十九人。慶元六年（1200）三月，晦庵先生卒于考亭。十一月，葬建陽，言者誤以為歸葬江西婺源，故施康年上奏論“偽徒會送偽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約束”[2]P3208。朱熹過世，學禁依然在繼續。

慶元五年（1199），胡纮罷吏部侍郎，劉德秀自吏部尚書內知婺州，六年京鏜卒，嘉泰元年七月何澹罷知樞密院事?！翱龖湵M去，侂胄亦厭前事，且有開邊之意，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仇之說進者”[1]P89，由于種種原因，侂胄漸有悔意，緩和對異黨的打壓。故“黨人”得以先后復官，嘉泰二年（1202）十月，除晦庵先生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自此，學禁稍解。

開禧二年（1206），韓侂胄發動北伐金朝的戰爭，以失敗告終。開禧三年（1207）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等以密旨命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誅韓侂胄于玉津園”[3]P746。侂胄被誅后，寧宗被迫下詔宣布韓侂胄之罪。嘉定元年（1208）韓侂胄等人的首級被送往金朝，宋、金訂立嘉定和議。自韓侂胄被誅之后，朝廷“追錄學黨之士，申加恩數，而晦庵先生忠誠先見，始得暴白”[1]P91。

慶元偽學之禁雖然時間跨度短，就六七年的時間，可是學禁之嚴，理學家被貶黜之頻繁，實屬罕見。經歷元祐學禁、紹興學禁、慶元學禁的廢黜，理學終于在南宋后期迎來了勝利的曙光，正統地位逐步被確立。

二 特予賜謚

嘉定之后，理學家們紛紛獲得朝廷的賜謚。古之謚法精密、高明，“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4]P18。謚號是對一個人行為的最后評價，而且這種評價是朝廷給予的，是官方的。理學家們紛紛獲得賜謚，表示朝廷對理學家的平反及肯定，同時也表現出朝廷對理學正統地位的逐步肯定。

嘉定元年十月，晦庵先生有旨賜謚，為學禁解除之后第一個獲得賜謚的人。嘉定二年（1209），太學博士章徠上《晦庵先生朱文公謚議》，議謚朱熹為“文忠”，以顯其“道德博聞”、“廉公方正”。

尚書吏部員外郎兼考功郎官劉彌正認為復謚不合古法，且茍當于其行，一字足矣，故上《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謚議》：“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暗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噓其焰，至公圣道粲然矣……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郁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后，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盵1]P93-94從之。

劉氏此奏說到了朱熹這里，孔氏之圣道粲然，肯定了朱熹發明道學之功，也肯定了孔子、子思、孟子、周濂溪、張橫渠、二程子、朱子的道統譜系。又言朱熹在朝之日短，“正主庇民之學，郁而不施”，相對而言，其著書立言之功反而要重要得多，故建議以其“有功于斯文”，而以一“文”謚之。劉氏言楊大年、王介甫雖謚曰“文”，然王介甫經學不醇，楊大年乃文士，認為皆不符合“文”的真正含義，惟韓愈之謚曰“文”才恰當，故希望以韓愈之謚謚朱熹。蓋此文非文士之文，而實有道學之義。劉氏此奏，意將朱熹與韓愈的地位相等同，著重肯定其延續道統、倡明道學之功。朝廷對此奏的批準，也可以看作對朱熹在道統中地位的認同。自此，周敦頤、二程、張栻、呂祖謙諸儒之謚遂皆用一字。

嘉定四年（1211）十二月，承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李道傳上奏，乞下詔解除學禁，頒朱子四書于太學，定周敦頤、邵雍、二程、張載五先生從祀。然當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而朝廷亦以其事大體重，故未及行焉。蓋當時學禁雖除，但對“偽學”的偏見仍然存在，“攻偽”的風氣還未完全扭轉，執政者多為不樂道學者。此奏請求皇帝下明詔崇尚程朱之學，在當時可謂十分難得。紹興中，胡安國請從祀，只言張載、邵雍、二程四先生。此奏為周敦頤、邵雍、二程、張載五先生請求從祀，首次提及周敦頤，并將周子置于最前。又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繼李道傳之后，嘉定五年（1212），“國子祭酒劉爚晦伯，又乞以晦庵語孟集注立于學官”[1]P96，從之。劉爚曾請求丞相史彌遠以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曰：“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于千載之后，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己，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污下，人欲橫流，廉恥日喪。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后，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偽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盵3]P12171劉爚還請求將朱熹的《白鹿洞學規》頒示太學，將其《四書集注》刊行。朝廷同意了劉氏的請求，這表明當時已正式承認慶元學禁之非，也逐漸接受理學的正統地位。

嘉定七年（1214）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衛涇上奏，為南軒先生張栻請謚。得旨從之，謚曰“宣”。嘉定八年（1215）六月，知婺州丘壽雋，為東萊先生呂祖謙請謚，奉圣旨，呂祖謙賜謚曰“成”。

嘉定九年（1216）正月，時任潼川府路提點刑獄的魏了翁上《奏乞為周濂溪賜謚》，為周敦頤請求賜謚。魏了翁以胡安國與魏掞之為二程兄弟請謚為先導，謂周敦頤乃二程之師，請求為周敦頤賜謚。在魏了翁的請求之下，寧宗下詔讓太常定議此事。同年十一月，任希夷上奏言程氏之學者如張栻、朱熹都被賜謚，而這些人所宗師的二程卻沒有獲得賜謚，請求為二程賜謚，奉圣旨依。鑒于請謚之事久久沒有回應，嘉定十年（1217）正月，魏了翁又上《奏乞早定程周三先生謚議》，并附有《貼黃》為張載請求賜謚。此奏奉圣旨依，魏了翁遂上《謝周程三先生賜謚表》。因為魏了翁、任希夷二人之請，嘉定十三年（1220）六月，奉圣旨，周敦頤謚曰“元”，程顥謚曰“純”、程頤謚曰“正”。魏了翁遂上《周程三先生賜謚舍菜祝文》與《周元公程純公正公謚告序》。

嘉定十四年（1221），魏了翁又上《申尚書省乞檢會元奏賜橫渠先生謚狀》為張載請求賜謚。嘉定十六年（1223）正月一日，朝廷頒旨，張載特予賜謚。然“博士陳某擬謚曰‘達’，而考功、春官，皆不以為然，禮部侍郎衛某議，于‘明’、‘誠’、‘中’三字內取一字用之，華甫時為太常少卿，擬用‘誠’字，及考諸謚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議者以為不可用，遷秘書監，去奉?！盵1]P114，故橫渠先生之謚號久久未定。

魏了翁是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學家，是張栻和朱熹的私淑弟子。魏了翁闡揚理學思想，推尊周敦頤、張載、二程、邵雍、朱熹等理學先輩。他盡心盡力為周、張、二程請謚，上了多封奏章，最終使這四人皆得朝廷賜謚，其對理學的功勞實在很大。魏了翁知道什么叫做不朽，并為不朽的事業奮斗終生，他為蒙元尊崇理學開辟了道路。

理學的崇黜在寧宗朝是一個很大的轉折?！端问贰贩Q寧宗曰：“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更侂胄用事，內蓄群奸，至指正人為邪，正學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胄之首，行成于金，國體虧矣?！盵3]P781寧宗最初即位時，趙鼎執政，引用很多理學中人，后王淮等巧立道學之名目，韓侂胄專政，大興偽學之禁，排斥異己，朝中善類皆被貶黜。韓侂胄被誅后，學禁稍解。寧宗在位后期，自嘉定元年始，朝廷逐漸為理學家平反，為理學家賜謚，理學逐漸被確立為正統。

三 封爵、從祀

嘉定十七年（1224）閏八月，寧宗崩于福寧殿，理宗即位。理宗繼續推尊理學，周、張、程、朱等理學家們皆獲封爵，得以從祀孔廟?！端问贰贩Q理宗曰：“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后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3]P889理宗推尊理學，肯定了理學的正統地位，雖然由于各種原因沒有在當時獲得很大的績效，但是其功不小。理宗廟號曰‘理’，就其對理學的功績而言，著實堪當此稱。

寶慶三年（1227），理宗下《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圣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于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嘆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盵1]P116同年正月，朝廷下《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因晦庵先生“嗣興道統”之功，故特贈其“太師”，追封為“信國公”。紹定三年（1230）九月，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

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3]P12769，可惜李心傳之請，未得上報。端平二年（1235）正月，“詔議胡安定、孫泰山、邵康節、歐陽永叔、周濂溪、司馬溫公、蘇東坡、張橫渠、程明道、伊川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盵2]P3230然亦無后文。

淳祐元年（1241）正月十五日，理宗視學，手詔以周敦頤、張載、二程及朱熹從祀孔子廟?！跺ハ?、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后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圣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盵1]P117十五日，五先生亦皆得封爵?！跺ハ?、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曰：“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宜令學官列諸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徽國公，續奉圣旨，周惇頤封汝南伯，程顥封河南伯，程頤封伊陽伯，張載封郿伯?！盵1]P118

同年，理宗“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諸生推恩錫帛有差。制《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盵5]P880《道統十三贊》為紹定三年理宗親自制定，以伏羲、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十三人為道統之正傳，并各自為贊，以述其行。理宗視太學，賜《道統十三贊》，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一方面可見當時皇帝、朝廷對理學的重視，另一方面亦表明朝廷對程朱等人為孔孟道統繼承人的認可，對理學正統地位的肯定。

理宗景定二年（1261）正月，時為皇太子的度宗謁孔子于太學，請以張栻、呂祖謙列從祀。朝廷遂下詔封張栻為華陽伯，呂祖謙為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

賜謚是朝廷對理學家的平反及肯定，對理學思想的肯定。封爵、從祀，是朝廷通過肯定理學家來肯定理學的正統地位。自此，理學成為朝廷認可的社會主導意識形態。理學正統地位在南宋后期的最終確立，是一代又一代理學家們奮斗的結果，這也是儒學真正復興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標志性成果之一。

《宋史》特有《道學傳》四卷，卷首論道學之名，列文王、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統譜系，將周、程、張、邵等人列入道學，實是將這些人列入道統譜系。這是朝廷以史書的形式對理學正統地位的論定。評定時代雖為元代，所評時代卻是宋代，可見理學在南宋后期實際上已經獲得正統地位，只是這最后的論定由后一朝代完成。學禁時間跨度太長，理學家經歷的苦難太多，幸而終于等到理學被確立為正統的時候。

參考文獻：

[1][宋]李心傳.道命錄[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2][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M].北京:中華書局,1986．

[3][元]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4][唐]張守節.史記正義[A].史記(第十冊)[M].北京:中華書局,1959．

[5][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M].北京:中華書局,1977．

（責任編校：張京華）

B244

A

1673-2219（2016）01-0015-04

2015－10－05

中央財政支持地方高校發展專項資金“宋代理學正統地位的確立研究”（項目編號000022070127）。

陳微（1990－），女，湖南龍山人，土家族，深圳大學文學院哲學系碩士研究生，專業方向為中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