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與凝聚：巴黎溫州人的基督徒生活

曹南來

自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隨著中國的移民政策愈趨寬松，以及中國在全球舞臺上躍升為愈益重要的政治經濟力量，中國人、中國制造、中國的文化生產與消費、中國的資本以及意識形態都以驚人的速度席卷到幾乎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中國海外移民現象日益呈現出多樣性和多向性的復雜特征（移出、回流、多重遷移并存）。中國不再僅只是地緣政治上的有形概念，其作為一個全球現象已經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疆界，影響著世界不同地方的社區生活、文化發展、政治形式、經濟與消費等多重場域。

與全世界做生意的溫州人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后最早走出國門的華商群體之一，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標志。今天的溫商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跨國界的中國海外經貿代理人角色，他們以費孝通先生所歸納的“小商品，大市場”和“家庭生產”為特征的“溫州模式”，[1]通過民間自發的、幾乎無孔不入的商品流通網絡，不斷在全球拓展著中國的商業版圖。據溫州官方的統計數字，現有 60多萬溫州人在世界五大洲131個國家和地區創業發展，遍布全國和世界各地的溫州街、溫州城與溫州商會形成了溫州人的營銷網絡，年商品交易額高達6650億元。[2]另據溫州市僑辦幾年前統計，90%的溫州華僑僑居歐洲，主要集中在意大利的普拉托和米蘭、法國巴黎、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德國的法蘭克福幾個城市。[3]恰恰是這一超越國界在全球范圍內活躍的溫州人經濟，在物質層面上促成了華人商城經濟在全球的發展與擴張。然而這一經濟全球化故事背后鮮為人知的是華人社區的宗教信仰與組織形式。本文將以旅法溫州華人基督教為例，展示一個在流離與凝聚、傳統情感與現代理性的張力中生存與發展的移民社區。

流動的信仰與離散的社區

溫州的邊緣政治地理位置不僅有利于歷史上活躍于沿海地區的西方傳教運動，同時也成就了改革開放后本土化基督教與移民商業的蓬勃發展。[4]旅居巴黎的溫州移民至少有13萬左右。[5]據筆者實地統計，在大巴黎地區約有二十家以溫州移民為主的華人教會。幾乎沒有溫州人是為了純粹的宗教原因而移民西歐，他們中的大部分在國內已經是基督徒，為了實現致富夢而來到法國這一世界時尚之都從事小商品零售和批發貿易。巴黎有三條著名的“溫州街”，分別在廟街、美麗城和伏爾泰街。溫州人在那里經營的皮具、首飾與旅游紀念品商店林立。巴黎溫州移民社區內最大的一個群體來自于溫州郊區的麗岙鎮這一著名的僑鄉。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越來越多的溫州人從麗岙移居到巴黎的10、11、19和20區。一個溫州傳道人將這一跨國人口流動描述為“把溫州一個村搬到了法國”。只有極少數人是從溫州的三個主城區（鹿城、甌海和龍灣）移民過來的，這就注定了移民經歷的城鄉與中西方的雙重文化過渡將是曲折坎坷的。

巴黎“溫州街”華人從事小商品零售和批發貿易

巴黎的溫州基督教不僅是一種全球宗教文化的代表形式，也是海外移民形成的一種在地社群實體。宗教在巴黎溫州商人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鮮明的角色，塑造了信徒在面對非法身份、道德權變、原籍忠誠及國族歸屬等問題時所持的態度及處理方式。這些移民的溫州基督徒在一個陌生的社會空間中采取了一種宗教意義框架來支持他們的商業社會運作。溫州移民教會與西方教會或其他海外華人基督教社群不同的是，他們堅持自治原則，并不與法國本地教會交往而是與溫州家鄉的教會組織保持緊密聯系。這與在歐洲的溫州移民群體的家族式商業運作方式相似。例如，這些溫州移民教會會定期邀請溫州傳道人在歐洲用溫州方言講道和主持教會活動，并支付他們差旅費用。巴黎最大的溫州移民教會“巴黎溫州教會”有1000多位受洗信徒，曾為溫州郊區建立的一所神學培訓機構捐獻了3萬歐元，并持續為招生和培訓提供資金支援。這個移民教會也制訂了一條相關規則，即一旦收到任何溫州教會要求資金援助建設教堂的吁求，他們就會立刻捐獻1500歐元。巴黎較大的溫州教會團體都已經或者已計劃購置他們自己的聚會場所。對于溫州信徒來說，擁有教產就好像在巴黎擁有一個物質與屬靈的家園?？绲赜驕刂萁虝臻g的增長使得世界各地的溫州基督徒的聲譽都得到顯著提升。

巴黎溫州移民總人口中的基督徒比例仍未可知，但筆者估計巴黎溫州華人中約有10%～20%是基督徒，這與溫州本土的基督徒比例基本持平。大多數溫州移民是通過不同途徑非法進入法國的。[6]基督信仰對于是否移民的決定——無論是以合法還是非法的方式——幾乎沒有影響。事實上，移民和遷移的經驗往往會生成或加強個人的宗教委身度。有一些溫州移民會進行長達數月橫跨亞歐大陸的危險旅行，以偷渡來法，他們皈信基督教以尋求或感謝上帝保佑他們旅途平安。作為來法國后皈依的信徒，曉敏講述了她在來法旅途上的磨難與信仰見證，認為神揀選一個人，就會把他放在這樣一個特別的環境當中來塑造。她在一個寒冷雪夜被安排從克羅地亞偷渡到斯洛文尼亞的路上不慎跌落到一個冰窟窿里，她回憶道，“那時候我整個人身上手上全部已經凍住了一樣，還有兩個外國人跟我們一起偷渡的，他們就過來左邊架一個右邊架一個，把我整個人這樣拉過去了，后面也繼續走，差不多走到那個交界處的時候，我們又在那里等，等那些車過來把我們送過去。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沒有相信耶穌，但我覺得是神他讓我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我想起我的婆婆對我講的一句話：‘孩子，出去外面無論碰到什么事情，當你驚慌或者有困難的時候你就叫耶穌，求你來幫助我，求你來救我’，當我掉進去的時候，我第一個想到就是我婆婆對我講的這句話，我說主啊，你來救我，就這樣子”。曉敏在遭遇劫難那一霎那感受到神與她同在，她感到自己的信心被神建立了起來，并覺得真的世界上有一位神的存在。每當她走不動了，她會祈禱神幫助她安全到達法國。

恩德是1991年來法的溫州傳道人與服裝商人，他在50天的路途中跨越了13個國家。當他回想起那段無比艱辛的旅途，都十分感慨自己的幸運與所得到的上帝的恩典，正如他所說：“這也是神帶領的，非常奇妙。所以我經常在講道的時候說，在圣經里面，天使跟瑪利亞講，蒙大恩的女子，你是有福的，所以我是蒙大恩的男子，上帝特別祝福，特別賜福給我?！?正如17世紀乘坐“五月花”客輪從英格蘭跨越大西洋登陸美洲大陸開創新生活的清教徒一樣，恩德也為自己的冒險經歷進行了富有宗教靈性色彩的詮釋：“上帝今天把我們帶到法國，那我就跟上帝說，把你給我的救恩也帶到法國，把你給我的恩典，借著我也來到法國，把你給我的平安借著我帶到法國，我現在是還福音的債?！?/p>

移民是一個高度選擇性的社會過程，特別是當人們由于經濟驅動而非法跨越邊境時。宗教為其信仰者或潛在信仰者于顛沛流離中獲得情感與身份的安頓。巴黎的溫州人大部分都是中年人。他們是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到達法國的第一代溫州移民，都有積攢第一桶金和建立家族生意的強烈愿望。他們中的不少人支付給蛇頭約15萬～20萬人民幣以偷渡到巴黎。那些基督徒也同樣采取這樣的方式，但他們在講述自己的移民故事時常常會強調“人往高處走”的人類天性而低調處理偷渡的非法性。對一部分基督徒而言，前往巴黎途中所經歷的艱難與遭遇的苦難增強了他們的信仰，并成為他們依靠和尋求上帝的見證。在大部分人眼中，移民通過解放年輕人的商業精神而造福了那些處于移民輸出社會中的家庭，因此應盡可能地鼓勵這種行為。而在另一方面，一些溫州移民教會的牧者也很自然地表達了他們對法國悠閑生活方式的震驚，這包括法國的低結婚率、女性吸煙現象、年輕人的消費欲望，以及他們沒有野心成為“老板”。

對于大部分溫州移民基督徒來說，他們的生活主要關切兩件事：做工賺錢和事奉教會。這種自我孤立常見于溫州移民社群，特別在第一代移民中尤為突出。移民教會圈是他們在巴黎除了家庭之外唯一延展的社交網絡。老華僑吳弟兄在巴黎住了18年仍然不懂法文，并宣稱自己也沒有時間看中文報紙或是中文電視節目。當被問及是否喜歡法國食物時，他說他只喜歡麥當勞，而麥當勞在他眼中是典型的法國食物，他常常在探訪教會信徒后吃麥當勞。移民教會中的中老年人對領袖的職分競爭十分激烈。筆者曾親歷他們在主日聚會后在整個會眾面前爭吵甚至發生肢體沖突。當大部分信徒哀嘆教會的不和之時，他們也往往沉浸于評論教會內“戲劇化”的權力斗爭與家長里短。那些男性的平信徒領袖似乎特別希望通過這種宗教式的補償來平衡他們在新社會中對于生活的缺乏掌控。通過強調傳統的父系權威，來彌補他們在主流社會中的邊緣化地位。無論是傳統的民間同鄉會網絡還是專業的商會組織似乎都無法像以會眾模式（congregational model）為基礎的基督新教那樣有效地容納大眾參與社會的熱情。同為宗教全球化形式的移民佛教會館在巴黎溫州人圈中雖有不小影響力，但相比較而言，其影響力主要不在日常參與公共事務與家庭生活領域，而局限于節慶時期的燒香祈福以及私人靈性服務的內容。[7]由于這些來自中國農村沿海地區的溫州移民在語言和文化上有巨大缺失，使得移民教會很可能成為他們在巴黎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的唯一機會。

抱團融入：因信仰而凝聚

在學術圈內和大眾媒體上，人們對溫州人同鄉互助的文化精神有著廣泛的認識，將之視為溫州人經濟在國內外成功的法寶?；浇绦叛龈鼮檫@一同鄉之情附加了一層內部相互信任的跨國網絡。在巴黎的許多溫州移民基督徒都來自家鄉同一個教會系統。同一系統內的教會，不管彼此相距有多遠都會保持緊密的聯系。以至于在巴黎，“溫州教會”這個詞經常同時涵蓋了巴黎這邊的溫州教會以及中國的溫州教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將巴黎的溫州移民基督教社群看作是中國溫州商業家庭模式的基督教復興的延伸物。

不論是在海外還是在國內，溫州人教會都是以眾多家庭或家族為其有機組成單元的。第一代溫州移民很少與其他地方的華人通婚，更不要說與外族通婚，這來源于他們對一種近代家庭經濟模式的終極堅守。筆者的被訪者中很大一部分都公開表示對于挑選溫州裔配偶的偏好。比如，曾有一個溫州年輕男子（也是一個傳道人的兒子）持短期旅游簽證來到巴黎，經由移民教會介紹認識了一個9歲就來到巴黎的法籍溫州裔女子。他們在男方的三個月簽證有效期快結束時完婚。結婚兩個月之后，這對年輕夫婦就開始為女方的家族做生產箱包的生意。這位女子也是一個基督徒，在回顧他們的關系時她說自己非常信任丈夫，而且在第一眼見面時就相信他是那個對的人，因為傳道人的兒子一定是值得信任的，盡管他們在結婚前只在周末見過幾次面而已。移民教會為年輕一代的溫州移民提供了一個高度可控的環境，為他們提供互動的環節來遇到自己潛在的未來配偶。與溫州移民社群以外的人通婚常常不被看好，因為這樣會“淡化”他們所苦心經營并珍視的溫州式家族生意。特別是在市場與社會融資渠道受限的情況下，穩定的傳統家族網絡往往是移民唯一的商業資金來源。因此，在巴黎溫州華人圈中，最受歡迎的結婚對象自然是溫州裔基督徒，因為基督信仰見證一個人在法國這樣“自由放縱”的環境中是否還能保持“圣潔”的品性。在離婚與婚前同居盛行的法國社會，沒有同居經歷的人往往會遭到譏笑。法國社會過于世俗的道德倫理觀在某種程度上可能進一步強化了移民教會清教徒式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溫州移民教會明文規定，在教堂中舉行婚禮儀式的雙方信徒均不許有婚前性行為。個別甚至明文規定教徒不得離婚再娶（嫁），否則即犯下淫亂罪。

在當代全球化的時刻，基督教也為這些移民商人以及他們的親屬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和有確定價值觀的社會空間，共同參與營造和感受一個跨國界的原籍大家庭的想象。在移民教會中，信徒們聽溫州方言布道，并用方言討論教會事務，在一些特殊聚會中分享他們從返鄉旅途中帶回來的家鄉食物。鹵鴨舌是經過加工和包裝的溫州著名小吃。在溫州，人們常常將鴨舌作為開胃涼菜或是下酒菜。在巴黎時，筆者曾數次受邀去一對溫州夫婦家和幾十個溫州裔移民一起用餐，他們同是一個教會的教友，一起在主日晚上參加聚會。在這些定期的每周聚會中，這對夫婦準備溫州口味的菜肴以及西式的餐后甜點（法式沙拉）和餐前濃縮咖啡（espresso），大家就著鴨舌喝咖啡。在品嘗正宗溫州菜肴的時候，人們用溫州方言七嘴八舌地討論適合教會發展的正確路徑。對于第一代移民來說，移民教會使他們不用取得法國人或少數裔法國華人（ethnic Chinese）身份即能夠參與公共生活及決策。通過結合溫州獨特的地區文化和一個全球化的基督教，溫州人在中國的全球化商業擴展中維護著他們的地方驕傲。一個溫州基督徒曾經用比較的方式評價溫州基督教的全球擴展：“無論溫州人去到哪里，他們都會保持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敬拜方式。但是外人（指其他海外華人團體）往往成為一盤散沙;他們希望融入主流社會，一旦失敗則常常會覺得低人一等?！?/p>

至于年輕一代將如何定位他們的人生或是重構他們的身份認同，是否會嵌入他們父輩所建立的既跨國又封閉的移民網絡中仍未可知。筆者曾訪問巴黎歷史最久、擁有上千成員的溫州移民教會的領袖，詢問當在法國出生的年輕一代成長起來以后，溫州移民教會是否有朝一日會成為“法國教會”。出乎我的意料，他認為這將永遠不會發生。確實，教會中的許多父母努力讓他們的孩子在文化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希望有一天他們能在中國做生意。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已成為一個正在日益成長的全球經濟力量，在中國的投資收益遠大于歐洲。而且普通話正在成為國際商業用語。出于這些考慮許多人將他們的孩子送去周日的主日圣經學校去學習普通話。針對第二代移民青少年的很多教會項目都以普通話為媒介，這些項目潛移默化地滲透了老一代移民的傳統價值觀。一些富裕的家庭還會將孩子送回溫州學習漢語。許多年輕人說著流利的法語，也常常用夾著溫州方言和普通話的法語和他們的父母交流，星期日也有針對這些說法語的年輕人的崇拜活動。雖然他們用法語唱贊美詩，但是卻往往會由一個第一代移民的傳道人用漢語普通話講道，再由一個漢語--法語的翻譯員進行翻譯，傳道人也會用普通話進行開場禱告和結束禱告。此外，巴黎的溫州裔教會領袖們堅持用溫州基督教的方式培養年輕一代，如此年輕一代便不會與被視為文化威脅（同時也被認為是對宗教的威脅）的法國主流文化所混雜——“純正的信仰”將會被傳遞下去。

在部分已經成年的第二代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民族文化印記與向法國主流世俗文化同化趨勢之間的強大張力，而基督信仰至少在現階段及不遠的將來能夠促成傳統價值的回歸。這尤其體現在下面這個溫州基督教家庭第二代移民的成長故事中。22歲的阿蓮是出生在法國的二代溫州移民，18歲那年在巴黎的移民教會受洗。她是看著《還珠格格》長大的，并通過看片學會了不少普通話。她父母都在80年代偷渡來法國，之后在移民教會里第一次相識。父母都來自基督教家庭，以前也常去教會，但自從拿到居留證件開了餐館后，就很少有時間再去教會，他們的餐館在周日也開張營業。她覺得父母不明白生活中除了錢還有別的快樂。她說其實她父母即使現在不工作，也夠他們以后退休的生活了，但他們總是有很多憂愁，覺得如果不繼續掙錢，未來就沒有保障。但在她和父母之間，只有她接受他們的想法，而父母根本無法接受子女的想法，也不可能改變。每次如果在她和父母之間有沖突，她父母就會說：“因為你是法國人，你當然不明白我們的想法?！倍椭坏米尣?。

宗教網絡和宗教實踐在巴黎溫州商人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阿蓮從18歲開始就在父母的中餐館做半工，但她并不討厭這個工作，她承認自己以前是非常害羞的，餐館服務員的工作讓她有和客人說話的機會，并從和客人的交流中學到了很多。她覺得做餐館老板太辛苦，更喜歡將來去法國公司工作。但父母并不理解她，在讀高中時她父親已經勸她不要讀大學，直接來餐館做全工。而她覺得做餐館老板相比在法國公司工作性價比太低。而父母認為她即使讀完大學以后在法國公司也不過掙比最低工資多不了多少的薪水。她對神禱告后想知道神的意見，之后覺得神希望她繼續學業，她才會有足夠的勇氣繼續報考大學?，F在她希望通過個人努力證明父母的觀點是錯誤的。

說到婚姻問題，父母很早就對她說不要找溫州以外的對象。對她來說，未來的先生第一是要信教的，第二最好是中國人，是不是溫州人完全沒有問題。她想找中國人結婚的主要原因是和法國人在一起很難保證在婚前不發生性關系，這對她如此重要，而對法國人來說，即使是基督徒，婚前守貞也不太重要。阿蓮的父母來法國后靠教會的支持謀生，但是一旦可以自己開店就離開教會的保護，為了錢打拼。她曾勸父母在周日休息去教會，她說這是主日，也是家庭團聚日，對信仰和個人都非常重要，但父母從來不聽。直到她媽媽因為工作太辛勞生病后才開始在周日下午3點后停止工作，去教會參加溫州人團契的聚會。她說自己其實也很擔心父母的身體，他們長期凌晨1點才睡覺，早上7點就起床，而且沒有周末，早就積勞成疾了。從小在教會長大的阿蓮，周日來教會已經成為她根深蒂固的習慣，即使是在餐館幫忙時，她也堅持周日的時間是屬于她自己的。

在與父輩緊張與疏離的關系上，阿蓮是很有代表性的巴黎華二代青年。她試圖去理解自己的父母但卻很難期待自己被父母理解。在這里，宗教信仰作為一種可以打破常規代際界限的語言起到了神奇的溝通作用，似乎比溫州話、法語和普通話在他們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更為關鍵。如果說溫州話是移民家庭的語言，法語是社會正式場合用語，而普通話是華人圈內工作經商和娛樂使用的通用語，那么宗教語言則賦予他們文化上的自信、理解力與寬容度。顯然，第二代的信仰和第一代移民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這和兩個群體的價值觀差異有關。這一差異甚至不比中法文化的整體差異小。阿蓮似乎比父母在宗教信仰上更保守和虔誠，強調去聚會的重要性和家庭價值觀，盡管她身處其中的家庭類似于男權支配下的經濟生產單位，甚至是一個讓她為家族生意過早放棄學業的“冷漠”家庭。她說如果沒有神的愛，她無法忍受這種家庭成員之間的“冷漠”。

不少第二代移民青年是在教會中學到了孝順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這種文化價值觀的重組離不開對信仰的執守。信仰的凝聚力也使保持中國傳統與想融入法國社會的渴望在主觀認識上不再矛盾。當問到另一名生于法國并嫁給溫州華人的二代女信徒現在更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還是法國人時，她說兩者都不是，她只是上帝的子民，“因為到最后，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信上帝的和不信的。文化之間的區別已經不重要了”。在教會里她經常和其他第二代的年輕人說，“信仰上帝，而不是文化”。雖然在表面上基督徒堅守永恒性而非傳統，但現實實踐中，對上帝的信仰無形中阻礙或至少減緩了青年移民同化到高度世俗化的法國主流文化，同時潛移默化地保留了部分中華傳統價值。發生在這些二代身上的故事也說明，跨國移民與經濟全球化并不注定徹底改變一個人的生活半徑與文化視野，也可能會帶來對傳統的家庭和道德秩序體系的回歸（盡管這會是一個間接過程）。這里所描述的溫州移民家庭甚至比國內的溫州人群體在文化上更顯保守和自成一體。這樣一種宗教性的跨國與跨代際聯結強化了移民家庭治理（family governance）， 有助于抱團融入的移民適應，并形成連接傳統價值與世界商貿經濟的道德橋梁。

結語：依托制度宗教，訴說中國故事

當傳統倫理與道德秩序在跨國遷移與同化過程中受到沖擊日漸勢微時，制度性宗教為華人移民的日?；顒犹峁┝艘粋€與主流世俗社會平行的世界，以使參與者在受政教分離法案與宗教自由政策保護的環境下實現社會融入與傳統的保持。對無證移民來說，教會這一相對封閉的空間更是提供給他們在工作場合得不到的庇護。在此基礎上，基督教信仰不僅與中國價值觀與情感的表露并不相悖，而且對后者具有積極鼓勵的影響，為背井離鄉的移民創造了一個溫暖的精神故鄉。在當前世俗主義的（歷史上天主教影響下的）法國社會框架下，溫州移民基督教已經成為失去了“西方宗教”或“洋教”文化特征的海外華人自治群體，以及為華人社區表達指向遙遠祖國的情感、話語與行為的媒介。正如大多數巴黎華人的商業性移民動機所預示的，溫州移民基督徒社區正依托一個家庭經濟關系為紐帶的離散型宗教（diaspora religion），來集體訴說中國的故事。[8]

溫州人之間的聯姻關系項固了他們家庭經濟的經營模式

巴黎的溫州華人移民社群有其鮮明的跨國主義特色，這令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型華人華僑聚居地如美國紐約的唐人街。后者從制度上來說是以所在國少數裔移民經濟體的形式進行運作的。[9]許多在巴黎的溫州裔商人從事家族生意，他們直接從中國進口皮制品和服裝面料，在生產者與消費者間建立橋梁，這類跨國經濟行為實際上拓展了中國在歐洲的外貿出口市場。移民社群為不同地方的溫州商人搭建了一個信息、資本、勞動力和材料的全球流通網絡。[10]美國唐人街的居民往往追求先融入后脫離華埠教會網絡的方式，來獲取向中上層的社會經濟流動。[11]不同于他們，巴黎的溫州華人移民持守基督教信仰并不是為了在陌生國度生存所采取的權宜之計或是對移民地現實狀況的反應，而是在全球化的處境下展現他們愛國愛鄉的傳統情懷。美國的華人基督徒多為移民后新皈依的信徒，而這些巴黎的溫州基督徒則以他們的家族信仰傳統為榮，并且他們樂于強調一個“中國化”的基督教，將溫州譽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稱其是中國最大的城市基督教中心。[12]和溫州當地許多教會一樣，巴黎溫州移民教會主要依靠流動溫商的資金奉獻。當巴黎的溫州商人為了獲得新的教會場所而集資時，移民教會的象征性邊界與移民商貿圈的邊界發生重疊，流動的基督徒商人們往往可以在快速變遷的環境中獲得最大的確定性、安全感與海外華人四海一家的實在感。

本文是對中國全球化時空中巴黎溫州華人基督教現狀的刻畫與分析。這并不意味著對政經層面上中國崛起故事的宏大解讀可以涵蓋華人群體的精神變革或個體信仰的意義。而是力求通過這一個案來探尋中國的海外商貿發展是如何依托多樣的民間制度路徑、文化與道德資源，使移民經濟嵌入當地社會體系中的。這對于理解全球市場經濟運行的多元文化格局也不無啟發意義：宗教網絡與宗教實踐在中國經濟全球化中扮演了不為人知的角色，宗教文化與道德觀并非理性市場經濟的對立面或全球商業發展中細枝末節的因素，而已構成當代華人追求都市現代性與跨國社會流動過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旅歐中國移民基督教研究”（編號14AZJ004）的成果。在2009～2015年間，筆者在蕭盈盈博士的幫助下在巴黎斷續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人類學田野調查。特別感謝Vincent Goossaert（高萬桑）、方玲、汲和潘君亮在筆者研究過程中提供的各種幫助。文中人物均使用化名。

[1] 費孝通：《小商品·大市場》，《浙江學刊》1986年第3期。

[2] 鄭海華：《商行天下： 230萬溫州人闖出來的現代傳奇》，《溫州日報》2012年1月29日。

[3] 李中：《投資移民潮的溫州樣本》，《經濟參考報》2010年12月13日。

[4] Nanlai Cao. 2011. 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 Power，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 基督教與城市現代性變遷》，香港：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3年）.

[5] 王春光、Jean Philippe Béja，：《溫州人在巴黎：一種獨特的社會融入模式》，《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

[6] 趙曄琴：《巴黎非法移民調查》，《南風窗》2006年第15期。

[7] 參見Zhe Ji. 2014. Buddhist Groups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in France： Three Patterns of Religious Globalization.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1： 212～235.

[8] 有關宗教與離散群體的關系，參見Paul Christopher Johnson. 2012. Religion and Diaspora. Religion and Society 3 （1）： 95～114.

[9] 有關紐約唐人街的社會學研究，參見Min Zhou， 1992.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0] 項飚：《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三聯書店， 2000年。

[11] 有關基督教在這一移民適應模式中的角色，參見Nanlai Cao. 2005. The Church as a Surrogate Family for Working Class Immigrant Chinese Youth： An Ethnography of Segmented Assimilation. Sociology of Religion 66： 183～200.

[12] 與活躍于非正式跨國網絡的旅法溫州華人不同，旅美中國移民大多數是通過正規教育體系（尤其是教會背景的中學和大學），來獲得對美國基督教的認識。參見Han Zhang， 2016. Leave China， Study in America， Find Jesus. Foreign Policy， Feb.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