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惑經與經世致用的史家風范
——歐陽修的歷史觀與治史方法

黃惠運，李　鋒（井岡山大學 廬陵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吉安　34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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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文化學研究

疑古惑經與經世致用的史家風范
——歐陽修的歷史觀與治史方法

黃惠運，李鋒
（井岡山大學 廬陵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吉安343009）

摘要：歐陽修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他與宋祁合編《新唐書》，獨著《新五代史》，一人獨占兩部正史，又編撰了《集古錄》等金石學名著以及《崇文總目》等文獻目錄學著作。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他豐富多彩的史學思想與治史方法，即：重民至治，經世致用；實錄簡著，明微別嫌；金石證史，法嚴詞約；疑古惑經，褒貶義例；輕天重人，損君益民等。

關鍵詞：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集古錄》；史學思想

歐陽修(1007-1072) ，北宋廬陵永豐（今江西吉安市永豐縣）人，著名史學家。他與宋祁合編《新唐書》，獨著《新五代史》，一人獨占兩部正史，又編撰了《集古錄》等金石學名著以及《崇文總目》等文獻目錄學著作。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他豐富多彩的史學思想與治史方法。歐陽修研究專家劉德清教授將歐陽修的史學思想概括為三點：不沒其實，論辨正統；天人相分，反對祥瑞；整飭道德，標舉名節[1]。這種概括，十分精辟，令人信服。筆者以為，歐陽修歷史觀的思想內涵還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

一、重民至治，經世致用

歐陽修在史著中解釋了歷史興衰變動的原因,論說重人事的“盛衰之理”，闡述了重民至治思想。他解釋“至治”的盛世說:“若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保?）歐陽修指出：善治國者必須愛民，“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2）。歐陽修學古崇古，卻反對泥古，提倡以史為鑒，經世致用，他說：“泥古之士，學者之患也?！睔W陽修創設《新唐書·兵志》的目的就是“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跡, 以為后世戒云”（3）。實際上是通過史學研究總結歷史經驗，為北宋應對西夏軍事形勢出謀劃策，為現實服務。歐陽修撰寫的《王彥章畫像記》一文，表達了他的歷史文物保護利用和經世致用思想，他看到鐵槍寺中王彥章的畫像，在百余年之后，“歲久磨滅, 隱隱可見”, 于是“亟命工完理之, 而不敢有加焉, 懼失其真也”（3）。

二、實錄簡著，“明微別嫌”

劉知幾在《史通》中指出:史傳的敘事“以簡要為主”[5]。歐陽修追求“簡而著”的碑銘創作原則，主張編撰的史書應該言簡意賅，取信于時人，立信于后世。他說：歷史人物的傳記所以銘見于后世者，其言簡而著[6]。歐陽修主張選取碑主生平大節以彰顯其聲名，“止記大節，期于久遠”“紀大而略小”[2]1020。傳主的事跡不可能全部記載無遺，“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7]。

歐陽修認為：銘者，所以彰善而著無窮，名其善功以昭后世，主要功能在于紀德昭烈，傳名久遠。王彥章是五代后梁名將，戰時常持一鐵槍, 騎馬馳突如飛，軍中號稱“王鐵槍”，被后唐軍俘虜后，不屈而死。歐陽修對王彥章的忠烈十分崇敬，撰寫了《王彥章畫像記》一文，盛贊王彥章“義勇忠信”“卒死以忠”的精神。他不滿于《舊五代史》記載王彥章事跡太過簡略，因此在私撰的《新五代史》中補充了許多有關王彥章的史料，包括其生前“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的誓言等。歐陽修具有強烈的表彰忠義、貶斥邪惡的治史主張，在他筆下五代有資格列入《死節傳》的只有王彥章等三人。歐陽修效法孔子《春秋》筆法：“褒貶善惡，為法精密?！盵8]

歐陽修通過評價石介表達了自己懲惡彰善的史學思想，他說石介“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4）。他重視禮義廉恥的教化治理作用，說：“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保?）歐陽修不僅認為《春秋》筆法謹嚴，而且提出了“明微別嫌”的史學思想，他說：《春秋》辭有異同，“尤謹嚴而簡約，所以明微而別嫌，慎重而取信”（6）。歐陽修在《新唐書》《新五代史》兩部正史中援引《春秋》筆法創制了以一字定褒貶的史法，如以征、討、攻、伐四字區別戰爭雙方的性質；以降、附、反、叛四字區別人臣背叛之罪行，以示“明微別嫌”。章學誠高度評價了歐陽修“明微別嫌”的史法，稱贊歐陽修《新五代史》本紀實勝前史，其中令人稱贊之處在于“本紀”筆削，深得《春秋》法度，“實馬班以來所不能及”[9]。朱溫篡唐建立的后梁, 后代有些史家不承認其正統王朝的歷史地位, 歐陽修堅持“不偽梁”, 在《新五代史》中撰寫了《梁本紀》,他解釋說：“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后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予論次五代, 獨不偽梁……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偽梁之旨也?！保?）

三、金石證史，法嚴詞約

歐陽修晩年自號六一居士，他在《醉翁亭記》一文中說：“吾《集古錄》一千巻，藏書一萬巻，有琴一張，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壸，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保?）《集古錄》一千巻是歐陽修重要的金石考古專著，歐陽修因為編纂了與歷史學密切相關的《集古錄》一書，而成為金石學鼻祖、著名的歷史考古學家。

在劉敞等人的幫助下，歐陽修編纂了金石學名著《集古錄》一書。劉敞，字原父，臨江軍新喻（原江西新余，今江西樟樹）人，北宋金石學家，世稱公是先生，著有《公是集》54卷。嘉祐三年（1058），劉敞以翰林侍讀學士充任永興軍路（今西安市）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將發掘所得的古器物，悉數購買收藏，分類整理，著錄研究，同時，為歐陽修描摹、拓印、考訂古器銘文，或贈送古器物，幫助歐陽修“考按其事”。如與殷、周史研究極有關系的毛伯敦、龔伯彝、伯庶父敦、韓成鼎等古器物都是劉敞贈給歐陽修的。對此，歐陽修十分感激。他在《前漢二器》跋中說：“余所集錄既博而為日滋久，求之亦勞，得于人者較多，而最后成余者原父也?！痹凇抖睾D銘》跋中又說：“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痹凇睹哦劂憽钒现姓f：“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銘識，考知其人事跡，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于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予考按其事?！盵10]

《集古錄》是我國保存至今的第一部金石學名著，這得益于周必大刻印《歐陽文忠公集》。周必大認為，一代文宗歐陽修，其文集遍行海內，惜無善本，以前刻印的諸本《六一居士集》“訛舛大甚”，有的“以意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有的“卷帙叢脞，略無統紀”，他“私竊病之，久欲訂正”[11]。紹熙二年(1191)春，周必大和郡人孫謙益、丁朝佐、胡柯，舊客曾三異等人遍搜舊本，旁采先賢文集，互加編校，且編寫年譜。同時，選派喻楫、胡彥等刻工數十人，重新刻印《六一居士集》。慶元二年(1196)夏，刻成《歐陽文忠公集》153卷，附錄 5卷，刊之家塾。此書編次、體例，“本出必大”[12]。周必大不顧年邁體弱，孜孜于刻書工作。他“率同志者朱黃手校如老書生”[13]，“蓋逐一字皆經眼，每一篇必經手”(9)，由于編定精審，“遂為善本”[12]。周必大之子周綸又以所得歐陽修傳家本（即歐陽修之子歐陽棐所編次本），囑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矣”（10）。從此，“周必大刻本”成了中國古代書籍史上有名的“家刻本”，歷代都被奉為私家刻書的典范。歐陽修文集本身就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其中的蘇軾序，宋史本傳，蘇轍撰神道碑，韓琦撰墓志銘，蘇軾、王安石祭歐陽修文，以及歐陽修為別人撰寫的神道碑、墓志銘、祭文等，都是重要的史料?！都配洝愤@部金石學專著也賴以保存至今，成為考古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籍，而劉敞編纂的《先秦古器記》卻佚失不存了。

《集古錄》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歐陽修編纂《集古錄》一書千巻，又手寫題跋十卷，即《集古錄跋尾》，“古今巨觀也”。歐陽修精于文字學，所題一筆一畫，毫無懈意，精工極致，不僅保存了大量文物真跡，而且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原始資料依據。在《集古錄》中，有解釋不清楚的古器物銘文，歐陽修予以書錄保存，“以待博學君子”。歐陽修寫道：毛伯敦、龔伯彛、伯庶父敦，“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于左”[10]。保存至后世辨認研究。漢郎中鄭固碑，在《集古錄跋尾》中也有記載，盡管其中數語今多漫沒不見，但是，其史料價值不可泯滅，歷久不衰。

歐陽修集古題跋的宗旨，就是金石證史。他說：“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故每據碑以正史?！?11)“余于集錄正前史之闕者，多矣?！?12)“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后學，庶益于多聞?！?13)《集古錄跋尾》中有很多利用文獻與實物互證的“二重證據法”考訂史實之處。如《唐書》記載孔穎達字仲達，而唐孔穎達墓碑則云字沖遠，當以實物為準，“可以正史傳之謬”(14)。文獻上說張九齡活了68歲，而張九齡墓碑刻記為63歲，“當以碑為是也”(15)。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一書的金石證史價值不容忽視，與其瑰麗的文采異曲同工。所以，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學家顧炎武說他年輕的時候，喜歡訪求古人金石銘文，但不不是很理解，至讀了歐陽修《集古錄》一書后，“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14]。

歐陽修是石鼓文發現后最早提出疑問的人，后世質疑石鼓文者大多贊同歐陽修的說法。歐陽修率先提出“石刻于秦”的年代問題，南宋鄭樵表示贊同，近代馬衡撰寫《石鼓文為秦刻石考》一文，影響漸大，遂成為定論，后經唐蘭先生和郭沫若繼續深入考證，歐陽修提出“石刻于秦”的觀點得到普遍認同[15]。

歐陽修效法《春秋》“褒貶”義例，自撰《五代史記》，展現了“法嚴詞約”的風格。在編撰體例方面，《新五代史》改變了《舊五代史》的編排方法?！杜f五代史》分梁書、唐書等書，一朝一史，各成體系；《新五代史》則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紀、列傳綜合在一起，依時間的先后進行編排?！杜f五代史》不分類編排列傳；《新五代史》則采用類傳的形式，設立“家人傳”“臣傳”“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唐六臣傳”“義兒傳”“伶官傳”“宦者傳”“雜傳”等名目。凡專事一朝的官吏編入“臣傳”，歷事幾朝的則列入“雜傳”；特別忠義的人物進“死節傳”，一般的入“死事傳”。

歐陽修編撰《新五代史》一書時，增加了薛居正編撰《舊五代史》時所未能見到的《五代會要》《五代史補》等書籍的資料，尤其在《十國世家》《于闐錄》《司天考》等篇目中補充了許多史料，因此內容更加翔實，史料價值更高。歐陽修撰史，選材講究，結構嚴謹，文字凝煉，不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創《職方考》，獨樹一幟，頗受稱道。但《新五代史》對舊“志”部分大加繁削，則不足為訓，故史料價值比《舊五代史》要略遜一籌。平心而論，兩部《五代史》各有短長，可以互為補充，都是研究五代十國歷史的重要著作，不應偏廢。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二書繁簡，各有體裁，學識兼資，難于偏廢?！保?6）《新五代史》秉承《春秋》“褒貶”筆法，所以義例謹嚴；敘述繼承《史記》風格，所以文章高明簡潔，“然則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疎，歐史如公谷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書一筆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于風教者甚大?！保?6）陳師錫《五代史記》序也肯定了《新五代史》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認為歐陽修“春秋筆法”的褒貶義例是司馬遷、班固以來第一人，序云：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限于文采或道學不足，使長達 50多年時間的廢興存亡之跡，奸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于后世，來者無所考焉?！拔]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蓋潛心累年而后成書，其事跡實錄，詳于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保?7）

歐陽修對史事可疑之處，也不輕易下結論，而是采取存疑候考的審慎態度。他說：“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保?8）蘇轍說歐陽修所撰的兩部史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16]。所謂“《春秋》遺意”,也就是歐陽修史書義例所在。這主要表現為:敘事則寓褒貶，行文則求簡約[17]。

四、疑古惑經，褒貶義例

歐陽修敢于疑古惑經，懷疑《易傳》《詩序》《周禮》等古代經典，自稱是孔子以后二千年來敢于疑古辨偽的第一人，開一代疑古辨偽的新風。他說：“今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余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溺于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眾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與修同其說也?！保?9）在辨《詩序》上，《四庫全書總目》指出：“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兩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于歐陽修?！保?0）歐陽修反對舊經學對《經》的歪曲，說：“《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之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之五、六?！保?1）歐陽修肯定了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在理學上的先驅作用和疑古惑經精神，他評價孫復說：“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于諸候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于經之本義之多?！保?2）歐陽修既尊《春秋》為“經”，又認為《春秋》有“史”的性質，有別于孫復等人偏離史實而以意說經的作法，是把《春秋》書法謹嚴和《春秋》書事求實兩者結合起來的史學名家[4]。

五、輕天重人，損君益民

歐陽修將歷史盛衰變化的“理”著重體現在人事作用上，他說：“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保?3）歐陽修認為，《春秋》作為圣人之書，是“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也就是說圣人“筆削《春秋》”是立基于“人事”的[18]?！皯n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是歐陽修對唐莊宗政治生涯的總結，也是歷代統治者治亂興衰的自然之理，提醒統治者應當從唐莊宗的成敗中吸取“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教訓，唐莊宗之亡非由天命而是人事[19]。歐陽修關于興衰在人事的思想，具體表現在德政順民、“損君益民”。他說：“自古帝王命之君,非有德不王?！保?4）“蓋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乎，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25）重人事就要別賢愚、善用人，他說：“治國之君能置賢智于近，而置愚、不肖于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保?6）治國當進君子退小人，他結合歷史論述了“朋黨”問題，他說：“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保?7）處理好“兵”的問題是重要的人事，他說：“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為兵，夫兵豈非重事哉?！保?8）歐陽修“重人事”的歷史眼光和憂患意識是值得肯定的。歐陽修重人事就必然反對災異、祥瑞說，他在《新五代史》中明確提出“書人不書天”的史學思想，他說：“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于圣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薄皢韬?，圣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于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保?9）他將舊史書中的《天文志》改為《司天考》。要行德政就要愛民順民，歐陽修在《易童子問》中提出了“損君益民”思想，他寫道：“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薄笆姑裢鋭谂c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保?3）

歐陽修的歷史觀及其史學方法是祖國傳統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他以史為鑒、經世致用的史學眼光和彰善斥惡的史學品格，在我國史學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值得繼承和借鑒。

注釋：

（1）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五行志[M].文淵閣本.

（2）歐陽修，宋祁.新唐書·食貨志[M].文淵閣本.

（3） 轉引自張連生.從《王彥章畫像記》看歐陽修的史學思想[J]，揚州文學,2007(6).

（4）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志銘并序[M]//居士集:卷34.文淵閣本.

（5）歐陽修.新五代史·雜傳[M].卷54.文淵閣本.

（6）轉引自孫旭紅.歐陽修與北宋《春秋》學[J].文藝評論,2011(10).

（7）歐陽修.新五代史·梁本紀[M].卷2.文淵閣本.

（8）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M].四部叢刊本.

（9）周必大.（周必大）文忠集·孫彥偽謙益[M].卷188.文淵閣本.

（10）于敏中等.欽定天祿琳瑯書目[M].卷6.文淵閣本.

（11）歐陽修.集古錄·唐孔府君神道碑[M].卷9.文淵閣本.

（12）歐陽修.集古錄·隋爾朱敞碑[M].卷5.文淵閣本.

（13）歐陽修.居士集·集古錄序[M].卷41.四部叢刊本.

（14）歐陽修.集古錄[M].卷4.文淵閣本.

（15）歐陽修.集古錄[M].卷9.文淵閣本.

（16）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舊五代史[M].卷 46.文淵閣本.

（17）陳師錫.五代史記序[M]//歐陽修·新五代史:附錄.文淵閣本.

（18）歐陽修.新五代史·漢家人傳[M].卷18.文淵閣本.

（19）歐陽修.居士集·廖氏文集序[M].卷43.四部叢刊本.

（20）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M].卷15.文淵閣本.

（21）居士集·春秋或問[M].卷18.四部叢刊本.

（22）居士集·孫明復先生墓志銘并序[M].卷27.四部叢刊本.

（23）轉引自吳懷祺.易學、理學和歐陽修的史學[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1）.

（24）歐陽修，宋祁.新唐書·高祖本紀[M].卷1.文淵閣本.

（25）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地理志一[M].卷 37.文淵閣本.

（26）歐陽修.新五代史·周臣傳[M].卷31.文淵閣本.

（27）歐陽修.居士集·朋黨論[M].卷17.四部叢刊本.

（28）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兵志[M].卷56.文淵閣本.

（29）歐陽修.新五代史·司天考[M].卷59.文淵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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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K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4-4310（2016）03-0124-05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3.29

*收稿日期：2016-02-24

基金項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井岡山大學廬陵文化研究中心招標項目“廬陵史學研究”（JD1355）；井岡山大學博士科研啟動項目“廬陵史學研究”（JRB1202）。

作者簡介：黃惠運（1962- ），男，江西吉安人，歷史學博士，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研究員，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廬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工作；李鋒（1986- ），男，陜西渭南人，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碩士，現為井岡山大學人文學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