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法官繼任者的政治博弈

張舟逸

斯卡利亞的意外去世，不僅使他曾經擔憂的政治對法律的惡劣影響成為現實，也正在消耗所有關系方殫精竭慮的政治計算和黨派考量

美國當地時間2月13日，美國最高法院（下稱最高法院）79歲大法官安東尼·斯卡利亞去世。

縱觀斯卡利亞在任30年，其始終用他的智識和邏輯保衛著他的“憲法原旨主義”。作為當下九名美國大法官里保守派的領軍人物，斯卡利亞不僅平衡著最高法院日益向自由派傾斜的格局，也以其自洽、完融的邏輯為保守派的法律思想吸引了眾多粉絲。

但斯卡利亞的突然辭世，也為下一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繼任者人選畫上問號。誰將成為新的繼任者？在美國總統換屆的關鍵時期，這個問題的答案充滿著太多可能性。

在由九位元老掌持的美國最高法院，最重要的一條裁判原則是什么？前任著名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曾拿這個問題問他的法官助理們——答案既不是“無罪推定”，也不是“非法證據排除”，答案是“五票多數原則”。

對于一個案件，達到多數票的“支持”或“駁回”意見會成為判決法，而少數派意見則成為沒有法律現實效力、僅有研究參閱價值的“異議”。

剛剛故去的大法官斯卡利亞，雖然以犀利異議而聞名，但他更時常懊惱自己的法律觀點沒能成為多數，從而失去了現實力量。

美國最高法院內九個人的平衡格局非常玄妙。美國人都清楚，一屆總統只有四年，連任最多也只有八年，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卻是終身制——一旦總統提名完畢，在參議院又獲得通過，這位重要人選的價值觀、判斷和意見，在今后幾十年里都會對每一個人帶來實際影響。

由此，大法官的提名成了一件需要專業參謀團隊來推動的技術活：年齡、種族、經歷，特別是對于諸如墮胎、死刑、同性戀等核心問題的認識與公開意見，將成為決定提名人最終是否能成為“大法官”的關鍵。

對于承擔提名任務的總統來說，在整個總統任期內都沒有遇上任何一位大法官退位并非罕見，能夠有機會提名大法官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這樣的機會奧巴馬已經遇到了兩次，由他提名的兩位女性大法官卡根和索托馬約爾在進入最高法院后，在諸多判決上具有明顯的自由派傾向。不難想象，如果這兩位法官來自保守陣營，這兩年引起熱議的“平價醫療法案”和“同性戀合法化案”結果都將改變。

在2015年轟動世界的美國最高法院“同性戀合法化案”中，斯卡利亞曾如此評述大法官的產生，“法官是以他們精湛的法律技能被選拔出的，他們是否反映特定選民的政治看法并不（也不應該）相關”，并表示九位大法官很難代表全體美國人，擔憂在這種情形下的“五票多數原則”帶來的偏頗后果。

“舉例來說，這個最高法院，由9名男女組成，他們都是曾經就讀于哈佛或者耶魯法學院的成功律師。9位中有4位是紐約當地人，有8位在美國的東海岸和西海岸長大，只有1位來自廣袤的東西海岸之間。其中沒有南部人，或者說純正的美國西部人（不包括加州在內）。沒有人是基督教福音派（這個教派包含了四分之一的美國人），也沒有新教派?！彼箍ɡ麃啂缀跬高^書面怒吼，“今天的判決說明，統治我和3.2億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美國人民的是最高法院9位法律人中的多數派?！?/p>

年近80歲的斯卡利亞本可以早些退位，他甚至笑言因自己拿著和退休工資相同的薪水，等于是在“免費打工”，但保守派人士們期待著斯卡利亞會在共和黨在位時提交辭呈，這樣下一個提名的權力就能輪到共和黨手中。

這種無縫的交接，在美國這樣一個自由派與保守派拉鋸均衡的國家，是司法與政治上對于維持平衡格局的默契?，F在突生意外，保守派完全措手不及，更無法再忍受奧巴馬像里根那樣第三次在最高法院安插進“自己人”。

時至今日，奧巴馬的任期還剩300余天。在美國歷史上，從總統提名大法官候選人到參議員最終表決平均需要兩個月，但當發生法官意外去世，這個進程就會被明顯拉長。

在1916年，由美國第27任總統塔夫脫提名的約瑟夫·拉馬爾法官在任職期間去世。信仰天主教的拉馬爾于1910年被提名，作為保守派入主最高法院僅僅六年，孰料去世時總統已由來自共和黨的塔夫脫變為來自民主黨的威爾遜。作為拉馬爾的接任者，布蘭代斯大法官用了四個多月才得到參議院的認可。

如果當時共和黨主導的參議院能預想到布蘭代斯之后對美國造成的影響，這場提名必定不可能通過。相比拉馬爾法官的短暫任期，布蘭代斯最終在最高法院23年。作為自由派的代表，他用充滿力量的思辨一次次與保守派大法官們進行對抗，主動推動著言論自由、平權運動，引導著美國社會的平等、民主。在民選結果中，布蘭代斯也成為了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最偉大、最受歡迎的法官之一。

這就是大法官在任職期間意外去世可能帶來的社會巨變。由共和黨總統提名的法官，一般不會在民主黨在任期間主動退位，如果意外死亡很不巧地讓他任期正好跨越了兩個黨派的交替時間，這場大法官的提名大戲必將又是一場“血雨腥風”。

從美國大法官的提名和任命過程，可以看到在三權分立的美國，政治也是實實在在地影響著最高法院的運轉。對于目前的共和黨來說，如果這場提名戰役能夠拖到下一屆總統上任，不管勝選的是否是共和黨，至少還有挽回局面的可能——而對于奧巴馬來說則恰恰相反，必須抓緊最后的時間，選出心儀人選。

綜合美國各媒體和網站的預測，奧巴馬最熱門的提名人選包括印度裔法官斯里尼瓦桑、越南裔法官杰奎琳、非裔法官沃特福德、奧巴馬昔日同窗女法官凱利、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法官加蘭德、明尼蘇達州參議員克勞布查，以及一名處理專利案件出身的華裔法官雷蒙德。

近日，伴隨提名人選范圍的逐步縮減，新任大法官的眉目已明晰。美國《華盛頓郵報》透露，被考慮的人選范圍已經縮小到三人：斯里尼瓦桑、沃特福德以及加蘭德。而《紐約時報》則援引白宮辦公室消息稱，奧巴馬將提名加蘭德為最高法院法官。

從奧巴馬前兩次提名大法官的風格來看，少數族裔以及女性法官的特征占優，而加蘭德法官是一名白人男性法官，他的部分觀點不僅與現任政府背道而馳，年歲也已過花甲——一般來說，新任大法官如果過于年長，發生病逝、退休的概率就會增加，這樣既不利于司法在一段時期內的連貫性，也會給最高法院的未來變局增加風險。

然而，看似對自由派最不利的加蘭德，在博弈中卻會成為奧巴馬的妙棋。目前，參議院中共和黨已經占據絕對多數，而提名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司法委員會也由共和黨派掌控，一旦共和黨參議員全體否決，奧巴馬的提名愿望將徹底落空。就在 2016年2月末舉行的參議院共和黨全體會議上，共和黨領袖已揚言決定對奧巴馬任命的任何人都不舉行聽證會，并聲稱在新總統于2017年1月宣誓就職之前也都不舉行表決。

從硬幣的另一面來說，加蘭德的中間派立場、其在共和黨內得到的支持、甚至包括他的高齡可能帶來的不長任期，對于共和黨來說是“最不壞的選擇”。奧巴馬也只有選擇一個相對受到保守派歡迎的結果，才擁有在任期內通過大法官提名的可能性。

斯卡利亞未曾料到，他終其一生堅持“憲法原旨主義”，嚴詞厲色地為司法劃出黃線，警告其盡可能遠離政治和民意——結果他的意外身故，卻正好發生在大選緊要關頭。這場死亡，不僅使他曾經擔憂的政治對法律的惡劣影響成為現實，也正在消耗所有關系方殫精竭慮的政治計算和黨派考量。

2月17日，黑紗蓋在美國最高法院官司卡利亞的椅子上

從另個角度來看，或許也正是美國這兩派勢力勢均力敵的斗爭使得這個國家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也制衡著這個國家避免往同個方向走得太遠。

在美國歷史上備受尊敬的大法官漢德曾言，“自由，就是對什么是正確不那么確定的精神”，也因而不管是政治還是司法，美國民眾也樂見其中的角力和平衡。

回溯思量，在最高法院里被稱為“喜劇之王”的斯卡利亞，直至死亡還在親身演繹著美國政治與司法的內髓，如果他在天堂里能對最高法院將面臨的命運變局發表見解，想必又是一篇充滿諷喻和幽默的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