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方面軍長征出發芻議*

董振平

(山東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濟南　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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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區研究·

紅四方面軍長征出發芻議*

董振平

(山東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濟南250014)

摘要：學術界關于紅四方面軍長征出發有兩種不同看法，一種觀點認為紅四軍撤離川陜蘇區是其長征的開始，另一種觀點認為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蘇區是長征的開始。本文認為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后，被迫撤離鄂豫皖蘇區，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1935年3月后，紅四方面軍為了接應中央紅軍北上，撤離川陜蘇區，紅四方面軍再次進行長征。紅四方面軍長征存在著出發和再出發問題，這是與中央紅軍和其他紅軍長征不同之處。

關鍵詞：紅四方面軍；長征；出發

紅四方面軍是紅軍三大主力之一。毋庸諱言，因為張國燾的歷史遺留問題，關于紅四方面軍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也與紅四方面軍的歷史貢獻不相符合。關于紅四方面軍長征出發問題，學術界有兩種不同觀點。絕大多數論者認為，紅四方面軍長征起于川陜革命根據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寫的《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認為，“從強渡嘉陵江起，紅四方面軍就開始了長征?！避娛驴茖W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著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全史(三)《紅四方面軍征戰記》(軍事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林超《紅四方面軍在什么情況下何在什么時候開始長征的？》(《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2期)、曹軍《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貢獻》(《理論學刊》1986年第11期)、范中倫《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歷史地位》(《理論探討》1987年第3期)、盧冀寧《紅軍長征勝利的歷史經驗》(《求是》2006年第20期)、陳力《英雄的史詩 深刻的啟示——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6年第10期)、石仲泉《紅軍長征的基本內涵和紅軍長征是研究的若干問題》(《毛澤東思想研究》2012年第5期)、唐雙寧《從完整意義上認識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紅旗文稿》2015年第23期)等等，也都持這樣的觀點。；也有論者把撤出鄂豫皖根據地作為紅四方面軍長征的開始*周冶陶、宮哲兵在《黨史天地》2009年第8期上撰文《論紅四方面軍1932年西征是長征的組成部分——兼論李先念對長征的杰出貢獻》，提出重新評價1932年紅四方面軍西征問題，如紅四方面軍西征是不是長征的組成部分？紅軍長征是不是始于紅四方面軍？希望得到黨史、軍事專家的回應。從現實情況來看，該文作者的呼吁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本文將結合學術界既有的研究成果，重新思考紅四方面軍長征問題，并提出了紅四方面軍長征有出發和再出發的看法。

一、紅四方面軍長征出發于何時

紅四方面軍長征出發到底起于何時？這里需要厘清紅軍長征的基本內涵。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長江南北各地的紅軍主力，在我們黨中央領導之下，經歷了千辛萬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紅軍匯合在一起?！盵1]《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究竟始于何時？》以此作為依據來定義“紅軍長征”[2]，認為紅軍長征時間是從1934年到1936年間。事實上，毛澤東在這里并沒有給紅軍長征下明確定義。因此，論者的主觀解讀不但有強加于人之嫌，而且也作繭自縛?！都t軍長征的基本內涵和紅軍長征史研究的若干問題》認為，“紅軍長征的內涵很豐富，它不簡單地是突圍、轉戰、打仗等，應包括三個方面的嚴峻斗爭：首先是革命與反革命兩種力量、光明與黑暗兩種命運的大搏斗；其次是在這場驚心動魄的搏擊中，共產黨內部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有尖銳斗爭；再次是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使紅軍一再面臨著能否克服艱難險阻、經受饑寒傷病折磨的嚴峻考驗。這三方面的斗爭和博弈，構成了紅軍長征的基本內涵?！盵3]這個思路是比較全面深刻的。按照這個思路，紅四方面軍被迫離開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克服種種困難，成功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到達川陜地區，開辟了川陜革命根據地，完全符合上述紅軍長征的基本內涵。但是，該文的另一個說法卻不免令人費解，“紅軍長征首先從中央紅軍的長征開始?！盵3]為什么紅軍長征必須要從中央紅軍開始？紅四方面軍或其他紅軍為什么就不能或不會先開始長征？

筆者認為，紅四方面軍長征出發開始于1932年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歐陽淞提出，“要堅持用全面系統的觀點研究長征”，“要把紅軍長征放在中國革命的大背景下，放在上個世紀30年代的世界大格局中去把握?！盵4]紅軍長征出發要充分考慮當時的時代背景。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存在著兩大矛盾。一是國內矛盾，突出表現為國共兩黨的對立。蔣介石分裂國共統一戰線、叛變革命后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堅持反帝反封建主張，開展武裝斗爭，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蔣介石在張學良東北易幟與在中原大戰中獲勝以后，名義上統一了全國，于是開始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開辟的革命根據地不遺余力的“圍剿”。二是民族矛盾，突出表現為中日民族矛盾?；谄浯箨懻?，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加強對中國的侵略。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熱河事變”“華北事變”接連發生，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民族矛盾日益突出，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不斷呼吁團結抗日，但是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在對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妥協退讓的同時，對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革命根據地展開全面的大規?！皣恕?。

蔣介石無視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事實，不斷對日妥協退讓，變本加厲地“圍剿”革命根據地，反映出其落后反動的階級本性。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背景下，反“圍剿”斗爭不僅僅是關系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的生存問題，更是關系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反“圍剿”斗爭就不僅是一般的軍事問題，它更是一場嚴峻的政治問題。

“圍剿”與反“圍剿”斗爭是雙方綜合實力的角逐，而不僅僅是雙方軍事力量的角逐。南京國民政府是當時中國的執政當局，對蘇區進行軍事“圍剿”的同時，還利用所掌握的國家機器與豐富資源，運用嚴密的政治與經濟手段，對蘇區進行政治分化、經濟封鎖、文化宣傳，從而構成對蘇區巨大的威脅?！笆Y介石是三步棋：第一步，搞垮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第二步，搞垮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三步，搞垮中央革命根據地。這是一個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紅軍力量的計劃，用心險惡?！盵5]193實際上，蔣介石也是按照這個計劃實施其“圍剿”行動。三大主力紅軍奮斗在各自的根據地，進行著艱苦的反“圍剿”斗爭，最后在反“圍剿”斗爭失利的情況下退出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中央紅軍是三大主力紅軍中最后撤出根據地進行長征的。

二、鄂豫皖反“圍剿”斗爭與紅四方面軍長征出發

眾所周知，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中央紅軍撤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的直接原因。事實上，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根據地也開展了激烈的反“圍剿”斗爭。

紅四方面軍主力退出鄂豫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正如紅一方面軍撤出中央蘇區一樣。對此，李先念談到，“我和向前同志交換過意見認為從階級斗爭和全局和主客觀條件來看，在這里長期堅持很難?！盵6]第一，鄂豫皖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戰略意義非常大，是處在國民黨統治的咽喉。東面是津浦路，西面是京漢路，北面是隴海路，南面是長江，能夠逼近武漢，震動南京，嚴重地威脅著蔣家王朝的統治。正因為如此，敵人對鄂豫皖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反復“圍剿”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在鄂豫皖地區，蔣介石的中央實力進一步加強。這個時候，蔣介石和各派軍閥的戰爭暫時告一段落，反動統治得到進一步的鞏固。不只是江蘇、浙江，在安徽、河南和湖北的統治也大大加強。第三，由于長期戰爭，敵人反復燒殺搶掠 ，鄂豫皖根據地遭到的破壞十分嚴重。土地荒蕪，許多地方田里長起了碗口粗的大樹，人口大量減少，部隊給養非常困難，兵源枯竭。第四，張國燾積極推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嚴重削弱了黨和軍隊的力量。

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形成之前，敵人就開始“圍剿”在該區域活動的紅軍。徐向前在1929年被派去鄂豫邊做軍事工作，初來乍到“就遇到敵人的連續三次‘會剿’”，即1929年6月底的“羅李會剿”、8-9月間的“鄂豫會剿”、10月開始的“徐夏會剿”。[5]79-851930年初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根據地紅軍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

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形成之后，敵人又進行了四次“圍剿”。第一次“圍剿”開始于1930年冬，投入兵力“不下十萬人”，歷時三個多月；第二次“圍剿”開始于1931年4月中旬，投入兵力十二三萬人，歷時“個把月時間”；1931年底蔣介石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周圍增兵布陣，準備第三次“圍剿”。從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紅軍積極開展外線進攻，連續進行了黃安、商(城)潢(川)、蘇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戰役，并取得輝煌勝利，殲敵6萬余人，使蔣介石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計劃尚未完全實施就被粉碎了。1932年5-6月間蔣介石親自擔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積極部署第四次“圍剿”。第四次反“圍剿”，與以往的反“圍剿”有明顯的不同，紅軍面臨著空前的困難。第一，“敵大軍壓境，指揮統一，動用的‘王牌’部隊多”。第二，“‘圍剿’戰術，有所變化”。蔣介石采用“縱深配備，并列推進，步步為營，邊進邊剿”戰術，還運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企圖以政治手段爭取和瓦解根據地軍民。第三，“我軍反‘圍剿’的準備不足，倉促應戰”。第四，“推行王明路線的后果也明顯呈現出來?！盵5]197-200第四次反“圍剿”從1932年8月上旬開始到10月中旬為止，紅四方面軍苦戰兩個月，雖殲敵萬余人卻沒有能夠扭轉戰局。

紅四方面軍在第四次反“圍剿”斗爭中處于被動和失敗的地位，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黃柴畈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的行動方針問題。會議經過民主討論，最后決定，“留下七十四、七十五兩師與各獨立師團，由沈澤民同志負責，在根據地堅持斗爭；方面軍總部率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師及少共國際團，跳出根據地，暫到平漢路以西活動，伺機打回根據地?！盵5]211主力紅軍暫時退卻到根據地外面是不是可以？徐向前認為，“在根據地內部，我們既然失掉以運動戰方式反攻破敵的機會，暫時退到白區去，待消滅和調動了敵人再回來，這并沒有錯誤?！钡?，“優勢敵人拼命圍追堵截，打破了我們轉回根據地的預想，結果，被迫實行長途戰略轉移?！盵5]214

紅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出發長征，是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失利后的結果，是被動局勢下的主動選擇。中共中央始終關注離開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之后紅四方面軍的動向。1933年3月10日在給鄂豫皖省委的軍事指令中介紹，“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東北部開始創造新蘇區而依靠著農民的革命運動，南江，通江，巴中，諸縣操在紅四方面軍手里?！盵7]1108月25日又在致紅四方面軍的信中指出，“紅四軍的偉大勝利與川陜邊蘇區的擴大……給整個西北的革命運動，奠定了最強固的基礎，在征服中國各省區革命發展之不平衡上前進了一大步?！盵7]317

紅四方面軍長征成功地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保存了紅軍主力，開辟了川陜革命根據地，也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包括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在內的其他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壓力，為其他紅軍隊伍的后續長征提供了一定的經驗與啟示。

三、接應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長征再出發

紅四方面軍首次長征出發，不僅跳出了敵人的“圍剿”圈，還開辟了川陜革命根據地?！暗?933年10月，紅四方面軍建立的以通、南、巴為中心的川陜蘇區，擴大為東起城口近郊，西鄰嘉陵江沿岸，南起營山、達縣，北至陜南鎮巴、寧羌(今寧強縣)的廣大地域，縱200余公里，橫250余公里，總面積達4.2萬余平方公里，人口約500萬。紅四方面軍由剛入川時的1.4萬余人，擴大到8萬余人，建制由4個師發展到5個軍15個師?！盵8]130-131在川陜革命根據地，紅四方面軍同樣也遇到了敵人的“圍剿”。1933年9月，“劉湘就任四川‘剿匪’總司令，集結川軍各路勢力，向川陜蘇區和紅四方面軍發動六路圍攻。從1933年10月底至1934年9月中旬，紅四方面軍進行了十個多月的反六路圍攻作戰，先后斃傷俘敵軍8萬余人，繳槍3萬余支、炮百余門，擊落敵機1架?！盵8]131六路圍攻失敗后，蔣介石組織“川陜會剿”給四川軍閥撥款資助、加油打氣，繼續圍攻紅四方面軍；還命令陜西楊虎城部與其嫡系胡宗南部參與圍攻。為了打破敵人新一輪“圍剿”，紅四方面軍制定了“川陜甘計劃”：“依托老區，收縮戰線，發展新區，以胡宗南部為主要打擊目標，奪取甘南?！盵8]132紅四方面軍在準備打破“川陜會剿”的同時，“一直密切關注中央紅軍的動向。他們一面通過電臺不斷向黨中央報告紅四方面軍的行動，一面多方搜集有關中央紅軍的消息?！盵8]132紅四方面軍的壯大與川陜革命根據地的鞏固極大打擊與震懾了敵人，干擾了蔣介石對中央紅軍的戰略部署，對進軍中的中央紅軍也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遵義會議以后，中央紅軍準備由貴州進入四川。中共中央致電紅四方面軍，傳達了遵義會議的情況。不久在《中革軍委關于渡江的作戰計劃》中，要求接應中央紅軍北上?！八姆矫孳娫谖乙皯疖姸山?，應向重慶方向積極行動，吸引重慶川敵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戰軍順利渡江。在我野戰軍渡江后，則轉向蒼溪至南部之嘉陵江西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戰軍與川敵實行決戰，以打通橫貫川西北的聯系?！盵9]兩天過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軍委指示紅四方面軍“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為使四方面軍與野戰軍乘蔣敵尚未完全入川實施‘圍剿’以前，密切的協同作戰，先擊破川敵起見，我們建議：你們應以群眾武裝與獨立師向東線積極活動，鉗制劉敵，而集中紅軍全力向西進攻……你們宜迅速集結部隊完成進攻準備，于最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盵10]

紅四方面軍執行中央關于策應、配合作戰的要求。發起陜南戰役，作戰十余天，先后攻占寧羌、沔縣(今勉縣)、陽平關等重鎮，殲敵4個多團和一些民團。陜南戰役吸引了國民黨軍隊和川軍的注意力，調動敵人向川陜邊境。這時紅四方面軍主力揮師南下，組織西渡嘉陵江，發起嘉陵江戰役。1935年3月28日，紅四方面軍開始渡過嘉陵江。也就在嘉陵江戰役開始后，張國燾決定撤出川陜革命根據地。后來張國燾在會議上說，“撤出川陜根據地，是為了迎接中央紅軍北上。兩軍會合后，要在川西北創造根據地，赤化川、康、陜、甘、青等省?！盵5]412對此，與會人員都沒有提出異議。

從強渡嘉陵江開始，紅四方面軍再度長征出發。在紅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連戰告捷的同時，中央紅軍也取得了四渡赤水戰役的勝利，經貴州、云南向川西進軍。6月14日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大會，從此紅軍長征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綜上所述，紅四方面軍有兩次長征出發。一次是因為第四次反“圍剿”斗爭中失利，紅軍主力不得不離開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另一次則是因為要接應中央紅軍，紅軍主力主動離開川陜革命根據地。張國燾錯誤問題是歷史事實，但張國燾的錯誤與紅四方面軍長征出發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不能因為張國燾錯誤問題影響了對紅四方面軍長征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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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侯偉浩

*收稿日期：2016-06-10

DOI：10.13698/j.cnki.cn36-1037/c.2016.04.003基金項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項目(SDYY14099)

作者簡介：董振平(1965-)，男，山東莒縣人，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共黨史。

中圖分類號：K264.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4-8332(2016)04-0009-04

On the Fourth Front Army Long March Departure

DONG Zhenping

(SchoolofMarxism,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250014,China)

Abstract:Academic circles about the long march departure of the Fourth Front Army has two different views, one is th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ong March is the Fourth Front Army to evacuate the Sichuan Shanxi Soviet area, the other is th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ong march of the Fourth Front Army to evacuate Eyuwan Soviet area .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it is the Fourth Front Army Long March departure to forced the evacuation of Eyuwan Soviet area after fourth counter campaign agains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defeat. In March 1935, the Fourth Front Army Long March departure again was to reinforce the Central Red Army northward after evacuation of the Sichuan Shanxi Soviet Area. It is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Fourth Front Army and the Central Red Army or others, which the Fourth Front Army has two times of Long March departure.

Key words:the fourth front army; Long March; departure

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6.1037.C.20160708.0940.0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