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恩的亞里斯多德經歷簡析

宋志潤

(華南師范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庫恩的亞里斯多德經歷簡析

宋志潤

(華南師范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510006)

[摘要]亞里斯多德經歷是庫恩學術研究生涯的重要轉折點，也是《科學革命的結構》思想的起點。庫恩從亞里斯多德經歷認識到不同時代思想模式的斷裂，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甚至以格式塔轉換和宗教皈依等夸張樣式來論證科學史上經歷范式變化的科學共同體的思想狀況。

[關鍵詞]庫恩；亞里斯多德經歷；不可通約性

庫恩(T. S. Kuhn)在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以下簡稱《結構》)為他贏得巨大聲譽的同時也引發眾多反對。其中，在以色列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有人甚至聲稱“應該燒掉那本書(指《結構》)”，“它滿篇說的都是非理性”。[1-3]庫恩最為期待的哲學領域學者批評聲尤著，認知科學研究小組ABC認為，庫恩“承受了許多先知的命運：他被他最希望影響的人們所忽視”。[4](P1)近四十年之后，尼科爾斯這樣評價，“對于庫恩，無論我們是支持、反對，還是中立，我們都不能否認這一點，即庫恩的著作在有關科學、文化和跨越諸多學術領域的政策方面具有極大的爭議性，甚至在政治領域和商業世界也一樣?！盵5](P1)庫恩的哲學思想影響深遠，但他走上哲學之路非常偶然，觸發事件是他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一次傳奇經歷。

一、庫恩的亞里斯多德經歷

1990年10月，年近七旬的庫恩參加了美國科學哲學聯合會雙年會，談到他正在寫作的“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Changes of Lexicon”時說，“不可通約問題占據了該書最大的篇幅。自從《結構》一書出版以來的三十年來，該書中還沒有什么其他方面如此深刻地令我關注，這些年來我更加強烈地感到不可通約性必定是任何歷史的、發展的和進化的科學知識觀的重要組成部分?！盵1](P90)不可通約性，也可譯為不可公度性，或不可共量性，在科學哲學領域是一種隱喻性用法，意思是科學理論之間“沒有共同語言”，用庫恩的話說，兩個理論是不可通約的指的是，“不存在這樣一種中立的或其他的語言，可以把由語句集表達的兩個理論翻譯成這種語言而沒有剩余或損失?！盵1](P36)該論題是庫恩思想的核心，其產生始自他的亞里斯多德經歷。該經歷對庫恩的影響是如此之大，無論是學術思想還是個人職業生涯規劃等均如此，庫恩在后來的許多著述和訪談中屢次提及，津津樂道。

庫恩遭遇亞里斯多德經歷是在1947年攻讀博士學位時發生的。庫恩1940年進入哈佛大學，后師從Van Vleck研究固態物理學，并于1949年以“單價金屬的內聚能”研究獲得博士學位。1947年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James B. Conant選擇他作助教，講授科學通識課程，為此庫恩開始閱讀過去的科學文獻，在閱讀過程中，庫恩遭遇了亞里斯多德，正是這個經歷開始引起他對不可通約性問題的思考。

“我第一次遇到不可通約問題是在1947年，那時我還是一個理論物理專業的研究生，應邀做一些關于伽利略的講演。為了清理伽利略思想的來龍去脈，我閱讀了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在閱讀過程中我發現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看起來一以貫之的奇怪，不過我還是相信我對于文本的閱讀能夠告訴我那些觀點說的是什么。我不斷遇到一些根本講不通的文字，它們與其說是模糊不清，不如說荒謬，以至于不能相信它們是出自于亞里斯多德這位天才學者之手。我耐著性子讀下去，在1947年一個炎熱的夏日，我終于在看似反常的文字中看到了一種形式(pattern)，亞里斯多德的文字旋即有了意義，不過這只是在我變換了閱讀方式，改變了閱讀文獻前已經具有的某些概念(也就是語詞的意義)時才發生的?！盵6](P32)

學習是從不會到會的過程， 這需要諸多條件，理解則是語詞知識充分具備的情況下從陌生文本中領會其意義。庫恩在閱讀以現代英文譯就的亞里斯多德文本時，盡管詞項語句并不陌生，卻根本無法理解亞里斯多德試圖表達什么意思。因課程講授的要求，亞里斯多德物理學屬不可或缺的主題，庫恩耐著性子繼續他的閱讀。經歷了一段時間，庫恩對于亞里斯多德物理學終于形成頓悟。一般而言，頓悟發生在突破現有理解模式找到新的路徑之時，以形象化圖式言之，就是從現有平面脫出，從一個另外的高度形成俯瞰姿態，從而原來的閱讀對象就呈現出不同的形態，閱讀者進而對理解模式開始反思，這類似于二階思維。對于庫恩來說，這一個意義非常重大的時刻對其一生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亞里斯多德經歷在庫恩的記憶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必要的張力》序言曾言，“我自己是在1947年才開始徹底醒悟的，當時要我暫時中斷我的當代物理學的研究項目，準備一組關于17世紀力學起源問題的講演?！谝粋€難忘的(也是炎熱的)夏日，這些困惑突然消失了。我一下子領悟到，可以采取另一種方式閱讀那些我一直苦苦攻讀的文本，從而理解有關的入門的途徑?！盵7]

《必要的張力》是1977年出版的，三十年的時間跨度使得庫恩的回憶必定存在一定的記憶修飾，不過對照前引文，我們大致可以把握庫恩領悟到的是什么，另一種閱讀方式又所指為何？顯然學生時代的庫恩當時的概念結構是牛頓體系的，這種概念結構與亞里斯多德體系截然不同。庫恩意識到二體系相應概念的差異，如“運動”，亞里斯多德體系意味著“性質的變化”，在其宇宙中處于核心地位的不是元素或物體，而是形式。閱讀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必須對諸如運動、位置、地點等形成公元前四世紀的希臘人本有的理解。經過亞里斯多德經歷，庫恩開始有意識地尋找一種閱讀過時文獻的最好方法。并總結出兩條教訓，“第一，讀一個文本有許多方式，拿現代最易于理解的方式用到過去，往往不合適。第二，文本的可塑性使各種讀法都不一樣，因為有一些(人們卻總是希望只有一種)比別的更合理、更為前后一貫?！盵7]不能以現在慣用的方式來理解過去的文本，必須把過去的文本作為一個有內聚性的整體，不能為了適應現代的閱讀而故意舍棄一些不能理解的部分。

亞里斯多德經歷使得庫恩產生了不可通約性的最初意識——“不可通約性這個概念對我突現出來，是在我試圖理解古代科學文獻中所遇到的明顯沒有意義的段落那個時候，通常它們往往被看成是作者混亂或錯誤信念的結果。與此不同，我的經歷使我意識到，那些段落一直被誤讀了，通過恢復有關詞項的古老意義，認識到這些意義與后來流行的意義有所不同，我們就可以消除認為歷史文獻沒有意義的那種表象。從那時起，我常常隱喻式把后來意義得自先前意義這樣的過程說成是語言變化的過程?！盵1](P90)

古代科學文獻所反映的是當時時代背景下科學家對于自然界的認識，其深層次是基本的形而上學觀念。不同時代，或者說即使是同一時代，不同的科學家在深層觀念方面也會有不同。理解古代文本，如果基于現在的基本觀念來進行，是不可能達成真正的理解的。庫恩意識到當時占支配地位的公認理論(邏輯實證主義)存在問題，這使他萌生了《結構》中的思想雛形，包括科學革命、范式和不可通約性等。

二、庫恩的亞里斯多德經歷的實質

在閱讀過去時代的文獻的過程中遇到不可理解的東西，鍥而不舍地抓住這些疑難加以思考以達成理解，最終能找到解決的辦法，這幾乎是所有閱讀者都遭遇的事情。這里，不同之處在于——這個過程本身引起了庫恩的深思，這可謂二階思維?？雌饋硭坪跏菐於魉赜械哪欠N個人秉賦性的歷史敏感在這里起了作用。從俗常思維中抽離正是哲學的特質。庫恩在這里形成某種頓悟，形成用一種格式塔轉換，從而開始了擺脫俗常思維的思想歷程。由亞里斯多德經歷，庫恩得到這樣的啟示：

“讀亞里斯多德的書使我看到一種人們直接對待自然以及用語言描述自然的方式的全面變革。不宜把這種方式說成是知識的增加或者只是錯誤的逐步改正。赫伯特·巴特菲爾德把這種變革說成是‘另一種思路’，這個問題立即涉及格式塔心理學及其有關著作。發現了歷史，也發現了我的第一次科學革命，以后尋求最好的閱讀方式也往往成了另一次這一類的革命。要辨別了解這些事件，只有對過去的著作恢復過時的讀法?！盵7]

由于亞里斯多德經歷，庫恩意識到人類思想的發展并不是累積式的，并不是在一個構架下增加知識片段或進行修改的過程，不同時代的思想模式之間存在斷裂，正是這種斷裂造成人們理解過去文本的障礙。這是一種普遍現象，但是沒有為人們所廣泛認識，而認識與否，實際上無疑會深刻影響我們對于知識、知識發展，甚至人類思想的看法。

閱讀總是以目前自身的背景知識為前提，以現有評價標準為尺度面對文本，閱讀者以自己現有的概念來理解文本。盡管多數時候閱讀會順暢，但在面對涉及到一些關鍵詞項的段落時，往往會遭遇到困難，尤其是古代文本，原因在于古代文本的作者并不是以現有方式使用相關概念的。正如庫恩后來在“科學史中的可能世界”中所言，“對于過去的文本中的詞語和詞組，把它們當成是發生在當代對話中那樣，預設文本的作者也以同樣的方式使用它們。利用當代的詞匯表來理解，由于語言的繼承性和傳遞性，文本中大部分內容都可以這種方式得到理解而不會產生困難，但是，也有一些互相關聯的詞項難以用同樣的方式得到理解，包含這些詞項的句子就成為反常的東西?！盵1](P59)這樣的理解方式就是一種以閱讀者為中心的共時性閱讀方式，無論被評價對象是當下的文本，還是過去時代的，一律因閱讀者個人目前的理解能力而成為現時的對象，如果以幾何圖像做比，那么可以說是一種以閱讀者為中心的球體。庫恩從亞里斯多德經歷所領悟到的，就是實現了一種理解方式的轉變，不再以理解者自己的理解和評價平臺為中心，而是以一種變動的理解平臺，具體來說就是以亞里斯多德的方式理解亞里斯多德，以哥白尼理解哥白尼。如何理解亞里斯多德？就是學會亞里斯多德的語匯體系，成為亞里斯多德的同時代人，甚至成為亞里斯多德本人。通過掌握作者的語言，閱讀者就能夠較好理解文本，同樣以幾何圖象來比喻，這樣的理解模式就成為一個圓柱體，軸心線就是不斷變動的理解平臺，閱讀者因不同的文本對象、不同的時空條件而形成相應的理解平臺。但實質上，用海德格爾的術語，閱讀者對于自身的“被拋狀態”是不可選擇的，閱讀者自身的理解平臺是閱讀得以進行的基礎，閱讀者不可能自如地變換理解平臺。在閱讀者和被評價對象間總是存在時間空間的間隔，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思想模式存在著差異，知識狀態也各不相同(如培根四偶像所言)。時代狀態如此，受其熏陶的個人更因其不同的生長背景、生活經歷而在認知狀態上表現出形態各異，即便是同時代人，兩代還會形成代溝，更何況研究古代文獻涉及到幾百上千年的間隔。[8]

庫恩意識到了不同的閱讀方式，研究不同時代之間的觀念斷裂，如何敉平之間的差異，成為庫恩職業選擇的出發點。關于某一時代統治性的思想模式，庫恩后來提煉出“范式”概念，不同時代的科學具有不同的范式，范式之間不可通約，科學革命導致范式轉換，這種轉換可以心理學上的格式塔轉換相比擬，庫恩在《結構》中大量使用格式塔轉換來強化范式轉變的論證?？茖W共同體以范式為紐帶聯系在一起，要成為共同體的一員，掌握范式成為必須的門檻?？茖W史就是范式更迭的歷史，要理解過去時代的科學理論只能是學習當時的范式。在后來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庫恩不斷修正自己的思想，相繼提出學科基質、解釋學基礎、分類學和詞匯系統等概念，把思想斷裂比為學科基質的間隔、迥異的相似性相異性關系、分類學范疇不同、詞匯系統的差異等，不可通約性也演變為不可翻譯性。由庫恩這個亞里斯多德經歷所導致的不可通約論題的契機，已經蘊涵了所有以后將會發生的事情。

亞里斯多德經歷的重要性還表現在它決定了庫恩一生的職業選擇。按照庫恩本人所學專業，其職業首選自然是理論物理學，他在本科畢業以后進入“無線電研究實驗室”，在范·弗萊克領導下進行雷達干擾的理論研究，1944年還被派往歐洲。二戰期間的反雷達工作使庫恩對于未來的職業選擇有些躊躇，“(在戰爭中有關雷達干擾技術的工作)與以后的事情沒有多大關系，只是我越來越意識到在雷達研究領域我并不是很感興趣，一定程度上，這使我對于成為一個物理學家將會是怎樣有所疑慮”。[1](P271)二戰結束后，庫恩回到哈佛開始攻讀學位，隔年被柯南特教授選中擔任非科學專業學生的科學通識課程的助教。庫恩在準備科學史材料時很快遭遇亞里斯多德經歷，不可通約性問題初次突現出來，進而更影響到他的職業選擇。歐美很多哲學家如維特根斯坦、卡爾納普等都是理工科出身。但由一個閱讀經歷就導致一生的職業選擇發生如此重大的影響，確實頗具庫恩特色。庫恩最先是轉入科學史研究，以后才關涉科學哲學。以至于庫恩后來這樣說，如果他能夠專著于一個領域，在物理學領域也花上象在科學史上的功夫，那將會成為一個極其優秀的科學家，而無須為在哲學界備受爭議得不到承認而焦慮了。

三、簡短的評論

亞里斯多德經歷使得庫恩對當時占據支配地位的邏輯實證主義科學進步觀產生懷疑，認識到科學發展不是累積式的，而是經歷著斷裂，科學革命前后新舊范式之間不可通約。真正的科學史家就是探尋并以通用的語言呈現這種斷裂。盡管庫恩的志向是哲學研究，而非歷史學，但他后來的大多數學術和教學生涯都是科學史，所做的工作就是俯瞰或跨越科學史的這種斷裂。就科學史文獻而言，庫恩一生的觀點似乎在理解可能與否之間搖擺，因而不同時代思想模式斷裂與連續之間的張力，也許就可以認為是庫恩思想的一個基點。

《結構》出版之后，庫恩的不可通約性被理解為不可比較性，很多學者提出質疑。例如，戴維森認為，庫恩是概念相對主義，而概念相對主義自相矛盾，因為概念圖式之間的差異，只有借助于一個共同的基礎才能顯示出來，“不同的觀點僅當有一個可在上面描繪它們的共同坐標系時才是有意義的；而一種共同坐標系的存在又與那種關于顯著的不可比較的斷言不符”。[9](P559)庫恩主張科學革命前后的范式不可通約，新舊范式的支持者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并不斷援引科學史的案例，用科學革命后的語言來描述革命前的科學理論，本身就是自相反駁的，因而庫恩需要確定一下概念差別的程度，以便克制做出相對主義斷言的沖動。普特南也認為，庫恩的不可通約性論題自相反駁，“假如這個命題是真的，那么我們根本就無法翻譯別的語言——甚至以前階段的我們的語言。而如果我們對有機體的聲音全然無法詮釋，那么我們就沒有根據把他們當作思想家、說話者甚至人。簡言之，如果他們是對的，那么其他文化的成員，包括17世紀的科學家，就可能被我們在概念上描述為僅僅是對刺激做出反應的動物。先對我們說伽利略具有‘不可通約的’概念，然后進一步去詳細描述這些概念，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10](P128)其實，通常的翻譯都是譯者熟練掌握兩種語言，結合作者的背景知識、興趣和用途所確定的語境來進行的，無論是不同語言之間，還是面對古代文本。正是這種翻譯過程，才使得庫恩得以大量援引科學史案例支持其觀點，但實質上如果貫徹庫恩的不可通約性論題，理解文本進而把握作者思想根本就不可能。奇徹認為，象庫恩這樣強烈主張科學哲學研究必須結合科學史的學者們，卻又堅決主張相繼的科學理論不可通約這樣的觀點，令人難以理解，“庫恩在《結構》開始時，告誡哲學家要嚴肅對待科學史，最后他得出這樣的結論，過去理論的內容抵抗用現代詞項所做的表達。如果庫恩和費耶阿本德是對的，那么歷史學家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成為不可能的了。我們不能用當代語言來表述過去的理論”。[11](P163)在這些學者的批評下，庫恩后來區分解釋與語言學習，將不可通約性論題限定為語言學層面的局部不可通約性，并進一步發展為關鍵詞項的不可翻譯性。人類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思想模式之間既有繼承性又有獨特性，《結構》中過度強調獨特性，也就是范式之間沒有什么繼承性，范式之間是斷裂的(不可通約)，到后期，庫恩逐漸收緊他的不可通約論題的范圍，體現了他對不同范式之間繼承性維度的重視。

另一個問題就是，庫恩由亞里斯多德經歷得到不可通約性思想的最初萌芽，并在《結構》中連篇累牘地用格式塔轉換來論證范式的不可通約性，并主張科學革命后科學家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實際上是混淆了歷史學家與科學家的角色。在“科學史中的可能世界”中，庫恩提到，“一個歷史學家閱讀一篇過時的科學文本，必定會遭遇無法理解的文字?！雎阅切o法理解的段落，或者把它們看作是錯誤、無知或迷信的產物而置之不理，這是人們通常的做法，并且這種反應有時也是合適的。不過，更為常見的是，人們同情性地思考那些有理解障礙的文字，這就有了一種不同的診斷，那些原文中明顯的反常是一種人為的，是誤讀的產物?！盵1](P59)這里，我們需要注意，是歷史學家在閱讀過去文本才產生這樣的經驗。專注于本領域研究工作的科學家不會有這樣的遭遇，科學家在一種科學傳統(也即范式)中接受教育，并在成熟范式的支配下，而專心于解謎事業，無須探究本學科的基本信念和承諾。通行的輝格式科學教科書掩蓋了本學科發展的真實進程，科學發展被渲染成占據支配地位的科學傳統的累積式發展狀態。很少有科學家會對過去的范式產生興趣，因而不可能遭遇庫恩的亞里斯多德經歷。因此，庫恩實際錯把歷史學家的經驗當作科學家的經驗，認為他們在經歷科學革命之時也同樣會經歷這樣的轉換。圖爾敏的“常規科學與科學革命的區分無懈可擊嗎”就指出，許多物理學家都經歷了1890-1930年這一時期的物理學變革，他們并沒有意識到物理學概念的深刻變革，他們因為各自的原因只是改變了立場。[12](P43)顯然，歷史學家的某種閱讀圖式轉變是存在的，但是把這種轉變用到科學家身上，則有所誤置。另一種誤置就是庫恩混淆科學家和科學共同體二者，庫恩后來在為中文《庫恩選集》所做的序言中說，“《結構》的論證在概括個人與概括集團之間來回搖擺，似乎以同樣概念通用于二者為理所當然，集團無非個人的某種放大形式。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我求助于鴨子變兔子之類的格式塔轉換。其實如同其他視覺經驗一樣，個人會發生這種轉換，許多事例表明，某些科學共同體成員在革命期間也會有此經驗。但《結構》卻把這種轉換反復用為一個集團也會發生的模式，今天看來就不對了?！盵13]庫恩晚年也對知覺格式塔論證進行了反思，“最初，我既討論不可通約性的語言學形式，也討論了它的非語言學形式。我現在認為這是一個過度擴展，它產生于我沒有能夠意識到多少明顯的非語言學成分在學習過程中是與語言學成分一起學得的”。[1](P60)這里所謂的非語言形式，指的應該就是范式轉變的格式塔論證，實質上庫恩的亞里斯多德經歷就是一種格式塔轉換。庫恩晚年從語言學角度論證不可通約性論題，更加系統完善，但所達成的影響遠不能與《結構》相提并論，個中原因作為哲學史話題也值得考察。

在遭遇亞里斯多德經歷十五年后的1962年，在當時時代背景下，作為《結構》的作者，庫恩被認為是革命倡導者，但這是一種誤解，庫恩坦承《結構》的思想是很保守的。[1](P308)伯德總結了庫恩保守性的三種表現，一是強調傳統的重要價值；二是主張科學具有自主性，社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外部影響甚微；三是與激進的外表不同，庫恩《結構》中未表述出來的預設，其實是與他所批判的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和笛卡爾主義一脈相承。[14](P27)霍寧根-惠內是庫恩思想闡釋專家，他曾經從六個方面討論庫恩思想的哲學價值：一是庫恩的科學進步觀；二是反對主張科學的目的在于逼真描述絕對者的某些形式的實在論；三是反對還原論；四是提出常規科學和科學革命的區分，反對波普爾證偽主義；五是提出范例性問題解決模式，對于一般的(由一套規則構成的)科學方法觀產生沖擊；六是主張從事科學研究的是科學共同體而非單個的科學家。[15]霍寧根-惠內對庫恩思想在哲學史上的重要意義的評價是到位的，實質上盡管在哲學界頗具爭議，但庫恩思想在哲學領域以外產生了更大的影響。

亞里斯多德經歷是庫恩形成不可通約性論題的契機，使他意識到不同時代思想模式之間的斷裂，如何揭示這種斷裂成為他以后學術研究的重點，也是他完成《結構》的最初動力。不過當庫恩從亞里斯多德經歷認識到思想模式的斷裂，并以格式塔轉換、類宗教皈依等來論證科學史上經歷范式變化的科學家的思想狀況，從而強化他的范式理論的論證，這就把科學史家的體驗誤置到科學家身上，把科學家個人的體驗誤置到科學共同體。但必須承認，正是這樣兩種誤置在某程度上卻使得庫恩能夠酣暢淋漓地完成《結構》的寫作，對比《結構》出版以后獲得的巨大成功，這應該說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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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谷曉紅

On Kuhn’s “Aristotle” Experience

SONG Zhi-ru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The experience that Kuhn worked on Aristotle’s Physics in 1947 is the trigger point of his academic thoughts. This also make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Kuhn noticed the crack of thinking patterns at various ages from Aristotle. In “Structure”，Kuhn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ion of paradigm，and uses psychological gestalt switch to expound the thinking status where the science community experienced paradigm change.

Key words：T. S. Kuhn；Aristotle’ experience；incommensurability

[收稿日期]2015-09-06

[作者簡介]宋志潤(1968-)，男，山西昔陽人，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科學哲學、解釋學研究。

[文章編號]1004—5856(2016)06—0001—06

[中圖分類號]N03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