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述評與反思

張安+張華

摘要：當前國內學術界已經從多角度、多層面探討了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若干問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礎。但總體來看，現有研究還只是處于起步階段，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留有不少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源頭所在，蘊含著黨進行理論和實踐創新的全部元素和基本經驗。

關鍵詞：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共產黨；學術史；社會思潮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81（2017）01-0025-08

當前，已有不少研究者開始意識到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地位和價值，也進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本文即是從梳理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現狀出發，探討當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之處，厘清現有研究的薄弱環節，從而揭示出進一步開展此項研究的學術進路。

一、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主要內容回顧

近年來，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隊伍發展迅速，研究成果蔚為可觀，呈現出多學科攻關、多維度展開、多層級推進的特點。經過檢索，我們發現標題中含有“早期”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著作有四本，學位論文有11篇，相關期刊論文有將近78篇（截止到2015年6月20日）。除此以外，還有一些黨史和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關問題有所涉及。通過分析，現有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研究重要人物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

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重要歷史人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起者、組織者和領導者，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F有研究主要從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探討重要人物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

一是研究重要人物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貢獻。在理論貢獻方面，學界既研究了重要人物關于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這一問題的理論貢獻，又研究了重要人物關于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理論貢獻。有論者整體考察了早期著名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馬克思主義觀，認為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早期共產黨人在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思想武器之時，已經“初步提出了如何將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中國革命實際的一些基本原則”。[1] 有論者將早期中國共產黨領袖群體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并認為這批人在實際斗爭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對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力軍、革命的對象等革命基本問題進行了理論探索，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作出了理論貢獻。[2]

二是研究重要人物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貢獻。當前學術界從個案與宏觀兩個層面論述了重要人物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貢獻。鄭麗萍的《陳獨秀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和王永樂的博士論文《瞿秋白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歷史進程研究》是個案研究的典型。鄭麗萍認為陳獨秀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領導并發動了思想啟蒙運動，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思想基礎；二是積極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為理論與實踐的實現結合提供前提；三是創立中國共產黨，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邁出了實質性步伐。[3] 王永樂認為瞿秋白協助鮑羅廷制定了大革命期間的一系列決策，領導大革命向土地革命轉型，直接影響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進程。[4] 宋鏡明、吳向偉合著的《黨的重要歷史人物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則從傳播馬克思主義、捍衛馬克思主義、應用馬克思主義三個方面，總體宏觀地考察了重要歷史人物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貢獻。[5]

（二）研究共產國際、蘇聯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緣于蘇俄革命勝利的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是受到了蘇俄和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并在成立之初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納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體系。因此，先有成套的來自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觀念，后有黨的成長和革命，這種狀態必然會影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6] 國內學界關于共產國際、蘇聯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存在三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共產國際、蘇聯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造成了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有論者指出在早期，共產國際和蘇聯竭力推行十月革命的模式和方法，在組織和思想上控制中國共產黨，阻礙了中國革命的進程。[7] 還有論者認為共產國際與中共的上下級組織關系，束縛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創新思維，使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中國化”這一常識在早期成為禁區，妨礙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形成。[8]

理論聚焦

張安，張華：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述評與反思

第二種觀點認為共產國際、蘇聯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王繼停的著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進程與啟示》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視角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進程，認為是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東方戰略促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該書指出蘇俄和共產國際對華早期戰略是比較順利和成功的，“在中國新生革命政治力量的形成過程中，共產國際、俄共（布）及其代表，無疑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進程”。[9]

除了以上兩種觀點以外，還有一些論者持中立的立場，認為共產國際對于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影響是雙重的。王增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探索》就指出，共產國際給予中國革命幫助和支持的同時，也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從歷史進程來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蘇俄影響的反思過程中漸進形成的。[10] 還有論者通過分析共產國際的某一政策和理論來考察共產國際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雙重影響。舒新認為一方面，共產國際對社會民主黨及其理論的批判，對中國共產黨避免改良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起到了指引作用；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對社會民主黨及其理論的批判，帶有濃厚的歐洲地域色彩和“左”的空想成分，這對中國共產黨實現馬克思主義本土化造成了不利影響。[11]

（三）研究近代社會思潮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各色思潮的交鋒、碰撞與糾纏，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成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一個十分顯著現象。學界主要從社會思潮本身以及思潮間的論戰兩個角度出發探究了近代社會思潮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

一是探究社會思潮本身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學術界既從整體、宏觀上進行了考察，也以單個思潮為個案進行了分析。有論者認為20世紀上半葉各種社會思潮的存在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了挑戰，帶來了阻力，也提供了思想資源和理論樣本。[12] 還有論者認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源過程中，沒有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對話和互動，不可能促使中國早期的知識精英選擇和應用馬克思主義，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3] 關于個案的研究，學術界著重分析了“中國化”思潮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有論者指出新啟蒙運動發起者為克服理論脫離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傾向而形成的 “中國化”思潮，很符合深受教條主義之害的毛澤東的心理認知。正是在“中國化”思潮的啟發和推動下，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正式而完整地向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張。[14]

二是探究思潮間論爭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有論者認為“五四”時期關于 “問題與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的三大論戰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廣泛和深入地傳播，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和實踐基礎。[15] 除此以外，還有論者認為建黨初期的馬克思主義同聯邦主義的思想論戰，宣傳和普及了馬克思主義階級觀、民族觀、革命觀等思想理論，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發展的歷程。[16]

（四）研究黨的刊物與早期馬克思中國化的關系

刊物是黨的理論闡發和宣傳的重要載體，中共早期很多政策和方針以及領導人的理論思考都是刊登在刊物上的。因此有部分學者試圖理清早期報刊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這方面的研究從兩個角度展開：

一是從宏觀上研究報刊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劉志清的《中國共產黨早期報刊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認為在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早期報刊成為馬克思主義宣傳和普及的重要陣地，在與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斗爭中，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實踐和理論準備。[17] 有論者還指出以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蔡和森、瞿秋白、惲代英、毛澤東等為代表的中共早期報刊編撰群體，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主體力量。[18]

二是從個案角度探討刊物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推動。有論者指出，建黨前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半秘密性的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注重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聯系，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進程中起到了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原則的初步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 還有論者認為黨的早期刊物《新青年》不僅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刊物所載的文章蘊含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萌芽，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進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20]

（五）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具體實踐活動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

很多研究者試圖以小見大，探尋中國共產黨的具體實踐活動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研究中共紀念活動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紀念活動是一種政治儀式和政治表達，有其獨特的政治功能。有論者指出中國共產黨在早期舉行了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 以紀念活動為契機，翻譯出版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源頭活水。中共通過紀念活動對歷史經驗進行總結，深化了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的認識，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進程。[21]

二是研究中共革命斗爭活動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論者認為中共早期廢約反帝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重要革命斗爭，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促進了具有中國特點的革命綱領、任務目標、斗爭策略和革命動力等理論的形成。[22]

三是研究中共早期會議活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前學術界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會議基本上都進行了考察，研究思路大體是從會議對中國革命產生的實踐或理論影響的角度進行闡發的。以中共二大為例，有論者指出中共二大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理論的雛形，初步誕生了“中國特色理論形態”，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特殊國情相結合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標志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的開啟。[23]

二、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存在的問題與不足

由于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復雜性和系統性，現有研究總體上還是處于起步階段，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留有很大的學術空間。

（一）研究共識有待進一步凝聚

這里所說研究共識并不是針對研究結論、方法、視角而言，而是針對研究者對本領域研究對象的理解而言。我們只要對現有研究成果稍加考察就會發現，這些著作和論文中的“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差別是很大的。學術界對于“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概念尚未形成共識，各類定義五花八門。有些論者沒有辨析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進程之間的區別，而是將兩者混同，認為建黨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階段。有些論者以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為參照，將“五四”時期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萌發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作為早期的起點，將毛澤東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實踐作為早期的終點。還有論者將“五四”作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將《毛澤東選集》中成文最早的一篇文章作為早期的終點。當然，更多的人并沒有對其進行明確說明，只是意識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過程有一個早期階段，在行文中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表述含含糊糊，模棱兩可?？梢娧芯繉ο罄斫獾牟灰恢?，已經成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一個顯著的問題。當前學界對于究竟什么是“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何劃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階段并沒有進行深入的思考和嚴謹的論證。很多論文在使用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概念時全憑主觀判斷，十分隨意。觀點的多元與沖突本是學術研究繁榮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但如果在基本概念上還存在差異和分歧，那就很難凝聚共識，將研究引向深入。

（二）研究的路徑依賴較為突出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設立的時間并不長，學界關于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也才剛剛起步，怎么會有路徑依賴的問題呢？這主要源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多數人總是很自然地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黨史的問題研究，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與中共黨史在研究對象上是完全同一的”，“黨的歷史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這二者是一致的”[24]；二是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人員有很大一部分以前就是黨史專業出身。正是如此，才使得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沿襲了很多黨史研究的思維，套用了黨史研究的路子?，F有研究的路徑依賴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套用黨史的分期來界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階段。有不少論者立足黨史的分期理解何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的“早期”。比如有人將黨史中所界定的黨的幼年時期等同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階段，還有人將建黨時期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階段。二是將黨史研究思路搬用到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之中。黨史研究注重細節和歷史事實的挖掘與分析，因此大多是從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段時間的角度出發研究黨史問題。在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很多論者也遵循了這種思路，從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出發研究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是照搬黨史的論述方式?，F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在論述方式上與權威的黨史論述并沒有差別，有些研究只是在原來黨史論述中用 “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替換了某些關鍵詞而已，邏輯結構和思想內容與以往黨史界對某一問題的研究并無本質差異。任何一個學科，都應有標識性，包括有比較確定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容、話語體系等，這是一個學科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前提和基礎?！榜R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是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產生和發展規律的學科”[25] ，應該有自己的學科特點，而不能簡單地等同于黨史的研究。它的體系不能是中共黨史的改良，不能是中共黨史的部分增減或是替換。

（三）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復

盡管學術界關于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時間并不長，但是研究成果重復度并不低?，F在的研究主要在兩個方面重復較多。一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重復。不少研究者著眼于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本身，以文本研究為途徑，從各角度把原來大家熟知的革命動力、革命性質、革命領導權、革命對象、革命道路等理論更為詳細地展現給大家，成為了僅僅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詳細說明而已，沒有對黨的理論形成的原因和邏輯進行深入的分析，留有很重的政治宣教色彩。二是對既往黨史研究成果的重復。如前所述，由于研究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學科特點認識不夠，因而不可避免要重復以往的黨史研究成果。例如黨史界對共產國際與中共的創建、中共統一戰線理論的演變、三次“左”傾錯誤形成等問題都有深入的研究?，F在關于共產國際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就與此前的這類研究的諸多方面重復。再如關于蔡和森、陳獨秀、瞿秋白等重要人物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也和黨史界關于重要人物的成熟研究相重復。以蔡和森為例，黨史界關于蔡和森生平和思想研究的都已經有著作十多部，期刊論文有500多篇，其他報紙類的文章不計其數?，F在關于蔡和森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無非是將以往的研究重新編排，沒有太多新結論和新發現。學術研究是一項原創性非常強的工作，任何一項真正的學術研究都意味著發現新的規律或者現象，提出新的見解。重復研究，不管是低水平的重復還是高水平的重復，都不會再有新的科學價值。

（四）研究的視野相對狹窄

國內相關研究主要把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置于黨史的理論框架之內，并從黨的革命實踐活動發展角度進行展開，研究視角相對狹窄。其一，從宏觀與微觀的視角來看，現有的研究對微觀層面的考察頗多，對宏觀層面的分析較少，個案研究較多，全面分析較少?，F有的研究視角總是離不開重要人物這根軸，總是圍繞重要人物的經歷來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挖掘早期人物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理論探索。不可否認，個人思想發展與黨的思想理論的發展有著一定的關聯性，二者相互影響，在某些時候也有合轍之處。但是我們決不能將二者等同起來。譬如毛澤東早在1930年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要求學習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并明確地提出黨的思想路線問題。然而，全黨層面意識到這個問題卻是到了六屆六中全會之后。其二，從實踐史、學術史和思想史綜合視角來看，現有研究大多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為線索，揭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呈現出的某些“面相”，對近代以來的學術史、思想史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考察的少。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緣起和過程是為了解決中國問題，沒有對中國問題的關注和解答也就不需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鴉片戰爭以降，在內憂外患的現實背景下，經世致用的文化傳統被喚醒和激活。中國知識分子不再空談避世、沉迷于考據，而是尚實務實、譏切時政，直面社會發展的實際問題，力圖提出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因此，在解決中國問題，回應中國現實這一點上，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的運動、爭鳴、交鋒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探索是緊密聯系，相互影響的。當前的研究還只是個案研究，關注學術史、思想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重要思潮，鮮有從整個近代學術史、思想史發展的角度來研究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三，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整個歷程的視角來看，現有研究很少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進程與之后階段進行比較，分析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地位。正如人學齡前所受的啟蒙教育會對人的認知水平、以及之后的正式學習過程具有重要影響一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階段孕育或潛伏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種種基因，包含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和主要教訓。因此，必須放寬視野，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納入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整體進程中，通過比較研究，挖掘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啟示意義，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當代進程。

三、進一步深化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學術進路

深化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主要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一）加強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的研究

研究對象的明確是解決問題、開展研究的前提。恩格斯曾指出：“必須先研究事物，爾后才能研究過程。必須先知道一個事物是什么，爾后才能覺察這個事物中所發生的變化?！盵26] 要開展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就必須回答“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什么，對這一概念不甚清楚、不求甚解，必然會信馬由韁、無的放矢。事實證明，沒有闡明清楚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只能導致研究成果不太具有本學科的標識性，喪失研究的共識。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研究是整個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立本之論，需要學界高度重視，并將之說清楚、講明白。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思考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首先，必須立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學科特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這門學科是要探究黨的思想理論的生成邏輯和變化規律，著眼于黨的理論創新。黨的理論創新有著自身的歷程和軌跡，與黨的革命實踐歷程的劃分是有所區別的，因此黨史界的各種分期并不足為訓。其次，必須立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提出與確立的過程?！榜R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與確立在黨的理論創新史上意義重大，“是打開創立毛澤東思想之門黨的理論鑰匙”[27]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應該“從基礎做起，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提出和發展的一系列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和研究”。 [28] 我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中，早期并不是相對于中期和晚期而言，所謂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階段，實質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提出與確立的時期。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有了結合中國國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考，但這只是一種應然性的認知，只有到了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之后，經由黨內高層的學習運動、學術中國化運動、整風運動的推動才使全黨深刻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性，才最終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確立為全黨的思想原則。第三，必須立足中國近代以來的整個思想史的演變背景?！拔逅摹币院?，“中國化”的概念在思想史中頻現，先后出現了“基督教中國化”、“教育中國化”、“哲學研究中國化”、“唯物辯證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提法。這體現了中國思想界對外來學說如何本土化問題的接力思考和持續關注，也說明了要從中國近百年的思想史演變中去認識和把握“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不能僅僅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的角度來理解它。

（二）加強民族主義思潮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

關于社會思潮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已經有不少的論述。當前的研究著重探討了三民主義、自由主義、民粹主義等幾股重要思潮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系，分析了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但是對中國近代最重要的社會思潮——民族主義與早期馬克思主義化關系的關注并不多。近代中國疆土淪喪、主權漸失，民族危機日益加重，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成為近代國人一致的夢想和情懷，民族主義興起、發展和高漲就根源于這一心理訴求?！懊褡逯髁x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不是屬于某一個特定的運動，或者特定的思想流派，而是到處彌漫的思想氛圍?！盵29] 它是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的價值底色，是各種社會思潮共同的致思取向、思維特征。中國思想界的各種紛爭、論戰與運動都可以追溯到民族主義上面來。即便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反傳統以求“西化”的激進行為也多半出自其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根本的動機仍是為了重建“民族或國家的整體目標與價值體系”。[30] 作為一種外來思想學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各個過程不可能不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發生聯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就與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緊密相連。在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復興思潮涌動，全國都彌漫著濃郁的 “民族化”、“中國化”的思想氛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也是在此種背景下提出的。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問題，值得學界深入研究。今后學術界可從民族主義的演變過程中考察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細致地揭示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演進邏輯。

（三）加強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影響因素的研究

要想清晰地勾勒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真實邏輯，還需要探究影響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各類因素，比較出各類因素的作用大小?，F在學術界對早期影響因素的研究視角單一，只是孤立地分析社會思潮、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認識等因素的影響，鮮有考察因素之間是否存在聯動關系，評析因素的作用的大小。其實在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黨的每項政策或理論無論正確與否，都是有它當時的“合理性”，都有其深刻而又復雜的根源，都與國內外背景相聯系。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內外因合力作用的結果，但在一定的時間和條件下，總有起主導作用的影響因素，但對這一點，當前學術界并沒有予以充分說明。此外，現有研究還存在三個盲點：一是沒有研究國民黨政策調整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在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國民黨的政治態度變化直接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政策走向的研判，影響到中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萌發和形成，這是需要認真研究的。二是沒有考察黨的領導機構的變遷對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沒有分析二者之間的關系究竟怎樣。毋庸置疑的是，中央領導機構成熟與否對于黨的馬克思主義觀演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三是沒有對內部思想論爭的影響予以重視。當前學術界研究思想論爭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總是著眼于外部思潮與馬克思主義論爭，很少關注內部論爭的影響。內部論爭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共產國際和蘇聯不同領導人之間的分歧與爭論；另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分歧和論爭。革命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原理、革命基本問題的爭論，會直接影響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生成。當前學術界還只有一篇論文考察了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內部所發生的三次激烈爭論，從內部論爭的角度揭示了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曲折發展的原因。[31]

（四）加強學術史視野下的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在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學術層面與政治層面是緊密聯系的，二者共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學術界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可以程度不一地投射到黨內，影響到黨的思想理論的生成，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20世紀20-30年代學術界關于中國基本國情的論戰，將中國社會性質的定位更加科學地揭示出來，為黨最終合理定位中國社會性質提供了參考，解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20世紀30年代中國哲學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通俗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毛澤東不僅十分詳細地閱讀了李達翻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而且還作了大量的批注，“這些旁批，后來就逐漸發展成為他的光輝著作《實踐論》”[32] 。20世紀40年代的學術中國化運動，從學理上完善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回應了國民黨對這一命題的質疑，擴大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使其最終成為一項思想原則在全黨層面確立下來。這些歷史事實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萌發、命題的提出、理論的形成和影響的擴大，與學術界的運動、宣傳和研究密不可分。當前已有學者已經開始從學術文化的視野研究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深入分析了問題與主義、“社會主義”論戰等學術事件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是，這些研究對學術史的關注大多還停留在微觀和個案方面，沒有從整個近代學術史發展的視野來研究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周超、陳國慶所著《歷史學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只是從中國歷史學的學術史角度簡要地探討學術層面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33] 因此，還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留有很多需要深耕的領域。今后學界既能夠繼續以微觀個案的視角考察某個學術事件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也能夠以中觀視角考察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各門學科學術發展史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還能夠以宏觀的視角考察整個近代學術史發展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得出政治層面和學術層面互動的規律和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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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鄧衛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