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人未來的人類工作——自動化時代的政策

安德魯·邁克菲（Andrew McAfee）　埃里克·布林約夫森（Erik Brynjolfsson）

周岳峰/譯

機器人未來的人類工作——自動化時代的政策

安德魯·邁克菲（Andrew McAfee）埃里克·布林約夫森（Erik Brynjolfsson）

周岳峰/譯

選自美國《外交》雜志2016年7/8月號

科幻小說里描繪的各種情景正在迅速變成各種觸目所及的現實。汽車和卡車開始在常規交通道路自駕上路。機器已開始理解我們的言語，弄明白我們想要什么并且滿足我們的要求。它們已學會寫簡潔明快的散文、產生各種新奇的科學假說（它們為后來的研究所證實）、譜寫出動人的曲子，而且實實在在地在我們自己所舉辦的各種比賽中打敗我們：國際象棋、撲克，甚至圍棋。

這一技術熱潮才剛剛開始，而且還有更多的將會到來。首先，啟動這一技術熱潮的這些根本構成部分將會繼續快速地改進。處理、內存、帶寬、傳感器和存儲器的費用繼續呈指數級下降。云計算將使得所有這些資源一經要求便可在世界范圍之內加以利用。數字數據將只會變得越來越普遍，從而讓我們以一種越來越大的規模進行實驗、檢驗理論和學習。而且，全世界各地數十億人的聯系變得日益緊密；他們不僅正在利用當今世界的知識（其中大部分是免費提供的），而且正在擴大它并且加以重新組合。這意味著全球創新者、企業家和極客的人數正在迅速增加，取得各種突破的潛力隨之也在迅速增加。

最為重要的是，人類近來已變得遠更擅長于研制出能夠靠自己的力量搞清楚這些事情的機器。通過研究大量的樣本、確認相關模式并將它們應用于新樣本的方式，計算機在執行辨認街道指示牌、解析人類言語、識別信用詐騙、為各種材料在不同條件下的行為方式建模等等各項任務上已能夠達到和超過人類的水平。

研制出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學習的機器是極為重要的，因為當涉及到完成許多任務的時候，正如科學家和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所說的那樣，我們人類“所知道的要比我們所能言傳的多”。在歷史上，這種情況充當了一個妨礙許多工作實現數字化的難以對付的障礙：畢竟，在完成一項任務時，要是沒有人能夠對隨之而來的所有步驟予以解釋的話，那么就沒有任何一位程序員能夠將那些規則嵌入于軟件中。近期的各種進展意味著“波蘭尼悖論”不再像以前那樣是個障礙了；即使在人類無法教它們之時，機器也能夠學習。

因此，各項工作將越來越多地由機器來執行，尤其是從客戶服務到醫療診斷等涉及匹配模式的工作。因為美國公司既是世界上最多產的生產者，又是世界上最熱衷于技術的消費者，所以這場數字革命的許多影響將可能最先在美國顯現出來。低工資工作處境尤其危險：在其提交給總統的2016年報告中，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the U.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估計83%的時薪不到20美元的工作可能會實現自動化。

工作這種根本性改變將要求出臺新政策，以便在獲取這個新時代各種好處的同時保護弱勢群體?，F在所做出的這些選擇將被證明是尤為重要的。各種錯誤的干預將會傷害世界各地數百萬人的經濟前景，而且使得他們在一場與機器展開的競賽里輸給后者，而正確的干預則將會為跟上技術加速前進的步伐提供最佳機會。

如何區別這種差異呢？兩項基本原則應指導各項決定：允許靈活性和進行試驗，而不是強加各種限制，直接鼓勵工作而不是為其廢止做規劃。

一個更加靈活的經濟體

在快速變化時期，當今世界甚至比平時更難以預測，需要給予人員和組織在進行實驗和創新方面更大的自由。換句話說，當資本主義這種創造性破壞動態的一個方面開始加速的時候——在這個事例里，各種數碼技術取代認知工作——正確的反應是鼓勵這個體系里其他元素也更加快速移動。從個別任務到所有行業，一切正在被顛覆，所以設法將這種現有秩序各種精選的元素鎖定到位是愚蠢之舉。然而，設法維持現狀的這種誘惑往往證明是無法抗拒的。

盡管時代要求靈活性，但是政策制定者們似乎正反其道而行之。在美國，近幾十年來，企業活力和勞動力市場流動性事實上已減少了。早在經濟大衰退出現之前，創業精神、新興公司內部的就業增長、工人從一項工作或一座城市轉向另一項工作或另一座城市——這些以及其他類似現象都已顯示出持續下降的頹勢。

企業活力的衰減看來是經濟學家約翰?霍爾蒂萬格（John Haltiwanger）描繪成 “千刀萬剮”（death by a thousand cuts）東西的結果。其中許多刀便是加在某些類型工作上的限制。根據經濟學家莫里斯?克萊恩（Morris Kleiner）的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在做他們的工作時被要求有一份州執照的美國工人比例僅為5%左右，而到2008年的時候，這一比例已攀升至將近30%。其中某些要求顯然是很荒謬的：在田納西州，一名洗頭工必須完成70天的培訓和兩門考試，而普通醫療急救人員只需33天的培訓。正如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賈森?弗曼（Jason Furman）在2015年所說的，“頒發執照也許會導致勞動力市場面臨一系列挑戰，包括勞動力參與率的下降、長期失業率和兼職就業率的上升?！?/p>

一些州已在采取行動。2016年初，北卡羅萊納州的立法者們提議取消15個執照頒發委員會，包括給灌溉承包商和牧師輔導員頒發執照的那些委員會。這類努力應該加以擴大。從減少過分要求里將獲得多大好處，這一點是完全不清楚的，但是很值得弄清楚。

打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年輕的、快速成長的、以技術為中心的公司今天所面對的其中一些障礙說明了另一種不靈活性：致力于保持各自地位的各種既得利益者。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特斯拉公司（Tesla）以固定價格出售其廣受歡迎的電動車，但是阻止汽車制造商充當零售商的法律禁止該公司在其他6個州所建的工廠出售汽車，它們加起來占到美國新車市場的18%。即使顧客們很顯然看重其便利性和安全性，司機們看重其所帶來的收入和靈活性，但是優步（Uber）公司已不得不在一個又一個的城市里跟出租車監管機構對抗。這些較量為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監管俘獲理論（regulatory capture）”提供了確鑿的證據，這是一種在其中各個監管機構替特殊利益集團而不是替公眾做事的現象。各種新創企業當然應該繳納各自的公平份額稅負并且安全地運營，但是它們不應該被老牌企業的各種陰謀詭計拒之于市場之外。

在新創企業與老牌企業之間展開的各種監管戰爭里，現狀的捍衛者們常常聲稱自己是在為保持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而戰。但是，今天的競爭環境完全是不公平的；它們常常偏向于存在已久的公司。更為重要的是，許多已存在幾十年之久的旨在保護消費者們免受所謂的信息不對稱性傷害的法規在這個信息時代已不再行得通了。當涉及到許多商品和服務的時候，現在的消費者們所知道的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例如一名Lyft司機所選擇的確切路線，以前的房客給空中食宿（Airbnb）一名房東的評分。

在每一次搭車旅行后給優步和Lyft的司機們評分這種機制大大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司機們常常如此小心地保持自己汽車的干凈，而且它為淘汰不那么以顧客為中心的司機提供了一種有效方法。即便最勤勉的出租車監管機構也將會發現不可能如此頻繁地對司機們進行有意義的監視。正如洛杉磯出租車委員會主席埃里克?斯皮格曼（Eric Spiegelman）已坦承的那樣，“優步的方法對乘客更好?！痹谠絹碓蕉嗟氖袌隼?，隨著各種數字技術使得相關聯的信息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對于集中監管的需要應會下降而不是上升。

透明度方面類似的突破已經改變了經濟體其他部分：從不可能夸大各自降雪量的滑雪場，到不可能隱藏各自準點到達記錄的航空公司。檸檬法[lemon laws，是一種美國的消費者保護法，主要是保障汽車買主權益。檸檬法的名稱出自美國經濟學家喬治?阿克羅夫（George A. Akerlof）的經濟學論文《檸檬市場：質化的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因為這個緣故，對于出廠后有瑕疵的汽車，通常也稱其為檸檬車（Lemon Car）或直接就稱為檸檬——譯注]幾乎沒有什么必要，畢竟，每個人都知道哪些車是檸檬車。由于未來的各種技術競賽，將會有大量機會來重新營造各種企業在其之上一爭高下的公平競爭環境?，F在正在進行中的這一創新熱潮將會突顯出在真實資本主義與裙帶資本主義之間的各種鮮明差異，在前者那里，各個公司之間的競爭為人們產生大量的收益，而在后者那里，老牌企業以及它們在政府里的盟友力求避免各種顛覆。哪一種類型更好是很清楚的，所以政策應該促進它。

靈活性也將需要更好的數據，因為只有當人們知道一項特定的努力是否具有這種預期效果之時，做試驗才會起作用。然而，不幸的是，按實際美元價值來計算，美國國會在2010—2015年期間將勞工統計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預算額削減了11%，企業、政策制定者和學者都大量使用聯邦政府所收集到的有關美國勞動力的證據。

一個遠更令人鼓舞的發展是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的開放政府倡議（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2013年，奧巴馬簽署了一項行政令，使得開放的、機器可讀的數據成為“政府信息新增的默認屬性”。在各級政府里，美國需要更多這類努力，這將會證明對于各類政策制定者是有助益的。隨著越來越多的數字數據變得可利用，將會有更多的共享信息以改進政策的機會，而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應該起到關鍵作用。正如前美國財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最近所說的，“數據是最基本的公共利益?！?/p>

重新界定就業

雇主與為他們工作的這些人之間的關系是美國在剛性與靈活性兩者之間面臨著選擇的另一個領域。今天，各個公司必須指定它們工人要么是雇員，要么是合同工。這種分類受到國稅局（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監督，它影響到工人們是否收到加班工資，是否有資格獲得工傷賠償金，以及是否有權利加入工會。

過去十年我們已目睹了各種合同形式的大幅度增加。根據經濟學家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和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的研究，包括臨時工作人員、合同工以及隨叫隨到工作在內，處于“替代性安排”狀態的美國工人百分比從2005年的10%上升到2015年的16%，這種趨勢隨著“按需經濟”持續發展應該會加速，而優步和Lyft以及外包平臺TaskRabbit和Upwork成為這種經濟的縮影。雖然美國只有大約0.4%的勞動力（大約60萬人）目前主要通過這些數字中介機構謀生，但是這個數字可能會快速增加。

就業性質的這些重大轉變已經促使人們提出各種要求，針對劃分工人的方法予以重新考慮?？唆敻窈颓皠诠げ扛辈块L賽斯?哈里斯（Seth Harris）已提議創設一種新的“獨立工人”稱號。這些工人將沒有資格獲得加班工資或失業保險。但是，他們將獲得各項聯邦反歧視法規的保護，并且具有組織的權利，而他們的雇主，不管是線上的還是線下的，將會預扣稅和代繳工資稅。諸如這樣的提議值得認真考慮，包括如何在沒有使得有關工人分類的各種決定變得更加困難的情況下實施它們。事實上，一種更加靈活的方法可能是通過使得各種福利便于獲取，而不是跟任何特定雇主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方式，以盡可能多地消除雇員與獨立工人之間各種模糊界限。

保護產生美國龐大而繁榮的中產階級的各種全職有薪工作是很吸引人的。但是，政策制定者們應該記住兩件事。首先，并不是每個人都想要一項具有典型意義的工業時代的工作。其次，根本不可能管控戰后中產階級恢復至原先的狀況。這樣做的各種嘗試——例如，通過使各公司更難以雇用除了全職付薪雇員外其他任何人的方式——將只會導致一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縮小的受到保護的從業人員社區，以及一個被排除在參與之外不斷擴大的群體。

更廣泛地說，隨著技術改變經濟，政策制定者們將面臨各式各樣新的和難以預測的選擇。在做出各種選擇時，他們應該回到基本點：消除僵化、提供靈活性和提高應變能力。學校在獎勵它們表現最好的教師以及淘汰它們表現最差的老師方面應有更大自由權嗎？是的，尤其考慮到研究顯示教師素質影響學生一生收入的那種程度。入門級工人必須簽訂限制性的競業禁止協議嗎？不。聯邦政府應該試用將學生貸款擔保擴大至諸如“納米學位”課程和“編程新手訓練營”等非傳統就業準備計劃嗎，就算它們是由未獲得認證的機構提供的？是的。

當然，靈活性和活力并不勝過所有其他目標。工作場所的健康和安全是至關重要的，明確的產權和法律保護也是如此，它們使得分配各種損害責任成為可能。關鍵是要將各種合法保護與那些被設計主要是為了保護老牌企業并且阻礙變革的那些保護區別開來。

不勞而獲？

第二項原則，即政策應該直接鼓勵勞動，有著一個極為明確的理由：無論是對于個人還是對于社區來說，工作的價值遠遠超出了其經濟角色。正如伏爾泰（Voltaire）所說的，“工作使我們遠離三大罪惡：無聊、墮落和貧窮?！钡?，工作本身由于自動化難道不會變得過時嗎？2013年由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的卡爾?貝內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邁克爾?奧斯本（Michael Osborne）所完成的一項研究，肯定了要求激進的政策變化，該項研究預測美國近一半的工作將實現自動化。

這些日子里最受廣泛討論的是一種全民基本收入的供給：政府給予所有公民的一種現金獎勵，無論是否需要。一種全民基本收入在過去——從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到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已獲得了廣泛的支持，而且其受歡迎程度再一次上升。芬蘭和瑞士兩國的政府以及荷蘭的幾個城市已朝著推出一種全民基本收入的方向邁出了步伐。在美國，這個想法擁有一個多樣化的捍衛者群體，包括了自由意志主義社會科學家查爾斯?默里（Charles Murray）、科技創業家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和前服務業雇員工會主席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

一種全民基本收入在一個工作稀少的未來有著明顯的吸引力，在那里，很多人無法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計，但是，向一個人口規模大如美國的人口提供哪怕一種很小的全民基本收入，這也將是極其昂貴的。2014年，美國有大約1.34億個家庭，每個家庭平均為2.6人。對于那種規模的一個家庭，那年聯邦貧困水平線是每年大約為18000美元。那么，那種數額的全民基本收入每年將耗費大約2.4萬億美元，或者占到2014年所有聯邦稅收收入的75%以上。

按照目前的國民收入水平，這種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對于一種基本收入，今天大多數現實的提議是更為適度的，而且常常不是真正全民性的，因為它們只是將這種現金獎勵擴大到各個低收入群體而已。很難看到這項政策各種不那么雄心勃勃的版本將如何緩和大規模的、由技術引起的失業所帶來的各種影響。

重返工作

幸運的是，對于一個失業的經濟體無需任何政策，原因很簡單，即這個大規模技術性失業時代并非即將來臨。弗雷和奧斯本的研究以及經濟顧問委員會報告的分析對于各自工作損失的預測并未提供任何時間范圍。而且，正如這項根本研究的作者們承認的那樣，其方法論是依賴于對于工作對自動化的敏感性所做出的各種主觀判斷，而且并沒有嘗試去估算任何由技術所促成的工作的增加數，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美國目前正在接近“峰值工作”。從2009年7月這場經濟衰退結束到2016年3月，美國平均每月凈增了超過16萬個工作。在那段時間里，失業率從10%的高位下降到5%。

可是，盡管有這種強勁而且連續的就業增長，但是有明顯跡象顯示這是一次非典型的恢復，而且大量弱點繼續存在于勞動力市場。整體失業率之所以如此低，部分是因為它是基于真正參與勞動力的人（就是說，正在工作或正在尋找工作的人）的數量來計算的，而在經濟衰退期間，勞動力參與率大幅度下跌，而之后的恢復一直極為緩慢。自2011年以來，工作年齡的美國人參與勞動力的比例不到82%，人們上一次見到這種水平還是在30多年前，在當時，女性尚未開始大量外出工作。不出所料，工資增長自那次經濟衰退結束以來也依舊是疲軟的。

不斷下滑的勞動力參與率之所以令人不安，不僅是因為工作提供收入，而且因為它給人們以意義。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認為，“鄰里高失業率的各種后果比鄰里高貧困率的那些后果更具有破壞性?！倍掖罅垦芯恐С炙挠^點。隨著近幾年美國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人的就業前景變得暗淡，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默里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家已記錄了各種令人不安的結果：社會凝聚力和公民參與的下降、離婚率、未跟子女一起住的父母、吸毒以及犯罪比例的提高。2015年，經濟學家安妮?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公布了如下這一令人震驚的研究結果，即盡管美國大多數人口統計群體的死亡率已經穩步下降，但是中年白人尤其是那些教育程度未達到高中的成年白人（一個面臨著尤為嚴峻就業挑戰的群體）的死亡率卻已上升了。這個群體當中死亡率的提高幾乎完全是由于如下三個因素：自殺、肝硬化和其他慢性肝病、急性酒精與藥物中毒。

當然，這些社會問題有許多根源。但是，失業和就業不足無疑是原因之一，而陷入困境的各個社區肯定將會從更多的機會以及對于工作的各種激勵當中受益。正如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曾經說過的那樣，“提供有用的工作勝過任何一種失業救濟金?！?/p>

賺來的

因為工作為個人、家庭和社區提供遠遠超出所掙的金錢的各種好處，所以政策應該鼓勵就業。不同于一種全民基本收入，各種工資補貼真的是那樣做的。在美國，所得稅抵免（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是通過年度報稅表來加以施行的，為一個有三個或者三個以上小孩的家庭提供每年最高6242美元的福利。一種全民基本收入將會被無條件給予，而所得稅抵免則只是給予給有工資收入的人群，因此它對工作提供了一個直接激勵。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所做的一項實驗為這樣一種激勵的重要性提供了確鑿的證據。丹佛和西雅圖的數千個家庭獲得不同組合的相對慷慨的基本收入和工資補貼。結果是清楚的，而且是一致的：在這兩個城市，一旦這種援助開始，那么無論男性還是女性的工時就會減少，而且他們的婚姻更有可能解體。這些倒退跟這種基本收入密切相關，但是卻跟這種工資補貼無關，這表明正是沒有工作的收入的出現使情況變得更加糟糕。相比之下，正如經濟學家拉吉?切迪（Raj Chetty）、約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和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對所得稅抵免的研究所發現的那樣，各種工資補貼鼓勵人們工作更長的時間（并且增加他們的稅收抵免額）。

但是眼下，旨在提高最低工資的各種努力獲得了更受歡迎的勢頭。在一個當聯邦最低工資維持在每小時7.25美元而且沒有一個州有高于每小時10美元的最低工資之時，許多州和地方地區正面對著將最低工資一直提高至15美元的大聲呼喊。這些努力里的某一些是很成功的；紐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即將分別在2018年和2022年將各自的最低工資提高至15美元。

雖然提高對工作的各種獎勵是一個值得稱贊的目標，但是顯著提高最低工資并非是達成這項目標的最佳方法。當勞動變得更加昂貴的時候，在所有其他條件同等的情況下，各公司傾向于減少使用它。在眾多有關最低工資上漲的研究里，通常的調查結果是，它們至多只是略微地減少總體就業人數而已，這是事實。但是，對于影響的各種估算有很大的差別，而且這種研究的大部分只是調查了最低工資適度上漲的情況，這也是事實。

人們有理由相信，即便是分階段實施，最低工資增加50%或者50%以上也將會惡化最不富有的工人和技術最不熟練工人的就業前景——在勞動力參與率不高的時候，這是一個特別不想要的結果。正如阿林加吉特?杜布（Arindrajit Dube）所說的那樣，“如果你不愿冒險，那么這將不在要嘗試的各種事物的范圍內?！卑⒘旨蛹?杜布是一位研究以前最低工資上漲情況的經濟學家。因此，最安全的政策組合是一個適度的最低工資，加之一個范圍被大大擴展的所得稅抵免或者類似的工資補貼。正如應該鼓勵個人去找工作一樣，應該鼓勵雇主們提供工作，而更高的最低工資則有著相反的效果。

大眾的力量

正如早期時代的電氣化、內燃機和蒸汽機一樣，更聰明的機器將證明是具有變革性的。新技術將會為大得多的生產率和財富創造各種機會，但是它也將會顛覆勞動力市場。

在顛覆的時候，人們不可能精確預測勞動力將受到怎樣的影響。最好的戰略不是設法使技術慢下來，而是謀求靈活性，以便個人、各個組織和各個機構能夠學習成長并邁向一個健康的未來。此外，鑒于工作的重要性超出了它所產生的收入，所以政策應該鼓勵工作，而不是自以為我們生活在一個不需要它的世界里。

對于是否頒行任何一種被提議的政策感到悲觀是很容易的。國會的極化處于戰后高位，2016年總統候選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回避了有關美國這個經濟體所面臨的各種挑戰的基本問題，而各種慣性，像往常一樣，仍然是強大的。決策過程無疑將會落后于技術。

但是，有一些有希望的跡象。一個是所得稅抵免獲得兩黨一致的支持，無論是奧巴馬還是眾議院共和黨議長保羅?瑞安（Paul Ryan）都贊成，從而使得它變得更加慷慨，并且將其擴大到年輕工人。國會過道兩側的議員們看來都支持直接鼓勵工作的政策，也許是因為它與自亞歷克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之后的觀察家們所感覺到的美國人對于勤奮的這種偏愛是極為相稱的。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些政策各種變體的各種權衡以及激勵效應，在這個領域著手做更多的實驗是值得的。

盡管這是一種更加零碎的方式，但是另一項原則——即政策應該促進靈活性——也越來越受到追捧。一些城市和州正在努力減少工作執照發放的各種限制以及其他僵化的做法，而且按需經濟的各個公司和實踐已變得更容易接受。因為各種法規和政策存在于多個獨立的級別——聯邦的、州的和地方的——所以靈活性的倡導者們大概應該不會期待快速和系統性的行動將會促成它?？墒?，他們可以繼續強調其重要性并且展開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為何企業活力正在下降。

智能計算機的崛起對于美國這個經濟體而言可以而且應該是個好消息。它將會帶來巨大的物質繁榮、更強健的體魄以及無法預見的其他好處。但是，一個廣泛共享的繁榮不是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在這個機器新時代，它將需要人類去實現那項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