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復辟之謎

趙爽　蘇生文

明英宗朱祁鎮（以下簡稱英宗）是明代唯一擁有兩個年號（正統、天順）的皇帝。其人生平極富戲劇性，經歷了明代歷史上的兩次重大變故：“土木之變”和“奪門之變”。

前一次事變是受權監王振的蠱惑，御駕親征瓦剌，結果在土木堡被俘，隨行的五十萬（一說二十五萬左右）將士也因他的錯誤而成了冤死鬼。英宗本人先是作為人質被瓦剌裹挾著進攻北京，后又被挾持到塞北苦寒之地（“北狩”），過著缺米少菜的游牧生活，很受了些苦。所幸的是他沒有像宋代的欽、徽二帝那樣客死他鄉，而是不久后就被放了回來，被他的弟弟——已經替代他為新皇帝的朱祁鈺安置在紫禁城之外、皇城之內的“南宮”，度過了七年缺衣少食的軟禁生活。而后一次事變英宗則時來運轉，稀里糊涂地被臣下從南宮“奪”回了皇宮（一說英宗事先已知此事，有預謀），重新登上了久違了的皇帝寶座。

英宗重登寶位后，沒有恢復從前的正統年號，而是新起了一個年號——天順?！皧Z門之變”被認為是明代“甚無意義”的皇位之爭，個中情節撲朔迷離，留下了不少謎團。追根溯源，這需要從“土木之變”說起。

“土木之變”，寶座易主

英宗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長子，年僅九歲就以皇太子的身份順利繼位，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年號正統。正統初年，在太皇太后張氏的主持下，英宗重用幾朝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主持政務（史稱“三楊輔政”），繼續推行仁宣兩朝的各項政策，政權穩固，國泰民安。

但好景不長，從正統五年至正統十一年，楊榮、張太后、楊士奇、楊溥相繼去世，已經長大的英宗開始變得不安分起來，試圖“有所作為”。正統十四年（1449年），在身邊最親信的太監王振的蠱惑下，英宗貿然率領數十萬大軍“御駕親征”，出居庸關，經宣府，至大同，試圖尋找瓦剌主力決戰。在大同，不學無術而又掌握軍事大權的王振在聽到前方戰敗、瓦剌軍驍勇善戰的消息后，突然間又害怕起來，竟鼓動英宗撤回北京。

最初，王振選擇大同—蔚州—紫荊關—北京這一路線回京，目的是為了讓英宗能夠“駕幸其第”（蔚州是王振的老家），顯示威風。大軍走到半道，王振突然又擔心這么多的人馬路過他家，一定會踐踏他家的莊稼。結果，大軍半途改道，不再經過蔚州、紫荊關，改由懷來—居庸關一線回京。

大軍經此折騰，疲憊不堪，后勤又供應不上，結果在距懷來城（懷來古城，1951年修官廳水庫被淹）二十里的土木堡被瓦剌騎兵追上，團團圍住，斷了水源。被圍人馬一二日不得飲水，渴極，掘地二丈也不見泉水，立即陷入極度的恐慌之中。狡黠的瓦剌軍見明軍不動，知道明軍已經饑渴難忍，便心生一計，故意后撤，誘使明軍打亂隊形，各顧各地向不遠處的河邊狂奔（要喝水）。明軍隊伍一亂，瓦剌騎兵又如從天而降一般，再次將明軍團團圍住，然后左砍右殺，將毫無抵抗之力的明軍砍殺大半，剩下的四散而逃。騾馬車仗、衣甲兵器等物資裝備盡歸瓦剌所有。王振在亂軍之中被氣不打一處來的英宗護衛錘死。英宗本人則被圍困在一個小山包上，最后成了瓦刺的俘虜。這就是震動一時的“土木之變”。

土木堡喪師、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到北京，朝廷內外大為震驚，一片混亂。群臣聚哭于朝，有的人不知所措，有的主張南遷逃跑。兵部侍郎于謙等人挺身而出，力主死保北京。英宗之弟、監國朱祁鈺把于謙提升為兵部尚書，命其提督各營兵馬，保衛北京。于謙受命于危難之中，顯示出出色的指揮調度能力。他一邊調集河南、山東、南京等地軍隊入衛，一邊將京城九門守軍及城內外防務有效地組織起來，嚴陣以待。與此同時，為了解決英宗被俘后出現的皇位空缺問題，在英宗之母孫太后的主持下，將朱祁鈺立為皇帝，改年號為“景泰”，遙尊英宗為太上皇。

不久，瓦剌挾英宗，破紫荊關，兵臨北京城下。于謙披掛上陣，出德勝門親自督戰。城內城外軍民人人感奮，“居民升屋，號呼投磚石擊寇，嘩聲動天”。經過數番激戰，瓦剌軍死傷慘重，不得不帶著英宗北撤。

英宗被挾持到塞北后，雖沒有像宋代的欽、徽二帝那樣受到種種虐待，但他的塞北生活與平常養尊處優的宮廷生活相比，也有著天壤之別：在“衣”方面，雖然有比較充足的御寒之物，但仍然難以忍受塞外冬夜的寒冷；在“食”方面，得遵循當地的飲食方式，以馬牛羊肉和奶制品為主，“殊無米菜”，也沒有什么清潔的飲用水，這對于平日錦衣玉食的皇帝來說，可以說是“惡陋不堪”了；在“住”方面，英宗雖然受到伯顏帖木兒（瓦剌首領也先之弟）的照顧，有單獨的帳篷可以居住，但“帷帳布幃，席地而寢”的居住方式，恐怕也不是從小長在深宮之中的明朝皇帝（此時是太上皇）可以習慣的；在“行”方面，蒙古人騎馬遷徙跋涉是常態，而英宗騎術不高，在行進的過程中可能也吃了不少苦頭，后來，他的主要交通工具才換成了駝車（參見林歡《明英宗被俘及其在蒙地羈押期間的活動》）。

好在英宗在塞外吃苦的時間沒有持續太久。瓦剌見英宗沒有利用價值，羈押一年后便將他放了回來，實際上是把難題留給了他的皇帝弟弟朱祁鈺和大明朝廷。果然，英宗被放回后，明廷出現了一系列與皇位之爭有關的問題。

英宗被釋，入居南宮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英宗結束了一年的俘虜生活，被瓦剌放回了北京。他的皇帝弟弟朱祁鈺在皇城東安門將他迎入皇城，安置在皇城與紫禁城之間的南宮（今北京南池子大街普度寺一帶）?，F在，一國之中同時出現了關系十分尷尬的一個皇帝和一個太上皇，這在中外歷史上恐怕都是很罕見的。一山不容二虎，遲早都是會出問題的。

《明史紀事本末·南宮復辟》載，英宗入居南宮后不久，朱祁鈺“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也就是派人看住南宮，對英宗實行軟禁。但歷史學家仔細研究后發現，朱祁鈺“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并無其事，王驥是被派到南京去“總督機務”的，《明史紀事本末·南宮復辟》的作者極不嚴謹，將“南京”誤為“南宮”了。

朱祁鈺派王驥看住南宮雖假，但不等于朱祁鈺是禮待英宗的。英宗入居南宮后不久，適逢英宗生日，禮部尚書胡濙請求約群臣一起前往南宮賀壽，但被朱祁鈺制止了。胡濙又請求于第二年元旦率百官在延安門朝見英宗，又不許。甚至英宗叔父荊王朱瞻堈請求見英宗一面，也不允許。朱祁鈺一開始雖然沒有限制英宗的人身自由，但看他的意思是要把英宗冷落在一邊，希望別人把這個太上皇忘掉。

在最初的幾年，住在南宮的英宗還算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孫太后曾數次入南宮省視，英宗的皇后錢氏也和英宗一起住在南宮。據說錢皇后還親自做針線活，托人帶到集市上去賣，以補家用。

后來發生了一系列事情，讓朱祁鈺警覺起來，對英宗的限制也越來越多，直至將他徹底禁錮起來。

第一個比較重大的事件是改立太子事件。

英宗被俘、朱祁鈺被立為皇帝之后，英宗之子朱見深（而不是朱祁鈺之子朱見濟）被立為皇太子。這件事非常尷尬，也讓朱祁鈺非常不爽：他當然想讓自己的兒子當太子了！

朱祁鈺想改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又怕群臣反對。左思右想，他想出了一個千古奇招——賄賂——不是下級賄賂上級，而是上級賄賂下級，而且是皇帝賄賂大臣！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鈺“分賜”（其實就是賄賂）內閣諸學士每人黃金五十兩、白銀一百兩，請他們支持改立太子。這時，正好有廣西都指揮上書請易太子。這正中朱祁鈺下懷，他趕忙令群臣商議此事，并讓太監暗示大家同意這一請求。群臣先已受賄，又見皇帝之意已決，便不顧廉恥地署名同意了（當時只有于謙沒有署名，后來是陳循代于謙簽的名）。當年五月，朱祁鈺正式頒詔天下，廢英宗之子朱見深為沂王，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皇太子，并立朱見濟的生母杭氏為皇后。

改立太子雖然成功，但過程并不順利，朝堂內外還是有不少人提出異議?？雌饋磉€是有很多人對英宗念念不忘，希望將來的皇位能傳回英宗一脈，這讓朱祁鈺高度警覺。

第二個比較大的事件是“金刀事件”。

英宗在南宮的時候，有一個叫阮浪的少監在身邊伺候他。為了感謝阮浪，英宗曾經將一個繡袋和一把鍍金束刀贈給阮浪。阮浪又將這兩件東西轉贈給徒弟王堯。王堯有一次在錦衣衛指揮盧忠家喝酒。盧忠見到這兩件東西非同一般，自以為立功的時候到了，連忙將王堯灌醉，偷了金刀入內告變，說是“南宮謀復皇儲，遺刀求外應”。朱祁鈺非常重視這件事，認為人贓俱在，是英宗謀復皇位（或英宗之子謀復皇太子位）的“鐵證”，下旨逮捕阮浪、王堯，大刑逼供，企圖挖出幕后主使。好在阮浪和王堯都沒有亂咬，咬定此事與“求外應”無關。王堯被凌遲處死，阮浪死于獄中。一心想拍朱祁鈺馬屁的盧忠沒想到自己惹了這么一場大禍，瘋了（據說是有人給他出主意讓他裝瘋）！朱祁鈺還想窮究不舍，大學士商輅等以“盧忠狂言不可信”為由，勸止之，才沒有造成更大范圍的株連（英宗復辟后，自以為聰明的盧忠還是被凌遲處死了）。但這件事提醒了朱祁鈺，以后更加留意防范英宗的舉動了。

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被改立為太子才一年多的朱祁鈺之子朱見濟病死了（一說被人合謀害死）。朱見濟是朱祁鈺的唯一兒子，太子之位空缺。這時又有一些“不識好歹”的大臣提出復立前太子（即英宗之子朱見深）為太子的主張。朱祁鈺大怒，將提此主張的大臣逮系下獄，嚴刑拷打。其中一人竟死在了獄中。一時再也沒人敢提此事。

據《明史紀事本末·南宮復辟》載，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刑科給事中徐正密奏將英宗之子、沂王朱見深遷出北京，搬到他的封地沂州去，并“增高南城（宮）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沒想惹惱了朱祁鈺，竟將徐正充軍鐵嶺衛。這一處理很令人費解，似乎不符合邏輯——按理說，徐正的提議應該正合朱祁鈺的本意，怎么反而惹禍呢？

原來，徐正還說了另一句話：“別選宗室親王之子育之宮中?！保ā睹饔⒆趯嶄洝返?56卷）正是這句話觸動了朱祁鈺敏感的神經。朱祁鈺大概覺得自己還春秋鼎盛，一定還有生兒子并立為太子的機會，怎肯讓其他的“宗室親王之子”來插一手？！徐正本想拍馬屁卻拍在了馬腿上，落了個謫戍邊衛的下場。但徐正的其中一個建議，卻被朱祁鈺采納了。不久，朱祁鈺便派人將南宮的大門上鎖灌鉛，使之不能打開，被軟禁在南宮內的英宗等人的食物只能從小洞遞入。此外，還增高了南宮的宮墻，砍掉了靠墻的樹木（以免英宗交結外人）。時值盛夏，英宗卻連一塊納涼的樹蔭都不可得，過著囚徒一樣的生活。

但朱祁鈺畢竟不是特別狠的人，他雖然時不時地在生活上虐待他的太上皇哥哥，限制一下他的人身自由，但終究沒像中國歷史上其他許多狠毒的君王一樣，將他的哥哥“消滅”。然而，權力斗爭就是這樣殘酷，朱祁鈺最終嘗到了苦果。

“奪門之變”，英宗復辟

景泰七年（1456年）年底，朱祁鈺得了一場重病。第二年正月，朱祁鈺因病不能行動，將曾在京城保衛戰中立有大功的石亨召到病榻前，請他代行正月里例行的祭祀活動。石亨親眼看見朱祁鈺病得不輕，內心開始盤算自己的后路，并把皇帝可能很快就不行了的消息透露了出去。大臣們知道這一消息后，非常焦慮。此時，京師正流傳著一種說法，說于謙等人正力勸皇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長子為太子。石亨心想：如果襄王之子被迎立為太子，那將來于謙就是首功之臣，沒有他這個武將什么事；即便是重立英宗之子朱見深為太子，功勞也是文臣的，也沒有他什么事，還不如我拉幾個人將軟禁在南宮的太上皇抬出來當皇帝，那我就是新朝的第一功臣了。于是，石亨聯絡并說服了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和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人，謀劃著干一番“換皇帝”的大事。

正月十一日，群臣再次敦請朱祁鈺盡早冊立太子（“早擇元良”）。朱祁鈺當時沒有表態，傳諭十七日早朝再議此事。但等不到十七日早朝，就在十六日晚上，自稱懂星象之術的徐有貞夜觀天象，見紫微星移位，認定當天晚上即是下手的最好時機，決定馬上動手。

石亨等人的密謀，可能事先請示過孫太后，得到過她的準許。至于被軟禁在南宮的英宗事先是否知道此謀，還要打一個問號。盡管當徐有貞問石亨、張軏：“如公所謀，南城（指軟禁在南宮的英宗——引者注）亦知之乎？”石、張告訴他說：“一日前已密達之?！钡?、張二人很可能在說謊，以當時對英宗防范之嚴密，是很難“密達之”的，暫且存疑。

正月十六日夜，徐有貞、石亨、張軏等人會同太監曹吉祥等，以“邊境有警，須增兵入衛”為由，率領一千多京營兵，經長安門進入皇城。進入皇城后，徐有貞將大門反鎖，把鑰匙拋到水中，做好了破釜沉舟的準備?？吹竭@一大隊的人進入，皇城禁衛大驚，但又不明就里，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開往南宮。

到了南宮，只見宮門緊閉，鎖頭已被灌鉛，怎么也打不開。宮墻高大厚重，敲門也沒人回應。徐有貞令士兵取來一根巨木，幾十人舉著猛撞大門，仍沒能撞開。又令幾個士兵翻墻而入，與外兵合力砸開了一段墻壁，這才將大門打開。眾人一擁而入。

英宗此時早被驚醒，喝問何事？眾人跪在地上，異口同聲地說：“請陛下登位！”英宗默許。徐有貞等人立即招呼士兵將一乘肩輿抬了進來，扶英宗上轎。士兵們緊張得發抖，幾乎抬不起肩輿。還是徐有貞冷靜，趕緊過來幫忙，一同將肩輿抬了起來，扶著前進。這時天色已經微明，星月皎然。路上，英宗一一詢問徐有貞等人官居何職，姓甚名誰？徐有貞等一一作答。一行人到了東華門，守門衛士“呵止之”。英宗連忙出來答話：“吾太上皇也?！?衛士不敢阻擋，一行人順利地進入了東華門，直奔平時皇帝上朝的奉天殿。奉天殿武士見來者不善，以金瓜擊打徐有貞，被英宗喝止。眾人將放在一邊的皇帝寶座推到正中。時隔多年，英宗再次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這時，上朝的時間到了，百官從外面進入宮殿，準備朝見病中的皇帝朱祁鈺，心里盤算著如何回答皇帝提出的立誰為太子的問題。然而，當百官進入奉天殿的時候，突然驚訝地發現，坐在寶座上的不是皇帝朱祁鈺而是太上皇朱祁鎮！還沒有回過神來，只見徐有貞站在御前大聲地宣布：“太上皇復辟矣！”百官震駭，但都不敢有異議，只好按照平常的次序，依次排好隊，朝見新皇帝。英宗好言安撫，大家這才平靜了下來。

據《明史紀事本末·南宮復辟》載，當朱祁鈺聽見奉天殿傳來的鼓噪聲時，知道有變，大驚，問左右說：“是于謙（造反）嗎？”左右告訴他說是太上皇復辟了。朱祁鈺連聲說：“好，好！”但據學者研究，原始史料上并沒有這一段描述。當是后人為抹黑朱祁鈺而加上去的：于謙忠心耿耿，有功于社稷，更有功于他朱祁鈺，天下皆知，而朱祁鈺卻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一反應竟是懷疑于謙造反！

這就是明代歷史上著名的“奪門之變”（也稱“南宮復辟”）?！皧Z門之變”的“門”究竟指哪個門？還有爭議。有人說是長安門，也有人說是東華門。但如前所述，復辟隊伍進長安門、東華門都沒有發生任何暴力沖突，談不上“奪”。只有在進入南宮大門時，才有用巨木撞擊大門、翻墻而入、砸壞墻壁的行為，“奪門之變”的“門”應該指的就是這個門。

英宗復辟后，徐有貞、石亨、張軏、曹吉祥等一班擁立有功的人都加官進爵，而“再造社稷”有功的于謙卻被誣以“意欲”迎立外藩而慘遭殺害，“天下無不冤之”。被廢掉的朱祁鈺被降為郕王，遷入西宮，十幾天后就死了。關于朱祁鈺之死，死得蹊蹺，正史上說是病死的，但很多人還是相信他是被英宗害死的。明人陸釴在《病逸漫記》里明確地說：“景泰帝（朱祁鈺）之崩，為宦者蔣安以帛勒死?！?這也成了明代歷史上的一樁謎案。

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奪門功臣”的下場也不怎么好。先是以“首功之臣”徐有貞為一方，以石亨、曹吉祥為另一方，兩派明爭暗斗、相互傾軋，最后徐有貞在石亨、曹吉祥的一再誣告下，被英宗流放到金齒（今云南保山），削職為民。徐有貞被斗倒后，石亨、曹吉祥恃寵驕狂、頭腦發昏，結果分別在兩場未遂的叛亂中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