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國學術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研究新進展

許 昌，王元元

(河南師范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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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國學術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研究新進展

許 昌，王元元

(河南師范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新加坡現代化歷程也是一部人民行動黨執政史。2015年是新加坡歷史上不尋常的一年：獨立建國50周年、中新建交25周年、新加坡奠基者和人民行動黨創始人李光耀去世。這就注定了在2015年中國學者較多地關注新加坡及其執政黨人民行動黨。2015年，中國學術界對人民行動黨及與其相關的新加坡政治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研究成果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呈增加和提高的態勢，從事研究的學者人數增多，研究機構分布廣泛，成果載體日漸多樣。本文在重點分析中國學者對人民行動黨和新加坡政治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展示中國學術界對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研究的特點，并指出有關研究存在的薄弱之處。

中國學術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研究進展

2015年恰逢新加坡獨立50周年，也是中新建交25周年，又逢新加坡的奠基者和人民行動黨的創始人李光耀去世,當年又舉行了國會大選。這就注定了2015年中國學者較多地關注新加坡及其執政黨人民行動黨。本文擬對2015年中國學術界對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研究狀況進行梳理，以宏觀把握當前有關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研究的學術動態，推進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研究的深入發展，也為其他政黨更好地借鑒其執政經驗提供理論支持。

一

就2015年中國學術界專門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研究成果而言，數量是近年來比較多的。在期刊論文方面，2011年-2015年，發文數量分別為8、15、24、14、17，在學位論文方面，2011年-2015年，通過答辯數量分別為1、3、4、3、4,整體上處于逐年上升趨勢。研究層次由以往多為淺層描述發展為以深入分析與比較借鑒為主，比較集中在人民行動黨的人才選拔、國家治理、廉政建設及對中共黨建的啟示上，這也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部長王家瑞的論斷相符[1]。

2015年，中國出版了10余本涉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書籍。如呂元禮等著《問政李光耀：新加坡如何有效治理》(天津人民出版社)和《新加坡治貪為什么能》(廣東人民出版社)、陳國強著《李光耀傳：一個人和一個時代》(人民日報出版社)等?？上驳氖?，新加坡世界未來基金會組織編寫了“新加坡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叢書”，作者有新中兩國學者，由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出版，含張春陽著《新加坡基層組織: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緩沖力量》、周兆呈著《新加坡公共政策傳播策略:政府如何把握民意有效施政》、林金圣著《新加坡特色的選舉制度:人民行動黨每選必勝的奧秘》等。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特色的選舉制度:人民行動黨每選必勝的奧秘》，其作者林金圣為新加坡華人，畢業于南洋大學亞洲研究院，積極參與選區與基層組織活動，親歷多次新加坡大選的競選工作，対大選的情況與操作有著深刻的了解與認識,從事新加坡政府與政治的研究。作者雖不是中國學者,但本書對于促進中國學術界的新加坡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資料和學術價值，特予以推薦。

在涉及人民行動黨的資料方面，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了《世界主要政黨規章制度文獻·新加坡》(孫培軍主編)。黨內規章制度雖不能在整體上等同于政黨制度，但卻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黨的組織制度、領導制度、決策制度和紀檢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幫助讀者了解世界各國政黨制度，從而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國政治制度的作用。本書主要包括新加坡憲法和全國性涉黨法律：總統選舉法、議會選舉法、政治捐贈法、新加坡社團法以及兩部政黨內部規章制度：人民行動黨章程和工人黨章程。在導言部分介紹了新加坡政黨制度的特點，并指出了新加坡制度建設的挑戰和未來。雖然本書屬資料性工具書，但為我們深化人民行動黨研究集中提供了相關的重要資料。

二

2015年中國學術界對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研究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關于人民行動黨自身建設。人民行動黨非常注重自身建設。政黨治理是現代治理理念應用于政黨建設而形成的一個概念。政黨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政黨根據不斷發展的社會條件,順應社會形勢,實現政黨治理與公眾支持之間規范化和制度化的過程。常輝指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地位無人撼動與其現代化的政黨治理密切相關[2]。鄭傳貴認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全面從嚴治黨”實踐經驗的核心就是始終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思想，牢牢把“以民為本”的理念和“為民服務”的宗旨有效地落實到政黨執政實踐和執政能力提升中，始終保持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保持執政地位的合理性和穩定性[3]。

建設服務型政黨是政黨鞏固執政地位和提升執政水平的重要體現。劉長發指出，長期以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非常重視建設服務型政黨,在恪守為民服務理念、應對國內常態化的競爭選舉壓力、領導帶頭服務及健全服務機制等方面有不少切實舉措,形成了一套科學規范的動力機制[4]。牛小波指出，在過往的50多年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實施了“半競爭性的政黨制度”，強化了政府的行政功能，嚴格掌控新聞媒體，視人民群眾為執政的基礎和合法性根源，有效地加強和鞏固了自身的執政黨地位。尤其是通過政黨內部組織架構的設計，保持著政黨內部的團結與統一，保證政黨的權威。新加坡的政治發展與社會變遷以穩定為前提，在穩定的社會條件下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在穩定的政治環境下實現了政治權力的開放[5]。陳文、黃衛平就人民行動黨的政黨適應能力建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產階層、青年人的政治態度逐漸出現諸多新動向，政治生態和政治發展呈現出重大轉型趨勢，共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現實挑戰。執政黨有必要順應新的社會發展形勢，系統加強政黨適應能力建設，不僅要堅持發展經濟以積累績效合法性，更要重視社會公平正義以贏得程序合法性;不僅要滿足草根群眾的民生福利需求，更要重視城市中產階層的政治參與訴求;不但要有效遏制權力腐敗，而且要凝聚共識保持黨內團結;既要充分保障老年群體的福利待遇，又要善于引領新時期青年人的民意趨向[6]。

在新加坡和人民行動黨廉政建設研究方面，呂元禮是中國學術界首屈一指的學者。新加坡在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通過從嚴治黨等途徑較好地維護了政治清廉。他總結了人民行動黨從嚴治黨的具體舉措:自證清白、自清門戶、訴訟止謗[7]。

政治認同是執政黨維護執政地位的基礎和維持長久統治的前提條件。曹瓊指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從鞏固執政地位的角度出發,通過以提升自身的領導力和更新人才為前提、以發展經濟為物質保障、以關注民生為社會保障、以完善法律體系為法制保障、以倡導共同價值觀為思想保障等路徑,獲取了民眾長期的政治認同[8]。呂元禮指出，新加坡政府于2012年至2013年組織舉辦的全國對話會是在人民行動黨于2011年大選中的得票率為建國以來新低和新加坡政治生活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舉行的。其運作機制既包括由全國對話委員會、基層組織、對話會協導員構成的組織系統,也包括以網上公布信息、現場分組討論、部長回應總結、形成反饋報告、意見探討反思的程序結構。全國對話會的協商效果主要表現為檢討政府政策與促進與民溝通兩方面[9]。

王新磊認為，完善的自我更新機制不僅可以保持政黨的生機與活力,強化組織結構穩定性與政黨適應性,滿足政黨自身的發展需要,而且營造了安定有序的執政環境,有效避免了由于政黨執政地位的動搖、政策的中斷造成的政局動蕩、經濟停滯。半個多世紀以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以其源遠流長的自我更新思想和獨有的自我更新長效機制維持了執政地位的鞏固與延續,保障了政府政策的連續性,使新加坡經濟社會得以高速發展,持續繁榮。對人民行動黨來說,自我更新已不僅是政黨內部的權力更替,而且關系著國之興衰。作為李光耀最寶貴的政治遺產,自我更新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在兩輪實踐、三代領導人更迭中日臻完善[10]。

關于國會大選與人民行動黨。新加坡的憲法并沒有規定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其執政地位是通過每五年一次的大選得到民眾的授權才取得的。國會大選對于人民行動黨和新加坡政治生態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研究人民行動黨離不開國會大選。孫景峰、劉佳寶指出，新加坡政治選舉是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在選舉制度層面,簡單多數制和集選區制度顯示出新加坡在西方選舉制度的基礎上融入了東方權威主義和多元種族主義,非選區議員和官委議員制度則是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根據新加坡的國情基于西方文化中分權、監督和權力制衡的考量。新加坡的選舉制度中還融入了很多西方文化中的公平和理性因素。在政治選舉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東西方文化的博弈,人民行動黨通過選區的劃分和對選舉規則、程序的操作,維持了自身在政治選舉中的絕對優勢地位,體現了東方文化對權威和秩序的追求。在吸收東方文化的同時,人民行動黨在政治選舉的過程中充分踐行了西方的法治精神,通過各種形式的立法和執法壓縮了反對黨的政治生存空間。面對反對黨和民眾更多民主的吁求,人民行動黨主動為政治選舉注入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公正和競爭等元素。與此同時,民生和民本作為東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加坡政治選舉中發揮著很大的影響作用。東西方文化的融合成就了新加坡獨特的政治選舉文化,在吸收東西方文化精髓的基礎上,新加坡的政治選舉文化衍生出一以貫之的政治理性、日漸成熟的東方君子風范、循序互動的選舉與績效合法性等三個方面的特點[11]。馬卿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說明了有限競爭所存在的價值,討論了新加坡有限競爭在制度框架上的體現,總結了有限競爭為新加坡政治發展帶來的價值,指出新加坡有限競爭在新時代所遇到的挑戰，為廣大發展國家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政黨體制與民主模式的新視角和新選擇，并指出要審慎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和民主模式[12]。

孫景峰、于保軍以2011年大選為例，分析了人民行動黨如何通過大選實現自我更新，總結出2011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自我更新的特點：沿襲行動黨以前的傳統，在議員和部長層面先后自我更新；以唯才是用原則選拔優秀人才；新候選人具有代表性，更注重基層工作。2011年大選使得人民行動黨自我更新的傳統和體系變得更加成熟與穩健，將對人民行動黨保持執政地位產生深遠影響[13]。

2015年大選，是李光耀逝世后的第一次大選。這次大選也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只是由于時間關系，這方面的成果在2015年當年還比較少，估計2016年會較多。曹岳、翟崑分析了此次大選結束后新加坡政治生態發展的趨勢：社會輿論對國家治理模式是否應延續“一黨獨大”格局的討論以及對選區劃分有欠公平、執政黨對民生重視仍然不足等問題的反思反倒比選前還要熱鬧，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并沒有下降。李光耀離去后，失去了強人權威的新加坡社會將對各種變化更加敏感，執政黨自我更新的壓力將始終存在。人民行動黨接下來的真正緊迫挑戰當屬為搭建“后李顯龍時代”政治框架做準備[14]。

人民行動黨與新加坡國家治理。新加坡國家治理的成功根植于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人民行動黨主導了新加坡的國家治理。陳文等指出，經過人民行動黨多年的治理,新加坡已成為全球最清廉的國家之一,從全球范圍來看,像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并能保持清廉的政黨為數尚少,究其原因在于新加坡建立健全了有效的權力制約與監督機制[15]。青年是一個民族的希望，也是在一個競爭性政黨體制的國家中各政黨爭取的對象，對于一個國家的社會穩定和和諧發展都有重要作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以青年族群為關注焦點,采取健全基層社會組織,促進青年族群融合;體驗不同族群文化習俗,引導青年族群融合;強化法律執行手段,營造青年族群融合氛圍,從而為塑造多元族群、宗教、文化和諧共處的新加坡,提供了堅實的基礎[16]。王新松指出，在公民參與有限的政治體制中實現政策響應,需要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來實現民情表達。新加坡的國會大選是政治參與的重要渠道,但因為參與渠道的單一,國家與公民間形成了庇護關系。為了增強政策響應,新加坡政府建立了嚴密的基層組織網絡,國家與基層組織間的關系體現出法團主義和庇護主義特征,基層組織則與社區建立庇護關系,并通過發展社會資本來增強社區參與,最終實現民情從民眾到國家的傳遞。然而,由于國家、基層組織和公民三者間的庇護關系較為脆弱,以及法團主義模式具有片面性,都為政策響應帶來一定障礙,也對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合法性提出挑戰[17]。學者們普遍認為，新加坡能取得如今成就,是和人民行動黨與社會基層組織之間關系發展密切相關的。劉國強指出，在人民行動黨的主導下,社會基層組織成為人民行動黨與人民溝通的橋梁,促進了新加坡“一黨獨大”制的形成；加強了人民行動黨對社會的掌控；同時也使得社會基層組織不斷“政治化”,失去獨立性。社會基層組織則通過宣傳政策、吸收民意、輸入人才及融合族群,穩固了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使之不斷延續。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新加坡社會、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革,反對黨勢力不斷壯大,同時隨著民主潮流不斷沖擊,傳統的主導模式難以為繼。面對挑戰,人民行動黨開始推動人民行動黨與社會基層組織關系走向互助合作[18]。趙強認為，新加坡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民行動黨很好地處理了它與社會的關系：一方面人民行動黨領導社會,帶領社會進行社會建設,凝聚社會力量,全力建設新加坡；另一方面在新加坡社會政治生態環境變化的情況下,通過自我調適,積極主動回應社會的訴求,保證社會的和諧穩定。人民行動黨在與社會的雙向互動過程中,實現了兩者的“交互性”發展。這種互相尊重、平等的“黨社關系”,既滿足了民眾的一些利益訴求,又提升了自身治國理政的能力,拓展了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合法性,增強了民眾對于人民行動黨的社會認同[19]。王利雪指出，人民行動黨注重對大眾傳媒進行有力的管制,其態度堅定開放,標準明確具體,手段豐富有效。對大眾傳媒的管制與共同價值觀的有效推行,兩者互為手段,相互促進,共同價值觀使對傳媒的管制更加明確,對大眾傳媒的管制又增加了共同價值觀踐行的廣度與深度[20]。

人民行動黨執政經驗及對中共黨建的啟示。如何借鑒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經驗來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是近年來學者們持續關注的話題。2015年，這方面的成果依然不少。主要集中在廉政建設、人才選拔、以民為本、社會和諧等方面。黃紅平指出，堅決防止在長期執政條件下腐化變質,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必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戰略布局的內在要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成功賦予中國共產黨建設廉潔型執政黨許多重要啟示:最高領袖要有崇高品質,要有好且行得通的制度,堅決開展經常性的政黨自凈,警惕脫離群眾,重視選擇和培養接班人[21]。張大偉指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注重加強對黨員的親民情懷和憂患意識教育,奉行黨員“質量比數量更重要”的精英治國路線,加強對黨員腐敗行為的懲治和監督,充分調動最高決策機構的權威性以及基層黨組織的號召力。這些有關隊伍純潔的實踐經驗對于當前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建設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22]。張大偉、周敬青指出，人民行動黨在“法治反腐”方面具有先進的實踐經驗,具體包括建立嚴密的權力監督制度、嚴格制度切實做到有罪必懲、在全社會形成對腐敗“零容忍”的制度文化、高層領導成為遵守制度的清廉表率等,這些對于中國共產黨當前的反腐敗斗爭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23]。

人民行動黨高度重視領導人才選拔工作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選拔之道,這是其在新加坡取得驕人政績的關鍵所在。鄭海兵從選拔理念、選拔標準、選拔程序和制度配合四個方面總結、分析了人民行動黨選拔領導人才的經驗和做法,為中國黨政領導干部選拔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鑒[24]。

孫嘉星指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長期的執政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立黨為民、服務群眾、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執政理念與施政方略,并以群眾的需求為中心建立了一整套落實群眾路線的實際運作機制。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如何使“扎根群眾,立足群眾,服務群眾”真正持續化、常態化、制度化,是我們應當考慮的問題[25]。秦德占認為，人民行動黨始終堅持以促進全體國民幸福為宗旨,將共存共生的和諧理念貫徹于政策實踐中,不懈致力于社會建設,用實際行動贏得了人民的真心支持。人民行動黨和諧理念及其具體做法對當前正致力于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國共產黨來說不無啟迪[26]。

三

縱觀2015年中國學術界對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研究，呈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研究力量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方面的研究力量分布越來越廣泛，但高校師生依然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相關問題研究的主力。發表相關成果較多的呂元禮、李路曲、孫景峰、陳文與黃衛平均出自高校。還有一些研究力量出自黨校系統，如中共北京市委黨校的秦德占、中共吉林省委黨校的鄭海兵等。

第二，研究內容方面，2015年中國學術界對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研究整體呈現多樣化、創新化的趨勢，但依然側重與中國國情、實際緊密相關的問題，最終歸結于對中國社會發展以及中國共產黨建設的啟示，突出體現了中國學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理論研究為現實服務的情懷。

第三，成果載體方面，高校學報和綜合類期刊仍占成果分布的大頭?！渡钲诖髮W學報》《新視野》《社會主義研究》《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學習時報》等傳統的新加坡研究成果發布園地依然有較多成果。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東南亞研究的專業刊物，如《南洋問題研究》《東南亞研究》《東南亞南亞研究》《東南亞縱橫》《當代亞太》卻沒有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研究成果發布，甚至極少新加坡政治的研究成果。此外，在互聯網時代，各類網站和自媒體上也有一些相關成果。

當然，目前研究中也存在著一些薄弱之處。如研究內容不平衡，側重經驗、模式、原因和對中國的啟發，其中相當一部分屬于重復性研究，而對于執政思想、意識形態、執政困境以及執政前景等領域的研究不夠，大多停留在介紹、描述層面；研究方法較為單一，大多采用文獻分析法，缺乏實地考察和感性認識；資料運用方面以文獻材料居多，但對人民行動黨的機關報《行動報》、反對黨的報刊書籍等第一手材料的運用不夠，實證材料也很少，影響了研究的深度；各地的學術成果基本沒有互相借鑒，缺乏交流與學習的相關活動；研究成果的實用性也亟待提高。

[1]王家瑞.國外政黨的執政經驗教訓值得研究借鑒[N].學習時報,2004-11-15.

[2]常輝.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推動政黨治理現代化的探索及其啟示[J].嶺南學刊,2015(5).

[3]鄭傳貴.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經驗與啟示[J].領導科學,2015(26).

[4]劉長發.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建設服務型政黨的動力機制[J].中共南昌市委黨校學報,2015(2).

[5]牛小波.政黨內部組織架構對執政地位的影響——基于日本自民黨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之間的比較分析[J].改革與開放,2015(7).

[6]陳文,黃衛平.長期執政與政黨適應能力建設——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政局發展的比較分析[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5(3).

[7]呂元禮.新加坡從嚴治黨的廉政舉措[J].特區實踐與理論,2015(3).

[8]曹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獲取民眾政治認同的探析[J].上海黨史與黨建,2015(11).

[9]呂元禮,張彭強.全國對話會與新加坡協商式民主[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5).

[10]王新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自我更新思想與實踐[D].新鄉：河南師范大學，2015.

[11]孫景峰,劉佳寶.新加坡政治選舉視域下的東西方文化融合[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5).

[12]馬卿.一黨獨大政黨體制與有限政治競爭：新加坡政治模式分析[D].北京:中共中央黨校,2015.

[13]孫景峰,于保軍.2011年新加坡大選與人民行動黨的自我更新[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5(2).

[14]曹岳,翟崑.新加坡國會選舉釋放出怎樣的信號[J].世界知識,2015(19).

[15]陳文,孔德勇,黃衛平.新加坡權力制約與監督的做法和經驗[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5(3).

[16]吳浩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青年族群融合的政策與啟示[J].青年探索,2015(3).

[17]王新松.公民參與及基層組織對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策響應的影響[J].社會主義研究,2015(4).

[18]劉國強.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與社會基層組織關系研究[D].天津:天津師范大學2015

[19]趙強.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處理“黨社關系”問題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15.

[20]王利雪.芻議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對大眾傳媒的管制與共同價值觀的推行[J].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5(2).

[21]黃紅平.中國共產黨建設廉潔型執政黨的兩面鏡鑒——蘇聯共產黨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為鑒[J].理論月刊,2015(12).

[22]張大偉.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純潔黨員隊伍的經驗與啟示[J].嶺南學刊,2015(3).

[23]張大偉,周敬青.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法治反腐”的實踐經驗和現實啟示[J].東南學術,2015(6).

[24]鄭海兵.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才選拔之道及啟示[J].行政與法,2015(5).

[25]孫嘉星.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落實群眾路線的經驗借鑒[J].河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5(4).

[26]秦德占.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和諧理念的踐行與啟示[J].新視野,2015(5).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2.007

2016-01-14

K339.6

A

1000-2359(2016)02-0032-05

許昌(1966—)，男，河南長葛人，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政黨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