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義者朱特

蒂莫西?斯奈德

托尼并沒有因為是猶太人而寫猶太人的歷史。他從未真正寫過猶太人的歷史。跟他那一代許多有著猶太血統的學者一樣，他避免讓大屠殺成為自身論題中明顯的核心，雖然他關于大屠殺的個人知識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他的研究方向。

同樣，托尼也沒有因為是英國人而寫英國。除個別情形外，托尼從未對英國有過多論述。

英國性，或更準確地說他獨特的英國教育，賦予了他一種文學上的品位和一套參照標準，這使他度過了（我認為這很重要）自己的智識情感和同時代人（68一代）的政治信念上的混亂。

在我們的對話里，我個人始終感興趣的是（盡管我從未明言）托尼如何逐漸成為一名出色的思想家、作家和歷史學家。一般而言，他對這些問題更愿采用的回答是，在其各式各樣的身份和歷史方法中，他始終是一個局外人。

我認為真相更為有趣。托尼的才智似乎源于他既是局內人，也是局外人;他先進入內部，用心看，留心聽，又退回到外面去思考和寫作。托尼的生平清楚地表明，這一鍛煉可以重復無數次。當托尼將自己視為局外人時，他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局外人含蓄地接受既有的論爭，并為成為正確一方而竭盡全力：卸除舊有的防衛，滲入內部的庇護所。

在我看來，比托尼在很多時候都屬正確一方（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更為有趣的，是他不斷增強的某種能力，偉大的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稱之為“理解力”。要理解一起事件，要求歷史學家拋開一切框架，同時又能接受某些框架的有效性。其直接的滿足乏善可陳，但其成就卻遠為長久。正因為托尼在這個意義上對多元主義的接受，他最優秀的作品，尤其是《戰后歐洲史》，才得以產生。

也正是在這里，圍繞著多元主義這一問題，托尼自身的理路與20世紀思想史相遇。本書的傳記與歷史這兩個部分，它們的軌跡在1989年碰到了一塊兒，是年東歐發生了劇變，而托尼則在該年開始思考如何撰寫他那部無與倫比或許也是無法超越的《戰后歐洲史》。

托尼在1989年（在我現在看來這至關重要）正處于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上。在對另一位重要論辯家（《未竟的往昔》中對讓-保羅·薩特）的最后一次論辯之后，雖然托尼仍偶有片面性的文章問世，但他逐漸轉向了一種更溫和也更富有成效的真理觀。

那些對1989年的東歐劇變發揮影響的知識分子，他們都關心生活在真實中的問題。這是什么意思？本書作為一部知識分子史和政治史，有很多內容都牽涉到大真理與小真相之間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對偉大事業與最終目標的信念，這些事業和目標似乎不時地需要謊言和犧牲，而小真相則指能被人們發現的事實。大真理可以是一場將臨的革命的確定性，如某些馬克思主義者所懷有的;或是明顯的國家利益，如德雷福斯事件期間的法國政府或伊拉克戰爭時的布什政府所捍衛的。

但即便我們選擇了小真相，就如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及托尼在伊拉克戰爭中所做的那樣，真實在于何處仍不得而知。

21世紀的一項智識挑戰可能是：如何在捍衛真理本身的同時，接受其多種多樣的形式與基礎。在本書結尾，托尼為社會民主主義所做的辯護便是這一挑戰可能樣貌的一個例證。

托尼出生在國家社會主義帶來的災難剛剛散去之時，并經歷了馬克思主義的逐漸演變。他成年時適逢復興自由主義的多次嘗試，但沒有一次得到普遍接受。

在歐洲大陸與其理念的殘骸上，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種觀念幸存了下來，并作為一種方案得到實現。在托尼的生命歷程中，社會民主主義被建立起來，時而又遭廢止。他為社會民主主義重建所做的辯護依賴于幾種不同的論據，根據不同類型的真理訴諸一些不同的直覺。這里面最強有力的論據是，社會民主主義使一種體面（decent）——借用以賽亞·伯林愛用的一個詞——的生活得以可能。

這些不同類型的真理中，有一些貫穿本書始終，且常常成對出現。譬如，歷史學家的真理不同于評論家的真理。歷史學家對過去某一時刻的了解，能夠且必定多過評論家對今天發生之事所可能的了解。

評論家遠比歷史學家更多地考慮其時代的偏見，因而必須做些夸張?？煽啃缘恼胬聿煌谡\實的真理。做個可靠的人是按別人希望的那樣去生活，而做個誠實的人則承認這是不可能的。

《思慮20世紀：托尼·朱特思想自傳》，（美）托尼·朱特等著，蘇光恩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2月。本文摘自該書序言，略有刪改，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