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保守到革命的蛻變
——晉西北抗日根據地貧農階層的角色重塑

王惠君

（忻州師范學院歷史系，山西忻州034000）

從保守到革命的蛻變
——晉西北抗日根據地貧農階層的角色重塑

王惠君

（忻州師范學院歷史系，山西忻州034000）

共產黨在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積極推行“減租減息”政策，通過召開減租大會使貧農表達自身訴求，鼓勵他們追求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共產黨通過塑造“勞動英雄”有效地進行社會動員，使得貧農群體逐步成為鄉村政權的主導者。貧農階層的角色完成從傳統從屬者到共產黨同盟者的重塑，鄉村文化則從“士紳化”轉向“革命化”，鄉村社會秩序實現了重新整合。

晉西北抗日根據地；貧農階層；角色重塑

抗戰爆發后，八路軍在晉西北建立了抗日根據地，它既是共產黨領導軍民敵后抗日的主要區域，也是共產黨對傳統鄉村社會秩序進行改造和重塑的“試驗田”。在當時的現實環境下，共產黨為了團結各個階層抗日救國，并沒有進行激進的土改運動，而是采取了相對溫和的策略，在根據地實行地主“減租減息”和農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在這一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地主和貧農階層以往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并深刻影響了晉西北傳統鄉村社會。

一、“減租減息”運動與貧農地位的提升

晉西北地處黃土高原，土地比較貧瘠，降水量偏少，生產力相對落后。作為典型的黃河流域農耕區，農民“以農事耕作為主要生活來源，以及由這種生活方式決定的對于土地的深深眷戀”，他們習慣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織”的生活，即使移民到異域他鄉，依然保持著對土地和農耕的執著。這里的農民即便“到了這最適宜放牧的草原上，依舊鋤地播種，一家家劃著小小的一方地，種植起來；真像是向土里一鉆，看不到其他利用這片土地的方法了”，他們對農耕具有強烈的執著和眷戀，由此形成保守的文化性格[1]7。

在傳統鄉村，地主士紳掌管著鄉村的大小事務，在經濟、文化及社會地位各方面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農民處于從屬地位。按照以前的慣例，晉西北地主會在農業歉收的年份減少收取地租尤其是實物地租，而錢租往往不會減少，同時少收的地租會要求農民在豐收年份補交?？箲鸨l后，日軍從娘子關和大同攻入山西，中國軍隊被迫撤到晉西南一帶，隨著戰事的逐步擴大，閻錫山在山西發行的晉鈔大幅貶值，從前的錢租更多被實物租取代，農民負擔較戰前更重，但一般情況下，農民都能按時交付地租。1940年4月，中共晉西北政權頒布《減租減息條例》，“減租減息”政策開始在根據地鄉村執行。這一政策觸動了廣大地主的利益，必然遭致他們消極或者積極的抵抗，而廣大農民尤其是貧農剛開始也有些無所適從。一些貧農擔心失去租地，只好同意地主“明減暗不減”，在地主表面減租之后，再悄悄把地租補交回去。一些地主則坐等觀望、待機而動，既不減租也不收租，同時“奪回”已經租給貧農的土地。

針對地主或明或暗的對抗，根據地政權發動群眾，廣泛召開“減租大會”對激烈頑抗的地主進行斗爭，從而瓦解其他地主的抵抗意識。費正清指出：“當眾羞辱一個特別臭名昭著的地主并剝奪他的部分或者全部財產的場面，對別處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如在“減租大會”上，眾多貧農對地主進行質問和揭發，當地主試圖隱瞞或者對抗群眾時，大家便用山呼海嘯般的怒吼要求懲辦地主，最后經過反復的斗爭之后，地主不得不接受群眾提出的要求。這使得廣大貧農“大膽確定了自己的階級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義、消極屈從與社會調和”，因為農民“一旦在斗爭會上大聲訓斥了地主之后，他或許再也沒有退路了”，只能選擇站在黨的一邊。地主被壓制之后，一些貧農產生依仗共產黨的心理，干脆拋棄過去交付全部地租的想法，拒絕繳納任何地租。[2]650對此，毛澤東在1940年指出：“應規定農民有交租交息之義務，保證地主有土地所有權，富農的經營原則上不變動。要向黨內及農民說明，目前不是實行土地革命的時期，避免華北方面曾經發生過的過‘左’錯誤”。[3]320

通過“減租減息”政策的實施，晉西北抗日根據地鄉村的社會階層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廣大貧農的負擔大大減輕，收入和生產積極性得到提高，與地主富農的經濟差距不斷縮小，自我主體意識開始增強。他們在黨的支持下，社會地位較之前大幅提升。他們也深知，必須緊緊圍繞在黨的周圍，必要時進行堅決的斗爭來保衛勝利果實。地主階層則遭到了嚴重削弱，他們喪失了經濟和政治優勢，更重要的是對農民的心理優勢。傳統鄉村社會中，地主士紳階層與農民階層的平衡被打破，鄉土文化被逐步消解，新式的革命文化開始取而代之。

二、“勞動英雄”塑造與鄉村政權的貧農化

與“減租”大會中被斗爭的地主這一“反面典型”相對應，共產黨在晉西北抗日根據地開始樹立“正面典型”——貧農出身的“勞動英雄”。[4]131他們大都出身貧寒、生活清苦，具有傳統農民的典型弱點——懦弱怕事、思維保守以及安于現狀。所以，“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使人家討厭。群眾不講真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你的來意究竟是否于他們有利。要在談話過程中和做朋友的過程中，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你的心，逐漸讓他們能夠了解你的真意，把你當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調查出真情況來”，基層黨組織的干部要用極大的耐心和誠意去說服貧農。[3]383換言之，有效的“正面典型”樹立起來后，更多的貧農才能被動員起來挑戰現狀，爭奪農村的控制權，使黨完成對根據地鄉村社會秩序的整合和重構。

張初元的事跡即是“勞動英雄”的典型一例。張初元出身貧農，從小放羊，后成為一個農村小煤窯的挖煤工人。在工會同志的號召下，張被推舉為工會主任，帶領煤工爭取自身的權益。日軍“掃蕩”讓張家破人亡，帶著國仇家恨，張在黨的基層干部說服下擔任了村自衛隊小隊長。起初，張不愿冒生命風險，也避免為自己帶來種種麻煩，但在干部耐心解釋勸說下接受了任命，其后又成為自衛隊分隊長、中隊長直至鋤奸會主任。日軍的反復“掃蕩”給晉西北農村造成巨大破壞，群眾恐慌失措，部分黨員畏懼退縮，張帶領鋤奸隊民兵狙擊日軍，在反“維持”斗爭中不斷壯大，受到了縣委的表揚。為使軍事斗爭和農業生產同時開展、互不耽擱，張積極發起了變工互助運動，同時還推進“減租減息”和反貪污斗爭的開展。1943年，張初元參加了晉綏邊區第三屆勞動英雄大會，張和溫象拴、劉文錦、劉補煥以及王三發被選為特等英雄。中共晉綏分局代書記林楓做了大會總結，要求邊區軍民響應毛澤東“組織起來”的號召，學習推廣張初元“勞武結合”的經驗。隨后，《抗戰日報》對張的事跡進行了多篇幅報道，張初元成為黨組織樹立的旗幟性模范。1945年，張初元在行政村選舉中當選村長，成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眾多貧農干部的一員。[5]220

1945年初，根據地的村選干部中，以“勞動英雄”為代表的貧農階層和中農占據絕大多數，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村政從地主士紳轉移到貧農階層手中，鄉村政權呈現出貧農化特征，從村支書、村長到武委會主任等職務，主要都由貧農和中農擔任。鄉村政權的貧農化，是革命時期黨的路線的確切反映。從井岡山到中央蘇區，再到陜甘寧邊區，毛澤東堅信中國革命必須通過農村來包圍城市，農村根據地不僅是黨抗擊日軍的基地，而且是進行政權建設的大本營。傳統社會中，國家權力只到縣一級，縣級以下實行的是地方精英鄉村自治，由此形成了以地主和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士紳階層。辛亥革命后閻錫山掌握山西政權，開始推行“村本政治”，試圖將權力的觸角深入到鄉村一級，以加強對農村的控制，外界對其實效褒貶不一。共產黨在晉西北建立抗日根據地后，通過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和塑造“勞動英雄”，對傳統秩序完成整合和重塑。

三、貧農階層角色重塑的影響

“減租減息”和“勞動英雄”塑造就像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共產黨通過在根據地樹立兩種典型，逐步將地主士紳階層排除在新的鄉村政治結構之外。貧農階層則完成角色的重塑，他們從傳統鄉村秩序中的從屬者轉變為新村級政權的領導者，其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地方精英治理鄉村的傳統模式瓦解，貧農階層在共產黨支持下掌握領導權，鄉村政權從“精英化”走向“貧農化”。貧農依靠黨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支持，傳達并執行黨的政策和決定，共產黨通過對地主士紳的削弱和對貧農的扶持，在農村找到最堅定的同盟者，上層政權第一次真正深入到農村，實現對社會的微觀控制。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成為共產黨進行軍事、政治以及文化動員的有力后盾，也是黨的革命事業的生命線。

其次，新的社會動員方式產生，以前國家政權并不和農民直接發生關系，而是通過地方精英來進行，從而形成“國家——地方精英（地主士紳）——農民”的傳導鏈條。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建立后，地主士紳階層基本被排斥在新政權外，貧農成為鄉村政權的領袖，他們直接面對黨的政策并負責執行。黨的指令能夠更快更準確的進行傳導，黨具有更富效率的動員能力，使上下協調一致，充分保證黨能夠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生存下來。

再次，鄉村階層的流動方式發生改變。戰爭和革命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晉西北地區的主題，日軍入侵直接破壞了傳統鄉村社會，共產黨則依靠有效的社會整合，將廣大貧農緊緊團結在自身周圍，動員他們參軍、捐糧、生產。在軍事和革命斗爭中，貧農積極分子飽經歷練，部分加入共產黨，成為鄉村政權乃至更高層的領導，改變了傳統的階層流動方式。

最后，鄉村文化相應向革命文化進行轉變。在參與革命的激進行動中，貧農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成為實際受益者，貧農階層整體從消極保守開始擁護革命換言之，在黨的支持下投身革命就是維護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從逆來順受的順從者轉變為激進的革命者，掌握了鄉村政權，地主士紳失去對鄉村事務的主導權，加之根據地婦女廣泛參與到革命行動中，男尊女卑的觀念逐漸被顛覆。鄉村社會結構的重新整合也導致鄉村文化的“革命化”。

整體而言，共產黨在晉西北抗日根據地開展“減租減息”以及樹立“勞動英雄”，對傳統鄉村秩序進行有效整合，貧農階層成為黨的革命同盟和農村的領袖，鄉村政權呈現“貧農化”趨向。黨完成對農村的直接控制，迅速進行革命動員，成為最終奪取政權的力量源泉。

［1］費孝通.鄉土中國［C］.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

［2］（美）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共呂梁地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晉綏根據地資料選編（第一集）［M］.1983.

［5］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史資料征研委辦公室,晉綏革命根據地史料征編指導組辦公室.晉綏革命根據地大事記［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責任編輯 衛崇文）

K269.5

A

1673-2014（2016）04-0042-03

忻州師范學院青年基金項目“晉西北抗日根據地鄉村文化的改造”（QN201416）。

2016—03—27

王惠君（1982—），男，山西平定人，碩士，助教，主要從事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