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與西方的信息戰不會有任何結果

伊凡·迪莫菲耶夫（Ivan Timofeev

張關林/譯

俄羅斯與西方的信息戰不會有任何結果

伊凡·迪莫菲耶夫（Ivan Timofeev

張關林/譯

選自俄羅斯《直擊俄羅斯》雜志 2016年6月8日

俄羅斯與整個西方之間的悲劇，是它們繼續在打過去的戰爭。

2013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從那以后，信息戰在俄羅斯、在西方，當然也在烏克蘭被廣泛使用。但信息戰術語本身卻無法使人了解信息空間究竟發生了什么，這個術語寬泛而模糊，如同“混合戰”概念一樣。

根據定義，戰爭的主要特征是由幾個集團進行的有目標的敵對行動。盡管信息流動（包括專業人員）的確可以故意制造的大量敵意內容，但問題是如今的媒體卻很難符合這個集中化標準。甚至對國有媒體而言，指示推動一個具體的敵意議程，與媒體內容之間的關系，是非自然的。社交媒體的爆炸性發展，使得每個用戶本身都成了媒體發布口，那么假設的指揮總部與假設的信息戰戰士之間的關聯就更不明顯了。

那么為什么獨立的媒體和博客往往比國有網絡更具侵犯性呢？人們為何渴望自由地而非強迫地散布信息，從而產生倍數效應呢？

散布消息背后的心理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應該深入考察我們的集體意識，要深到超越目前的政治進展。我們要考察的內在自我，可能與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洛姆（Erich Fromm）和后來的利斯曼（David Riesman）所說的“良知”有關系——那是文化與教育所孕育出的一種心理定勢，就像是公共潛意識把特定的價值觀植入個人潛意識一樣。宣傳專家的成功在于有能力識別出這些心理定勢，并用相關的媒體信息攻擊他們。一旦擊中靶心，只會加強早已存在的心理定勢。政治家發現自己的作用在發生變化，從操控民眾的感覺變成如何投其所好。他們發現改變民眾的信息口味是非常難的，必須使信息適合現有的口味，尤其要想到這種口味具有很長的形成歷史。

令人矚目的是，各方都以類似的方式來感知相對的信息流。事實上，俄羅斯和西方國家（且不說烏克蘭）都認為自己是信息戰的受害人。各方堅持認為自己在根據信息政策進行捍衛，只希望對抗敵意的信息傳播。各方都大大高估了鄰國信息戰及其結果的可能性。它們都試圖把沒有明顯政治含義的進展弄成政治問題，或者夸大其辭。

當然，必須從更廣泛的視角來考察這個問題，把它視為有意推動政治議程和集體潛意識宣示的結合。就政治而言，人們記住的是俄羅斯與西方在后蘇聯時代的未決問題。這層關系的特征依然是競爭、零和博弈和安全困境。信息空間的進展使人們想起與歐洲安全結構有關的問題。至于集體潛意識，重要的是注意到了俄羅斯及其中東歐鄰國持續帶來的嚴重休克，在后蘇聯空間里同樣如此。

在中東歐，幾乎所有國家與俄羅斯或原蘇聯的關系維持著這樣那樣的休克狀態。地方政治精英試圖操控這類經驗，使之復蘇并永恒化，這個事實也不意味著這些經驗不存在。這使得歐盟的通信政策進一步復雜化，在歐盟，西歐的負責方式與中東歐各國敏感與脆弱的特質共存。另外，一種受害的心態也傳染了格魯吉亞和烏克蘭。

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俄羅斯也經歷了休克或同樣痛苦的體驗。東歐鄰國方面，在主要參與者制定的大計劃中有受害的感覺，在這個計劃中，東歐的作用僅限于充當隔離西方與俄羅斯的緩沖帶。在后蘇聯時期，這個觀念恰當地轉化為這些國家內民族團結的動力。

俄羅斯的痛苦具有不同性質。首先，它涉及到與國家不計后果擴張所留下的深刻傷痕。它產生了一種對俄羅斯國家體系的不信任且又混合著對之敬畏和順從的根深蒂固的情感。其二是這個龐然大物的轟然倒塌及對其宏大的緬懷情緒，加上失去了合理參照系并試圖重新找回。這一切又與人們熱愛祖國的本能混合起來，人們把它描繪成超越國家制度的某種理想，這使俄羅斯從最嚴重的打擊中崛起成為可能。但是，這兩種外傷引起的痛苦要消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種痛苦未來肯定還能感受到。事實上，來自俄羅斯內部和來自國外的信息碰撞，可能導致的結果是一點也預測不到的。

俄羅斯與西歐都想說什么？

鑒于這種背景，就需要考慮來自俄羅斯的和來自所謂“歐洲”的信息的一般結構。信息戰概念意味著這個結構應該是相似的——沖突各方互發有內聚力的意識形態信息，旨在獲得盡可能多的人的支持。但實際并非如此。來自所謂“俄羅斯”的信息和來自所謂“西歐”的信息，在結構上是完全不同的。

自冷戰以來西方信息沒有發生多少變化：民主制與充分的民族國家、市場、法治、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近來這個組合中加入了寬容與跨界移動?？傮w上，這是一種解放的意識形態。中東歐各國在促進這個愿景上表現出的熱情，大大超過冷戰后的美國和老歐洲。事實上，解放與個人自由較少、國家監督較強是并存的。這個愿景已經成為后蘇聯空間的一個主要因素。

與原蘇聯不同，俄羅斯并沒有提出另一個取代方案（仔細想想，原蘇聯的實驗本質上也是西方的實驗，因為原蘇聯的實驗促進了解放和啟蒙）。實際上俄羅斯缺乏成熟的民主傳統，因為健全的法治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先決條件。俄羅斯沒有否定單一的西方主導的價值觀，甚至如今被正式視為俄羅斯身份基礎的愛國主義，也根植于西方理念：民族國家理念，以及國家是政治群體而非倫理群體的理念。

俄羅斯信息似乎在圍繞這樣一個觀念兜圈子：西方呼吁秩序卻又在傳播騷亂，西方言行不一。關于烏克蘭和敘利亞危機的辯論充滿了這個觀念。正如原蘇聯曾經做過的那樣，俄羅斯指責西方不守信用，不過沒有發出戰爭威脅。

另一方面，出現了一股力量能提出與西方計劃迥異、并開始公開挑戰的取代方案。激進伊斯蘭提出了一個關于正義、國家、自由和其他基本價值觀的不同愿景。俄羅斯與整個西方的悲劇，在于他們依然進行著過去的敵對戰爭，低估了激進伊斯蘭意識形態的力量。

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斗爭，是一場幻覺之爭，不會有任何結果。但幻覺對于實際政治卻有深刻的影響。未來很多年里，“俄羅斯威脅”有可能繼續是烏克蘭、格魯吉亞和中東歐許多國家的一個團結因素。俄羅斯將繼續把它們看作某個反俄羅斯陰謀發源地的西方“核心”的牽線木偶。這一切能確保政治家獲得更多的選票，確保更多的民眾提高對媒體的評級。

再者，目前信息前沿互動的另一個悖論，就是互動就其性質而言，屬于資本主義。甚至國有媒體，其動力與其說來自上級的政治命令，不如說源自與政治精英和廣大民眾發出共鳴的愿望。供求方面的變化可能會結束這種信息的“虛幻戰爭”。供求變化也可能把資本主義也一起結束掉。顯然這是俄羅斯和西方都不想要的。

原文標題：Information War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Leads Now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