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劉大年和黎澍的史學思想

何亞云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陜西西安710119）

改革開放后劉大年和黎澍的史學思想

何亞云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陜西西安710119）

1978年“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方方面面的巨變，史學界也不例外。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指導下，史學出現新的發展。劉大年和黎澍在馬克思主義的深化、“革命史學”到“新啟蒙”、“階級史觀”到“近代化”等幾個方面為史學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劉大年；黎澍；馬克思主義史學變化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從此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社會轉型標志性事件，中國史學也發生了變化?！拔母铩敝杏捎凇皻v史為政治服務”、“以論代史”、“評法批儒”等使得馬克思唯物主義史學遭到重創。隨著改革開放西方史學思想的傳入也使馬克思唯物主義史學面臨著危機。馬克思主義能否指導中國現代史學、史學界是否還要惟馬克思主義，這在當時都是擺在史學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以及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成為學人所追求的學術精神”[1]7，這樣無論是大的社會環境還是史學內部發展的學術環境，都要求史學改革。史學界的改革是從馬克思主義內部開始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因各自史學理解認識不同產生爭鳴。劉大年和黎澍的史學思想體這現了這種爭鳴，這種爭鳴是復雜的、深刻的。

劉大年先生和黎澍先生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史學界影響較大。頗為有意思的是黎澍和劉大年都是湖南人，都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史學來指導自己的史學研究，并且都將近代史研究作為自己史學研究的方向。但是由于二人學識、生活和工作經歷的影響，二者在改革開放后史學研究呈現出了各自的特點。劉大年被稱為“戰士型的學者，學者型的戰士”[2]，黎澍常常被人稱為“黨內民主人士”[3]165。這兩種稱呼在反映二者在改革開放后對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態度上是十分貼切的。下面就試從三個方面來論述二者主張的差異，借以來探究改革開放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窺探中國當代史學的走向。

一、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和“回到馬克思主義”

“文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所遭受的最大災難，“文革”給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帶來了消極影響?！八娜藥汀钡摹霸u法批儒”“影射史學”“古為今用”不僅使得建國以來“十七年”史學的成就遭到踐踏，而且使得唯物史觀陷入了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僵化狀態。馬克思主義史學面臨挑戰。

中國占據官方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繼續從馬克思主義這里尋找出路。劉大年和黎澍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取向。劉大年“文革”后積極重新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威信，希冀馬克思主義重回十七年史學時期的輝煌。1983年劉大年撰文論述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問題：“一切科學研究，總是在某種指導思想下進行的,社會科學是這樣，自然科學也是這樣，區別只在于研究者是接受某種壞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接受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的支配,科學的歷史研究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4]1”指出中國史學的研究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科學指導，而且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相結合的道路?！榜R克思主義產生于西方，它一旦與中國內在根據相結合以后，就成了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歷史學里面，它再也不是“外來異物”，而是與中國文化熔鑄為一體了?！盵5]240劉大年踐行這種理念，在《評近代經學》中顯現的尤為明顯，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尋找存在的理由[6]428-429，這種將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有助于在將馬克思主義根植于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中，這樣馬克思主義史學就同中國傳統史學一脈相承。

同劉大年相比，黎澍更傾向于回到馬克思主義。黎澍在這一時期相繼發表了《在1982年中國現代史學術年會上的發言》、《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辯證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中國社會科學三十年》、《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學》、《馬克思主義對于歷史學的要求》，這些文章都是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史學。理清了“列寧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上的馬克思主義、流行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思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區別。[7]91”王學典在《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將以黎澍為代表的這種思潮概為“回到馬克思主義”。這種回到馬克思主義史學，表面是向馬克思主義史學產生的西方投向目光，實質是反對當時的偏離馬克思主義思想，尋求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內涵和實質。

無論是劉大年的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相結合還是黎澍的回到馬克思主義都是試圖扭轉“文革”以來的史學，重塑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都為當時中國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打開了一條道路，使得新時期的史學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革命史學與新啟蒙

革命史學是民主革命時期形成的在建國后得到鞏固的。革命史學認為：“一切歷史都是階級斗爭史”、人民群眾都是歷史的創造者、階級斗爭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和直接動力等。建國前，由于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國的馬克思史學一直都是為革命而服務的，翦伯贊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句話非常直白的表明了這一觀點。他說：“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變革時代，他決沒有閑情逸致埋頭于經院式的歷史理論之玩弄，他研究歷史是為配合這一偉大斗爭的現實行動。[8]35”，無論是黎澍還是劉大年他們早年的史學研究也是服務于“革命”這一主題的。但是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史學界開始對于革命史學進行反思。以劉大年為代表的一些史家，仍然被束縛在革命史學的框架里。階級斗爭問題中，他說:“翻遍一部世界文明史,我們無處不看到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及其相關的廣泛事實?！薄吧鐣A級、它們間的關系、體系、運動,正是私有制歷史特殊的本質的東西。不從這個特殊的本質去解釋歷史,好比要攀登某個險峻高峰,而又不愿意去走唯一可以攀登上去的道路?！盵9]71-74《關于歷史前進的動力問題——在太平天國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異化與歷史動力問題》、《說“合力”》、《歷史前進的動力問題》等文章。對自己的階級動力觀進行了闡述。而劉大年對于這些問題的論述無不圍繞著階級，以社會形態的遞變來進行闡述，總體來說，劉大年的觀念仍然沒有突破革命史觀念的束縛。

同劉大年仍然強調“革命史觀”不同，黎澍更傾向于新啟蒙。新啟蒙并沒有一個十分確切的定義。新啟蒙的內容十分復雜，而且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還發生了分化，大致的取向是要完成五四運動未完成的思想啟蒙。李澤厚認為五四“救亡壓倒啟蒙”，在他看來中國現代反封建的文化啟蒙任務不僅沒有繼續推進文化啟蒙工作，而且被“傳統的舊意識形態”改頭換面地悄悄滲入，最終造成了“文革”封建傳統全面復活的絕境[10]7-49。黎澍的新啟蒙思想可以由兩個方面看出。一方面，他反對“革命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他極力批判封建專制。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黎澍就說：“并非一切暴力斗爭都可以起新社會助產婆的作用[11]126”，反對“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在他看來真正推動社會變革進步不是疾風驟雨式的革命，而是更為廣泛的經濟和社會變革。他曾說：“我過去曾相信情形會一下子改變?，F在看來不行，一定要在和平安定的環境里，‘和平演變’。革命現在看來是不得已的事，最好不要革，要靠教育發達，文化繁榮，還要民主精神生成。而這些還是有賴于生活富裕?！盵12]147-148這樣就和以前的強調革命，強調階級斗爭形成了一種對立，真正意義是承認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意義。在反對封建方面，黎澍先生也是身體力行。他相繼寫了《消滅封建殘余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評“四人幫”的封建專制主義》、《關于五四運動的幾個問題》、《一個圍殲知識分子的大陰謀——評姚文元<海瑞罷官>的批判》，黎澍對于封建主義的態度是激進的，在他看來必須徹底的反對封建主義，他把“文革”的發生歸根于封建專制主義上。黎澍的反對“革命”和“反對封建主義”最后都將落腳點放在了經濟發展上，在他看來中國采取革命的方式取得勝利和“文革”的發生都是由于中國的經濟發展落后，必須進行現代化。這就與新啟蒙的目標不謀而合。

三、階級史觀與近代化史觀

劉大年和黎澍都是近代史方面的大家，改革開放后二者近代史研究角度發生了一些分歧。劉大年主撰的《中國史稿》第四冊，以及《中國近代史第三冊》，都體現了明顯的階級斗爭觀念。在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中，劉大年指出：“只有基本上用階級斗爭的表現作為劃分時期的標志，才能最可靠地區別出在中國近代史的各個不同階段”[13]240。雖然劉大年此后指出近代史研究也要研究經濟，但是基本沒有脫離階級斗爭。對此黎澍在《重新估價階級斗爭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中明確提出爭議。他說：“過去人們常說，自原始社會解體以來的人類社會歷史都是階級斗爭史，其實這個命題是有問題的。[14]145”否定階級斗爭史觀的黎澍，從近代化方面來研究近代史。他認為：“在鴉片戰爭以后，太平天國起義已是舊式農民戰爭的尾聲。洋務運動作為太平天國起義的反動，是統治集團的部分人企圖采用西方技術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觀上卻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開端。其后，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發展，才開始出現反映這種發展要求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失敗，導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興起。在太平天國以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前后相繼，一個發展高于一個發展，最后歸結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是合乎邏輯的。當然，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他們沒有完成這個革命，這才有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代之而起。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而不是舊式農民戰爭的繼續?！盵15]129這樣注重經濟因素，以近代化的觀念來研究中國近代史，促進了近代史研究的發展。

四、結語

改革開放給中國史學界帶來的變化是不言而喻的，從劉大年和黎澍的身上我們可以窺探到在改革開放時期史學變化的一些端倪。

首先，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繼續向前發展。劉大年為代表的史學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尋求馬克思主義存在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和以黎澍為代表的史家“回到馬克思”，探求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

其次，史學語境發生了轉變。建國后，唯物主義史學依靠政治的力量長期占據著歷史的話語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史學研究都是在“革命”語境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階級斗爭、意識形態斗爭”成為當時史學的全部內容。改革開放后出現了語境的轉換，黎澍的新啟蒙就代表了這種趨向。盡管這時的轉化是不徹底的，但是一種區別于革命語境的史學正在萌芽。

再次，史學發展仍然是外在驅力，內在動力不足。改革開放后史學領域以“近代史觀、現代史觀”、“新啟蒙”代替“革命史觀”“階級斗爭史觀”。但是這種轉變仍然是外在環境的要求：“史學界在進行反思時，著眼點仍然放在政治上而主要不在史學本身。這不能不影響反思的深度和廣度。[16]265”因此，史學要想尋求健康的發展，還必須“將歷史的還給歷史”。

［1］鄒兆辰，江湄，鄧京力.新時期中國史學思潮［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

［2］張海鵬.戰士型的學者學者型的戰士［C］.//劉大年.劉大年集·附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黎澍.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4］劉大年.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問題［C］//劉大年.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劉大年.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C］//劉大年.劉大年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6］劉大年.評近代經學［C］//劉大年.劉大年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7］王學典.思想史上的新啟蒙時代［M］..［8］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9］劉大年.歷史研究的對象問題［C］.//劉大年.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0］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M］.//許紀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

［11］黎澍.再思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12］黎澍.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3］劉大年.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C］.//劉大年.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4］黃春生.重新估價階級斗爭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黎澍集外集［C］.//徐宗勉，黃春生.黎澍集外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15］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國歷史學［M］//黎澍.再思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16］王學典、喬幼梅、祝明.新時期十年的歷史學評估［M］.王學典.思想史上的新啟蒙時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

The Historical Theory Research of Liu Danian and Li Shu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He Ya-yu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Shaanxi710119）

The Reform and Opening in 1978 has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Chinese society in many aspects,including the historiography field.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history has new development.Liu Danian and Li Shu inject new vitality fo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deepening Marxism,transforming the"revolutionary history"to"new enlightenment","class history"to"modernization" and so on.

Liu Danian;Li Shu;transformation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K092

A

1673-2014（2016）04-0048-04

（責任編輯 王建華）

2016—03—20

何亞云（1990—），女，山西長子人，碩士，主要從事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