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評刊

幾十年的互聯網發展歷程中，似乎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充滿了懷疑和不確定，各界對互聯網未來發展方向存在著截然相反的評估，悲觀論和樂觀主義者各自都建立起了龐大的陣營。這種沖突，不僅映射了今天互聯網與社會發展的復雜關系，也似乎暗示著互聯網正在朝向一個自創生的系統發展，可能引領充滿沖突和對立的人類社會朝向一個未知的方向。只是，大多數人也許還處在谷歌阿爾法狗與李世石對決結果引發的對人工智能的擔心中，卻難以想像一個深深嵌入人類社會的巨大互聯網也許終將同時讓樂觀派和悲觀派同時大跌眼鏡，譬如在某一天獲得某種自主意志，或者根本改變人類社會的統治。 這或許是圍繞互聯網影響的烏托邦論者和反烏托邦論者都未曾設想過的一種情形。不過，本期的“互聯網帝國”，已經嘗試在做這樣一種建構，賦予了互聯網自己的意識形態，如果可能，這將是互聯網走向自創生的第一步。但是，“連接一切”是否堪任？理論上將人類個體、所有網頁和數據庫、以及社會關系和制度關系都建立起連接的互聯網，同樣深受人類階級結構、民族國家體系、和數據算法本身的多重限制和過濾，搜索引擎的過濾和互聯網審查制度的存在，繼續擴大著互聯網內部結構和人類社會原有結構的分化，也自我否定著一種普遍的互聯網意識形態的可能。相形之下，去年正式公開提出的“互聯網主權論”，倒更接近意識形態的本來意義，如馬克思筆下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誕生，以一種陳舊腐朽的民族主義語言霸權占據了一個充滿革新的領域，某種意義上終結了對互聯網未來的混亂認知，而其歷史倒退也比互聯網發展歷程上任何時候都劇烈。 換言之，一旦互聯網具有了意識形態，成為人為的弗蘭肯斯坦怪物，互聯網便可能發生了根本的結構性改變，儼然形成了內部的隔絕和沖突，如同冷戰期間鐵幕所分隔的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世界，就再也沒有什么能夠妨礙一個基于互聯網意識形態對立的新冷戰的開始。這不再是民族國家陣營或者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競爭，而是那些自稱互聯網意識形態的主權階級與所有互聯網用戶，也是無階級的真正的互聯網的主權者之間的競爭。 互聯網不僅重新定義和創造了新的公共空間和公共輿論，而且通過社交媒體的連結、嵌入和深化，迅速改變了社會本體和社會結構?；ヂ摼W不再只是虛擬空間的代名詞，而是一個不斷地運動化、社會深化，成為超越所有階級、動員最為廣泛的社會媒介?；ヂ摼W就是社會本身，是人類社會自身最偉大的轉型，也是一個新興的人民主權的自發表達，相對任何傳統政治中的主權結構和階級結構而言，正在形成一個相互穿透的新社會系統。這是一場消滅主體性的戰爭，因此也就無所謂“網民”作為數字資本時代的政治主體，而是更接近哈特和奈格里意義上的分散、去中心化、卻是自創生的帝國。它區別于任何傳統意義的帝國，也因此才有互聯網意識形態的誕生作為最后的抵制。 在這個意義上，人們需要對互聯網統治未來的想象，更需要面對此自創生新系統與舊的人類系統如何相互穿透和改造，正如她所喚起的在各個層面的競爭、沖突和超越。這一帝國崛起的下一波型態，也就是WEB3.0，究竟是大數據的統治和來自加密技術和暗網的抵抗間的拉鋸戰，就如斯諾登事件和FBI與蘋果手機糾紛所預示的；還是繼續幫助人類社會解決尚存的沖突，或者人類與互聯網正在變成相互的代理人？ —— 吳強 德國杜伊斯堡大學政治學博士 《德國的抱負與局限》一文引用新聞資料翔實，并有作者的實地訪談來支撐全文，很有誠意。作者在分析中指出了國家層面推行的個體主義話語對戰后德國社會族群民族主義的壓制，以及這套話語對客觀存在的集體主義取向的外來文化的漠視?？上ё髡唿c到即止，未能對“有些移民族群和宗教”與這套話語的分歧繼續分析，實屬遺憾。個體主義的話語在對作為“陌生人”的難民群體的想象，以及基于此想象上形成的應對策略所起到的作用都值得深入挖掘；期待作者能夠有后續的論述。 —— 袁丁 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鄭也夫對項飚的回應將問題帶向制度討論，但項文對“知青一代”的評述并不僅限于依附在體制資源分配上的知識生產，還包括“在野”狀態的知識人如何因應社會發展提出問題、解答問題。依我的理解，項飚并未想籠統地拋出一個“代際”問題，知青群體中的多樣性也確實使概括性的討論十分困難。但因年齡或經歷相仿所形成的“代際”與布迪厄理論中的“場域”（field）近似，有其共享的風氣、原則、趣味，具體到知識界，則表現為對問題意識、研究范式和評價標準的共識。我們應當承認，一個相對獨立于體制的“圈子”是存在的，而一個頭戴“院長”、“系主任”頭銜的學者在面對這個圈子時，其制度性的色彩權重甚低。項文所激蕩出的討論可以多元，但其所提出的問題值得慎重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