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務實主義改善美國經濟

布拉德福德?德隆

美國經濟表現拙劣，不是拜某種意識形態所賜，而是因為讓意識形態左右了公共政策。對于意識形態方法，有一種更好的替代方案：務實主義

評估美國經濟過去40年的進步，幾乎肯定會感到失望。從普通美國人的角度看，該國近三分之一的生產潛力被浪費在完全無助于增加真實財富的支出上，或是被2008年金融危機毀于一旦。

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醫療管理支出的增長約占GDP的4%，過度醫療支出的增長約占GDP的2%。加拿大、英國和法國等國并沒有步美國后塵，但在保證國民健康方面，它們做得不比美國差。

與此同時，在這段時間內，美國的支出方向從教育、公共基礎設施和制造業轉向為富人提供激勵——大多是以減稅的形式。與支出模式遵循歷史趨勢的情景相比，美國花在讓富人更容易積累財富上的錢比以前多了10%，但實體和人力資本方面的公共支出削減額約占GDP的4%。

比如，40年前，美國將約4%的GDP花在金融上。如今，這一比例增加了1倍，其結果是災難性的。盡管財閥大言不慚地宣稱，金融公司主管和其他CEO薪酬過度膨脹理所應當，但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在經營公司或配置資本方面比從前更有效率。相反，經濟持續掙扎的大部分責任，倒是可以心安理得地怪在美國過度膨脹、功能失調的金融部門頭上。

投資的重新配置常常是努力提振增長的結果。但是，不管你怎樣扭曲基線或在基準上做文章，顯然提振增長的努力失敗了。事實上，對于負責決定美國經濟進步的公共機構，過去40年的決策是不折不扣的失敗。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現象。直到1980年前后，這些機構顯然都是世界級的。200多年來，美國政府在擴大機遇和培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極大成功。從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堅持推進工業和金融，到橫跨東西海岸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教育的引入，美國政府的投資收到了極大成效。事實上，美國政府多次將美國經濟帶向人們心目中的未來產業，帶來經濟擴張和更龐大、更富裕的中產階級。

直到相對較晚近的時候，情況才開始變得不妙。過去40年的政策沒有帶來更富裕的社會，只是造就了更富裕的精英階層。

毫不奇怪，左翼和右翼意識形態對于是什么出了問題意見不一。左翼相當可信地批判了自由市場永遠正確、決不能對它加以限制、其所獎勵的永遠受之無愧的思想。右翼則不那么可信地將美國衰落歸因于美國（相對貧乏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存在和擴張。他們認為，醫療保險、醫療補助、社會安全、低收入家庭所得稅減免、失業保險和殘疾保險等計劃，使得美國成為索取者，而非創造者的天下。

在新書《實在經濟學：經濟增長和政策的漢密爾頓方法》中，我與合著者史蒂夫·科恩證明了問題甚至是更加根本性的。美國經濟表現拙劣，不是拜某種意識形態所賜，而是因為讓意識形態左右了公共政策。

意識形態在真實世界的目的不是提供理解，而是向其信徒提供面對復雜世界時的確定性。意識形態的成功不是因為給出有用的政策，而是因為讓人們感覺舒服、幸福、篤定。

科恩和我指出，對于意識形態方法，有一種更好的替代方案：務實主義。不要尋找壓倒一切的規則或宏大理論，而是要尋找可能起作用的東西，并據此制定政策。

我們用美國最善于根據現實調整政策的開國元勛的姓氏來命名這一方法，但在美國歷史上，很多巨擘都曾采取這一方法：艾森豪威爾、泰迪·羅斯福、富蘭克林·羅斯福、林肯等美國前總統都將務實主義置于意識形態之前。

作為對流行文化的貢獻，《實在經濟學》一書顯然不及嘻哈音樂劇《漢密爾頓》流行。但對于志在扭轉美國經濟的決策者而言，我們希望本書將在應對美國所面臨的挑戰方面提供急需的指導。

作者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