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程千帆《文論十箋》在20世紀前后期出版中的變化

李婧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青島266100）

論程千帆《文論十箋》在20世紀前后期出版中的變化

李婧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青島266100）

《文論十箋》是已故著名文史學家程千帆先生的一部代表作，始刊于1943年，題名《文學發凡》。作為抗日戰爭時期的產物，《發凡》多有對其時崇洋媚外學風的批判，表現出程千帆先生倡導文化上自尊自強的愛國精神?！栋l凡》一書因此具有獨特的價值。但是由于時移世易，及先生個人思想的轉變，1983年再版的《文論十箋》，卻刪改了這些內容。從《發凡》到《十箋》的這種變化，向我們展示了20世紀時代環境的巨變對近現代學術著作的影響。這對研究20世紀學術史，有廣泛的借鑒意義，應當引起充分的重視。

程千帆；文學發凡；文論十箋

《文論十箋》（以下簡稱《十箋》）是已故著名文史學家程千帆先生的一部代表作，作為文學理論界的一部名著，久為學界所重。然而作為《十箋》最初面貌的《文學發凡》（以下簡稱《發凡》）卻鮮為人知，從《發凡》到《十箋》的演變及其學術價值，更無人道及。

《文學發凡》是程千帆先生早年執教武漢大學和金陵大學的講義，1943年由金陵大學排印出版，線裝二冊，署程會昌纂（會昌乃先生原名），為《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叢書》之一。1948年上海開明書店將其再版，葉圣陶為之易名《文論要詮》（以下簡稱《要詮》），此版增改了部分條目，書末新附張滌華補注30條，但基本內容并無大的改變。1983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排印第三版，正式定名為《文論十箋》?！妒{》吸收了《要詮》所作的修正，將張注并入正文，同時又增改了數十條目。作為最終之修訂本，其注釋更為詳明確切，故成為通行本。持《發凡》與《十箋》對勘，會發現修訂后的《十箋》已非最初原貌，而是刪去了《發凡》原有的殷孟倫序一篇、程千帆序跋各一篇，以及一些指摘時弊之按語。這些內容展現了20世紀40年代獨特的時代風氣，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一、為保國護種而抨擊西化的《文學發凡》

《文學發凡》所載三篇序跋，殷孟倫及程千帆先生文集均失收，亦未見轉載他處。其實，這三篇序跋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揭示了《發凡》一書創作的內在動因，絕不僅僅是應講義之需，更蘊含抨擊其時崇洋媚外學風之深意。20世紀40年代正值抗日戰爭時期，所謂“今是天步囏難，炎黃苗裔，芨芨不獲自?！?，此誠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也。然而當此之時，卻有“所謂魁杰巨子者，筆不點牘，辭不辯心”，不立足民族文化，而“稗販西說，罔知本柢”、“稗販譎誑”，提倡西化，所謂“方妄私其一察之術，以更故常，以蕩凡民，以易天下”。此種泯滅民族尊嚴的媚虜之舉，深為程先生不齒：“此其所為，未知視古之君子與狂生者奚若”。程千帆受業于黃侃，乃章黃學派傳人，深受太炎、季剛先生憂國憂民精神的影響，極重民族氣節，加之秉性耿直，抗戰時期又年輕氣盛，故看到學者們當民族危亡之際，仍崇洋媚外、妄自菲薄，不禁痛心疾首，而以整弊為己任：“竊不自揆，獨于捄死不贍之日，冒大不韙，從而進退之，寧足以矯末俗，起衰攰，是亦師其蓬心，聊以自熏勞耳?！盵1]1

正因如此，程千帆先生在《發凡》中不止一次抨擊崇洋媚外學風，除了序言，還有很多指斥這一時弊的按語。比如他在《發凡·詩教上》按語中批判其時文人尤其是學生厭棄中國傳統舊文學，狹隘地以為“前代鴻文，了無精義”，“但知汲流異域，而妄采先賢”，馳騖西方現代新文學，妄謂新體“凌跨百代”，甚至認為“新舊二體，不可同時”、“新體既出，乃力促舊體之消滅”。對這種一味崇洋媚外、不知繼承國粹的行為，程千帆先生十分不滿，痛斥其為“數典忘祖，不符國情”[2]32。

更集中表達千帆先生對崇洋媚外行為之憤恨，和對國家民族命運之擔憂的，是《發凡·敘事》案末的一段慷慨陳辭：

至若圓顱方趾，率土所同，而種姓既殊，則文教亦異。凡民族之自尊自貴者，于其言語文學、風俗政教，無不寶之重之。既相侵伐凌虐，則有優劣勝敗。居今而猶能立國宇宙者，則必其自尊自重有以致之。其在吾華，始夫子之制《春秋》，既內諸夏而外夷狄。子姓率教以維清寧之紀，故歷諸禍亂而不亡。姬漢舊邦，無取雜種，此萬世不刊之理也。百祀以還，華胄凌遲。佻薄之徒，甘為降虜。舉謂全盤西化，乃可圖強。推其居心，蓋欲深目高鼻，以自躋于彼所謂文明人之列。即小喻大，則其名制也，亦男曰約翰、馬太，女曰瑪利、露西。夫繩以子玄之言，則Bepnhard Kailgren自稱高本漢，Maspero自稱馬伯樂者，猶當屏棄。況自甘負下若是哉。昔者，魏收代史，王通元經，文飾奸言，為虜張目。馀杭先生《討滿洲檄》謂“由是言之，非虜之能盜我中華，顧華人之耽于媚虜也”。今日國脈不絕如縷，而耽于媚虜者乃日以滋，有志之士，云胡不痛？此亦妄飾之一端，古之賢者所不及知，而今之髦士所不欲言者也。[3]52

程千帆先生認為只有民族自尊自重者，才能立國宇宙之間，而“凡民族之自尊自貴者，于其言語文學、風俗政教，無不寶之重之”。但在受外族入侵，甚至面臨亡國滅種危機的20世紀40年代，卻有“佻薄之徒”不知自尊自重，保護本民族的文化，反而“甘為降虜，舉謂全盤西化，乃可圖強”。面對這種“今日國脈不絕如縷，而耽于媚虜者乃日以滋”的現象，“有志之士，云胡不痛？”程千帆先生時當年輕氣盛，更是愛國心切，故毫不留情的借章太炎先生之言，痛斥這種媚虜之舉道：“由是言之，非虜之能盜我中華，顧華人之耽于媚虜也?！贝苏婵芍^字字驚心，語語沉痛。程千帆先生的拳拳赤子之心，悠悠愛國之情，溢于言表。顯然，這段議論已不僅僅是對學術問題的探討，更是在呼吁國人于民族危亡之際自尊自強起來。這鮮明地展現了抗日戰爭時期，像程千帆先生這樣的正直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強烈民族責任感。像這種倡導民族自尊自強，抨擊崇洋媚外學風之言，在《發凡》中隨處可見?！栋l凡》作為抗戰時期的產物，可以說，已深深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二、在西方理論熱潮下刪改的《文論十箋》

但是，在1983年《發凡》修訂再版為《十箋》時，上述這些展現抗戰時期愛國知識分子抨擊崇洋媚外的史料，都被刪掉了，這不得不說是一大損失。那么，《十箋》為什么要刪去這些珍貴資料呢？這確乎引人深思。其實，正如《發凡》的這些內容打上了抗戰時期的烙印一樣，《十箋》刪去這些史料亦不是隨意的，而是深受時代影響，打上了剛剛走出“文革”的那個時代的烙印?！妒{》據《發凡》再版是在20世紀80年代，其時中國已擺脫外患，取得獨立，正走出“文革”，重開國門，學術界又興起引入西方理論的熱潮。此時，程千帆先生為維護民族尊嚴而貶抑西方理論的觀點，就不免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所以《發凡》中絕大多數抨擊崇洋媚外的語段皆被刪掉了。

不僅學術環境已然不同，從20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短短40年間，中國從抗日，到解放，經反右，歷“文革”，社會政治、倫理道德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些都體現在《十箋》對《發凡》所作的刪改上。比如上述《發凡·敘事》篇末按語中倡導民族自尊自強的那段議論，本十分精彩，但是其中有“其在吾華，始夫子之制《春秋》，既內諸夏而外夷狄。子姓率教以維清寧之紀，故歷諸禍亂而不亡。姬漢舊邦，無取雜種，此萬世不刊之理也”這樣帶有明顯夷夏之防思想的句子。其所引用章太炎先生的那篇檄文，亦是征討滿洲的?？梢?，千帆先生所謂的民族自強，實指漢民族的自強。而其所排斥的外族，不僅是指軍事上侵略中國的日本，文化上影響中國之西洋，也包括滿族等少數民族。這種夷夏之防的思想，很多舊式文人都有，但在解放后就與新中國所倡導的民族政策相牴牾了，刪去此段也就在情理之中?！栋l凡·文學總略》篇按語原有“見忌虜廷”[4]20的字樣，今本《十箋》也改為了“見忌清廷”[5]50。再如，《發凡·模擬》篇按語在論述古今之異時說：

如情理關乎人性，物色發于自然，此古具而今同者也?？茖W發明而機械盛，帝制崩壞而民主興，此古無而今有者也。古者男女之別嚴，若寫怨言情，必稱寄托。今者戀愛之風盛，雖采蘭贈芍，亦若故常。此古之所異，今則為常者也。昔以書記為幕府之英，今則以指鈔胥。昔以小姐為娼家之號，今則以尊淑女。此古別有義，而今失其旨者也。[6]32

這段論述舉具體事例，像古今男女關系疏密的不同，書記、小姐等稱呼含義的變化等，來說明古今之異的問題，尤為生動鮮明。但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文革”才剛剛結束，人們的思想還不夠解放，社會風氣比較守舊。采蘭贈芍的自由戀愛尚未被社會普遍接受；而書記建國以來成為對黨的最高領導人的稱呼，說它“以指鈔胥”自然不再合適；小姐這個詞，雖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并沒有什么不好的含義，但畢竟“昔以小姐為娼家之號”，也不符合八十年代保守的社會道德觀念，《十箋》刪去這些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人格與文風

從《十箋》對《發凡》所作的這些刪改上，還可以見出千帆先生從早年到晚年行文風格的轉變。在早年的《發凡》中，千帆先生直指時弊，言詞激烈，筆鋒犀利，氣勢十足，這樣的文風，可謂“絢爛之極”。但到其晚年修訂《十箋》時，不僅語不涉時事，而且多是順應時代的理論思潮、風俗習慣。所作箋注，所附按語，只談純粹的學術問題，下語唯求穩妥平淡。

程千帆先生行文風格由“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變化，除了深受時代變革的影響以外，還與其個人性格思想的轉變有關。千帆先生早年率直氣盛，對時政、學界的不良現象，不平則鳴。因而在《發凡》中多有指斥崇洋媚外時風之處。另外，作為青年才俊，千帆先生不免恃才傲物，故其言語間充滿了狂氣。像他在《發凡》序言中所說“通論文學之作，坊間所行，厥類至多，然或稗販西說，罔知本柢，或出辭鄙倍，難為諷誦，加以議論偏宕，援據疏闊，識者病之”[7]1。對當時的文學研究著作頗為不滿。20世紀40年代，文學史、文學理論著作如雨后春筍，大量出現，誠如先生所言，其中不少是濫竽充數、魚目混珠之作。但也并不是沒有扎實的著述，像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馮沅君、陸侃如的《中國詩史》，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魏晉南北朝部分）等等，當時都已產生了。而程千帆先生對這些著作只字未提，統斥“通論文學之作”以“識者病之”，表現出傲視的態度。故決定自撰講義，而其所選擇、所認可的篇目都是出自劉知幾、章學誠、章太炎、劉師培等這樣古往今來有名的“狂人”之手，這也從側面顯示他的傲氣。

但是，時隔四、五十年后，程千帆先生的性格思想早已不同往日，對于上述問題認識亦已不同，增改便在所難免。正如其在全集《十箋》卷的后記中所言：“（《十箋》）諸本皆略有增改，蓋行世已五十余年，余亦由壯及耄，所見不能無異同也?！盵8]314特別是先生中年以來歷經坎坷，飽受“反右”、“文革”等種種磨難。到重返科研崗位之時，已是歷盡滄桑的耳順老人。少時直率氣狂，鋒芒畢露，今已歸于淡泊中庸，對著作之行文也力求穩妥。所以，對昔日在《發凡》中激揚意氣、指斥崇洋媚外之語，今已覺語涉時人、鋒芒太露而刪掉。對含有輕視當時文學研究著作的序跋，更感到少時氣狂、有違“溫柔敦厚”而去除。何況，很多當時的文學研究著作，經歷史的考驗已成經典，《發凡》之評價已明顯的“不合時宜”了。

總之，在1983年版及收入《程千帆全集》的《文論十箋》中，千帆先生都盡刪各處激烈、不合中正之辭，使行文力歸穩妥。這既是受時代的影響，更是其人生境界“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最好體現。其實，這種由于時移世易，及個人前后思想變化，而造成的同一著作不同版本間的差異，自古便屢見不鮮。此為?？睂W上的一種典型現象，在古籍整理研究中頗受重視。然而在面對近現代學術著作時，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點。事實上，20世紀風云變幻，特別是其上半葉與下半葉的時代環境迥異。由此造成20世紀50年代以來，再版的近現代學術著作，與其初版相比，往往有很大的改動。從《文學發凡》到《文論十箋》之變化正是最典型的一例，足應引起我們充分的重視。只有注意到這種不同，才能明了近現代學者之著述受時代影響的情況，從而深入了解其書的價值，全面領會這一代學人特殊的心路歷程，這在研究20世紀學術史方面，應當有廣泛的借鑒意義。

［1］［2］［3］［4］［6］［7］程千帆.文學發凡［M］.成都：成都金陵大學，1943.

［5］程千帆.文論十箋［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

［8］程千帆.文論十箋［A］.程千帆全集［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責任編輯 史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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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014（2016）04-0070-03

2016—04—11

李婧（1983—），女，山東煙臺人，講師，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