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督管”在鄉村紅白喜事治理中的出場

田祥茂，張業振

（1.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100081； 2.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武漢430072）

論“督管”在鄉村紅白喜事治理中的出場

田祥茂1，張業振2

（1.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100081； 2.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武漢430072）

紅白喜事是鄉村社會的重大活動，也是當前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岸焦堋弊鳛榧t白喜事中的關鍵人員，不僅對紅白喜事本身的進行有著重要作用，而且對創新鄉村治理也有著積極意義。借助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可以發現，公共交往場域、信息傳播場域和民俗展演場域等多個場域都需要“督管”出場?！岸焦堋迸c事主的關系是紅白喜事眾多關系中最原始的，二者形成的全權型、協商型、象征型的互動關系對社會風氣有著重要影響。因此，鄉村紅白喜事治理中，必須認識到“督管”作為公共空間帶頭人、信息傳播把關人和民俗文化傳承人的出場角色及其作用，充分調動和發揮好“督管”的積極作用，來創新鄉村治理，實現鄉村善治。

紅白喜事； 鄉村治理； “督管”； 出場

從傳統的村落社會到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紅白喜事①一直都是鄉村社會的重大活動，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要順利完成紅白喜事，“督管”是一個關鍵人員?！岸焦堋?，也被稱為“總管”、“大總”，一些鄉村地區還稱為“執客”、“知客”②。一般來說，“督管”是指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事主行使紅白喜事活動中的人、財、物等的權力，以此來協助事主完成這一活動的最重要人員。進言之，“督管”并不是任何一名普通村民都是可以勝任的，往往只有鄉村能人、名門望族、德高望重的人才能勝任。因此，能夠勝任“督管”的人在鄉村社會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公信力、引導力和影響力，他們的言行深刻影響著鄉村治理的效果。

一、鄉村紅白喜事中“督管”的出場場域

紅白喜事具體是指事主以家庭成員的婚喪嫁娶為事由，在特定時間、地點以宴請為載體來廣聚親朋好友共同慶?；虻磕畹幕顒?。顯然，這類活動的順利開展，單靠事主一家肯定無法完成，邀請信得過的協助人員成為事主的必然選擇，而“督管”是這其中最重要的人員。即便在發生巨大變化的當下鄉村，紅白喜事的不少協助人員，例如廚師、樂師等已經市場化，但“督管”仍然是最重要的人員，凡是舉辦紅白喜事的，不能沒有“督管”的參與和組織?？梢哉f，沒有“督管”，就不成紅白喜事，這足以見得“督管”的重要性。場域是布迪厄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他將場域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盵1]133-134借助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可以發現，鄉村社會中的多個場域都需要“督管”的出場。

（一）公共交往場域呼喚“督管”進場

費孝通先生曾用“差序格局”對傳統鄉土社會的社會格局以及人際關系等進行了形象而精辟的概括。他認為，“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關系。每一個人在某一事件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盵2]25即便今天的鄉村社會發生了諸多變化，但“差序格局”仍然具有著強大的解釋力和適用性。一定意義上，紅白喜事的規模大小與事主社會關系網絡大小存在著正相關關系。社會網絡的研究者就認為，“紅白喜事網更能夠穩定地測出農村居民的社會網絡?！盵3]操辦一場紅白喜事實際上意味著，將事主的社會關系匯聚在特定時空中，并把這種關系網絡呈現在鄉村公共視野中。這自然也就演變成事主社會關系網絡中各成員交流、交往的公共空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紅白喜事成為鄉村公共交往場域，具有了一定的公共性。在這個公共交往場域中，事主的社會關系網出現“時空壓縮”，幾乎所有的關系網絡成員短時間迅速地集聚于同時空，事主根本不可能一一關照到位。這時就需要社會網絡廣泛的“督管”進場，協助事主或代替事主迎接各類賓客（核心賓客除外），以防怠慢客人，失去禮數，從而達到維持事主社會關系網的目的。

（二）信息傳播場域需要“督管”到場

在公共交往場域，信息交流與傳播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說，紅白喜事是一個圍繞事主社會關系聚集起來的鄉村信息傳播場域。在信息傳播場域中，參與其中的各成員相互聚集、自由交流、交換消息，傳播著各類事實、觀點、意見和輿論等。以操辦過程進行劃分，可以形成紅白喜事的前、中、后三個傳播場域。在紅白喜事的準備階段，與事主的紅白喜事直接相關的信息，包括紅白喜事時間、地點、規模、花銷等，從事主這個初始信息源發出并逐步擴散到事主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形成了多個信息流。事實上，事主出于情面，對于將這些信息直接公之于眾是有一些避諱的。此時，“督管”作為最早得到事主相關信息確認的協助人，就需要放一些“風”，把事主操辦紅白喜事的氣氛營造起來。在紅白喜事進行階段，事主社會關系網中的各成員在特定時空中聚集，事實上構成了一個特定群體。網絡中的各成員之間、群體之間以及成員與群體之間相互傳遞和交換著各種各樣信息，比紅白喜事開始之前交流更深入更廣泛更多元。因此，“督管”需要及時到場，來發出真實信息，確保整個活動的順利進行，不至于因為信息的誤傳和負面輿論影響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紅白喜事結束之后，參與人員在活動前獲得的信息得以確認和反饋，這些信息隨即便在鄉村日常社會生活中進一步擴散。其中關于事主紅白喜事的規模、收支等信息成為其他人舉辦紅白喜事的重要參考依據。在整個信息傳播過程中，針對鄉村社會中的某些猜疑、傳言和評價等，“督管”可以發出真實、權威的消息，為事主所舉辦的紅白喜事獲得鄉村社會的認可和好評創造條件，同時也為自己“督管”身份的自我認同、社會地位和處事能力的確認和強化提供有力證明。

（三）民俗展演場域要求“督管”監場

鄉村社會中，紅白喜事不僅作為公共交往場域、信息傳播場域存在。更是由于紅白喜事的特有氛圍，被融入了很多當地的民俗文化，使紅白喜事也成為民俗展演場域，這在婚嫁喪葬等重大事件中表現尤為明顯。一些鄉村地區，這些活動被逐漸儀式化、組織化，使紅白喜事本身也成為當地民俗文化活動的一部分。例如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鄉村地區，紅白喜事多帶有土家族、苗族風俗傳統。即便當下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鄉村觀念急劇變化，但紅白喜事中固有的文化精髓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是隨著時代發展而逐漸變遷，與鄉村的現代性因素逐步融合，成為現代鄉村文化的一部分。湖北恩施土家族的傳統“哭嫁”意在以悲襯喜，借此感謝父母、感恩親人；“喜喪”則表現了當地人豁達的生命觀、生死觀。這些情感寄托、文化習俗等并沒有因為哭唱等儀式在紅白喜事中的缺席而消失，它們早已融入當地人的世俗生活之中。近年來，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逐漸被重視、傳統文化的經濟價值在市場中逐步被開發等，包括政府在內的社會各界愈加重視起民俗文化保護工作。這種情況在恩施州鄉村地區的紅白喜事中，表現為滲透在紅白喜事的各個流程、儀式、語言中的“哭嫁喜喪”等風俗又有復興傾向，土家情歌、擺手舞、三棒鼓、撒葉兒嗬等等傳統民族文化形式也出現在紅白喜事中。紅白喜事作為民俗展演場域，承載起了當地民俗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而很多鄉村“督管”，正是這些民俗文化的實際傳承者和主持者。在鄉村紅白喜事中，大部分傳統的儀式只能是由“督管”來完成，他起著監督展演內容、形式等作用，這是城市里的婚禮葬禮主持人所代替不了的。

二、“督管”與事主的互動關系及其影響

“督管”是最早得到事主確認的協助者，同時也是事主最信賴的人?！岸焦堋迸c事主的關系是紅白喜事中諸多關系中的初始關系，也是最為重要的關系。在鄉村社會的轉型發展中，依據“督管”在紅白喜事中支配人、財、物等（社會網絡和財物歸事主所有）權力的掌控程度，“督管”與事主的互動也呈現出不同關系。不同的互動關系對紅白喜事本身及其所產生的社會影響（社會風氣）也具有不同的特點。

（一）全權型

全權型互動關系中，事主幾乎完全放權，將紅白喜事大小事務全權委托給所聘“督管”，事主完全信任“督管”的能力。這種類型的出現原因如下：一方面，事主同“督管”的社會地位在當地都相當高，二者的關系網絡覆蓋面重合度較高，能夠代替事主處理與參與者的各種關系；另一方面，“督管”的品德素質、社會地位、辦事能力等已經得到了鄉村社會的共同認可，并且能夠真正像對待自己的事情一樣操辦事主的紅白喜事。全權型互動關系下，紅白喜事效果基本在“督管”把控之中，事主大都同意“督管”的抉擇和建議。如果“督管”選擇大操大辦，必然引來遵循著“關系”準則和“人情”標準[4]的紅白喜事參與者們競相效仿。這樣一來，富有者紛紛加大紅白喜事操辦力度和水平，貧窮者也會盲目跟風，礙于情面甚至是舉債大操大辦自身的紅白喜事。一旦這種大操大辦之風盛行鄉村社會，鄉村的社會風氣便與社會主義新農村要求大相徑庭，也造成了傳統鄉村文化和美德的異化。但是，如果“督管”選擇節儉文明辦理，同樣也會影響紅白喜事參與者們有意識控制自身紅白喜事操辦程度，減緩紅白喜事大操大辦的攀比之風，還鄉村社會以寧靜與祥和。

（二）協商型

協商型互動關系中，“督管”與事主相互合作、配合，協商決定紅白喜事相關事務，大部分是根據事主實際情況確定紅白喜事花銷、規模等情況，“督管”主要負責紅白喜事具體事務，相當于事主的“管家”，決定權相對不大，但影響力不小。協商型互動關系是鄉村紅白喜事中最主要的“督管”與事主的互動關系，是鄉村人的普遍選擇。這種互動關系下，事主只求不落后當地紅白喜事普遍水平，盡量不在來參加紅白喜事的親朋好友們面前“丟臉面”，獲得鄉村社會的基本認同即可。換言之，大部分事主已經變得精于“算計”，考慮到收支關系并不太贊成“搞大場面”。大操大辦紅白喜事只是受到整個鄉村社會風氣的影響，為維持自身“臉面”而不得不提高紅白喜事規模和水平。因此，身在其中的“督管”如果能夠破解事主的“臉面問題”，講清楚紅白喜事應注重內在的精神內核而不是外在的場面。從而能使事主不被炫耀、攀比風氣所裹挾，讓事主不盲從大操大辦之風。但是，如果聽命辦事的“督管”對此推波助瀾、不加勸阻，大操大辦紅白喜事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鄉村社會風氣走向只會越來越糟糕、越來越浮躁。

（三）象征型

所謂象征型，是指紅白喜事中的“督管”基本被看作當地身份地位的象征，屬于虛職，“督管”的實際事務性角色與功能一定程度上被虛置，而關于人際交往、文化傳承的角色和功能則被強化。受事主之邀而擔當“督管”之人，大部分是事主看重其在當地的身份地位較高，并不要求所邀“督管”去組織管理紅白喜事的具體事務。這種象征型的互動關系，事主邀請的“督管”并不是真正需要他來做紅白喜事的“督管”，更多是向“督管”表達事主的敬重之情，以及在各個場域中向紅白喜事參與人員彰顯事主與“督管”的這種親密關系。這種互動關系一般只出現在喜慶事之中，且大部分是非婚嫁情況——婚嫁上，這類人一般作為主婚人出現。紅白喜事中，一旦出現這種類型，一般有設“副督管”負責主持實際事務，事主與“副督管”的互動關系類似協商型。象征型互動關系的出現，一定意義上也表達了事主對于“督管”的獻媚及其對這種關系的炫耀。這種互動關系下的“督管”，一言一行對于事主大都具有重大影響。如果“督管”建議事主大操大辦紅白喜事，一般都能被事主采納，與全權型互動關系下的“督管”一樣選擇大操大辦紅白喜事，也會引發擴大鄉村社會的不良風氣。反之亦然，主張事主選擇適度操辦紅白喜事，將有助于引導鄉村社會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增加鄉村社會的幸福感。

三、“督管”在鄉村紅白喜事治理中的出場角色

目前，“督管”在鄉村社會中，有被逐漸固定化、職業化傾向。一個村莊中往往也只有少部分人可以經常出任“督管”，他們不僅直接影響紅白喜事本身的完成情況，而且對整個鄉村治理也有著重要影響。這種變化，將更有助于對“督管”進行精準定位，恰當發揮其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因此，正確認識“督管”在紅白喜事中的出場角色，積極發揮“督管”在鄉村紅白喜事治理中的正向作用，成為破解鄉村紅白喜事治理難題的有效辦法。明確“督管”在鄉村紅白喜事治理中的出場角色，可以使紅白喜事治理成為鄉村治理的抓手或突破口，來創新鄉村治理，實現鄉村善治。

（一）公共空間帶頭人

紅白喜事作為公共交往場域，賓客的規模大小一定程度上表征著事主社會關系的強弱，是事主社會關系網絡的集中展現。圍繞事主社會關系聚集起來的人群在特定時空中聚會，因距離遠近、親疏關系不同等情況，賓客們往往三三兩兩地間隔而來，如何協助事主招待他們成為“督管”的必備職責。這個特定的公共交往場域伴隨著事主紅白喜事的舉辦而產生，也因事主紅白喜事的結束而解體。公共交往場域的這種間斷性并不影響公共交往的發生和發展，反而因鄉村范圍內不同事主紅白喜事的舉辦得以延續與更新。事主的關系網人群是紅白喜事的主要參與者，這些人在這個公共交往場域中自由聚集，在他們的交往中各種關系、信息、文化等得以在此互動與生成?！霸谝粋€村莊的范圍內，村民通過公共空間獲取各種公共信息，發表社會輿論，合作處理公共事務，培育公共觀念?！盵5]在這個公共空間中，如何達成公共意見，養成公共觀念離不開公共領袖的引導?！岸焦堋币蚱涮幱诠部臻g的特殊身份和在當地較高的社會聲望、社會地位等，被天然當作為某種意義上的公共領袖，他的意見和建議成為其他人的重要參考，相當程度影響著他們的決策。這種情況下，作為公共空間帶頭人，“督管”的聲音和行為成為鄉村公共空間的“風向標”。因此，“督管”需要慎重處理相關事務，主動表達積極健康的思想觀念，自覺抵制消極庸俗的不良觀念，積極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助推鄉村社會風氣有序改善，培育風清氣正的鄉村公共空間。

（二）信息傳播把關人

紅白喜事開始之前，有關紅白喜事的各種信息，以事主為信息源，圍繞著事主關系網輻散開來。隨著紅白喜事的進行，各信息流得以匯聚并相互互動、交換和生成新的信息流，經過反饋的信息流在紅白喜事結束之后，又在隨著參加活動的賓客而進一步傳播，最終迅速擴散至整個鄉村社會。整個信息傳播過程中，紅白喜事作為信息傳播場域，發揮著信息匯聚、信息互動、信息交換、信息修正、信息生成和信息確證等重要作用。在整個信息傳播過程中，“督管”因與事主的特殊關系，也掌握著一定的信息權，尤其是作為全權型、象征型互動關系中的“督管”更為明顯。盡管在紅白喜事開始之前，“督管”只是作為一個輔助信息源而存在，但并不影響其權威性。紅白喜事進行中，“督管”身居信息傳播場域中，掌握的信息較大多數賓客更為真實可靠，是各信息流的集中匯聚點。這也意味著，“督管”在信息傳播場域中將會接收大量信息，并擔負著確證真實信息、交換最新信息和修正錯誤信息等職責。換言之，“督管”作為信息傳播場域中的主要信息發射源，可以被看作是這個信息傳播場域的意見領袖。但更重要的是，“督管”并不停留于信息發射，還會自覺進行信息的綜合處理?！岸焦堋币允轮魇谝?、授權為根據，可以對接收的各種信息進行篩選、過濾、加工和公開傳播。這種意義上，“督管”以一個信息傳播把關人的角色而存在。作為信息傳播過程中的主要信息控制者，“督管”可以在紅白喜事各個環節影響著信息的傳遞。正因為如此，“督管”能夠通過提倡節儉辦理紅白喜事、批判大操大辦紅白喜事等意見表達、信息傳遞，來調節紅白喜事“過火”現象，遏制鄉村社會的攀比炫富之風。

（三）民俗文化傳承人

民俗文化在紅白喜事中的復興趨勢，“督管”是重要的推動者。作為鄉村能人、鄉村精英的“督管”，弘揚紅白喜事中的民俗文化成為他們進一步提升當地社會地位的有效選擇。民俗文化反映著當地精神風貌，“督管”推動民俗文化的進場，增添了紅白喜事本身具有的文化內涵?！岸焦堋背鲇谧陨砟康目紤]，愿意去學習和掌握這些傳承下來的儀式，更樂于去表現和傳遞這些儀式背后的文化意蘊。但值得注意地是，文化復興不是文化復古，不是單純的回歸傳統、回到過去，主張一切向傳統靠攏，對于凡是不符合傳統要求的都采取抵制態度，盲目要求恢復一切傳統。這既是對現代化的迷惘與反抗，也是對傳統文化不加以區分的錯誤選擇。真正的文化復興是積極地在現代化進程中改造傳統文化，對于不適宜現代生活的部分傳統進行改造升級，對于鄉村長久保留的優良民俗大加鞏固，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岸焦堋弊鳛槊袼孜幕瘋鞒腥?，需要正確認識民俗文化在紅白喜事中的復興，審慎處理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的關系，自覺抵制一些陳規陋習遺留在民俗文化展演場域，防止一些低俗惡俗表演入侵到紅白喜事中，改造一批適應現代鄉村的民俗文化作品，積極弘揚表征鄉村優良傳統、現代鄉村精神的民俗文化，力爭把紅白喜事打造成為當地的一張民俗文化名片，成為一名有責任、有擔當的民俗文化傳承人。

注釋：

①紅白喜事最初指的只有婚喪嫁娶。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觀念的變化，紅白喜事的具體內涵不斷充實，凡是值得慶祝的事情都被賦予紅事的意義，諸如遷建新居、慶賀生日、開業慶典等等事宜。

②“知客”一詞最早出現于唐朝《百丈清規》中：“知客，職，典賓客?！弊畛跏侵笇Ｖ杆聫R里接待賓客的僧人。

[1]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M].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2]費孝通.鄉土社會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3]胡榮.中國農村居民的紅白喜事網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社會學評論，2013（6）：51.

[4]曹海林.村莊紅白喜事中的人際交往準則[J].天府新論，2003（4）：77.

[5]田維揚.村落公共空間中的交往準則——基于昆明滇池西南岸中誼村紅白喜事的探討[J].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3（1）：109.

Research on the Appearance of“Du Guan”in the Rural Governance of Weddings and Funerals

TIAN Xiang-mao1，ZHANG Ye-zhen2
（1.School of Marxism，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2.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Weddings and funerals are the major activities in rural society，as also important content of rural governance.“Du Guan”is the key person in the rite of weddings and funerals，wh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ite as well as in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According to the Field Theory of Bourdieu，we can find that it requires“Du Guan”to appear in the field of public communication，information spreading and folk performanc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Du Guan”and host，which is the most original one among the weddings and funerals，is the interactive one of full-power，negotiable and symbolic type tha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atmosphere.Therefore，in the rural governance of weddings and funerals，we should realize the role of“Du Guan”as the leader of public space，the gatekeeper of in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uccessor of folk culture，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function of“Du Guan”to innovate the rural governance，eventually achieving good governance of rural areas.

Weddings and Funerals； Rural Governance； “Du Guan”； Appearance

C912.64

A

1671－9743（2016）10－0013－04

2016-09-25

田祥茂，1989年生，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碩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張業振，1990年生，男，湖北恩施人，博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