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形象建設的經驗

王 慧

(重慶行政學院 ，重慶 4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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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形象建設的經驗

王 慧

(重慶行政學院 ，重慶 400041)

在當今時代，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形象的價值與魅力日益凸顯。在現代政黨政治國家，每一個政黨基于其性質、秉性、品性，都有其外在表現，都有民眾對其的認知評價，都有其政黨執政形象。其中，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形象建設最為典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加強形象建設的經驗主要有：發展形象，即堅持經濟優先的發展戰略，注重公共產品供給；親民形象，即密切聯系群眾，拓展民情溝通渠道；廉潔形象，即加強廉政建設，提高民眾對執政黨的認同。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形象建設；經驗

執政黨的形象制約著自身政治影響力的發揮，是衡量公眾對執政黨信任度和支持度的重要標尺。政黨形象作為一個新的規范關系的范疇，筆者認為，執政黨的形象是指政黨的性質、組織規范、政黨領導人和黨員以及運用國家政權開展活動給黨內外公眾留下的整體印象，這種印象是黨內外公眾基于政黨的客觀表現而形成的一種綜合又相對穩定的評價。良好的政黨形象能夠贏得各國政黨組織的尊重與信賴，促進政黨間的國際交流，能夠利于總結各國政黨執政經驗，提高黨對執政規律的認識和把握，能夠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在多個政黨并存競爭的情況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自1959年以來連續贏得大選，更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9月舉行的新加坡大選中，人民行動黨憑借69.86%高得票率蟬聯執政”[1]。所以筆者選取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作為個案，一方面探討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發展形象、親民形象、廉潔形象方面的做法，另一方面探討借鑒其經驗，結合我國具體實際，加強中國共產黨形象建設，其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發展形象：堅持經濟優先的發展戰略，注重公共產品供給

人民行動黨深知，經濟發展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也是密切黨群關系的基礎，否則其他的一切都將無從談起。正如李光耀所指出的：“絕對是如此，要不然，你們認為應該什么優先？一般人員迫切需要的就是經濟發展?！盵2]正因為如此，人民行動黨自執政伊始就把經濟發展看成壓倒一切的大事，1961年，在制定第一個經濟發展五年計劃的同時，就成立經濟發展局來統籌經濟發展。在經濟發展方針上，新加坡政府通過稅收優惠、提供信貸和財政支持，鼓勵和扶植私人資本投資發展紡織、成衣、食品、木材加工等勞動密集型的進口替代工業，使得新加坡的經濟得到逐步的恢復和發展?！?959-1967年期間，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達7.4%”[3]11。之后，為了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新加坡進一步加大工業化的發展力度，并于1967年底頒布并于1968年初實施了“經濟擴展(豁免所得稅)法案”。該法案對1959年頒布的“新興工業(豁免所得稅)法案”和“工業擴展(豁免所得稅)法案”進行了修訂，突出鼓勵發展面向出口工業，為出口廠商提供減免所得稅的優惠，由此進一步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皳y計，1968～1979年期間，新加坡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達10.1%，而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和金融與商業服務業的年平均增長率也分別達到13.6%、14.9%和11.7%”[3]13。上世紀80年代以后，新加坡進一步突出高科技研究與開發，并鼓勵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從而逐步實現了產業的升級與過渡。進入20世紀90年代，新加坡已經完全躋身于亞洲新興工業國，199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6370新元。從1996年1月起，新加坡正式步入發達國家行列。進入21世紀，新加坡政府確定的“產業21計劃”目標，是要將新加坡建設成為一個富有活力與穩定的知識性產業樞紐,之后，其經濟總體上保持著穩定增長的態勢，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2012年新加坡GDP達3455.605億新元(2765.48億美元)，同比增長1.3%，人均52051美元。

在注重發展經濟的同時，人民行動黨也非常注重實施有效的民生政策，加強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使人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正如李光耀所指出的：“新加坡政府必須照顧全體的利益，如果不可能的話，也得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盵4]518

第一，在教育方面，為了保障民眾，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教育權利，采取的主要舉措有：(1)推出“低收入家庭托兒補助金計劃”。這一計劃開始于1993年，此后不斷調整托兒津貼的頂限和對象。從2009年1月1日起，低收入家庭能夠獲得更多的托兒補助金，并且每—名孩子所能享有的補助金數額是一樣的。(2)推出“幼稚園經濟援助計劃”。此計劃開始于2004年，主要是協助低收入家庭分擔幼稚園學費，讓較貧困的孩童能夠從更優質的幼稚園教育中受益。2006年，幼稚園經濟援助計劃進行調整，除了提高每月津貼頂限(從50新元至55新元不等)外，為在非盈利幼稚園念一年級或二年級的低收入家庭學童提供每月高達75%或不超過65新元(或每年不超過780新元)的學費津貼，也為無法負擔開學費用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每名學童每年高達200新元的起步基金。(3)推行教育儲蓄助學金。此計劃是為中低收入家庭學生而設，主要讓成績最好的25%學生獲益。自1995年開始，這項計劃的家庭收入申請頂限一直維持在3000新元。2006年，教育儲蓄助學金的家庭收入申請頂限提高到4000新元，這讓另外1.7萬個學生獲益[5]127。

第二，建立多層次的醫療衛生保障體系。為了幫助每個公民“共同負擔”醫療費用，新加坡還實行了保健儲蓄計劃、健保雙全計劃、保健基金計劃、樂齡健保計劃等的醫療保障體系。(1)保健儲蓄計劃。保健儲蓄計劃是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制度中主要的醫療保障計劃，它旨在協助個人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保健儲蓄戶頭，以在需要時用于支付他本人或至親的住院費用。(2)健保雙全計劃。健保雙全計劃不同于強制性的保健儲蓄，自愿參保性的健保雙全計劃具有社會統籌的性質，采用的是“社會共濟、風險分擔”的社會保險機制。(3)保健基金計劃。它是在保健儲蓄和健保雙全均無法提供保障的情況下的最后一道“安全網”。貧困者如果在動用了保健儲蓄和健保雙全計劃之后，還是沒有能力支付他們的醫約費的話，則可以向保健基金尋求援助。(4)樂齡健保計劃。樂齡健保計劃是旨在為需要長期照顧的國人，尤其在他們年老的時候，遇到嚴重傷殘的時候，提供基本的經濟保障?？傊?，在新加坡，為了為民眾提供有效的醫療服務，政府建立了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惠及大多數人，保證衛生服務的普遍性和公平性。而“根據2007年IMD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在55個國家的衛生基礎設施比較中新加坡名列第三”[5]164。

第三，制訂“居者有其屋”計劃。新加坡是一個市場經濟較發達的國家，但在住房建設與分配上采取了政府分配與市場出售相結合的形式。為了解決低收入者民眾的住房問題，1960年，國家發展部成立建屋發展局。之后，隨著資金持續投入，保障性住房租賃計劃不斷推進。同時為了滿足民眾擁有自己住房的愿望，1968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從出租廉租組屋為主向出售廉價組屋過渡，1994年建屋發展局允許低收入租戶以折扣價購買組屋。這樣，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擁有自己住房的家庭則從1990年的88%上升到92%[6]?？偟目磥?，新加坡在解決民眾的住房問題上，主要采取的是“抓中間帶兩頭”的策略，即生活在最低標準線以下的民眾由政府提供出租組屋；對于收入水平一般的民眾支持其購買組屋，而對于高收入者則采取“有益的疏忽”態度，即通過他們自己購買市場所提供的私宅解決住房問題。這些舉措對于實現“居者有其屋”、滿足民眾的住房要求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總之，人民行動黨執政期間，在注重發展經濟，實現國家經濟現代化的同時，也注重讓民眾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尤其是在公共產品的供給覆蓋了居民生活的主要領域，保證了絕大多數人住房買房、就醫住院、子女上學等基本需要，以此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的現實問題?！叭嗣裥袆狱h及其政府采取高效的經濟干預政策，依靠其專業的經濟官僚，通過一代人的努力，使新加坡從第三世界躋身于第一世界之林，就經濟發展的問題，為新加坡國人及全世界交上了一份頗令人滿意甚至驚喜的答卷”[7]。由此也樹立了良好的政黨形象?！傲己玫恼h形象有助于維護政黨權威，堅定公眾的政黨認同，增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降低執政，促進政治秩序的穩定，實現政黨的有效政治整合和政治動員，從而為執政黨提供有效的執政環境”[8]。

二、親民形象：密切聯系群眾，拓展溝通渠道

只有密切聯系群眾，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了解群眾的思想動向和利益訴求，與群眾及時溝通交流，才能拉近政黨與群眾的距離，增進政黨與群眾的情感。對此，人民行動黨為暢通民意表達渠道，在加強與群眾的聯系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第一，實行“議員接待日”制度，增加干部與群眾的溝通交流。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國會議員是黨的最重要的干部。因此，通過發揮議員的作用，既有利于強化議員“權力來自選民，必須對選民負責”的觀念，更有利于拓展執政黨與民眾溝通的渠道。正因為如此，李光耀要求議員要具有敏銳的政治嗅覺，及時了解人民大眾的所思所想所急。因此，定期接見民眾是新加坡國會議員的一項例行工作。同時為了便于選民掌握會見的時間和地點，“議員們會專門印刷一張帶有接見選民日程表的賀年卡。議員會在頭年歲末將它送到每個選民家里。選民有了這張卡，按照卡上標明的時間和地點前來拜訪，就定能找到議員”[9]。不僅如此，人民行動黨還要求議員具有服務群眾的能力，要求他們“必須克服各種社會、文化及語言上的障礙”[4]478，要求議員在任期內，對選區內的每個家庭都要進行拜訪。

第二，設立“影子內閣”。因為大部分議員都屬于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成員，所以，為了能“兼聽則明”，聽到各個方面的不同建議和意見，人民行動黨主張在國會設立影子內閣。它是由20名人民行動黨議員組成的“人民行動論壇”。一方面，可以在在國會上扮演發出不同聲音的角色，另一方面，可以深入民間和各個領域，傾聽不同聲音，以使國會的辯論能呈現多元的觀點和思想。

第三，利用社會組織的表達功能。由于社會組織本身具有集聚資源與動員社會的功能，通過社會組織，人民行動黨不僅可以將不同社會利益群體凝聚在自己的周圍，而且通過社會組織也可以更廣泛地聯系社會，了解民意?？偟目磥?，在新加坡，政黨與社會組織的關系主要表現為一種合作關系，這種合作首先與工會的合作。對此，李光耀在要求行動黨身份的議員密切聯系民眾時就指出：“你們和工會分會領導人以及會員的交往，也會使行動黨的議員更具有群眾代表性，也會鞏固行動黨和職總的聯系?！盵4]478“我也是從職工運動中，認識到新加坡不同種族的想法和感受……我進入工會，雖然身居法律顧問的要職，不過，我因從事工會工作而使群眾接受了我?！盵4]478在強調與工會合作的同時，人民行動黨也非常注重其他社會組織的作用。如人民協會、社會基金等。這些組織不僅具有利益表達功能，同時更具有社會服務功能。為了加強與青少年的聯系，了解他們的思想動態，人民行動黨青年團還經常舉辦非黨員與人民行動黨議員的對話會。

第四，重視利用網絡渠道強化與民眾的聯系。在現代網絡化時代，利用網絡收集民情、民意不僅可以大大節約成本，而且也更有效率。人民行動黨也非常重視利用網絡的作用。一方面通過建立自己政黨的網站，宣傳人民行動黨的政策、主張和理念，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網絡以及社交網站為我所用。同時為了直接和網民交流，李顯龍等高級領導人還開通自己的微博，所有這些對于暢通執政黨與群眾聯系渠道，以及了解民情、民意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五，強化政黨服務功能，創新服務方式。服務群眾是執政黨取得民眾信任和認同最有效的辦法。因為，通過服務可以解決民眾最直接的現實問題，方便了群眾的生活。由此，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除了完善自身服務，還積極摸索出各個層面的為人民服務的制度體系。

首先，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服務功能?；鶎狱h組織服務功能直接關系到黨群關系的狀況。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支部，每一個選區都有一個黨支部。在服務民眾的工作上，議員每次接見民眾都需要做好前期準備工作，在這一過程中，支部需要承擔大量的工作，包括民眾接見的登記、幫助議員處理有關函件，等等；在日常的工作中，每當議員到選區居民家中走訪，支部成員也要陪同。所有這些，不僅有效地發揮了基層黨組織的服務功能，也有利于黨員與民眾建立了廣泛而深入的聯系，提高了民眾對執政黨的認同。

其次，依托所屬社會組織的服務拉近黨群關系。社會組織不僅有利益表達的功能，同時還具有服務的功能。通過社會組織，不僅有利于人民行動黨扎根社區，聯系和服務民眾，更有利于拉近黨群之間的距離。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依托具有代表性的社會組織主要有人民協會和社區基金。(1)人民協會。人民協會是與人行黨政府結合緊密的官方組織。人民協會有三個主要基層組織：一是公民咨詢委員會。它主要負責選區內與選舉有關的事宜，同時負責人民行動黨與人民大眾之間信息溝通和暢通方面的事宜。出現關乎群眾利益比較大的問題時，及時收集民意，進而提煉與調查，最后向政府作出建設性意見，從而起到很到的緩沖和溝通作用，最終有效地維護了人民的利益。二是居民(鄰里)委員會。主要負責協調鄰里之間的關系，協助維持和改善組屋區的居住條件，宣傳政府政策、反映民意，組織本小區內的居民文體娛樂活動等。三是民眾聯絡所(俱樂部)管委會。主要負責社區各項活動的開展。一般每1.5萬戶或5萬人就設有一個民眾聯絡所。所有聯絡所使用統一的會員卡，會員可持卡到任何一個俱樂部參加活動。正是通過這些便民、利民的服務，大大提高了人民行動黨的服務能力。(2)社區基金。社區基金主要是為社區的基礎教育提供資金和設施，基本覆蓋兒童成長的相關領域?！吧鐓^基金設有嬰兒托管、幼兒托兒所、兒童學前學后托管中心以及工人夜間進修班、兒童美術、音樂、舞蹈進修班等”[10]。這些機構不僅為民眾提供較為優質的服務，而且其服務價格也相當低。以幼兒園為例，其學費僅相當于私立幼兒園的1/40。此外，社區基金還負責向優秀學生提供獎學金，獎勵優秀人才，并且為婦女提供家庭服務，保障她們的工作就業權利。

最后，通過服務“外包”，發揮福利團體的作用。政府通過政策扶持，將一些服務“外包”給社會組織，可以將其納入自身服務的軌道，進而進一步延伸了執政黨服務的觸角。對此，1999年吳作棟提出了“新加坡21遠景計劃”，其意在于“著手培育公民參與和非政府組織在市民社會中的治理作用”[11]。在服務的“外包”上，由政府規劃，統一招標。政府根據各慈善團體的服務能力等，決定中標團體，并每年進行評估，保證其服務質量?！敖暧旰蟠汗S般大量出現的新興志愿性公民組織代表著今后新加坡公民社會運動的方向”[11]?？傊?，為了使自己扎根群眾，服務群眾，人民行動黨不僅注重強化自身的服務功能，而且通過建立健全不同層次社會的服務，進一步拓展自身的服務范圍和空間，所有這些對于滿足群眾的利益需求，對于增加民眾對執政黨的信任，進而對于密切黨群關系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廉潔形象：加強廉政建設，維護廉潔形象

人民行動黨非常重視對腐敗的預防和懲治，正如李光耀所指出的：“我們當政，素以廉潔、公正和效率為依歸?！盵4]146為了加強廉政建設，人民行動黨的主要舉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依法保廉。法律、法規的完備、詳盡、操作性強是新加坡反貪污措施的一個突出特點。作為新加坡政治上的頂梁柱，人民行動黨集大權于一身，若不能守住“廉潔”這根紅線，抵擋住腐敗的侵蝕，則無異于自毀前程。在成立之初，人民行動黨把自己的黨旗基本色調定為白色，象征著廉潔；黨徽則也以白色為主要原色，其目的是向外界傳達黨廉潔從政的理念和黨內“廉潔”的政治文化?！案鶕斗乐关澪鄯ā返囊幎?，對貪污性報酬沒有最低限額規定，即使一元或一杯咖啡也是貪污行為，也要受到調查。具體表現為：一是即使某公職人員接受了某種賄賂或好處，而他根本沒有提供給行賄人任何方便或服務，貪污罪名仍然成立。二是即使某人只有貪污賄賂的企圖，而沒有構成實際事實，也可認定該人犯有貪污賄賂罪，也就是說只要有證據證明官員具有了犯罪企圖就可以將其繩之以法[12]。

第二，獨立的反貪機構。新加坡貪污調查局(即CPIB),于1952年成立，但在此期間，新加坡是處于英國殖民統治的時期，所以不能很好地發揮其應有的價值和作用。在1960年，新加坡自治政府對《防止貪污法》進行了大幅度修改，新修改的《防止貪污法》賦予新加坡貪污調查局很大的貪污治理權力。反貪機構擁有廣泛的權力，如對任何涉嫌貪污受賄的人有權逮捕，有權搜查，有權沒收贓物等；由于其直接對總理負責，因而不易受到其他主觀因素的干擾。同時，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新加坡的金融業和工商業不斷進步，出現許多新情況，比如商業犯罪活動。為了有效抑制和打擊金融業和工商業出現的商業犯罪活動，在1985年新加坡政府決定在財政部下專門設立一個機構，即商業事務局。商業事務局擁有同貪污調查局相當的權力，在調查取證上也具有很大的獨立性。

第三，加強廉政文化建設。要有效預防和懲治腐敗，需要在社會建立反腐倡廉的文化氛圍，樹立黨政領導干部的自覺意識。對此，人民行動黨注重用儒家的道德要求黨政干部。李光耀將儒家道德歸結為最重要的“八德”——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并大力加以倡導。李光耀倡導的儒家“八德”中的每一“德”都各有其義，但又直接或間接地與廉潔品質有所關聯。此外，為了形成廉潔的文化氛圍，人民行動黨還采取一系列的舉措。如將白衣白褲視為人民行動黨“黨服”，以此象征個人行為純潔，政府作風廉潔。人民行動黨的重大活動，如黨員代表大會、黨員干部大會等，參加這些活動的人民行動黨的黨員和干部一律穿白衣白褲。再如，要求領導干部發揮廉潔奉公的示范榜樣作用。正如李光耀所指出的：“如果我們有什么失職的地方，或是變得貪污腐敗，我們還是一樣會被人民大眾所唾棄的?！盵4]432而“李光耀在這方面的表率作用在新加坡是家喻戶曉的。他的汽車和住房都是自己花錢買的”[13]。

第四，注重民眾參與。人民行動黨執政以來，一直盡力爭取社會各界對反腐敗工作的支持和合作，采取各種措施廣泛地吸引和有效地組織公眾直接參與反腐敗的斗爭。為此，廣泛利用新聞傳媒、互聯網等現代手段，接受民眾監督信息，“近幾年來新加坡貪污調查局每年接到大約800至1000件起涉及貪污行為的投訴和檢舉”[1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雖然中國共產黨在發展形象、親民形象、廉潔形象方面有很大成績，但還需進一步提高和完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形象建設方面的經驗，給中國共產黨形象建設帶來深刻的啟示，即中國共產黨要重視發展形象，需要我們繼續加大生產力發展，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既是人民所盼，也是維護黨執政形象的基礎性條件；中國共產黨要重視親民形象，發揮好群眾的監督作用，要有好的作風，要構建和諧黨群關系；中國共產黨要重視廉潔形象，清正廉潔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必然要求，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本色。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人們的思想觀念日趨多元、多樣和多變，一些人的道德價值觀出現了混亂，這也影響到中共黨內而使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思想道德滑坡，甚至產生了腐敗現象。腐敗是與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背道而馳的。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共產黨認識到腐敗就像毒瘤一樣在侵蝕著黨的健康肌體，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腐敗的發生，維護黨的肌體的健康和活力。實踐證明，只有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重視中國共產黨的廉潔形象，“老虎”“蒼蠅”一起打，通過制度建設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做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以清正廉潔的形象密切黨群干群關系，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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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2.006

2015-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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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6)02-0027-05

王慧(1980—)，女，河南南陽人，重慶行政學院重慶市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四川大學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政黨建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