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方威懾與藍方威懾
——第二章 術語厘清

紅方威懾與藍方威懾
——第二章 術語厘清

紅方威懾與藍方威懾

為了方便理解中美兩國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的立場，我們假設了兩種觀念類型，一種是源于中國實踐的紅方威懾，另一種是源于美國實踐的藍方威懾。

中國領導人堅信（在我們看來），當下的國際體系是基于服務美國與西方國家的目的而對權力與利益進行的分配，而構成國際秩序的規范反映了美國的利益，這個體系亦是由霸權大國建立的。與此相反，美國官員將國際秩序視為基于一系列自由、包容與公正的實踐活動所不斷修改而成的一套法律與規范。而這套法律與規范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制衡了國際體系中（幾乎）所有國家，還保護了其共同利益。盡管這兩種觀念類型的差異并非絕對。

藍方威懾思維傾向于以現有的國際秩序作為出發點，并力圖維持、保護或是完善該秩序。像美國這樣依賴于藍方威懾模型并享有規范性、概念性與定義性權力的國家，通過單方面或國際組織讓國際社會對可接受與不可接受的行為達成了廣泛的共識。為了支持這些規范性與基于規則的主張，藍方威懾專注于在規范合法性與非法性層面來介紹行為，當對其他國家的行為持有異議時，可以指控其違背了公認的法律，否則這便將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狀態的世界體系。這并非通過專制權威來運作，而是（通過）單邊強制執行的構成威脅的政權或是通常由多邊組織的以類似于法律的形式執行懲罰。無論是同盟國還是不結盟的第三國家，一旦跨過了不可逾越的界線，譬如觸犯法律，為了規范得以維護，就必須接受懲罰。

紅方威懾更注重當權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以及一個國家的權力相較于國際體系中的其他強國之間的關系。事實上，中國在看待威懾問題時傾向于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國際體系中，最強的國家會通過使用形式化的語言，即暗示僅有一種合法的行為模式能夠服務于國際體系中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試圖以此掩蓋他們與其他較弱國家的利益差異。這些強國會用這種方式，來迷惑或強迫較弱的國家接受一些于其無益的規范。

紅方威懾處于一個更多是被等級秩序所定義而非由各個國家所定義的世界中。正因這些規范更多地被視為潛在權力關系與利益的反映，而非維持體系穩定的中性規則，紅方威懾對規范持有高度懷疑，并致力于衡量其中的得失而不計較對錯。

中國思想家非常注重國際體系中強國的綜合國力（如外交影響與經濟實力），因此他們很少表現出對違反規范的行為做出回應的關心或意愿，因為這些主要反映了強國的利益而非整個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紅方威懾的觀點所帶來的后果便是國際體系的公信力被看得沒那么重要。在實踐中，盡管中國承認法治的優點，但總會抱怨國際體系的許多法律與規范，是在中國處于戰略上的弱勢時被制定的。既然法律一直以來并將持續性地受到權力分配的影響，那么在短期內，新的法律與規范也應當被制定，以反映中國在國際體系中愈加強大的權力地位。中國已觀察到美國是唯一一個不會受到（有效）制裁的國家。

藍方威懾與紅方威懾的模型都基于利益的競爭，以及對國家表現的看法。某種程度而言，中美兩國可能會加深誤解，因為美國認為中國只顧自己而置身事外（相對于規則，更重視權力），而中國則認為美國的行為十分虛偽（用規則來掩蓋權力）。

藍方威懾反映了冷戰時期的美國經歷，無論哪一方持有更強大的破壞能力，一方都可以摧毀另一方。紅方威懾則源于中國領導人對“百年國恥”的看法。社會的競爭觀念為兩者（的差異奠定堅實的基礎。在美國，獨立個體被視為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并有權利決定他/她在與其他人互動時所產生的約束，這些約束被寫入法律。在中國, 極權共產主義秩序覆蓋傳統儒家與法家的社會思想之上，這三種思想都強調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大于個人。藍方威懾的目標在于穩定，這與維持國家現狀的需要相一致。而紅方威懾的目標是處于弱勢時能夠以普遍原則來對抗霸權主義，并在足夠強大時能夠成為一個霸權國家。

藍方威懾對不可逾越的界線投入了大量的關注，認為，明確地向其他國家傳達自己所要捍衛的事情，能夠減少由于誤解或誤判而引發戰爭的可能性。紅方威懾沒有底線，而是支持模糊的戰略措施，通過擴大不確定性范圍，強化國家影響。如果模糊界線被有意逾越，將會導致沖突，令事態復雜化。在實踐中，中國往往沒有明確地標明其不可逾越的界線，而更多地是對其他國家與其觀點相悖的行為表明其日益增加的憤怒。與此相對的是，美國威懾是相對具有前瞻性的（事先聲明），直接的，以及有數據支撐（一個國家是否有跨過不可逾越的界線）。藍方威懾傾向避免偶然的或意料之外的沖突，并試圖回歸到危機前的穩定局面。

紅方威懾會強烈提醒其他國家，他們在國際權力分配秩序中所處的地位。中國一直提醒其他國家要尊重中國的利益與權力，中國可以（并將）做出哪些行為。當戰爭逼近，中國傾向于用武力來強迫其他國家給予中國應得的尊重。與此相反的是，美國分析家認為，戰爭爆發的原因在于國家之間無法就不可逾越的界線，以及其威脅的可信度進行溝通。

對美國而言，保留一定的懲罰能力是很重要的，每一種情況下的懲罰都必須標準化。對中國來說，標準化并沒有那么重要，因為中國使用權力不是為了調節其他國家的行為，而是為了強調中國的力量；而較弱的國家由于怕得罪中國，仍不得不調整自己的行為。而另一方面，強國知道中國并不會乖乖順從他們的意愿，即便他們在力量上存在差距。

藍方威懾的思想認為，國際（社會）之所以能夠維持穩定局面，是因為一套規范得到普遍遵守，而這套規范通過對違反者采?。ㄖ撇茫┬袆拥玫綇娭茍绦?。紅方威懾發現國際社會的穩定是由于國際權力分配或者權勢等級決定了遵從的模式。這兩種威懾形式都依賴于禁止某些行為的規范與強制執行這些規范的權力，但藍方威懾強調禁止某些行為的規范，而紅方威懾則注重于強制執行這些規范的權力。

中美兩國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來使用“平等”的概念。美國認為，它平等地對待其他國家，是因為他們在國際法律和規范面前享有平等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國則抱怨美國并未平等地對待自己，因其作為一個可與之匹敵的大國（事實上并非如此），美國并未給予中國足夠的尊重。

藍方威懾容易與其他國家結盟，因為它很容易將國際規范的單邊執行拓展為多邊執行制度。而紅方威懾則沒那么容易結盟，因為在它的世界中，每個國家并非都像其名義上所說的那般平等，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每個國家都非強即弱。

藍方威懾模型與紅方威懾模型的差異亦體現在網絡空間充滿爭議的事情中。

中國一直都非常關注，或許沉迷于網絡空間中的霸權，即某些國家能在網絡空間中一貫當道，而其他國家則不得不遵循霸權國家設立的規則。

中國有朝一日是否會成為網絡空間的霸主呢？在中國觀察家看來，如果美國的優勢在于其固有的國家能力（如教育、資本），那么中國奪取美國霸權的方式應該是直接且合法的：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并對創新給予更多的支持。但是中國的思想家也似乎相信，美國在網絡空間中享有絕對優勢。美國的互聯網管理組織，譬如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以及互聯網工程任務組都成為中國感到憤怒的對象。美國拒絕為了顧及中國利益而對這些組織進行改革，因支持中國所推崇的網絡空間規則將會以犧牲互聯網自由為代價。而中國則認為，互聯網自由是美國霸權的基本因素，亦會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構成直接威脅。

同樣地，中國希望通過國內市場來促進技術標準的推廣，塑造一個有利于中國公司發展的“中國制造”形象。因此，中國堅定不移地努力想取代美國互聯網霸權的八大“金剛”。中國企業雖然成功進軍了硬件市場，但他們在軟件市場取得的成功卻與此相差甚遠。無論是創新能力，還是利用事先在市場上取得的成功的能力，這兩者都不是中國的相對優勢。

中國在網絡空間中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中國雖然可能想成為現實世界中的東亞霸主，但要成為網絡空間中的東亞霸主是毫無意義的。在網絡空間中，中國需要達成何種程度的霸權？又是否足以抵消美國作為網絡空間中的全球霸主所獲得的優勢？還是說，中國應該嘗試在網絡空間中建立一片自給自足的網絡區域？

藍方威懾的特點在于，在采用執法方式時，能對識別誰發動了網絡攻擊的能力充滿信心是十分重要的。一些觀察家甚至提到，在實施懲罰前，應先掌握充分的犯罪證據而不僅是存有合理的懷疑。但對紅方威懾來說，對識別網絡攻擊源頭充滿信心并沒有那么重要，它更關心的是反擊以及戰勝那些會進行反擊的對手的能力。

對紅方而言，問題不是“我們能否證明那個國家發動了網絡攻擊”，而是“我們是否有能力對所推定的攻擊者實施懲罰?！?/p>

與之相反的是，藍方更可能對僅僅一起攻擊事件便做出回應，尤其是那種如果不施以懲罰便會對網絡空間的法治構成威脅的事件。

讓美國一直感到沮喪的是，盡管有大量證據表明中國進行過網絡攻擊，但中國卻堅決拒絕承認有發動過網絡攻擊。在美國看來，中國目無法紀。但在中國看來，美國強迫中國承認曾發動過網絡攻擊的行為不過是其想迫使中國在網絡空間中對美國霸權有所讓步的策略。

紅方假定，網絡空間中的沖突只是國際社會中無時無刻不在的全面斗爭的一個方面，盡管有的時候淡化或完全否定這種斗爭的存在比較有用。紅方試圖調整沖突的級別以達到對自己最有利的目的。只要有一方對違反規范的行為持有更輕松的態度，兩國之間的對抗便不大可能會升級到無法控制的狀態，因為每一方都會試圖適應（更不用提壓制）對方的違規行為，以勸說另一方遵守規則。然而，同一事件可能會引發雙方不同的反應。藍方可能會對紅方發動的似乎會擴大可接受的網絡戰爭范圍的行為產生強烈的反應。紅方可能會對藍方為改變權力關系而發動的攻擊做出強烈的回應。雙方對升級的看法的顯著差異會導致雙方的事態升級。

雙方都對網絡空間的穩定感興趣（缺乏鼓動網絡攻擊或是由真正的或假定的網絡攻擊引發網絡戰爭的條件）。然而，每一方都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尋求穩定。

美國可能將中國的行為解讀為試圖打破規則或建立與之不同的國際行為規則；而中國可能認為美國的行為是為了迫使中國承認美國所渴望的權力地位。2014年5月，美國對5位中國軍官的指控表明了其態度，即任何違反美國法律的人，都必須要受到懲罰。然而，中國人則認為美國的指控是為了彰顯其域外權力，進而侵犯中國的主權。同樣地，美國呼吁中國對朝鮮使用網絡的方式進行打擊，以向朝鮮聲明，這種對國際公司進行毀滅性（至少是高度破壞性）的攻擊行為已遠遠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圍。美國對朝鮮施以懲罰的一個大的（或顯著的）要素在于其渴望創造一個懲罰網絡攻擊行為的先例，無論實施攻擊的對象是誰。中國拒絕向朝鮮施壓的行為并非對網絡攻擊行為的容忍，而更多地是在擔憂其與朝鮮、美國之間的關系。

對藍方而言，如果不對這種跨過（不可逾越的）界線的行為加以留意并做出回應的話，就會使法治受到損害。對紅方來說，這條界線更像是一片寬闊的區域，而對入侵該區域的行為所做出的回應完全取決于入侵行為發生時所處的環境，以及這種入侵行為所暗示的另一方對相對權力關系的理解。

在由國際體系中兩大強國持有兩種具有顯著差異的威懾模型的世界中，雙方都有必要站在對方的立場去理解威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