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華傷痕小說中的“小人物”形象*
——以尤琴《畫眉鳥》為例

岑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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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華傷痕小說中的“小人物”形象*
——以尤琴《畫眉鳥》為例

岑園園

（廣西外國語學院，廣西 南寧，530222）

新加坡華文作家尤琴的《畫眉鳥》塑造了一個典型的新加坡華人“小人物”阿順的形象。就讀華校的阿順青年時參加左翼運動，中年時面臨事業、理想、親情的三重失落?！靶∪宋铩毙蜗笞鳛樯鐣兏飼r期新華小說中普遍出現的階段性人物，反映了傷痕時期新加坡華校、華文衰亡以及人物命運的變遷，也折射了新加坡華族身份認同在本土化和中國化之間的矛盾心態。

新加坡；華文文學；小人物；身份認同

文學史上第一個典型的“小人物”是普希金《驛站長》中的維林，果戈里的《外套》中的巴施馬奇金、《狂人日記》中的波普里希欽發展了“小人物”主題，加劇了“小人物”的悲劇命運，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也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小人物的創作。從此之后，“小人物”遭迫害、受屈辱的境遇屢屢見諸作家筆端?！啊∪宋?就社會地位而言，是與統治者權貴們相對而言，處于社會底層或邊緣，如破產的農民、勞力、流浪漢、小職員、小官吏、小市民、小知識分子等平民階層?！保?］這些小人物作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群體，不滿現實卻裹足不前，在社會變革的夾縫中苦苦生存，他們有著美好的愿望卻無法實現，只能逃避社會、自怨自艾。

就新加坡華文文學而言，伍木曾將新華小說上分為兩個階段：1965-1985年間的建國文學時期和1986-2012年間的傷痕文學時期。實際上，在1980年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合并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之后，傷痕文學已經抬頭。當我們審視傷痕文學時期的新華小說，會發現各種各樣的“小人物”形象。它是新加坡建國以來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甚至可以說是由新加坡華人文化傳統中的“惰性因子”沉淀而成，這與俄國文學中的“小人物”形象有諸多相似，也存在社會背景等差異。這其中，尤琴的《畫眉鳥》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新華短篇小說中勾勒“小人物”形象較為成功的一篇，通過這篇作品，可以看出新華小說中塑造出的“小人物”的大體特征。

1 阿順：典型的“小人物”

尤琴1951年出生，1975年畢業于南洋大學。她創作的《畫眉鳥》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阿順沒有工作，在家照顧母親陳英和一兒一女，靠做護士長的鳳滿掙錢養活整個家庭。這個家庭中充滿矛盾——祖母和孫輩的矛盾、婆婆和媳婦的矛盾、夫妻矛盾、父女矛盾。終于，陳英感到自己成了家里的累贅，跳樓而死。阿順傷心之下更加懶散，遠赴澳洲打工。阿順曾養過一只畫眉，在準備離開新加坡前放走了它，小說借女兒之口說道：“爸爸說，‘你走吧，飛吧！'畫眉鳥也不飛走。爸爸搖搖頭又說：‘你關得太久了，連飛也不行了！'后來爸爸又再趕它，那鳥才飛走了?！保?］552

尤琴在這篇小說中采用了多視角的敘述手法。小說共分奇怪的鄰居、父親、孝順的兒子、我的一家和無言的結局五節，從鄰居車老伯、兒子、母親陳英和姐姐等多條線索一起推進，完整地架構出阿順這個社會底層“小人物”的形象。阿順作為要表現的主要人物，尤琴反而沒有讓他頻繁發聲，我們在文本中也看不到作者對于人物的態度，尤琴只是冷靜地勾勒出各種視線交匯下的阿順形象，卻使其生動而豐滿。

《畫眉鳥》中“阿順”的形象，與俄國文學中的“小人物”形象異曲同工。

首先，俄國文學中的“小人物”多是貧賤、低微的小官吏，新華“小人物”則往往身處社會底層，其生存境遇連小官吏都不如，更加缺乏求生能力。阿順離開學校后當過洗車工人、油站工人、非法小販、酒樓洗碗工人、冷氣修理工人，因為攬私活被開除以后，母親和妻子資助他創業，卻遇到經濟不景氣而被迫關張了。孩子出世以后，他索性不工作，做了十七年家務，只有區區二百元的補習收入。其次，在小說中，情節發展的過程及趨向是由人物性格來內在地推動的，俄國文學中“小人物”的性格存在著復雜矛盾，“果戈理早在《狂人日記》中就描寫了‘小人物'夢想飛黃騰達的‘野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在小人物身上“存在的另一個方面——個人‘野心'、或所謂‘拿破侖氣質'。而這二者并存于一身，便造成了人格的分裂?！保?］新華小說中的“小人物”形象同樣如此。阿順在年輕時，這種野心體現為不滿與抗議的精神狀態，他在中學時就“跟那些什么黨在一起，專搞什么慰勞會，去表演，去支援巴士工人示威”［2］542-543，工作以后，這種野心被無情的現實所壓制，他自怨自艾，一邊認為自己還有男子漢的志氣，一邊又覺得“媽媽是女強人，了不起，又能給他們足夠的零用錢，爸爸沒有用?！保?］545他一邊有著“什么工作我都可以做”的自信，一邊做美食中心小販助手嫌熬夜太辛苦，去熟食中心做服務員又覺得薪水太低還任人呼喝。最終他決定去澳洲發展，但是他在華人占絕大多數的新加坡尚且害怕去講英語的政府部門辦事，去往純英語國家之后焉知不是更大的失落？這與其說是追求他的夢想，毋寧說是在逃避新加坡的現實。最后，“小人物”不可能擁有正常的、美好的家庭生活。阿順十年前就與鳳滿分房，把悶氣發泄在兒子身上，與母親關系不和，“家給他的壓力太可怕了，自己怎么能夠在如此單調、乏味、細碎的家務事中，默默地度過十五年的光陰呢？”［2］545但是在平靜的家庭生活中無所事事，難道不是這十五年里他自己做出的選擇嗎？

無論是俄國還是新加坡文學中的“小人物”，事業灰暗，理想崩塌，親情缺失，尤琴筆下的阿順，人亦是如此，無論對社會、對家庭，甚至對他自己殘存的那點理想，他都是多余的。

2 新華“小人物”與新加坡社會變革

人的職業群體、家庭模式、宗教信仰、道德規范、教育經歷、生活水平等各方面情況共同構成了小說的社會背景，它在《畫眉鳥》中主要地體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尤琴并沒有明確故事發生的年代，只是從側面進行了勾勒。母親阿英曾經回憶起阿順在中學時“跟那些什么黨在一起，專搞什么慰勞會，去表演，去支援巴士工人示威?！保?］542-543可見阿順在中學時曾經受到了新加坡左翼政黨以及華社左傾人士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阿順的青年時代無疑是在與社會的彼此不理解甚至互相沖突中度過的，年輕時萌發的社會理想被壓制，對他性格的形成有著重要的負面影響。

新加坡社會加諸于阿順身上的悲劇因子還有至關重要的一面，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新加坡“去華文”的一系列舉措，其標志性事件是歷史上第一所海外華人大學——新加坡南洋大學的被迫關閉。伍木說，“1980年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合并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新加坡所有小學統一以英文作為第一語文，南洋大學與華文中小學一起走進歷史，黍離之傷也因此涌現于新華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史稱‘新加坡傷痕文學'?！保?］到了1985年，華文中小學被迫消亡，華文族群被邊緣化。因此，華校出生的阿順離開學校后的職業都是比較底層、收入微薄的工種。多年以來，阿順靠教補習掙區區二百元的收入，教的是華文。小說中阿順的母親阿英曾痛心疾首地想：“五十年代，什么反殖民地、反政府，人人都說華人應該送子女進華校，華人要懂得自己的母語，孩子念英校是數典忘祖，是走狗。一念之差，把阿順送去念華校，累他今天要吃苦。他要是懂得英文，怎么會找不到工作呢？”［2］542在這里，尤琴將阿順職業生涯的失敗主要歸結于一個原因：讀華校、學華文。這也是尤琴的文學創作、甚至新華小說中屢屢體現的內容。2013年10月，新加坡文藝協會出版了尤琴的新著《華校生的殘記》，仍然以七十年代前南洋大學部分華校學生的生活為主題。甚至可以說，華校、華文的衰亡與失落以及所引起的人物命運變遷正是《畫眉鳥》所真正想表達的深層意旨。

需要提及的是，雖然華人人口占四分之三的新加坡有四種官方語言：英語、華語、巫語和淡米爾語，但仍然以英語為政府行政的工作用語。在小說中，阿順困守家中的17年，也是新加坡飛速發展的17年。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以后，新加坡開始制定多元化的經濟政策，經濟基礎日漸多元化、現代化。阿順逐漸蒼老，但作為華校畢業生，他的職業技巧卻沒有相應地得到提升，他已經逐漸被社會所淘汰。

當然，所有的政治、社會、教育等外部環境只是推動了阿順性格的形成，從內部來看，其傳統的文化心理才是真正使其與環境產生巨大隔閡的深層次原因。阿順和阿英同為華人，但是因為英校、華校之別已經有了很大差異。鳳滿“衣著、談吐、作風有點洋化”［1］543“精明能干”［2］537，而阿順在車伯打算幫他提東西時嚇了一跳，忙不迭地拒絕了，“迅速把兩袋東西攬在懷里，生怕被別人搶走似的，那原本毫無表情的臉上勉強地擠出了笑容?！保?］535這真是一個生動的比較。阿順謹小慎微的性格、十數年如一日的龜縮忍耐、對母親無微不至的孝順簡直太符合想象中保守傳統的“綿羊式”華人形象了，與他相比，從小護士一路掙扎到護士長而撐起整個家的鳳滿，則多少象征著崇拜個人奮斗的西方文化。

3 “小人物”：新華小說現實主義色彩的集中體現

類似阿順這樣能力缺乏、性格復雜、精神痛苦、人生無望“小人物”形象在新華小說中還有很多。孫愛玲發表于1982年的《幺七》，是新華小說中較早出現的典型“小人物”形象。幺七跟六和道士打醮時用牙咬雞冠，牙床受傷。拔出的兩顆金牙到金店賣了400塊，他一夜之間麻將桌上輸光，再度窮困。被七嫂發怒掌摑后，他又失去了打醮的活計，暴斃路旁。［2］202藍玉《魚塘填土的日子》里的父親陳良是只身從中國南來的華人，“從年輕到老，陳良就沒有干過一點怎樣了不得的事，打工打不長，因為都是散工，做生意做不久，因為忍受不了顧客的挑剔，朋友不多，親戚更少得可以?！保?］209女兒陳佩芬華文中學畢業快兩年，始終沒有找到寫字樓里的工作，而甘愿去工地做女工掙點錢。她對父親說：“爸，如今是個講英文和人事關系的社會，我兩者都沒有，你叫我怎樣去爭怎樣去拼？”［2］217冬琴《坐牢的人》（1985）中的王福做了三十年巴士剪票員卻被解雇了，“我一個老頭子，除了會剪票，什么都不會，叫我干什么去？只好干起替小販頂罪的工作來了?！保?］277最終以替人坐牢為職業。這些，都是新華小說中塑造得比較成功的“小人物”形象。

“小人物”在一定意義上是社會變革期新華小說的階段性產物。結合尤琴《畫眉鳥》來看，這些“小人物”幾乎都擁有共同的特點。第一，由于華校、英校之分而廣泛出現的“小人物”們，多產生于上個世紀80年代，就連尤琴的新著《華校生的殘記》，也是在1985年進行創作的。第二，塑造“小人物”形象的多為孫愛玲、藍玉、冬琴和尤琴這樣的女性作家，“小人物”形象也以失去經濟地位的中老年底層男性形象居多，女性主角則多表現為強勢能干，有奮斗精神。這或許與女性意識的覺醒、女性地位的上升有關。上個世紀80年代是新加坡婦女勞動參與率大大提高的年代。1970-1980年間新加坡婦女就業率從23.6%提高到44.3%，到1994年達到了50.9%。［5］女性在社會中的影響力提升，相應地也就在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來。第三，這些小說往往有著共同的社會和教育背景?！蹲蔚娜恕?、《魚塘填土的日子》、《畫眉鳥》中的人物都在華校和英校中選擇了華校，從此走上了“沒出息”的人生道路。第四，這些“小人物”的性格是軟弱的、善良的，阿順、陳良、陳佩芬、溫和的幺七、熱心的王福，從本質上說都是“好人”。某種程度上看，他們甚至是聰明的（比如幺七在向牙醫砍價表現出的精明），但是這些不滿現實，而又不能參與社會變革的“無用的好人”，就成為了“小人物”。最后，小說中除了展示新加坡所面臨的中西方文化沖突以外，還體現了新加坡式的文化斷層?！靶∪宋铩蓖馕吨录悠氯A人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的不諒解，《畫眉鳥》中女兒、弟弟和媽媽所構成的共同體與祖母、爸爸對抗，《魚塘填土的日子》中母親陳嬸和女兒陳佩芬之間的分歧，《坐牢的人》里王福與兒子勢同水火的矛盾，都是在中、英選擇間家庭和諧遠去的證明。

尤琴《畫眉鳥》中的阿順，最終飛赴澳大利亞“發展”。這個結局似乎為阿順留下了一個可資幻想的空間。但是當我們再讀新華女作家蔡淑卿的《搖籃》，讀到新加坡人在澳大利亞的遭遇，“安的憤懣寫在臉上：‘好幾次，我們被本地人趕，叫我們回去，把我們當難民一般瞧不起。其實，我們才不要呆在這種地方！'”［2］766我們也就能看出，澳洲之行并不會像阿順想象的一樣美好。阿順無可奈何地離開，也就標志著新華文學中“小人物”命中注定的荒涼結局。

4 “小人物”與華族身份認同

作品中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往往寄托著文化認同、民族意識和民族愿望的表達，體現出作家對于文化身份的思考。自我身份的確立，是在不斷發生變化的人類歷史進程中、不斷在文化價值中形成自我意識、自我肯定、自我辯護中形成的。也就是說，它“經由主體的主觀選擇和外在因素的客觀影響共同完成，具有后天再生性?！保?］新加坡華文小說就體現出他們對于建構自身獨特文化身份的努力。他們試圖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取得一種屬于新加坡自身的平衡。

伍木曾指出：“縱觀新馬華文學的百年歷史，‘本土化'和‘中國化'是兩個基礎元素?！保?］1我們能體會到，特別是在建國文學末期以及傷痕文學時期，在新加坡社會有選擇地刻意強調、極端發展“本土性”情勢下，“中國化”甚至已經被扭曲為“去中國性”，新加坡華人社會處于身份認同的危機之中。

本土化，要求新加坡華人在有限的歷史記憶中去尋找有別于他者的、有著自我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而又共屬于整個新加坡華人群體的本質，這也是尋找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的過程，本質上就是扎下屬于新加坡的民族之根，這也是新華文學的必經之路。但是，這個“扎根“的過程是異常艱辛的，新加坡人在東西方文化的夾縫中，很難找到獨立自我的文化認同感。在僑民意識騰漲期，作為中華文化的附屬者是扎不下新華文學之根的，此時的新馬華文學都跟在中國大陸后面亦步亦趨。在建國以后，新華作家作出了一些有意識的探索，比如在作品中做南洋風味、馬來風情的書寫。但是過于強烈的本土化要求，又使新加坡人產生迷思，甚至存在“中國殖民文化霸權”的論調。

當審視新華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時，伍木引用了潘海玉的觀點，“新華小說作家在作品中所建構的中國形象恰恰處于意識形態與烏托邦所構成的張力上，一方面作品中既有對中國文明的否定和批判的描述，建構了一個貧窮落后、丑陋的中國形象，一方面又有對中華文化的仰慕和迷戀的描述，建構一個絢麗多姿、溫婉柔情的中國形象?！保?］61這兩個觀點都是作家本人主觀情感與社會整體想象結合的幻象，因此具有濃烈的意識形態或烏托邦色彩。兩個迥然異質的形象始終在新華小說作家的心中交織，體現出新加坡華人對于“無根”的真正苦悶。

新加坡傷痕小說中常見的“小人物”形象，往往體現出這種身份認同中的矛盾性。一方面，近代中國積貧積弱，新加坡人面對中國的時候難免若即若離，現代中國又因其對文化傳統的過多破壞以及經濟上相對新加坡的落后，很難令新加坡人產生血濃于水的文化歸屬感。因此，阿順、王福等與中國聯系在一起的人物形象，往往體現出消極、不思進取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新加坡公民中有四分之三為華人，世代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新加坡華人又不得不被籠罩于“華裔”的定位之下。在教育等方面“去中國化”之中，新加坡華文文學成為矛盾心理的折射。母語是一個民族最明顯的族徽，新加坡華人的族徽卻被邊緣化，這就造成了新華小說中廣泛彌漫的、濃烈的“尋根”意識。

因此，新加坡傷痕小說不但是新加坡本土華文教育之傷痕，同樣是文化無根之傷痕、身份失落之傷痕。所以說，新華文學通過主動地建立“本土性”、要求“去中國性”，或許可以視作新加坡華族們在追尋獨立的“魚尾獅”品格時，發現自身往往被作為“中國性”的變種或依附者，而不得不進行的反撥。面對被主流中國和西方文化忽視、夾縫生長的尷尬處境，新加坡本土作家們不得不采取“本土化”作為“突圍”的選擇。除了強調獨立性、強調“本土化”來超越中國文化的母體從而尋找民族自信，新華作家別無選擇。

針對新加坡華族身份認同，周寧曾指出，在新加坡建設一種正統文化、西方文化是不可能的，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都難以對英語在情感上認同，而馬來文化和華族文化都面臨現代化轉型?！敖ㄔO新加坡文化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多元種族文化平衡發展。于是小傳統中的民俗文化受到鼓勵，各種精雅文藝活動也在舉行，但新加坡文化仍是一種理想?！保?］在理想很難實現的情況下，“小人物”所折射出的華族身份認同問題、“本土性”建設問題如何獲得理性看待，尤今和孫愛玲在本土化文學的建構上給我們提供了兩個有啟示性的樣本：尤今從世界與自我中尋找意義，而孫愛玲自歷史與現實里創造價值，她們以新加坡華人的純正與自信創立自己的文學傳統，為新華文學的發展前景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5 結語

“小人物”反映了新加坡華族身份認同這一重大問題，揭示出上個世紀80年代新加坡華人心中的真實心理狀態——在文化根性與經濟潮流之中人們或者無奈、或者歡欣的選擇，體現出作家本人對于本土與中國、本土與西方之間的思考?！靶∪宋铩背蔀樯鐣兏镏斜荒雺旱膶ο?，從這個角度上看，其實“小人物”就是一個又一個的“阿Q”。

這些“小人物”書寫根本上與《阿Q正傳》有同樣的特點，阿Q和“小人物”們成為缺少靈魂、缺少真實體驗、僅僅是麻木和愚蠢載體的形象?！靶∪宋铩眰儧]有發言權，他們的處事原則、生活方式、對幸福的理解統統被否定了，在與如鳳滿一樣的“先進者”的消極對抗中，他們成為被質問者、“被啟蒙者”、被拯救者。作者作為敘述者，同時也在不斷向“小人物”們發問：你理解家庭、理解女性嗎？你理解自我尊嚴嗎？你能夠經濟獨立嗎？諸如此類?！靶∪宋铩眰儊聿患盎卮?，或者說，作者用他們的愚蠢和呆滯進行了回答。

在傷痕文學中，我們很容易感受到彌漫于字里行間的悲觀情緒。新華小說如今面臨的局勢，無疑是不夠樂觀的。在伍木主編的《新華文學大系·短篇小說集》中收集了75位華文作家作品，其中出生于上個世紀30年代的13位，出生于40年代的30位，出生于50、60年代的分別為16位、11位，而出生于70年代的僅有5位，80后的作家數量為零。歐清池博士和呂振端博士在《新華文學大系·總序》中說，“如果后繼無人，那么我們所編纂的大系將是新華文學長河終結的紀念碑”，但是，我們不應對新華文學完全失去希望。伍木對新加坡華人仍保有信心，“新加坡華人已經到了全盤或全面斷根和棄根的無可救藥的地步了嗎？答案顯然并非如此?！秉S萬華曾贊揚新華作家傳承華人文化傳統的強烈責任感，他指出，正是這種責任感使新華作家們在“文學無法養活我們，但我們必須養活文學”的艱難處境中堅持創作的主動力。［8］我們應當看到以新華小說作家為代表新加坡華人對于華文創作的渴望與堅持，應當相信，新華小說乃至新華文壇，仍會有龐大的生命力。

［1］劉研.契訶夫與中國現代文學［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125.

［2］伍木主編.新華文學大系·短篇小說集［M］.新加坡：世華文學研創會，2013.

［3］克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小人物”［J］.外國文學研究，1994（4）：60.

［4］伍木.新華文學大系·短篇小說集·緒論［M］.新加坡：世華文學研創會，2013：52.

［5］范若蘭.近年新加坡婦女就業狀況［J］.東南亞縱橫，1997（3）：30-32.

［6］阿雷恩·鮑爾德溫（Baldwin，E.）等.文化研究導論（修訂版）［M］.陶東風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31.

［7］周寧.試論新加坡華文文學的文化語境［J］.文藝理論與批評，1997（6）：124-129.

［8］黃萬華.我們必須養活文學——近30年新加坡華文文學的一種側影［J］.華僑大學學報，1996（2）：75-80.

On the Image of “Small Potato”in the Trauma Novel of Chinese writers in Singapore——A Case Study of Thrushes written by YOU Qin

CEN Yuan-yuan
（Guangxi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ning， Guangxi 530222）

The novel Thrushes written by YOU Qin， a Chinese language writer in Singapore creates a typical “small potato”， Ah Shun，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in Singapore. Ah Shun took part in the left-wing protest when he was young and studied at the Chinese school； during his middle age， he experienced three depressions of career， dream and family. As a common and periodic figur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novels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social reform， the image of “small potato” shows the changes of Chinese schools， the decline of Chinese language in Singapore and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it also reflects the contradicted state of mi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Singapore in the self-identity between localization and chinizat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small potato； self-identity

岑園園（1988—），女，廣西桂林人，碩士，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東南亞文學及文化。

I206.6

A

1674-3083（2016）03-0069-06

2016-04-06

本文系2015年廣西高?？蒲许椖俊艾F實主義視野中的現代東南亞華文文學”（項目編號：KY2015LX79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