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個人史與學術史的交織：基于比較視野的探析

[摘 要]針對錢學森晚年叩問，將陳寅恪與同時代學者進行學術比較，認為陳寅恪治學特點體現為學貫中西、堅持“求真”、重視史料、詩史互證、理解之同情、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將陳寅恪與同時代學者進行命運比較，大師晚景尤為凄涼，最是文人不自由。假若歷史可以假設，陳寅恪將成就另外一個陳寅?。ù髱煹湫停?。在轉折年代的文化更新何其艱難，陳寅恪一生將學術作為生命象征和存在意義，這樣也造成他個人史的悲劇與學術史的交織。

[關鍵詞]陳寅??；個人史；學術史；比較視野

[中圖分類號]K8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6）01-0099-06

Chen Yinques personal and academic histor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ZHANG Zu-qun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Qian Xuesens inquiry in his later life， this paper compares Chen Yinque with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in their academic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tudy features of Chen Yinque are mainly like this： he has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both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dheres to the truth， attaches importance to history materials and mutu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poetry and history， and he also has the sympathy based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t and the idea of freedom. Then this paper compares Chen Yinque with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in their fates. It shows that Chen Yinque had a particularly bleak old age. He didnt have freedom atmosphere to carry out his research. If history can be assumed， Chen Yinque will be a master. In a changing age， making cultural update is very difficult， but Chen Yinque had taken academics as the symbol of his lif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existence during his whole life， which also caused the tragedy of his personal and academic histories.

Key words：Chen Yinque； personal history； academic histor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民國時代大師們的人格魅力、大師們的文化杰作和大師們的命運轉折，無不給我們后來人以無數的啟示。針對著名學者錢學森晚年叩問：為什么我們現在培養不出大師？筆者對陳寅恪個人史與學術史的交織做了考察比較。首先將陳寅恪與同時代學者的學術進行比較，認為陳寅恪治學特點體現為堅持“求真”，重視史料，詩史互證，理解之同情，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其次將陳寅恪與同時代學者的命運進行比較。最后對其個人史做了評述，指出假若歷史可以假設，陳寅恪將成就另外一個陳寅恪。在轉折年代的文化更新何其艱難，他一生將學術作為生命的象征和存在的意義，卻也因此造成他個人史的悲劇與學術史的交織。以陳寅恪為代表的大師群，是中華民族崛起于世界之林的永遠文化財富。

一、比較視野

（一）陳寅恪與同時代幾位學者的學術比較

王國維、陳垣、岑仲勉、錢穆等都是與陳寅恪同時代的巨匠，海外巨擘余英時也深得陳寅恪真傳。筆者試圖將陳寅恪與同時代幾位學者做對比分析，以期找出陳寅恪的治學特點。

第一，王國維與陳寅恪相比，兩人都從傳統學術演變歷史出發，殊途同歸。兩人都認為傳統學術的發展是堅持繼承與發展的辯證統一，所以兩人立足于傳統學術精神的正面繼承，將傳統史學的人倫道德精神轉化為近代人文精神，將倫理型的史學主體改造為統一道德與科學意識結合的史學主體，并在歸納新史學的精神實質方面都有獨到見解。但對于中西學術方法如何結合，兩人卻見解不一：王國維主張“能動化合”說，而陳寅恪則主張“文化史學的方法論”[1]。

第二，陳垣與陳寅恪相比，兩人在治史旨趣上具有同一性，都承續了乾嘉學派的考據學風，看重史料，求歷史真實，融古典與今情于一體，承擔了忠于歷史與信守價值的雙重責任[2]。然而兩人在生活時代、爬梳史料、治史方法、政治傾向、學術自由、精通領域、成名作等方面卻有諸多差異，詳見筆者對朱家元《二陳治史旨趣比較研究》增補而成的表1。

表1 陳垣與陳寅恪在治史的差異

陳垣 陳寅恪

生活時代 1880.11.12-1971.6.21 1890.7.3-1969.10.7

爬梳史料 竭澤而漁 舊史透新意

治史方法 文獻鉤沉 義理發覆

政治傾向 熱心世務 剛毅獨立

學術自由 能夠與世沉浮 為“不自由毋寧死”而倔強孤傲

精通領域 元史、歷史文獻學、宗教史 宗教、歷史、語言、人類學、?？睂W

成名作 《古教四考》 （《元也里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襖教入中國考》 《摩尼教入中國考》）《回回教入中國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凈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釋氏疑年錄》《元也里可溫教考》《元西域人華化考》《史諱舉例》 《陳寅恪集》（十三種十四冊）、《柳如是別傳》（全三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寒柳堂集》《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讀書札記（三集）》《講義及雜稿》《書信集》《詩集》《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第三，岑仲勉與陳寅恪相比，其所采用的歷史考據與文獻考據法已成為20世紀詩學考據的兩大范式。兩者的影響呈現交互性。詩學研究素無“定法”，但陳寅恪發現“中國詩”具有藝術特性，并在邏輯實證研究中充分體現其藝術感發力，這種“詩學考據學”與詩學批評“方法”取向無疑鑄就了一個時代之高峰[3]?！盁o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是陳寅恪文學創作論的核心，《柳如是別傳》通過為一代奇女子立傳來撰寫明清文化的痛史，《元白詩箋證稿》結合今典與古典進行詩歌闡釋，“史詩互證”，至今無人企及[4]。

第四，余英時明顯承傳了陳寅恪、錢穆的學術風格。相比較而言，余英時的文風更接近陳寅恪，而有別于錢穆。他以現代眼光詮釋“宋學”的歷史功績在于援釋入儒。他認為儒學理想體現為“內圣外王連續”，士人精神體現為“以天下為己任”，儒學方法體現為對經典進行詮釋、推陳出新，而朱、陸之爭的實質則是中西會通文化之胸襟、文化重建之學術關懷、社會承當之學人使命、實證與詮釋結合之治學方法、“內在理路”之學術觀念的學術爭論。余英時繼承了陳寅恪所建構的“新宋學”，是中國人文學術研究再出發的重要動力和現代典范[5-6]。

（二）陳寅恪與同時代幾位學者的命運比較

在轉折時代的風口浪尖，人們的政治選擇不一、學問流派不同、性格傾斜迥異，所以最后的結局也可能大不相同。筆者試圖將陳寅恪與同時代幾位學者（胡適、王國維、傅斯年、竺可楨、郭沫若）的命運沉浮做一個簡單比較。

第一，胡適與陳寅恪。在胡適選擇遠渡美國，諸多學者不得不選擇離開大陸時，陳寅恪毅然留下。他認為即使落葉也選擇歸根。雖然落葉的命運是如此的悲愴，但落葉化為春泥，是為了滋養樹根，期望被枝頭更多的樹葉所吸收，以至于傳承，從而成就不朽。這是落葉在其選擇飄零的一剎那的最高理想。多年以后，當中國大陸批判胡適的“自由化”時，中國政府曾經給在美國定居的胡適帶話，解釋說國內批判的是胡適的思想，不是他的個人。胡適當場回應：沒有胡適的思想，就沒有胡適這個人！

第二，王國維與陳寅恪。當代學者，只有王國維可與陳寅恪相輝映。但現在知道王國維的人遠遠多于知道陳寅恪的。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是一個極端意義的象征。王國維投湖自盡，留下一個世紀的謎語，世人都說他是為“憂心”而死。他找到叔本華做他的精神引領，但正是從叔本華那里領會到的悲觀主義卻促成其驟然赴死的決心。知王國維者，陳寅恪也，陳氏為其撰寫碑文，卻沒有多少人明白此真義。而陳寅恪留下來的，不僅是一個肉體，還有一顆必死的決心和一條不歸路。

第三，傅斯年與陳寅恪。陳寅恪與傅斯年這兩位大家的成長、留學經歷，以及在動蕩歲月中顛沛流離、執著學術事業的艱難歷程，都生動卓然地展現出知識分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堪稱為一部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心路歷程與事業追求的心靈史詩。面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良知泯滅、學術糜敗的一面，這一段歷史則更加令人扼腕長嘆。傅斯年去了臺灣，在抗戰后期一直擔任國民政府的高官，是蔣介石的嫡系，所以這么多年在大陸都很難見到他的書，甚至他的名字都很少被人提及。傅斯年去了臺灣以后，陳寅恪留在了廣州中山大學，從此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也沒有了對方的音訊。臺北中央史語所和近史所所藏的檔案信件表明，陳寅恪與傅斯年有隙，兩者關系自1930年代末期一度十分緊張，陳寅恪十分反感傅斯年的“學霸”作風，這也是1949年傅斯年跟隨蔣介石去臺灣而他決定留在大陸的一個重要原因[7]。1949以后，跟蔣介石去臺的人命運如何呢？通史、斷代史，某個歷史人物的小史、年譜、傳記，是不同的范疇，不可通講。在兵荒馬亂的時代，陳寅恪的學問，于國計民生無關，與過小日子也無關，但卻大有用于后世。陳寅恪的命運因為“文革”而悲慘，他被趕出家中，連取自己的存款申請都不被批準，最后夫妻二人在紅衛兵迫害之下慘死在破屋之中，一代大師含恨離開人世。王國維自殺后有后來人給他提詞，傅斯年離世時臺北有追悼會，有學生去沖擊總統府，而陳寅恪去世之時卻無人理睬，連他自己的學生都有背叛他。今人懼怕去了解那段扭曲的歷史真相，是因為真相太殘酷，反差太大。但是也恰恰呈現出陳寅恪的錚錚鐵骨，堪比“歷千萬紀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心可鑒，“與山河同在，同日月爭輝”。

第四，竺可楨與陳寅恪?？茖W家和史學家的真摯交往，令人感佩，發人深省。竺可楨是浙大的校長，陳寅恪是大師中的大師，都是民國時期獨領風騷的人物，最后都留在大陸，改寫歷史。兩人在復旦讀書時，竺可楨與陳寅恪不僅是同班，還是同桌。新中國成立后，竺可楨是管理科學院研究所的領導，兩人首次晤面，陳寅恪就坦率地向竺可楨談到他對華羅庚的不滿。1962年陳寅恪與竺可楨探討天象“五星連珠”與時局女主崛起之關聯，可以說雙方都找到了華山論劍的真正高手，泯滅了學科的生硬界線。1966年3月20日，兩位最后一次相晤，一位病臥在榻，一位行色匆匆。自此一別，“文革”如山洪暴發般洶涌逼來，此生再無相見聚首之日矣。

第五，郭沫若與陳寅恪。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醉心于政治，所以其詩歌不如五四時期，其甲骨文和金文等的研究也不如民國時期。陳寅恪晚年對郭沫若醉心于政治是表面唱和，內心實在反感。

（三）小結

與同時代學者相比，陳寅恪是最具獨立精神、最有現代感和歷史感的歷史學者。不忘記本民族之地位是他的基本文化態度，文化高于種族是他的主要文化理念。他既是一位貴族史家，也是一位創造學術奇跡的人，在其后三十余年目盲體衰的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完成了《唐代政治史略稿》《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一系列重要論著。他一生致力于從傳統歷史學向現代文史轉變的研究，以詳盡占有可靠的史料，批判地繼承乾嘉史學的方法，同時吸收西方比較語言學的精髓，詩文證史，詩史互證[8]，實事求是，為新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其所開創的“古典”和“今典”雙重證法的闡釋學，對古人“了解之同情”“借傳修史”“史詩互證”“哀傷”與“記憶”并存，實與百年中國的文化與社會變遷以及他的家族的命運遭際有直接關系[9]。

比較陳寅恪與之同時代的學人，宦海沉浮、家國情仇，一言難盡。同時代的人們在抗戰危亡之際，或以學術、或以政治號召力、或以其他，為國做出自己的應有擔當。但是抗戰的烽火之后，國共三年內戰之后，那一代知識分子再難以選擇各自的命運。悲夫！大師們已遠去，后來人當何以堪？ 大師們之所以“遠去”，是因為他們來過。大師們的人格魅力，大師們的文化杰作，大師們的命運轉折，無不給我們后來人以無數的啟示。大師們，是我們永遠的文化財富。

二、陳寅恪的個人史與學術史評述

（一）陳寅恪治學特點歸納

1. 融貫中西。陳寅恪不拘泥于西方漢學思想束縛，超脫于西方漢學之外，融貫中西。他先后就讀于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和美國哈佛大學，博采西方漢學之長。陳寅恪對西方漢學界的熟悉程度超過西方漢學界對他的了解程度[10]，他熟稔西方現代學術標準，既注重中國傳統文化之特殊性，即以文字作為研究史學的工具解構與超越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同時又將中國本土的乾嘉學派與西方“歷史演進法”相結合，在考據學、中國古代史、區域文化史、詩文等方面成就斐然。與其說陳寅恪的治學范圍“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如說他的治學學貫中西、融匯古今。解讀陳寅恪年譜，隨著閱歷日漸，其治學“為學日損，為道日益”。從“舊學”到“新學”，從傳統國學與現代學理，兼容并包，自由開放，得風氣之先，冠宇胸襟[11]。

2.堅持“求真”。對比分析《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對現實的關照差異，在那民族精神高漲的年代，陳寅恪頂住造成與民族精神的緊張關系的壓力，堅持“求真”之首位，這對于今天深刻認識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弘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借鑒意義[12]。趙儷生曾經在回憶錄中寫道，盡管陳寅恪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但是因為忠于史料，最后也能獲得與馬克思歷史學者相似的正確結論。在趙儷生發表相關論文后，陳寅恪托人將自己的南北朝史、隋唐史講義復印給他。在那樣人人自危的政治年代，一代學人的風骨杳然挺立[13-15]。

3.重視史料。陳寅恪治史重視史料，強調不能以論帶史，重視考據，如此方能以宏大自由的視野看待歷史。他認為，馬列主義史學以唯物史觀作為哲學基礎，以“五段論”套在中國歷史發展時序上，用“封建”二字盲目對應西方史學“feudalism”，實際上對于中國有無奴隸社會、奴隸社會的起止點等問題尚存在諸多爭議。其考據范圍涉及文獻整理、史實考訂、文藝評論等方面，給讀者耳目一新之感。他認為外來學說只有與本民族固有思想文化傳統結合起來，才能發揮作用，否則容易造成水土不服，“洋理論”解決不了中國的實際問題。他的“新考據學”得益于他繼承了中國傳統的考據方法，同時受西方學術思想方法的影響[16]，從而形成了詩史互證的比較歷史方法。

4.詩史互證。陳寅恪“以詩證史、以史說詩”，以最廣義的“文化”界定“詩+史”“詩=史”的內涵。他以最廣義的文化史料考證“正史”，將乾嘉學派之考證發揮得淋漓盡致。同時將傳統的文化作品放到最廣大的歷史地理時空背景中去闡釋，顯示微言大義[17]。他的《元白詩箋證稿》，主要論述唐代后期社會風俗，顯示從廣義的文化史研究開始轉向知識分子群體的“心史”研究的過渡意義[18-19]。他的《柳如是別傳》視語言為自身家園及文化傳統載體，詮釋了他晚年從“以詩證史”向“以史證詩”的學術轉變，從內在精神上擺脫了德國現代“歷史主義”的影響，在主題和方法上以文化放逐結合文化離散、性別研究、文化懷舊、文化邊緣、文化政治，詮釋學科跨際和文類交叉性、互文性、雜交性及碎片性等特點，喻示歷史“后現代”的多元文化燦爛圖景[20]。

5.理解之同情。對于陳寅恪來說，文化史批評不能持偶然性與局部性的觀點，而只能是根本性的，要對歷史、社會采取文化的全面性和立體型的審視。把以往人類創造作為造創自然的歷史進程之一，以超越于狹隘功利、個人是非的博大胸懷瞭望世界，最終達到對人類自身創造的文明充滿理性光輝的“理解之同情”[21]。他大部分著作背后都顯現出這種高屋建瓴的文化史批評學術體系。

6.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37年9月14日陳寅恪之父陳三立絕食殉國，陳寅恪在父喪未舉之際，秘密逃離北平。這個被人們期待為“一代文化托命人”，肩負著自己的歷史使命，肉身與靈魂怎能落入日寇之手？隨著清華大學西遷昆明，他還攜帶有珍貴的佛家經典、文化古籍，為的就是“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學問為根基”[22]?！蔼毩⒅?，自由之思想”是陳寅恪對王國維之評價，也是屈原、司馬遷、文天祥、陳寅恪等歷代中國文人品性的骨髓。歷朝歷代的無數血性文人彰顯出“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姿態，這些人才真正是我們“中國人的良心”！陳寅恪是站著思考問題的中國近代少數堪稱“知識分子”的真正代表。若在踐行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前，不抱有 “理解之同情”，任何說辭都是空洞和乏力的。

（二）歷史是否可以假設

假若1941年日美太平洋戰爭晚發生一周，陳寅恪或許可以遠渡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漢學，他的眼疾自然可以治愈。那么，直至1949年以后，充分利用海外的優越條件必定可以完成他的最后心愿：《蒙古史》和《中國通史》。假若建國初期嶺南大學掌門人陳序經沒能以真摯留住陳寅恪在嶺南，或許陳寅恪離開大陸去香港、美國，或是臺灣，完成《蒙古史》和《中國通史》的概率也會大大增加。歷史往往是無法假設的，不給后來人假設的邏輯路徑，陳寅恪最后選擇留在了中國大陸，他的晚年在失去人的基本尊嚴中度過。離世如此悲慘，乃至余英時后來根據史料設想陳寅恪晚年“悔恨”留在大陸。陳寅恪的后半生本來可以出更多的成果，然而歷史無情，這既是他本人物理生命的不幸，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徹底淪陷與拋棄的悲哀。他在嶺南的晚年生活斷面，如同成熟之荔枝，最后“熟透”，用激情演繹著一代學人的悲哀風骨。

他遠離政治，政治卻總“關照”他。陳寅恪并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之輩，雖然他在學術上主張以思想交流來推動中華文化發展，乃至在政體上也認為中華制度源自于多方。但是在民族感情上，他卻無絲毫之讓步，困居香港之時拒絕日本人之授糧。文以諷奸，用陶淵明之風骨鼓勵國人之情操。不能不讓人心生敬佩。這不是現代的朱自清風骨么？在波瀾起伏的政治風云背景下描繪一代宗師陳寅恪的學識、人品、風骨，令人感嘆，讓人敬佩，讓人心碎。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種可望不可即的境界。如果一個民族沒有獨立的精神，思想的自由，可以斷定將永不會屹立于世界。陳先生是不朽的，他是大師。知識分子不茍活，每一次的不屈服都成為歷史的閃光點。他一生踐行的“獨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已經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感動于陳寅恪的風骨，一個特立獨行、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獨立的大學人的形象便永遠刻在世人的腦海里。

（三）大師晚景“寂寞”

陳寅恪是一代大儒，一生負氣，半世凄涼，令人唏噓。寂寞和孤獨不一樣，做學問需要寂寞，得寂寞需要學問，寂寞出真才?！凹拍眱蓚€字很準確，想要成為史學大師就得耐得住寂寞，并不斷地鉆研。傳統文化養育出的讀書種子，是無法復制出來的。陳寅恪的出身、經歷、學養、人品、思想、精神，實是那一代生于大清、歷經民國、傳統文化深厚、西方教育扎實的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過往，和那個時代氛圍下的悲歡離合、生死與共。至今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然聞之錚錚，視之熠熠。葛兆光曾經概括《陳寅恪詩集》為“啼血”意象。陳寅恪并不是一個閉門造車、尋章摘句的老學究，而是相反，他是一個經天緯地的邦國奇才?？上?，愈來愈狹窄的自由空間，讓他窒息，時代終究在他的中晚年扼殺了他一展拳腳的機會。三分壓抑，兩分悲涼。在不幸中，也是在所幸中，他成為了一個書齋學者，晚歲十年的心血傾心于《論再生緣》與《柳如是傳》，將時代風云、個人情懷傾注于著作中的人物（例如柳如是），在多病、目盲、迂腐、自嘲、悲憤中度過殘年[23]。大師的晚年如此凄涼悲苦，與他那煌煌著述落差太大。陳先生晚年的寂寞，一則由于眼疾，不能看書；二則當時的“政治氣候”也使他保持沉默。誠如筆者所論述的那樣，他的文章、著作，他在人生關鍵路口的選擇，以及其命運沉浮和生命路徑，都彌漫著一種文化悖論和憂郁思緒，他是跨越晚清—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縮影和個體模型。在轉折年代的文化更新何其艱難，持文化守成者必定痛苦，理解本位文化愈深者，其痛感愈加強烈[24]。陳寅恪決定留在大陸時曾言：生為帝國之民，死為共產之鬼。1969年11月他病逝于廣州，海外學人聞訊，悲痛不已[25]。陳寅恪之死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同時也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當我們片面理解歷史的時候，往往確信那是全部真實的歷史，因此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判斷和適應就會發生問題。當我們全面了解歷史之后，不僅很多疑惑都可迎刃而解，而且我們可以在現實生活中走得更好，心靈和思想也可以達到一個全新的境界。當一個個個體的學人被打倒在地，陳寅恪也倒下了，形成獨立的知識階層化為泡影。知識階層要重新歸為“一統”，知識階層要在社會中認識自己的位置，就要勇于擔當、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各盡所能。唯有如此，社會才可能正常地運轉、進步，每位個體才可以健康、自由、民主地成長和完善[26]。陳寅恪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核心定義應該是抱有一顆社會的良心和真心。今天的社會，今天的中國，這樣的知識分子太少。

三、結語

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經出現短暫的“陳寅恪熱”，話題的焦點指向他所倡導的“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21世紀初，關于陳寅恪的著作、傳記、研究論文頻頻發表，對應的是“錢學森之問”，民眾開始反思今日時代教育與中華教育之未來。余英時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新版序言中，重點論述陳寅恪《論再生緣》的出版風波。今天研究陳寅恪的學術視野已經出現從官方移向民間的重要轉變，展望陳寅恪研究的未來前景，余英時是“極其樂觀的”[27]。行筆至此，筆者想起陳寅恪生前的一句話，“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生命與學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們傾其生命堅守的，不是哪一個“舊的”或“新的”政權，而是一種超越個體、超越時代、超越民族的自由的獨立精神和信仰所在。陳寅恪曾贈詩給北大學生：“天賦迂腐自圣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28]。自鴉片戰爭以來，在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涌現出諸多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他們在觀念、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中扮演著不同角色。他們的思想、觀點、立場不同，命運迥異，但是從比較視野看待那一代學人，無論是將陳寅恪與同時代學者從學術角度進行比較，還是從命運角度進行比較，我們不難發現：“深入透視他們所處的時代與社會，有助于加深我們對現代知識分子作用、使命、命運的深刻理解”[29]。陳寅恪作為一個孤寂的大師，一生恪守學術，雖晚景凄涼，但其學術和思想不再是一種用以安身立命的職業飯碗，不再是賣于帝王之家而求得王侯將相的學術本錢，而是一種生命的象征和存在的意義。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斯人已逝，學風長存！他的學術，已經是他生命有機體的一部分，與山河同在！與日月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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