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從項飆對“知青時代終結”的宣告到鄭永年關于中國“知識短缺時代”的判斷，都一再引起中國知識界的熱烈討論，這無不彰顯時下學人對中國社會科學繼承發展的憂慮。當今日中國再次面臨時代更迭、中西碰撞，社會問題紛繁復雜的局面，我們的社會科學能夠為國家發展帶來怎樣的思想啟示與決策參考？而社會政治環境又將如何影響學科建制？這些問題在今天顯得尤其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與中國政策研究之間的關系及其弊病，可以在當前高調開展的“智庫建設”中窺見一斑。酈菁梳理了智庫的制度基礎及別國經驗，這個源于美國政治體制的舶來品，在中國相對封閉的，政策研究局限于權力結構與精英網絡之中的政治制度下，其實踐形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酈菁認為鄭永年就智庫建設凸顯出的中國社會“知識短缺”的批評并沒有切中要害。智庫理念的貧乏更多是源于“獨立性”的缺乏，中國政策研究體系的“差序格局”導致研究的低效重復和資源分配極度不均，而公共討論的參與更是鮮有聞聽。在這種政策研究模式及西方社會科學范式的雙重影響下，中國社會科學的問題與其說是“知識缺乏”，毋寧說是“價值缺失”——學者對政策領域缺乏關切，對公共價值和弱勢群體也缺乏關懷，而陷入了一個為形式實證主義所困的“范式”牢籠中。

渠敬東在訪談中毫無保留地批判了趨附“方法主義”所帶來的“學問與生活的疏離”，這導致了社會科學整體學術范式的深層危機。當我們質問西方概念與中國實際之間的關系時，我們應該首先認識到中國的現代性及與西方的交融，將中西對立起來的批評，實則是在理念、歷史和經驗層面對西方理解的缺失。而這三個層面同樣也是構建一種好的社會科學的基礎，在經典閱讀和“情理之辨”中，培養如酈菁所述的關懷能力。此外，中國社會科學的未來發展還需到自己的歷史傳統和前人研究的成果中尋找答案，只有在繼承歷史、勾連中西的基礎上，突破方法主義的局限，才能夠開拓出一個既具專業性而又豐富動人的學術研究范式。站在歷史傳統的角度上，政統與學統之間的關系亦可為今日政治與學術之間的權力平衡提供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