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報刊與知識分子的性別話語——以興女學為例

鄭勛（廣東金融學院　財經傳媒系，廣東　廣州　5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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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報刊與知識分子的性別話語——以興女學為例

鄭勛
（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廣東廣州510521）

摘要：文章從性別視角對清末知識分子的性別話語進行考察，展示知識分子在報刊媒體上表述興女學的話語，探討話語如何構想“新女性”。研究發現，清末知識分子在報刊呈現婦女解放話語的立論基點是儒家倫理觀，而儒學恰恰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故性別話語出現內在沖突。

關鍵詞：清末報刊；性別話語；新女性；沖突

清末，中國社會面臨所謂“數千年未遇之變局”，尤其是甲午海戰之后，中國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在巨大的心理震撼中，知識分子開始反思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并迸發出強烈的救亡圖強、富國強兵之欲求。在此語境下，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探討如何走出傳統的“文化國家”，并以“民族主義”、“國家”、“國民”等政治概念來重構國家理念。此時，清末知識分子驀然發現，中國的二萬萬女性，基本還處于混沌狀態。于是，知識分子宣稱：“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保?］清末知識分子普遍認為建構民族國家的最大障礙是體弱無知的婦女。清末知識分子通過報刊，提出廢纏足、興女學來改造體弱無用的婦女，以達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之目標，建構出清末知識分子獨特的性別話語。

一、清末報刊對興女學的性別表述

話語是人與人互動過程中所使用的具有社會性的符號。根據?？碌挠^點，話語是人類一種重要的活動，影響、控制話語運動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權力。清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一千多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光緒皇帝，這是中國清末知識分子第一次大規模的力量集結，標志著清末知識分子作為民族話語的創造者、解說者和操控者登上歷史舞臺。也正在此時，社會性別備受關注，“女性在當時是被作為一種象征符號被有話語權的男性言說，女子既被說成是國家衰弱的原因，又被再表現為民族落后的象征，男性提出婦女問題（婦女是‘問題’），是為了尋找一條救國途徑，婦女是載體/手段，強國是目標”［2］。掌控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利用主流報刊、女性報刊等展開強大的輿論攻勢，倡導甚至身體力行塑造新女性。

廢纏足成為倡導新女性的輿論前奏，清末知識分子對女性廢纏足已經形成一種共識。他們將中國的羸弱歸結于“種弱”，而“種弱”又歸因于女性的纏足，于是希望通過廢纏足改造傳統女性來拯救國家危亡。興女學的邏輯與廢纏足是一脈相承的：“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無學始”［3］、“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3］。

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從血緣母職和社會母職這一社會功能進行論述女學的重要，1898年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學堂“經正女塾”就將宗旨定為：“以彝倫為本，所以啟其智慧，養其德性，健其身體，以造就其將來為賢母為賢婦之始基”［4］?！缎侣剤蟆?、《申報》、《循環日報》等主流報刊爭相報道“經正女塾”的開辦，女學堂一時聲名鵲起，其他地方陸續設立了女學堂。與此同時，《時務報》、《知新報》、《大公報》、《湘報》等報刊紛紛撰文為興女學營造輿論氣氛。譬如，《時務報》刊出梁啟超的《論女學》，文中指出女性掌握科學的教育方法是為兒童奠定學問和道德的基礎：“茍為人母者，通于學本，達于教法，則孩童十歲以前，于一切學問之淺理，與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初有所知矣”［3］。次年，康同薇在她父親康有為創辦的《知新報》上發表《女學利弊說》一文，該文通過比較中外對待女子教育的態度，論述了興女學的重要性及緊迫性，她稱：“非先遍開女學，以警醒之，啟發之不可”［5］，“遍立小學于鄉，使舉國之女，粗知禮義，略通書禮……則規模大立，而才德之女彬彬矣”［5］?？低边M一步強調興女學以強國，只有提高國母的素質，才能：“起二萬萬沈埋之囚獄，革千余年無理之陋風，昌我圣道，復我大同”［5］。1902年在天津創刊的《大公報》，以普通民眾為宣傳對象，用女性榜樣進行興女學的輿論宣傳，達到很好的效果。除此聲名遠播的主流報刊外，還有少數地處一隅的報刊鼓吹女學、開時代之風氣，其中頗具影響力的是維新派《湘報》?！断鎴蟆酚?898年3月7日在長沙創刊，同年3月、5月刊登了《上海議設女學堂稟北洋大臣稿》、《論女學校及不纏足會之善》、《中國女學會書塾章程》等文，文章強調興女學強國：“伏惟治國之要必本齊家，事理之繁尤資內助”［6］，只有“大興女學培育人才，愿我閨中，力除陋見，轉相告誡，毋循流俗，則振興中國”［7］。

少數激進知識分子將教育女性的目的超越女性的母職功能，號召女性直接介入救國革命。1903年金一在《女界鐘》中提出要將女性教育成具有八種特質的理想女性，其中兩種分別是“體質強壯、誕育健兒”、“堅貞激烈、提倡革命”。從金一的言說中可以看出，激進知識分子提倡女學，除了強調母職功能外，同時還格外強調女性對民族國家事務的直接介入，反映了激進知識分子對女性的雙重期待。還有少數男性知識分子借助西方的“天賦人權”、“男女平等”等理念，將女權與女學融合為一整體進行論述。

擁有話語權的男性知識分子吹響了“興女學，倡女權”的時代號角，與此同時，具有一定數量的中國女性知識分子開始登上新聞事業的歷史舞臺，她們在報刊或自辦的女性報刊上撰文，呼應男性知識分子所倡導的“興女學，倡女權”。1898年7月，中國第一份由女子主辦，面向女性的報紙《女學報》在上海創刊。該報提倡女學，主張教育上男女平等，涉及此內容的文章有論女學堂當與男學堂并重》、《論中國創興女學實有裨于大局》、《勸興女學啟》等?！杜畬W報》僅存幾個月就?？?，但隨之在上海、廣州、北京、香港、天津等地涌現一批婦女報刊。這些婦女報刊以“興女學”、“倡女權”為主旨，有的甚至將“興女學”、“倡女權”與愛國救亡、民主革命結合起來，號召女性去做“驚天動地的事業”。

這些報刊無論是單純“提倡女學”還是“女學和女權并提”，其論述興女學的益處最主要是強種富國，為民族為國家負責，最終“以為國家用”?？梢哉f，清末風雨如磐的時代環境迫使知識分子將女性納入現代性話語結構，女性成為建構民族國家的重要符碼?？陀^上開啟了中國婦女解放的歷史契機，先進的知識女性也利用男性開拓的話語空間來爭女權，但是女性作為性別主體其自身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獨立與自主并沒有進入主流話語，在性別話語層面上，廢纏足、興女學等給女性的權利僅屬于有益于國家民族的部分。

二、性別話語構想“新女性”形象

從上述報刊對興女學的表述可以看出，在近代民族主義的視野中，女性一直被視為國家邁向現代化進程中的絆腳石。傳統女性成為國家落后、衰弱之符碼，“無才便是德”的傳統女性形象對應落后、貧弱的國家形象，正如梁啟超用女性形容衰弱的中國：“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沉沉”。把國家貧弱歸因于女性，于是清末知識分子把改造女性作為拯救國家和改良社會的有效途徑。知識分子利用他們所掌控的報刊媒體，在報紙、雜志、宣傳小冊等陣地，對改造傳統女性議題進行持續不斷的討論，這些議論文字實際上已經形成了熱鬧的“話語場域”。此外，清末知識分子還在報刊媒體上刊登小說，通過小說——人類最主要的話語表達形式來勾勒“新女性”。如此，“新女性”形象就在報紙、雜志等議論文字以及文學敘述中，作為一個動態概念不斷地被建構。

清末報刊通過新聞報道主要形塑了三類典型的“新女性”形象：一是救國救民的女英雄形象，如秋瑾；二是有思想有文化的新式女性，如康愛德、呂碧城等；三是學習文化知識、走出家門走向社會的普通新女性。

秋瑾是救國救民的新女性代表人物，她秘密加入了光復會、同盟會等革命組織，并積極聯絡革命力量，投身革命活動，倡導女性直接介入救國革命。她在《中國女報》發刊詞上呼吁：“我中國之黑暗何如？我中國前途之危險何如？我中國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險更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憮然起，予乃奔走呼號于我同胞諸姊妹，于是而有《中國女報》之設”［8］。秋瑾遇難后，《申報》敘述了她的生平并刊載其作品，使人充分了解秋瑾其人?！稌r報》刊登了其好友吳芝瑛來稿《秋女士傳》和《紀秋女士遺事》，評價秋瑾是一個如“俄之蘇菲亞、法之羅蘭夫人”的女權革命者。秋瑾被害后，經過報刊的大肆渲染，到辛亥革命期間，涌現一批革命女性，她們參與暗殺、運輸、偵探、聯絡和武裝起義等工作。

除此救國救民的女英雄形象，媒介中還出現一批有思想有文化的新式女性。她們不僅在女性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而且在男性中也引起極大的反響。1897年，維新派梁啟超在《時務報》上，以文章《記江西康女士》勾畫了一位新式女性康愛德?？蹬繌拿绹珷査垢髮W學成歸來，她“以中國之積弱，引為深恥，自發大心，為二萬萬人請命，思想提挈而轉圜之”［9］。這位新式女性建立診所，參加國際婦女會議，開辦康濟醫館，與古代才女“批風抹月，拈花弄草”完全不同?！渡陥蟆?、《潮學?！返葓罂布娂娮馁澴u這位職業新女性，康愛德成為眾人矚目的新女性，成為歷史發展的化身，成為中國擺脫貧弱的希望。

呂碧城在近代史上頗負盛名，而她的成長及所具的社會影響力，是離不開《大公報》對她的宣傳報道及扶植。自1904年起，《大公報》就頻繁刊載呂碧城的詩詞及文章，在輿論界引發強烈反響。1904年5月10日，《大公報》“雜俎”欄刊出呂碧城的《滿江紅》，詞后有編者附注，引起受眾的關注。次日繼續刊載其詩《舟過渤海偶成》，同時在“論說”欄發表評論《讀碧城女史詩詞有感》，稱：“試讀本報所登碧城女史之詩詞，其寄托之遙深，其吐囑之風稚，我中國女界中何嘗無人?……今國家如提倡女學，將來女界之人才，當必須可觀，此所謂時勢造英雄也。女史之言如此，聞者莫不欽佩”［10］。毋庸置疑，《大公報》如此推崇呂碧城，主要通過贊譽其過人的才情來提倡女學。在短短幾個月里，《大公報》連續刊載呂碧城的作品，利用媒體平臺，將呂碧城打造成有理想有文化的新女性。不僅如此，《大公報》還試圖將呂碧城形塑成女教育家的形象，1904年5月、6月連續刊登了呂碧城《論提倡女學之宗旨》、《敬告中國女同胞》、《教育為立國之本》等文章。借助《大公報》，年僅二十歲的呂碧城成為風靡一時的新女性；而《大公報》根據自身宣傳立場，順應國家主流話語提倡女學，選取呂碧城并建構成時代期待的理想新女性。

在“女子救國”的主流話語中，清末報刊還大量報道普通新女性，達到良好的傳播效果?！稌r事畫報》、《圖畫新聞》、《點石齋畫報》等報刊就刻畫了不少新女性形象。譬如《圖畫新聞》報道《女教員遇險之從容》，圖文并茂描述了女教員吳秀雄遇匪盜時從容鎮定的情形，并感慨：“按涂面執械。突如其來。固不及避。孤單一女客。慄慄幾舟子。亦不能敵。既不及避。又不能敵。使尋常未受教育之女子處此。惟有呼號哭泣。束手被欺已耳。賢哉女士。從容坐鎮。遇暴不驚。謂非教育之效果耶”［11］。顯然，媒體通過假設對比，渲染了女性受教育功用，鼓動更多女性接受教育?！督韼街兄澜堋穲蟮懒酥抑菪仗频募澥坑幸慌畠簶O其聰敏、習詩書，一日與其父商量：家庭教育是實現富強的重要手段，而女子教育又是家庭教育的基礎。為了國家繁榮富強，愿意將嫁妝悉數變價，組織女子學堂。［12］報道宣稱此女在其父幫助下，女學堂即將開辦起來了。此類型女性形象影響深遠，民眾備受鼓舞。在提倡女學、勾畫新女性形象的時代潮流里，《點石齋畫報》有意識地介紹了西方女性受教育的情況，如《女塾宏開》：“西人輕男重女，而女子之能事亦不亞于男。讀書也，彈琴也，以及一切雜藝，無不與男子相若。人第見西國閨才輩出，而不知其童而習之，有由來矣……”［13］。雖然畫報偏重新聞的趣味性，但從側面展現新女性的生活方式及宣揚新女性，客觀上為廣大女性樹立楷模。

報刊媒體大量報道了真實女性，同時還刊載了塑造新女性形象的通俗小說。小說塑造的女性自立自強、關心國家大事，有獻身民族的精神。早期維新派王韜在他的小說集《淞隱漫錄》、《淞濱瑣話》里就形塑了這樣一批新女性，而《淞隱漫錄》、《淞濱瑣話》最初在《點石齋畫報》上發表，并配圖連載。小說《盧雙月》中，當盧雙月聽到母親嘆息無子，她說出這樣的一番話：“阿母何視兒不值一錢也！……兒明做丈夫裝，出與當世儒衣儒冠者流，周旋晉接，行將取其金玉錦繡，為天下裙釵吐氣?！保?4］在“女子救國”的語境下，作者通過主人公表達了男女平權、女性同賦主人翁責任的思想。此時女性也利用男性話語開拓的話語空間及政治空間，通過對民族國家盡責實現男女平權，通過建構責任話語來構想女性形象?！毒l石》是秋瑾一部未成之作，按照其作品序的“精衛目錄”，作者計劃寫至二十回，但因她于1907年遇害，存世作品不足六回?！毒l石》最初連載于《中國女報》上，原擬逐期連載，后《中國女報》創辦兩期后?？，F存的作品及其“精衛目錄”已成功勾勒出黃鞠瑞從傳統被壓迫女性蛻變成反叛傳統家庭、投身民族革命的“新女性”形象?！毒l石》第三四五六回主要講述黃鞠瑞為掙脫父母包辦婚姻而勇敢逃離封建家庭，按“精衛目錄”所述，黃鞠瑞最終是“拔劍從軍、女子顯英雄”，最后實現“拍手凱歌中共欣光復、同心革弊政大建共和”?？梢哉f，黃鞠瑞是極具意義的文學形象，她脫離封建家庭、投身民主革命，為廣大的婦女提供一條可實踐的愛國之路。

清末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中逐漸獲得話語權，他們利用掌握的話語權，在現實中尋覓新女性，通過報紙、雜志等議論文字贊頌新女性，同時通過詩歌、小說等文學形式形塑一批俠義愛國、為民族為國家勇于獻身的新女性，達到為現實女性樹立楷模的目的。

三、性別話語沖突的內在根源

據尼狄克特·安德森的觀點：一個新民族國家興起之前，有一個想象的過程，而這一過程依靠兩種重要的媒體：小說、報紙。［15］自1895年至1898年間，中國人自辦報刊達到新聞事業上第一次辦報高潮。辦報高潮緣起于“救亡”與“自強”，而報刊廣泛創辦，為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空間。他們利用近代新興的報刊媒體，抨擊時弊、想象與建構富國強兵的新民族國家。在此語境下，女性進入了清末知識分子的話語結構，形成了“眾聲喧嘩”的話語場?；诖吮尘?，知識分子通過新聞報道和文學形式形塑女性、想象女性，“新女性”成為想象和喻說民族國家不可或缺的敘事圖像。

毋庸置疑，清末知識分子提倡女學，建構新女性的出發點是民族主義，立論基點卻是儒家倫理觀，他們在儒家倫理觀中尋求男女平權的依據，即便現代意識相對明顯的王韜亦持觀點：“孔子而生于今日中國，有提出男女平等之問題者，孔子必與于名譽成員之列，而不否決之也”［16］。儒學恰恰就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由此延伸的女性解放話語，與真正意義上女性作為性別主體的解放話語是相互抵牾的。因此性別話語在具體表述上出現了矛盾沖突，乃至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始終受到儒家倫理觀的左右和塑造。由此造成女性地位雖有所改變，但始終未能改變社會性別等級與文化觀念。

秋瑾是清末知識分子所推崇“女子救國”的一位新女性：她扯開裹腳布放了天足，提倡女學，當上家庭教師，參加民族革命，為國家、民族獻出自己的生命?？梢哉f，她身上具備了清末知識分子對女性所期待的元素。1907年7月15日，秋瑾因“謀反罪”被斬首，消息傳出，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一時之間，各種不同政治立場的報紙不約而同地進行詳細的報道?！渡陥蟆吩诓煌瑱谀靠橇艘幌盗胁煌w裁的文章，如《新軍騷擾學堂之罪狀》、《秋瑾被冤殺之原因》、《秋瑾女士冤殺之歷史》、《皖撫恩新帥被刺九志·又附紹興訪函》、《秋瑾冤殺之余波·留東全浙學生致浙撫電》等。這些報道評論向社會公眾提供大量準確、及時的信息，并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意見引導了社會輿論，比如社論《駁浙史對于秋瑾之批諭》通過直接評論，表達了《申報》觀點立場：“謂‘秋競［瑾］之通匪，并無武匪口供之實證；且武匪欲圖謀不軌，而乃結連一學堂之弱女子，既非情理所有當有’”［17］?？上?，一系列的報道評論普遍突出了秋瑾“弱女性”的形象而非“女英雄”的形象，在某種程度上消解、解構了清末知識分子所期待、所構想的“新女性”形象，無形中也消除了籠罩在秋瑾頭頂上的光環。清末女性允許進入民族革命等公共領域，秋瑾為女性先驅者進入民族國家的政治革命，為男性革命者的追隨者，具有現實的榜樣作用。但是一旦秋瑾被殺，報刊媒體根據社會公眾根深蒂固的社會性別等級，將秋瑾從女英雄形象轉變為軟弱的女性形象，從而沖淡了秋瑾的行為背后隱藏的真正意蘊。民族危亡的焦慮壓倒個人身份焦慮時，他們發出吶喊，尋覓新女性，構想新女性，而當女性直接介入救國革命奉獻生命時，男性利用掌控的話語權，按儒家文化框架中的男女性別角色定位，將女性處于屈從的角色位置。凸顯弱者受辱是為了鼓舞男性斗志，也是迎合傳統的性別秩序，處于革命中的女性并沒賦予性別主體的地位，社會變革的引路人還是由男性來承擔。即便秋瑾自身亦是極力否棄自身性別身份，認同男性角色，她模仿男性行為舉止、著裝打扮，倡導女子“無論貧富貴賤，幼而事父母，壯而事舅姑，長而育兒女”［18］。于此，撕裂了“新女性”的完整形象，性別話語建構出現了矛盾沖突。

性別話語沖突亦體現在呂碧城形象的建構及解構上。呂碧城作為新女性被《大公報》所形塑，隨著呂碧城名氣漸大，其思想行為距《大公報》期望的新女性形象相去甚遠，逐漸引起英斂之等知識分子的反感：“渠看書甚多，然極不佩服孔子，坦然言之……遂為守舊人所深嫉也?？蓱z可憐”［19］。以英斂之為首的《大公報》發表言論諷刺呂碧城，從此不刊登她的文章，也不再報道她。顯然，知識分子關于新女性形象構想中最重要的性別符碼依舊是“宜家善種”的賢妻良母，認定“賢母良妻者，為女子惟一之天職”，一旦女性超越“現代賢妻良母”的活動空間作為性別主體追求獨立自主，兩者必然沖突，從而構成性別話語的悖論。一定程度上，呂碧城自身也充滿矛盾。她一方面積極參與女子公學建設，一方面竭力反對作為新文化代表的白話文寫作形式；一方面追求西方先進的“天賦人權”思想，一方面又信仰中國的封建“宿命論”。

同樣，性別話語沖突亦凸顯于知識分子虛構的新女性形象中。王韜早期刊登在《點石齋畫報》的作品，《海底奇境》、《海外壯游》等小說構想了一批追求自由幸福的西方女子形象。這些西方女郎喜愛中國文化愛慕中國男性，漂洋過海嫁給中國書生，小說構想了“中男西女”、“一男多女”、“老夫少妻”的婚姻結構。這種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制的婚姻結構，正體現了儒家“君為臣綱、夫為婦綱、父為子綱”的權力和性別秩序。在漫長的宗法社會里，中國男性一直有穩定的性別角色和身份認同，而19世紀末的歷史巨變沉重打擊了中國男性，由此引發晚清知識分子的身份焦慮及不安。由此，清末知識分子通過構想“中男西女”的中西聯姻來尋找自我支撐點，通過將暗喻文明的西方女性納入隱含權力和性別秩序的“一男多女”、“老夫少妻”的傳統婚姻結構中，以此建構自我身份獲得自我認同。在本質上說，他們對女性的設定、想象及婚姻結構的構想，秉承了一貫以來的父權制意識形態話語，與女性作為主體身份建構還有巨大差距。

對女性言說中，知識分子甚至想象了以姿色救國的“新女性”形象。打著為民族、為國家的幌子，清末知識分子沿襲男性中心的傳統立場和視角，將女性作為性資源加以利用。歷史上，女性的身體是被視為男性的玩物、性符碼，而清末知識分子即便給女性身體賦予了政治意義，但本質上女性身體依然是可供交換、犧牲的資源。據?？碌挠^點，身體是權力操控的對象；直至清末，女性身體承載著同樣深重的性別意識形態?？梢?，在民族主義語境下性別話語依然存在著難以調和的深層矛盾。

四、結語

綜上，民族存亡之際，清末知識分子逐漸掌控話語權。在焦慮不安中，他們將民族、國家衰弱的責任歸因于女性，于是改造傳統女性成為拯救國家和改良社會的有效途徑。他們利用報刊媒體，在性別觀念層面提出廢纏足、興女學、提倡男女平權以此改造傳統女性；同時還通過報刊追尋“新女性”、形塑“新女性”。然而，清末知識分子提倡女學，建構新女性等性別話語的出發點是民族主義，立論基點卻是儒家倫理觀，而儒學恰恰就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導致性別話語出現內在沖突，因而給中國婦女解放運動遺留下諸多歷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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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佳麗】

Intellectuals’Gender Discourse o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Late Qing Dynasty——A Case Study of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ZHENG Xun
（Financial Media Department，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 510521，Guangdong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llectual’s gender discourse in late Qing Dynasty on the gender perspective. It collects intellectuals’comments in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o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late Qing dynasty，and discusses how discourse constructs the concept of“New Wome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late Qing intellectuals’discourse of women liberation is based on Confucianism ethics. However，Confucianism is the origin of gender inequality，which results in internal conflicts of gender discourse.

Key words：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late Qing Dynasty；gender discourse；New Women；conflict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 - 5934（2016）01 - 0035 - 05

作者簡介：鄭勛（1980 -），女，廣東吳川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新聞傳播史。

收稿日期：2015 - 12 -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