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啟蒙與規約
——《我們夫婦之間》知識分子敘事及其文學史意義

溫雅紅

（山東大學，濟南 250100）

話語啟蒙與規約
——《我們夫婦之間》知識分子敘事及其文學史意義

溫雅紅

（山東大學，濟南 250100）

對《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是建國后文壇第一樁公案，小說反轉式的命運顯示了國家政治規約的強大力量，雖然作品在文壇轉瞬即逝，但影響深遠。建國初期小說發展的現代性萌芽被阻抑，中國文壇陷入長達三十年的沉寂，直至八十年代才又重新接續。以往對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的研究多集中于日常敘事的角度，較少意識到該小說對建國后知識分子寫作的重要影響，而導致作者及其小說顛覆性命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作品敘事視角所隱含的潛在書寫傾向。因此，本文試圖以小說中知識分子第一人稱敘事方式為切入點，重回歷史現場，探究五四啟蒙的知識分子在建國后的寫作與命運。

《我們夫婦之間》；知識分子；第一人稱；五四啟蒙

蕭也牧的短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以小知識分子的第一人稱自敘的視角講述與工農革命者出身的妻子之間的生活故事?！拔摇庇善鸪鯇ζ拮哟炙?、落后的鄙視逐漸被妻子善良、舍己為人的美好品質吸引，夫妻二人由矛盾轉為互相學習。小說在1951年一經發表便引發文壇關注，許多讀者來信贊揚蕭也牧的創作為沉悶的文壇帶來新氣息，小說很快被拍攝為電影，由上海著名男演員趙丹主演，同期話劇版、連環畫版作品也進行改編，1951年4月7日《光明時報·文學評論》贊美作者從平淡生活中發現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題材，蕭也牧被推上文壇新星的高位。然而，這一文壇盛景卻陡然急轉直下，從1951年6月10日開始，陳涌、李定中（馮雪峰）、丁玲、康濯發表了一系列評論文章，將蕭也牧定性為丑化工農兵、玩弄人民的反革命傾向，速度之迅速、性質之惡劣令人瞠目結舌。在五七干校經歷了一番非人的折磨后，蕭也牧于1970年10月15日被毒打至死?！耙蛞黄≌f觸犯禁忌，從此接二連三遭批判，最終被迫害致死，這是一篇作品開啟一個人的命運?！盵1]蕭也牧案成為文壇第一例公案，對建國后文學創作起著至關重大的影響。

也許，對于我們今天的讀者而言，再次閱讀《我們夫婦之間》并未感覺到作者的反革命傾向和小資產階級對工農大眾的丑化，相反可以體會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以“我”的自私與淺薄反襯妻子的高尚和善良，宣傳了作為共產黨員的妻子對黨絕對忠誠和積極服務人民的美好品質，“我”被妻子深深感動并在碎屑的日常生活中重溫對妻子的愛戀，“我忽然發現她怎么變得那樣美麗了呵！我不自覺地付下臉去，吻著她的臉……仿佛回復到了我們過去初戀時那些幸福的時光?！盵2]作品中妻子前期的固執和夫妻二人之間的“斗爭”甚至給讀者一種幽默的生活化氣息，無怪乎作品發表之初引發讀者的強烈反響。那么，在我們今天看來甚至有一些程式化、頌歌式的作品為何突然成了被批判的對象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夫婦之間》在不恰當的時機出現，成為高層之間權力斗爭的犧牲品，這是不可預想的客觀原因。但任何事情都有偶然中的必然性，筆者想以作品的人稱敘事為切入點，探究《我們夫婦之間》遭受批判的原因，反思建國后的知識分子寫作及命運。

一、知識分子第一人稱敘事

《我們夫婦之間》最鮮明的特點是采用知識分子第一人稱敘事。第一人稱敘事主要受西方小說的影響，在五四時達到高潮，因其可以在較短的篇幅內傳達作者的思想內蘊，引發讀者共鳴，所以作家經常將日記體、書信體與第一人稱敘事聯合使用倡導新思想。短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可以說是作者有意識的小說嘗試，作者蕭也牧時任出版社的編輯部副主任，在業余時間致力于小說創作，對于小說的創作方法有深入的研究并時常給一些青年作者指導。他在遭批判被限制寫作后曾指導浩然要從短篇小說寫起，不要急于長篇小說創作。短篇小說也的確是蕭也牧一直以來的創作追求。然而對于短篇小說而言，第一人稱自敘又是最好的表現方式，出于知識分子的道義擔當和對國家的赤誠之心，蕭也牧冒險選擇這樣一種寫作方式試圖以一己之力掃清社會上不良風氣，毋庸置疑的書寫方式卻遭遇了始料未及的意義接受悖反，《我們夫婦之間》經歷了反轉式的命運。解放戰爭時期無論是國統區還是解放區主要都是政治宣傳類作品，描寫日常生活的作品少之又少，建國初的文藝界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唯一標準，報刊上多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戰斗即享受》這類宣傳檄文，許多讀者寫信給《文藝報》抱怨可讀性的文章很少?？上攵?，《我們夫婦之間》的出現猶如一股清新的氣息。蕭也牧描寫的是上海建國初革命干部進城后生活中的矛盾沖突，以“我”的第一人稱敘事可以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增強感染力，“作者常常是事件的目睹者或參加者。我們讀這些作品的時候，就好像在聽一個朋友娓娓講說他的親鄰的故事，感到格外親切。作者就是生活的見證人，不容你不相信?！盵3]當時城市社會有很多與“我”經歷相似的革命干部面臨著相同的矛盾，小說可以引起強烈的共鳴。對于其他讀者而言，“第一人稱旁觀者敘事則產生‘對話’的修辭效果，敘事者‘我’注視著主人公，通過聚焦的轉換，讓讀者產生一種‘我’的觀看過程?！盵4]讀者透過“我”的視點了解城市生活的面影，滿足獵奇心理，對于主人公夫妻二人的日常生活小插曲抱著娛樂耳目的心態觀看，從根本上符合小說的本質，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

然而，知識分子第一人稱自敘也在客觀上造成了與主流話語體系的悖謬。

其一，是真實性的問題?！暗谝蝗朔Q的使用表明作家強烈地進入作品的愿望，我的語詞形式，即第一人稱代詞和第一人稱的話語方式極容易使作品產生敘事人（有時是敘事人兼作品人物），與自己的混淆，從而不自覺地進入敘事人的敘事活動甚至取代敘事人?！盵5]因而極易使讀者將小說敘事主人公“我”誤認為作者。蕭也牧在寫《我們夫婦之間》時確實也參照了自己很多日常生活，如主人公的設定，“我”和妻子的人物設定與蕭也牧夫婦的實際情況吻合，蕭也牧的愛人李威曾是邊區軍工廠勞模，兩人是在采訪過程中戀愛的，生活中蕭也牧也患有胃病，小說中妻子給患有胃病的“我”打毛背心的情節就是根據實際生活改編的。對于小說而言，人物情節原本就是真實和虛構含混而成，身為作家精神活動的產物不可避免地帶有作家本人的印跡，但是在特殊的歷史時期，“真實”不僅是一個藝術效果問題，更是意識形態問題。事實上，蕭也牧的作品觸及了當時社會上現實存在的不良風氣，許多干部進城以后嫌棄自己的糟糠之妻，經常與與小護士、女大學生在舞廳跳舞，拋棄原配妻子，引發了建國后第一波離婚潮。蕭也牧對這種現象非常不恥，他寫《我們夫婦之間》的目的也正是為了批判這種不良風氣。李威對蕭也牧的這種寫作方式不無擔心，“小心把你自己也寫進去?！苯Y果也正如此，“好事者常常離開作品，把它和作者聯系起來，認為就是作者自己，蕭也牧本人也是個輕浮、華綃、風流不羈的花花公子?！盵6]

其實這種輿論導向與批判蕭也牧的人是分不開的。將蕭也牧的小說從不良思想定性為反革命傾向的正是蕭也牧的老友丁玲。蕭也牧與丁玲私交不錯，蕭也牧曾經幫丁玲手抄作品，丁玲也親切地稱他為“小武”（蕭也牧的真名為吳小武）。但她聯合陳企霞、馮雪峰以《文藝報》為根據地對蕭也牧開展了有組織有策劃的批判活動，又動員蕭也牧的好友康濯對蕭也牧進行批判。從批判文章《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我對蕭也牧創作思想的看法》可以看出，他們是以關愛好友的名義開展批判的，以對蕭也牧的了解將作品中欲加之罪當做蕭也牧本人思想傾向的問題，這一首發之勢對群眾輿論起了關鍵性的引導作用。從另一方面而言，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開始，黨對文藝的領導漸趨絕對化，對于“真實性”問題要求“歷史真實”高于“生活真實”和“本質真實”，以政治為唯一標準，《我們夫婦之間》有違樹立高大的工農兵形象的要求，不符合政治意識形態建構社會主義文學的需要。

其二，知識分子潛在話語啟蒙姿態。作者在使用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時很容易將自我的感情投射在所描寫的人物身上，以個人化的價值判斷左右讀者的閱讀接受，“往往很容易將這個第一人稱的‘我’的同情或憎惡和‘我’的是非觀點帶給讀者，增加作品的吸引力?！盵7]就某種程度而言，以知識分子身份出現的第一人稱在思想情感和價值觀念上與作家基本上是等同的，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作家精英意識下的啟蒙使命。因此，《我們夫婦之間》以“我”的視點講述與妻子生活中的矛盾、摩擦，“我”是知識分子出生，妻子是工農出身，兩人看問題的方式是標準的兩種模式，“我”遇事秉持辯證的思維，認為建國初期的社會問題并非一下子可以解決的，需要慢慢改進，而妻子卻迫切想要消滅一切不平等，在解決學徒開會被掌柜批評的問題時冒進、包辦，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社會改造好。在敘述中，“我”的情感走向是小說的主要基調，開始時對于妻子進城后固執、落伍的言行“我”是鄙陋，甚至是充滿憤怒的?！斑@城市的一切，對于她，我敢說，連做夢也沒有夢見過！應該比我更興奮才對，可是，她不！”“哪知她并不！”語氣強烈的否定句接連使用，可以表現出“我”忍無可忍的憤怒，有時甚至公開批評她：“為什么給自己家里寄呀——那還不是自私自利農民意識！”以至于想到“我們夫婦關系是否可以繼續維持下去?！毙≌f采用先抑后揚的方式，“我”逐漸發現了妻子的改變，她與保姆小娟平等相處，每周教導小娟識字，在思想上拋棄對城市女性的偏見，生活上變得整潔起來，“她在小市上也買了一雙舊皮鞋，逢時集會、游行的時候就穿上了！”就在我準備深入反思自己的時候，妻子主動和“我”談心，承認自己工作太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社會改造好，同時太不講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她忽然緊握著我的手說：“唉！只怪自己文化、理論水平太低！政策掌握得不穩！不能很好地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以后你好好幫我提高吧！”最后“我為她那誠懇的深摯的態度感動了”。

小說敘事脈絡中顯在的視角是“我”對妻子的仰視，而隱現的視點卻是妻子在“我”的指導下不斷進步，“我”是一直掌握著批判的主導權，雖然“我”也時常檢討和反省但卻只是心中的一閃念，而妻子卻是實實在在發生著變化，并且與“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趨于一致，于是小說便涉及到了“誰改造了誰”的問題，這也是批判者對他的詬病之處。與其說是蕭也牧刻意對工農階級的丑化，不如說是他在潛意識中作為知識分子的啟蒙意識流露。對于建國后文壇的政治動向，蕭也牧是有所察覺的，他盡可能地以仰視的視角突出工農兵妻子的高大，有意識地尋找自己的缺點，并以獨白的形式進行自我檢討和自我批判，在妻子日漸高大的形象中顯出自己的矮小，雖然工農兵妻子有落后、淺薄的一面，但最后以其高大的一面遮蔽這些“小缺點”，而且這些缺點在“我”反而是樸實、真摯的證明?？梢钥闯?，在《我們夫婦之間》中，第一人稱敘事視角其實是“分裂”的，顯在的是知識分子接受工農兵教育的仰視視角，而潛在的卻是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作者盡可能甚至是有些刻意地凸顯顯在的視角，但潛意識中作為精英知識分子的啟蒙意識則難以完全隱匿，它不時以訓誡的姿態越出文本，在分裂的視角中顯示出作家對知識分子身份的內在焦慮。

其三，最根本的是工農兵話語方式對知識分子書寫方式的規約?！段覀兎驄D之間》在建國初期的文壇是一個特例，雖然主觀是頌歌類作品，但因為其溢出常規模式的寫作方式而得到讀者的熱烈反響。從敘述方式而言，小說采用知識分子略帶諧謔的幽默語調講述夫婦兩人之間的生活故事，話語間流露出知識分子敘述者的智性光芒。作者并非采取正面描寫的直接歌頌方式表現妻子的變化，而是通過客觀呈現細節讓讀者一同參與見證，妻子從最初的固執，鄙視城里人，變化為開始講究整潔，思想擺脫偏見，直至最后對“我”崇拜，虛心向“我”學習，妻子的變化是一個動態成長的過程，她并非說一不二的鋼鐵女戰士，而是對其缺點不斷自我認知，是一個成長著的“中間人物”，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性的弱點和婦女認識的偏狹。夫婦之間因為寄錢給遭災的老家而產生分歧是小說中經典的情節。妻子在丈夫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其辛苦所得的稿費偷偷寄回家確實有一種農村小民思想，認為“我”既然蓋著她的花被面、穿著毛背心，便有義務受其支配，在兩人的爭論中，“我”始終占據著理性的高峰，既然是為了救災，為何不將錢捐給全村而是單單寄回了自己家中。這個情節在不經意之間表現出小農生產者的自私傾向——剝奪他人的利益以維護自己的利益。若是從小說整體而言，這個情節本可以忽略，因為并沒有對小說主體構成悖反，相反卻是一種烘托補充。但因為在特殊的歷史進程中出現，對不能觸碰的禁忌產生一種威脅，于是被無限放大甚至成了罪狀，為樹立一種絕對規范，《我們夫婦之間》成了話語權爭奪的犧牲品。

二、獨白性敘事話語

從敘事話語而言，“第一人稱主人公敘事，‘我’充當了敘事者和主人公雙重角色，很容易形成獨白性的敘事話語。以‘我’的口吻講述別人的故事，從而形成‘自敘傳’的特征?！盵8]而“單一性政治文化則要求民眾進入‘忘我’（或大公無私）的境界，取消個人空間，放逐私人生活，促成集體主義原則的產生?！盵9]自敘式的日常書寫不符合國家宏大歷史主題的愿景，小資產階級的心理活動和感傷情調毫無疑問是對昂揚樂觀建設激情的違拗，在權力話語看來，以知識分子干部與工農干部結合的過程通過夫婦之間日常生活的爭吵與和好來表現將政治主體庸俗化了，公共性意義被日常敘事原則降低到私性領域。

從人物塑造而言，小說中無論是“我”看待問題的視點還是對妻子性格的描繪，最鮮明的是知識分子辯證的思維。對于工農兵出身的妻子，作者并非進行絕對地贊頌，將其描寫成純潔無暇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而是真實的“人”，縱然是思想進步、以人民利益為第一位的黨員干部，但是仍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性的弱點，這些缺點瑕不掩瑜，相反卻使得妻子形象真實可愛。他試圖在寫作中完成對讀者接受和官方意識形態的雙重調適，一方面肯定并尊重讀者的判斷力和思想高度，將主人公塑造成真實的人，另一方面又稍微刻意突出了作為小資產階級的“我”對工農階級“妻子”的仰慕和愛戀，在“度”上把握良好，這是知識分子寫作的智慧卻也是無法避免的局限。

“在50年代，官方話語的一種典型形態是革命話語。話語構成與話語姿態滲透著強烈的政治強權意識，比如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不容辯駁的剛性語氣以及不由分說的價值判決與指認等?！盵10]而工農兵作為國家形象的代言人必須是完美無缺的，人物性格單一化，價值判斷必須為好/壞、光明/黑暗的二元對立方式，以確立一元化的絕對領導。以《我們夫婦之間》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話語方式是對國家權力話語體系的背離，因其影響程度之廣而不幸成為政治規訓的試驗品，“文學體制化過程中的暴力因素，以政治批判方式、一元化歷史價值理念造成的對‘異己’力量和因素的排斥?！盵11]

結語

究其根本，蕭也牧自覺承襲了五四啟蒙主義寫作方式，甚至可以在魯迅作品中找到某種對應。以知識分子第一人稱為敘事視點，通過生活中的小事影射社會現實，恰是魯迅在以知識分子為主題寫作時常用的方法，《我們夫婦之間》可以說是《一件小事》在建國后的變形寫作。那么，蕭也牧的命運便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宿命，《我們夫婦之間》所代表的多元探索的可能被扼殺在搖籃之中，一元化的政治話語對自由啟蒙的五四話語的徹底圍剿。而這種不幸歸根結底是政治力量對新時代中五四啟蒙主義的規約，以國家強力主導文學發展路徑，制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寫作規范，對那些“寫真實”及“干預生活”的小說出示“黃牌”。

蕭也牧作為一個作家是真誠的，但也是幼稚地，缺乏對轉折時期國家意識形態的敏感認知，在多種偶然因素的觸發下成為政治的犧牲品，與其說這是蕭也牧個人不幸的遭際，不如說這是知識分子寫作在特定歷史境遇中共同的悲劇命運。一種規范的建立，意味著對另一種規范的剝奪甚至消滅。知識分子啟蒙話語姿態被徹底規訓，日常敘事退出了歷史舞臺，此后關于無產階級的宏大敘事一直是十七年文學的主流，二元對立的價值判斷促使人物塑造絕對化、臉譜化，以致虛假化，并在文革文學達到頂端。對《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使建國初期嶄露頭角的文學現代性的萌芽被扼殺，多種書寫的可能性消失，在此后的文學創作中，關于知識分子的主題成為寫作雷區，為數不多的作品如《百合花》、《青春之歌》也全然舍棄知識分子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即使是這樣也無法逃脫被批判的命運。在特定的歷史境遇中，知識分子未能成為歷史的敘述者，他們只是被歷史敘述，沒有權力作歷史的觀察者和評判者。日常敘事悄然隱匿，直至八十年代才重新以新寫實主義的面目出現，毋寧說城市寫作在相當一段時間絕跡。歷史的悖論性發展促使文學不斷以循環的面目輪番登場，《我們夫婦之間》中新文學現代性的萌芽在被歷史停滯了三十年后重新登場，試想如果當初沒有對《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是否文學的進程又會是另一番面目？文學和政治、知識分子和國家意識形態是自古以來繞不開、逃不出的纏繞糾葛。

[1]張羽.蕭也牧之死[J].新文學史料,1993,(4).

[2]張羽，黃伊編選.蕭也牧作品選[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79: 182.(文章中引用《我們夫婦之間》部分均出自本版本。)

[3]沙汀.漫談小說創作中的一些問題[J].人民文學,1960,(3).

[4]令狐兆鵬.作為想象的底層當代鄉下人進城小說研究[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95.

[5]曉華，汪政.第一人稱研究[J].當代文壇,1998,(5).

[6]石灣.紅火與悲涼——蕭也牧和他的同事們[M].上海: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10:51.

[7]羅執廷.十七年小說第一人稱敘事初探[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5).

[8]曉華，汪政.第一人稱研究[J].當代文壇,1998,(5).

[9][10]王建剛.政治形態文藝學——五十年代中國文藝思想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19,23.

[11]賀桂梅.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的研究[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7.

責任編輯：陳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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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4288(2016)03-0021-04

2016-03-31

溫雅紅（1992-），女，山西太谷人，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