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國外交的議程設置能力

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新格局

毋庸置疑，在西方的整體性衰落和全球問題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中國正在成長為一個全球性大國，已經成為影響當今世界基本面貌的關鍵要素。[1]考克斯（Michael Cox）在2012年曾明確指出：“21世紀早期的一個新事實在于，我們熟知的西方正在快速地失去其領導權（pre-eminence）而被一個新的國際體系所替代。這一新體系或者被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構成的所謂‘金磚’國家—‘其他方’（the ‘rest’），或者被更流行的寬泛定義的地理實體即眾所周知的亞洲所塑造?！盵2]包括基辛格在內的眾多西方戰略學家和學術精英在新世紀以來愈發關注中國成長對于世界的長遠影響。盡管主流意見仍然傾向于認為這對國際體系轉型產生何種外部性仍不確定，但各方對中國崛起正在和繼續對國際體系轉型的整體格局、大國關系演變的基本形態和地區秩序重構的總體趨勢產生實質性影響并無異議。布熱津斯基正是出于對中國崛起全面挑戰美國霸權的憂慮，提出了構建“大西方”制衡中國的方案。他在2011年3月為其著作《戰略遠見》撰寫的導言中明確指出，“只有一個生機勃勃、具有戰略頭腦的美國才能與即將統一的歐洲共同促成一個更大和更有生命力的西方，使西方能夠成為崛起中且日益自信的東方的負責任的合作伙伴。否則，地緣政治上陷入分裂、以自我為中心的西方就可能陷入一種歷史性衰敗，令人回想起19世紀中國令人恥辱的無能局面”。[3]布氏倡議的“大西方”或者說統一的歐洲的核心方略是要西方保持戰略上的冷靜和謹慎，平等地擁抱土耳其并與俄羅斯在政治和經濟上進行對接。在他看來，擴大的西方可以幫助歐亞大陸在演變過程中保持穩定，并使西方重現歷史輝煌。布熱津斯基此后在《外交事務》的簡化版文章中重復了這一基調。[4]烏克蘭危機后，包括米爾斯海默等美國國際關系學界的頭面人物之所以多次批評奧馬巴政府因應烏克蘭危機的強硬對俄政策，正是認為遏制美國未來的唯一對手中國應該是美的絕對優先目標，為此與俄羅斯保持良好關系十分必要。

與西方事關中國的敘述變遷相對應，在連續30多年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中國國內的話語環境很大程度上也從是否及如何崛起的思辨轉換到如何應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反應上來。一種極具代表性的觀點強調，中國的發展已經深深植根于國際權力轉移進程下正在形成的新國際秩序之中。中國的未來必將以中國加入新的國際體系所定義，而未來的國際秩序和地區格局可能也在相當程度上同樣由這一進程所定義。[5]顯然，深入融入國際社會的中國因自身規模的日益龐大而具備了愈發強大的外部性，這注定了中國必然逐漸位移到全球的關注焦點。而且，中國在成為全球大國的進程中顯然比近一個多世紀以來更迫切需要得到國際社會對這一新角色的承認，更希望東方文化的復興。

另外，與這種中國“深入世界”的渴望相比，中國崛起還伴生了外部世界對中國不斷增加的排斥和畏懼。問題的關鍵可能不在于中國的政治體制類型，也不在于經濟增長的速度，而是由于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國家深度卷入世界進程中所帶來的超強外溢效應。[6]換言之，中國當下所面臨的問題和歷史上諸多資本主義大國崛起進程中的問題幾無二致，都要解決諸如產能過剩等難題。但冷戰終結后的全球化時代也決定了崛起于新時期的中國不可能再像資本主義列強曾經在19～20世紀大行其道的那樣，通過戰爭等手段來實現國際秩序與權力分配格局之間的匹配。這樣一來，中國與外部世界日益增長的主要矛盾和分歧在某種程度上就演變為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增長過快而引發的圍繞資源、市場和權力重新配置的爭奪及其不確定性所導致的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知覺錯誤的不斷固化。盡管約翰· 伊肯伯里等人認為中國并不注定要利用自身增長的權力挑戰和尋求推翻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7]但更主流的意見似乎傾向于主張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將體現為中美兩個大國的對抗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模式和美國代表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之間的競爭。[8]在這種觀察中，一個體現國際無政府狀態和戰爭可能回歸的對權力和優勢予以爭奪的“卡爾時刻”似乎正在隱隱約約地浮現，而中國對蔓延至全球的自我利益的維護，無疑在不斷考驗著外部世界的耐壓能力。

世界的主要矛盾會是中國模式和“自由資本主義”模式之爭嗎

由此，一個借鑒了美國漢學大師費正清的沖擊--反應模式的顛倒的“沖擊--反應”意象日益成為西方世界看待中國全球角色演化的新分析框架。[9]此時，中國取代了當初進入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開始具有主動性、進攻性，而傳統的西方國家則在被動地因應中國崛起的激烈沖擊?？梢哉f，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被認知的角色變化，以及中國自身的內政外交的調整，正在催生并將繼續促成國際學界的“中國轉向”。相較于俄羅斯問題從主要大國的區域國別研究視閾中的緩慢退場，中國問題研究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經費投入和政策支持。這也意味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可能會運用源自冷戰期間美蘇對抗的區域國別研究傳統對中國的崛起作出“霸權之后”的最優應對，從而盡可能延長美利堅世界秩序的生命周期。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處于最好的時代，但又處于最壞的時代。一方面，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進程的持續作用催生了與冷戰期間不同的發展邏輯：以對抗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地緣政治劇場的消費開始逐漸讓位于以生產、交換、消費循環為中心、合作為主的地緣經濟的良性競爭。正是由于世界和地區市場的力量開始超越國界，中國在自身實現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同時也受惠于深度嵌入到全球交換體系的國際合作機制，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冷戰結束以來，盡管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大師肯尼迪· 沃爾茲所預言的大國制衡并未在短期內實現，但美國也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單極秩序，國際體系迄今仍處于轉型過程之中。相較于17～18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歐洲在第19世紀的大國協調國際秩序和上個世紀的冷戰兩極以及與后冷戰初期的西方主導，新世界的失序本質上極有可能體現為一種來源多元的復合型矛盾結構：主張超國家的全球治理和捍衛國家主權理念傳統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平的角力;前所未有的國家間的相互依賴對國家邊界的消解和以國家邊界為外延的民族主義復興和國家的回歸;更強調合作共贏的新經濟地理學的興起和更崇尚零和博弈的地緣政治理念的復蘇。凡此種種，都注定了全球和地區層面的權力轉移不僅充滿了復雜性，也包含著諸多不確定性。世界失序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中國外交的議程設置能力

這樣一來，中國崛起給國際體系既有格局造成的壓力誘發一些國家的負面認知并采取防范和疏遠中國措施的反彈，在國際新秩序構建的初期階段必將是這種中國定義未來國際體系的自然產物。此時，如果中國忽略了整個國際體系同時在定義中國未來的一面，可能就會難以規避不必要的危機和沖突。當下中國在東海、南海與諸多鄰國的領土紛爭、在國際金融機制方面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分歧等都表明，即便中國不愿卷入與外部世界的對抗和競爭，美國等大國也會迫使中國卷入此類沖突，從而增加中國成長的成本。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無法應對“崛起困境”。根據199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洞見，“國家在面對體系力量對比變化時的戰略反應不完全由體系層次的壓力所決定，更重要的是國內政治結構如何傳導這種壓力”。[10]換言之，外部世界對中國的認知并不會一成不變，相關國家的國內政治結構和力量對比一定會制約其執政精英的對華政策取向。由此，防范、圍堵、遏制就不必然是其戰略選項。因應特殊時期的復雜環境，作出既能服務于中國成長的內部需要又能避免外部世界出于防范風險的共同需要而過度制衡中國的議程設置就成了中國外交的當務之急。就這一點而言。歷史的大國崛起之路已經提供了殷鑒：崛起大國的財富累積從來不會自動轉化為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相反，是否具有對外部世界的全面了解和深刻理解、理性的戰略選擇和合理的議程設置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它能否真正登頂以及為此耗費的機會成本。更關鍵的是，維系安全共同體、促進共享的價值體系及促成穩定的國際秩序歷來被視為大國的真正成功的關鍵標志。[11]而這三項指標的達成都離不開具體的外交方略設計與運作。實證研究也表明，一個大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困境與挑戰是常在現象。在相似的有利環境下，錯誤的議程設置會使其至少錯失良機，甚至導致國家脆弱、衰敗和一蹶不振，而正確的議程設置容易讓它順利發展、興盛。這意味著，衡量中國外交成果的核心指標在當下和今后越來越取決于它的議程設置能力，這也是外部世界觀察中國崛起效應的重要準繩。

當前，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時開始呈現出一種新的敘事結構?；谥袊c國際社會主要行為體之間客觀存在著廣泛“利益匯合點”的現實， 構建“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逐漸演化為成長中中國對外戰略的主要思想之一，并通過共建“一帶一路”的戰略和亞投行等具體機制向外部世界投射。在新的話語體系中，中國不再僅僅通過“和平意愿”的表達來試圖獲得外部世界的信任，而是在摒棄革命主義世界秩序觀念后，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所獲得的發展的正能量聚合起來，并將其反饋給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種雙向流動的發展循環。由此，中國的對外政策既走出了建國頭三十年往往更多是以意識形態為透鏡而處理國際事務的一種非理性的路徑，也走出了改革開放頭三十年更多“搭便車”的思維定式， 開始真正構建一種更為健康的國際義利觀，將和世界各國共享中國的發展紅利。[12]

問題在于，中國外交不僅僅需要宏大的哲學式的話語構建，更需要扎扎實實的議程設置能力。這種彰顯一國是否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和接受的濡化能力已經成為檢驗一個大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重要因素。中國崛起為中國更多介入國際議程提供了歷史性契機，但它不會自動轉化為議程設置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中國過于快速的成長導致了其議程設置能力與這一前所未有的進程無法實現無縫對接式的匹配。在毛澤東時代，中國解決了“挨打”的問題;在鄧小平時代，中國解決了“挨餓”的問題;現在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可能是要解決“挨罵”的問題了。中國似乎在國際上遇到了越多越多的不信任。這就產生了一對矛盾：一方面，近年來中國的外交能力，尤其是議程設置能力與國力的增長之間的張力日益膨脹。另一方面，外部世界多對中國的快速發展及未來的國際與地區角色抱有深深疑慮。一個明顯的跡象是，中國成長之于世界的影響及其投射于外部世界的反彈力同步正向增長。這極大地限制了中國參與國際議程設置的空間。

當下，中國外交面臨的制約議程設置能力的問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家身份構建的兩難。一般認為，國家具有兩種基本身份。一種就是國家本質上固有的、使國家成為國家而獨立于國際體系的內在身份。國家行為體只有一個這樣的身份，這就是國家的個體身份;另一種則是形成于國家間互動之中，也就是內生于國際體系之中的、由國家間合作進程及其衍生的共有觀念建構而成的社會身份。一個國家可以具有多種社會身份。[13]國家身份不僅是一個國家相對于國際社會的角色，而且是基于國際社會承認之上的國家形象與特征的自我設定。[14]由于國家的個體與集體身份內在地具有雙重特性和雙重功能，它既要求共同體成員內向地產生一種共同體的自我意識，在相同地理環境、相近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作用下界定誰是共同體的成員;又要求共同體成員外向地識別自己與外部世界的區別，界定誰不屬于本共同體。這樣一來，一個有意義的內在他者和外在他者的存在就成為了必要條件。[15]國際社會的所有成員都遵循著類似體現出個體與集體、國內與國際雙重維度的身份鑒定路徑。就國內維度而言，國家身份直接關乎到國民歸屬感和社會的凝聚力這一基礎性國家能力，是國家治理合法性和正當性的關鍵來源。從國際維度看，國家身份的界定則直接關系到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承認和接受程度，進而成為衡量中國是否全面崛起的重要標尺。

中國當前在國際格局中的國家身份可以簡述為堅持社會主義、迅速崛起的具有全球影響的地區性、開放性、發展中的負責任大國。就對內而言，中國的制度特性、政治、經濟等發展形態等屬性在這一表述中都很清晰。問題是，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國家身份中的個別界定并沒有充分的承認，中國外交的對外經濟維度也在國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誤解。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在于中國是否屬于發展中國家。中國有足夠的國內理由認定自身為發展中國家，比如人均GDP的國際排名，城鄉和區域發展的失衡，城市化等現代化指數的偏低等。不可否認，中國曾經是發展中國家中的重要成員，與廣大的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構建了密切的合作關系，從而確保了冷戰期間中美蘇戰略三角中相對最為靈活的角色和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第三世界也在較長時間內高度認可中國的這一角色。但在中國的整體實力不斷提升后，仍然一成不變地使用發展中國家的話語似乎已不再具備過往的正當性。在國內，民眾可能難以理解，仍然需要不斷改進前述欠發達狀態的中國何以在國際援助上表現得異?；钴S。而在國際上，也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要求中國承擔更大的類似發達國家的責任和義務。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更是期待中國予以更多的經濟援助和發展支持。在此意義上，調整“發展中大國”話語的迫切性正在突出。在對內對外兩個向度，中國均宜宣示，當前的中國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也不是發達國家或中等發達國家;基于處于欠發達與發達特征并存的過渡性，屬于一個發達的發展中國家（developed developing country），未來還需要相當長時間才會過渡到發展中的發達國家（developing developed country）;中國將基于這一“發達的發展中國家”身份，承擔起與傳統發達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國際責任。換言之，國內發展仍是中國的核心目標，但中國發展的紅利一定會與世界共享，中國將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全球治理提供更大的助力。

第二，大國心態的理性調整。國家和民族心態在大國崛起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近代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迅速從“天朝大國”淪為任由西方列強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這種急劇變化帶來的羞辱感促使了中國過去100多年的主要命題就是奮發圖強。最初，中國傾向于學習西方的器物。洋務運動的最終失敗，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催生了學習西方思想的動力。馬克思主義等思潮從此進入中國并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強大精神武器，也獲得了民眾的普遍認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一種積極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在處理地區和全球事務方面的建設性日益增加，在對外交往中的表現更加成熟自信。但不可否認，中國在21世紀到來前仍然飽受歷史包袱的沉重負擔，這進而影響到中國處理某些國際事務時的受難者心態的潛流涌動。在最近十幾年快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中國在尚未消解歷史記憶所傳導的“強烈自卑下的非理性自尊心態”[16]的情況下又快速建構起“自信心過于膨脹的自大心態”。這種心態上的混合狀態經常導致我們使用危險話語夸大外部的威脅，也容易低估了外部世界對中國崛起在心理和實踐層面上的復雜性，甚至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傾向。

中國外交不僅僅需要宏大的哲學式的話語構建，更需要扎扎實實的議程設置能力（圖：slate.com）

比如在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及該地區中小國家的對華政策的評估方面，“遏制論”的聲音正在不斷增強。在這一問題上，筆者高度認同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王棟博士的觀點，即目前包括美國在內的外部世界對華戰略普遍采取的是混合了從接觸、束縛、防范、牽制、制衡等不同的戰略手段/工具和策略組合的對沖戰略。這種對沖戰略旨在減少或使風險最小化，維持或擴大行動自由度，使戰略選項多元化，以及塑造目標國的偏好與選擇。[17]簡而言之，為了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多的外部國家選擇“對沖”戰略作為減少風險，擴大戰略空間的保險策略。盡管它們通過防范、牽制等戰略手段反向操作對沖中國崛起帶來的不確定性與風險，但是其重點仍然放在期望通過接觸與合作獲得“利多”結果，也即偏好與一個和平、合作而不是富有進攻性的中國進行互動。顯然，中國不能簡單地將美國以及其他周邊國家的對沖戰略簡單化地視為遏制或圍堵政策的卷土重來。如果不能將對沖與遏制從概念和政策行為上區分開，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敵意就有可能被夸大，進而導致中國的對策選項中出現更多的強硬對抗行為。而這勢必進一步加劇他者對中國戰略意圖的誤判，從而使中國與外部世界陷入敵意的相互螺旋上升，實際上加深了中國的安全困境。在筆者看來，正是大國身份兩難的張力導致了自信大國心態的階段性不足，使得 “陰謀論”時不時在中國外交決策中沉渣泛起。這種思維在實際部門、學術界和普羅大眾中的廣泛傳播，嚴重削弱了中國進行理性戰略思考和辯論的能力，使得個別情況下的外交方略稍顯情緒化和民粹化，最終增加了中國崛起的機會成本。

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敵意使得中國的某些外交戰略顯得情緒化和民粹化

另一種極端情況則是中國外交實踐的思維對國際體系之于中國的塑造作用關注不夠，而更多仍是從國內政治的需求出發。這種不對稱性的一個明顯標志是中國外交話語的內政化，而未能充分觀照合作方的關切的基礎上將雙方共同利益整合到一起。這樣一來，中國外交似乎過于強調了以我為主，而對他者的重視程度不夠，從而產生了較易出現的知覺錯誤，不僅容易出現外交話語獨白多于對話的情況，甚至在個別情況下導致戰略規劃失誤。比如，推進自由貿易區建設是中國經濟外交的重點，但很多國家，尤其是民族產業發展不足的發展中國家高度憂慮中國借此大量輸入商品，對其經濟安全構成威脅。如果一味急切的推動，可能效果會適得其反。

第三，知識系統的匹配難題。中國在最近十幾年以令世界矚目的速度實現了國家實力的跨越式發展，但帶來的一大挑戰是中國的國際知識儲備和積累與這種快速成長之間的巨大落差在短期內難以彌合。由此，中國外交在一些情況下還在延續使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經驗處理后三十年的新問題。這樣一來，中國在推進國際議程設置時較為容易出現因在地知識不足導致的偏差和失誤。中國高層近年來對新型智庫的建設投注大量心血，正是對有效知識供給不足的應對。

結語

毫無疑問，中國崛起為一個全球性大國以及中國利益在全球層次上的快速擴展，要求中國出現更多和更好的地區研究。但中國過去的區域國別研究多為針對主要大國設定的，其關注重點也是在外交和戰略層次，對它們的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的研究遠不夠精細和深入。中國資深的國際關系研究專家資中筠先生曾經批評過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政策解釋型研究范式至今仍遠未被克服，即“國際問題的研究往往與對外政策不可分……專業工作者（其中也包括學者）的任務是提供材料在先，撰文詮釋在后，談不到獨立思考”。[18]日本學者也認為中國的“日本研究”不具備“學術研究”的性格，而是出于特定功利與現實目的的政治活動。[19]可資觀照的是，美國霸權的支撐因素就包括了基于全面而扎實的基礎研究知識提供的全球視野?！盁o論美國關于世界的知識體系有多少文化霸權的動因、美國中心主義的目標和‘東方主義’的偏狹，不可否認的是，這個知識體系是充實、全面而強大的，它構成了美國作為世界帝國的知識和文化，或者說‘軟實力’基礎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20]

中國外交現在不缺形而上的宏大概念和理論，但形而下的實證研究卻嚴重不足。據悉，“一帶一路”戰略提出以來，全國已經成立了超過500家與之相關的新機構或重組機構。但嚴格意義來說，中國在這方面訓練有素的真正意義上的專家與西方大國相比仍有明顯不足，也導致我們在風險評估、危機管理、情境推衍等方面的供給遠遠落后于現實需求。作為倡導國，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上，無論是物質方面的投入還是制度性產品的提供都具相當規模。這就要求相關研究必須建立在足夠扎實的在地知識基礎之上。因此，做“一帶一路”的相關研究和設計要特別注意克服功利性需求的誘惑，要避免一哄而上的表面繁榮，要摒棄急于求成的急躁心態。如果繼續遵循既有的粗放型研究 路徑，我們將很難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合理的、全面的智力支持。在這方面，我們理應學習和借鑒主要大國的成功經驗。在為中國成長做知識上的準備時，做到前瞻性、在地性、客觀性的有機統一。

如果把建國以來的外交按照其思維模式和心態來劃分的話，毛澤東時代奉行的是“圍棋思維”，富有很強的大局觀，縱橫捭闔;鄧小平時代采用的是“橋牌思維”，精打細算，一個都不能少，也很好地維護了國家利益;此后的中國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似乎進入了一種“麻將思維”，盯著上家，看著下家，防著對家，奉行的是不管自己胡不胡，重點是別人不胡的邏輯。當然，習近平2013年主政以來，中國開始在外交方面具備了更多的作為，但整體思路上是解構大于建構，“破”有余而“立”不足的弊端并未完全消除。有鑒于此，新時期的中國外交必須借助于堅實的知識準備，建立起健康的大國心態，基于理性的國際角色的設定贏得外部世界的承認和國內民眾的認同。只有這樣，中國外交才能與中國國家轉型以及國際體系轉型形成聯動，支撐起中國的崛起大業。一言以蔽之，中國外交亟待適應國內國外兩個大局，以西方世界的國際議程倒逼中國的國內議程，以中國的國內議程反彈西方的國際議程，最終形成一個相互適應、相互包容、良性互動、和平演進（peaceful co-evolution）的新國際結構。這考驗著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智慧與耐心。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

*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上海合作組織的中長期前景研究”（項目批準號：11JJDGJW011）的階段性成果。

[1] R. H. Wade， “Emerging world order？ From multipolarity to multilateralism in the G20，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Politics & Society， 2011， Vol.39， No.3， p.349.

[2] Michael Cox， “Power Shifts，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2， Vol. 26， Issue 4， p.369.

[3] 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4] Zbigniew Brzezinski，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2.

[5] 這一相互定義的表達初見于著名學者型圖書人劉蘇里與世界觀察研究院于向東先生在北京和上海進行的對話中。參見《世界秩序中的中國——劉蘇里對話于向東》，高全喜主編：《大觀》，第八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這一觀察中國在未來國際秩序中的角色的假設后來被以《大觀》為載體的青年學術共同體成員予以論證和推廣?？蓞㈤営谙驏|、施展：《全球貿易雙循環結構與世界秩序——外交哲學對談之四》，《文化縱橫》2013年第5期;王利：《“重新定義”中國與世界》，鳳凰讀書·新民說年度沙龍——新國民·新國家·新世界，第一場：世界改變中國，還是中國改變世界——從“第三世界”到“第三個世界”，2014年1月12日。

[6] 有關中國的超大規模性及其影響的精彩闡述參見于向東、施展：《民族主義與超大規模國家的視野——世界格局視野下的中國外交之三》，《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

[7] 約翰·伊肯伯里：《自由主義利維坦：美利堅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機和轉型》，趙明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0～304頁。

[8] 俄羅斯學者謝爾蓋·卡拉加諾夫早在2007年7月即首先指出新興資本主義和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正在成為“新對立時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參見謝爾蓋·卡拉加諾夫：《國際關系進入新對立時代及俄羅斯的對策》，《俄羅斯研究》2007年第4期。）美國學者羅伯特·卡根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描繪了威權資本主義與民主資本主義陣營的對抗情境（參見Robert Kagan， “Illiberal Capitalism”，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2， 2008）后，這一話語很快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熱議。（John Lee， “Western Vs.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The Diplomat， June 18， 2009. http：//thediplomat.com/2009/06/western-vs-authoritarian-capitalism/）

[9] 近年來有關中國外交進攻性及中國是否成為修正主義國家的討論集中反映了外部世界對中國的疑慮甚至是戰略焦慮。

[10] 陳志瑞、劉豐主編：《國際體系與國內政治：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探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11] 巴瑞·布贊：《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中日關系與中美關系》，《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7期。這是作者在其2004年出版的英文專著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中文版前言的基礎上重新修改而成的論文。作者名現在通譯為巴里·布贊。

[12] 楊成：《構建中國-中亞“利益和命運共同體”》，《東方早報》2013年9月12日。

[13] 李慧明：《國際關系中的國家身份》，《學術論壇》2007年第12期。

[14] 門洪華：《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認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7月26日。

[15] 楊成：《去俄羅斯化、在地化與國際化：后蘇聯時期中亞新獨立國家個體與集體身份的生成和鞏固路徑解析》，《俄羅斯研究》2012年第5期。

[16] 錢皓：《龍文化、大國心態、中美關系——對中國“受害者心理”的歷史與理論考釋》，《國際觀察》2004年第2期。

[17] 2013年7月1-2日，筆者參加德國著名智庫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SWP）和阿登納基金會聯合主辦、主題為“Territorial Issues in Asia： Drivers， Instruments， Ways Forward”的第七屆亞洲安全問題柏林會議期間與王棟博士就此問題的求教。

[18] 資中筠主編：《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19] 李永晶：《告別“對日工作式”研究》，《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0年10月31日。

[20] ?？桑骸睹绹暗貐^研究”的興起》，《世界知識》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