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存在論觀照下的陶淵明形象之闡釋

李修元

（銅陵職業技術學院管理系，安徽銅陵，2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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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爾存在論觀照下的陶淵明形象之闡釋

李修元

（銅陵職業技術學院管理系，安徽銅陵，244000）

摘要：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作為一種人生哲學，注重人對自身的籌劃、超越以及人生在世中不斷生成的特性，讓人們可以看到更豐富的“人”的存在。若從這個視角中去審視陶淵明，他就不再是一個無欲飄逸的隱者，也不是一個矢志忠晉的臣子，而是一個遠比“此在”豐富的不斷領悟思考自身的“人”。因此，基于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觀，嘗試從境域、生存與超越三個層面展開來深入研究陶淵明的動態形象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

關鍵詞：海德格爾；存在哲學；陶淵明；動態形象

馬丁?海德格爾是一位關注人本問題的哲學家，他把“存在”從湮沒中提取出來恢復了其本來面目，提出了“詩意的棲居觀”思想，為人們勾勒出了一幅人類生存的美好圖景。［1］陶淵明則是一位哲學上具有獨特感悟的詩人，對自然與社會有著深邃的理解，崇尚自然是陶淵明思想的核心?！稓w去來兮辭》說：“質性自然?！薄缎斡吧裥颉氛f：“神辨自然以釋之?！薄白匀弧笔且I陶淵明生活與創作的最高準則，而“養真”則是貫穿陶淵明全部生活的人生哲學?！疤諟Y明對自然的返樸歸真，是對形體自由與精神自由的雙重渴求”。［2］他所探索的不是哲學的宇宙論，而是哲學的人生論。［3］因此，說起陶淵明，人們首先得到的印象或是桃花源中的隱者，或是恬淡自適的五柳先生，或是采菊東籬下的悠然農夫，即陶淵明是一位無欲飄逸的隱士。其實，這也是陶淵明最初得到高度肯定的身份，如他在《晉書》《宋書》《南史》中均入《隱逸傳》，所記事跡大都為隱士風度，又蕭統為其作傳，所記的也是其不肯為五斗米折腰與蓄無弦琴一張等事，這一點可以從陶集注本與歷代詩評論中不斷得到證實。當然也有與之不同的看法，或說他歸隱乃是憤世嫉俗，或說它是晉之忠臣、恥事二姓，甚至有人說他“有志天下”（顧炎武）。這種聲音比起前一種要微弱的多，但也具有代表性。以上為近代及前期中國陶淵明形象評論的兩種主要傾向，但無論是前一種還是后一種，我們得到的都是一個類型化的形象，即陶淵明要么是亂世中的隱士，要么是易代之際的忠臣。顯然，這種認識極具概括性而易于為我們所把握，但也因此失去了陶淵明的真實性和豐富性，結果是使我們對陶淵明似認識實則隔閡千里。再深入分析這種認識事物的方式，借用西方現代存在主義哲學中的一個術語——“本質主義”，我們可以把這種方式歸結為本質主義的認識方式。

本質主義是指從西方思想史開端發展出來的，在19世紀末之前占主導地位的追求事物客觀“本質”規律的思想傾向。一般認為，本質主義首先把世界分為差異的現象，再由此產生不同屬性的“本質”，只有本質因其不變的統攝性和真實性，是“真實的存在”，而現象只是時間性之外的完全差異。同時本質主義又在另一個維度上把世界分為兩個方面，一邊是人，一邊是客觀事物。本質因人的感性而變為現象，本質主義中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就是通過人的知性和理性（本質主義認為這二者是人的本質），從紛繁變動的現象中抽象出一個本質，從而把握現實世界。事實上，傳統也正是依據這樣一個思路從而形成了陶淵明隱逸詩人的形象，完全符合“亂世-隱士”的認識模式，所以在人們心目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地道的隱逸詩人。這個認識又經過歷代文人不斷渲染而日益鞏固，成為不可動搖的常識。而說陶淵明為晉之忠臣，也可以找到言之鑿鑿的證據：第一，陶曾祖陶侃為晉之宰輔，陶又極重其家世；第二，陶入宋后不復出仕；第三，劉宋代晉后其詩文只記干支不記年號；第四，晚年《述酒》《詠荊軻》《詠三良》《詠二疏》等詩深有不平之氣。以上證據，便得出陶淵明是易代之際的忠臣形象，此中又含著一個“易代-忠臣”的認識模式。

本質主義認識模式得到的陶淵明自然只會是一個靜態的、片面的形象。而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無限復雜的存在，絕不是幾個標簽式的短語可以概括的，更何況陶淵明這樣一位多愁善感又極其敏銳的詩人。既然本質主義是一條歧路，那我們是否還有可能真實地認識這樣一位歷史的偉大詩人？從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中找到了這種可能性。海德格爾，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大師，他以追問“存在”為起點，以人為中心的基礎本體論，正是在對傳統的本質主義的批判中完善起來的。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傳統哲學一直是對“存在者”即事物的本質的追問，卻遺棄了對“存在”的追問，從而導致了“存在”的千古之蔽，而他認為對“存在”的追問是一切哲學的優先命題，并且他認為追問存在就必須從追問人的存在開始，因為人作為一個特殊的存在者，既能領悟其它存在者的存在，又能反思自身的存在，即人是存在論意義上的存在。海德格爾將人稱之為“‘此在’”（德語Dasein或譯為親在或緣在），“此在”是“存在”的澄明之處。于是他又進一步從“現身和領會（人的基本存在狀態）”“共在、‘常人’和沉淪（人性異化）”“畏和操勞（‘此在’的結構整體）”“向死而在（‘此在’如何成為整體）”“良心和決斷（本真‘此在’的確證）”以及“‘此在’的時間性和歷史性”等6個方面分析了“此在”。［4］180-235我們可以結合海德格爾的上述觀點，以陶淵明的作品和主要人生經歷為基礎，從境域、生存、超越三個層次對陶淵明做一次展開的嘗試。正如本質主義總是力求得到“是什么”，而存在主義意在“是”一樣，我們無意于得到一個確定的陶淵明形象，而是把陶淵明作為存在展開，或許這樣我們可能會離詩人更近。而境域、生存、超越正是從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中提煉出來的“此在”的存在結構，不是三個階段，不是逐級上升的層面，而是一種綜合的相互滲透的存在結構。

一、境域

首先說境域。與本質主義中和主體對立的客體不同，存在主義所說的境域是“此在”使物呈現出的一種“境域”，或者說境域是通過人顯露出來的。人在認識世界之前，與世界是渾然一體的，而人認識世界的過程也正是此人的世界——境域形成的過程?？梢?，人與其境域不可須臾分離，人總是處于一個特定的由己而生的情景之中，這就拋棄了本質主義中那種既定的抽象的歷史背景，而還原了詩人生存境域豐富的可能性。陶淵明出身官宦世家，只可惜后來家道中落。［5］這是一般論者在論及陶淵明的歷史背景時會提及的內容，并以此為據認為陶淵明會如此這般。但值得思考的是，這些史書上所記載的事件是否會如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對陶淵明產生某些確定的影響?？陀^歷史環境確實會對人產生影響，但客觀歷史環境只有在進入人的視界并為人理解才有可能對人產生影響，其實這時客觀歷史環境已變為“此在”的境域，而“此在”使境域展開并顯露意義，同時領會理解境域?！按嗽凇庇挚偸菐е环N前理解去接受境域新的意義的。再回到前面對陶淵明時代的歷史描述，此時，無法說陶淵明在這樣的環境中就一定會怎樣，還要看他在何種程度，哪些方面，以何種態度、性情理解接受了這種境域，只能說生存于這種環境中的陶淵明會接受蘊涵于環境中的某些可能性，這些可能性有些會在他的存在展開過程中顯露出來，有些則不會，但它仍是存在的。

下面僅以詩人早年的《命子》詩為例，試圖感知一下他接受境域并獲得某種可能性的過程?！睹印非?章從陶氏之宗源陶唐氏一直寫到他的祖父和父親，其間先祖有時功德顯著，有時“鳳隱于林”（《命子》），其宗流一直未曾斷絕。后4章專寫其對兒子的期望和囑托。從詩中我們可以看出詩人極重家風和門第，或許這正是詩人以一種以先祖自矜的心理接受了當時重門第的世風，而往后詩人常常流露出一種貞卓不群的心態，便可能與此有關?？梢钥闯?，當以一種境域意識再去看詩人時，詩人的存在就變得不再確定，因為詩人作為“此在”和詩人的境域皆有時間性，在歷時中，詩人作為“此在”會有不同的展開狀態，而詩人境域就會變動不居，又因為“此在”與境域這種互相生成的特性，所以境域與詩人的存在就不會是簡單的因果關系。

二、生存

依據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可以把“此在”的歷時性理解為生存，而生存的基本狀態是“存在于世界之中”，［6］即人總是在世界之中并且與這世界融為一體，這就必然遭遇、觸接事物和他人，在遭遇和觸接的過程中“此在”理解事物和他人，以及領會、籌劃自身的可能性。同時，由此物此人又把相關聯的物與人帶到面前，于是人就必然生存于境域和關系之中。在這種不斷遭遇、觸接、理解、領會和籌劃中，總是實現了一些可能性，耽誤和錯過了另一些可能性，同時海德格爾還把“此在”對可能性的籌劃稱之為“操勞”，把“此在”陷入操勞之中的狀態稱之為“沉淪”，而“畏”又把“此在”從沉淪中帶回來，重新面對自身。當再以這樣一種充滿可能性的生存意識去品味陶淵明的作品和人生時，就有可能更加真切地領會陶淵明曾在他人生旅途的每一個岔道口所做的選擇，以及選擇時的彷徨、焦慮、苦悶、堅守和他偶爾因“畏”而退回自身而達到的超然境界。

首先來看他的行役詩。一般認為，陶淵明在中年曾多次出仕，其中曾任桓玄幕僚，劉裕參軍，劉敬宣（建威將軍）參軍，這3次出仕讓詩人東游西走，飽嘗行役之苦，他的行役詩篇也主要寫于這個時期，在他36歲到41歲之間，以時間為序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雜詩》中有三首、《始作鎮軍經曲阿作》《已巳歲三月為建威將軍使都經錢溪》?！白怨艊@行役”（《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而今詩人又嘆，上述詩篇無不充滿著詩人在任職奔波中的焦慮不安，詩人是“一心處兩端”（《雜詩》），一端是想實現出仕有所作為的可能性，一端是發現了商歌之事非吾所能之后的悔恨以及對“依依在耦耕”（《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這種可能性的向往。詩人在世因與世之關聯而出仕，沉于行役，又因對行役之苦的理解，從而領會到自己的另一種可能性，即“靜念園林好”（《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在此過程中即蘊涵著豐富的詩人對自身的理解和對自身可能性的領會的內容，如《始作鎮軍經曲阿作》中“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其實，所“慚”所“愧”之“高鳥”“游魚”就是理想的本真自我。詩人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之后，就籌劃實現這種本真的可能性。在這里，“慚”和“愧”就有“畏”的成分，它把詩人從沉淪于對非本真可能性籌劃的狀態中帶回，迫使詩人面對自我重新選擇，重新選擇的結果就是詩人41歲那年八月上任彭澤令，十一月即掛印歸去，從此“歸園田居”。許多論者把此作為陶淵明一生的分水嶺，這很容易使人們認為陶淵明從此歸隱田園，過上了他恬淡自適的隱士生活，其實這完全掩蓋了詩人后期人生經歷和思想過程的豐富性。我們認為詩人辭去彭澤令后平靜的田園生活只是詩人后期人生具有過渡意義的短暫時期，并不成為他晚期人生的典型狀態。為此，我們可以從他歸隱第二年寫的《歸園田居》組詩中來尋找這種過渡意義?！稓w園田居》共5首，前三首最為有名，描寫了詩人“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之后的欣喜以及親身從事農耕之后的真切心理，語言質樸直白而又曉暢動人，為歷代詩評者稱道，以至成為認定陶淵明為田園詩人的主要依據。而我們認為《歸園田居》后兩首對分析詩人的人生轉折經歷更具意義，《歸園田居》其四，記載了詩人一次山澤之游的經歷，詩人于丘隴之間看見人居的井灶遺跡，而人卻死歿無余，因而感慨“一世異朝市，此言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薄稓w園田居》其五，似寫這次野游還家后濾酒殺雞，與鄉鄰歡飲至天明的過程。有深意處在“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濯足”典自楚地古歌謠《滄浪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可見于屈原《漁父》《孟子?離婁上》，歷來是文人貞潔自身的象征。陶淵明入宋之后頗有固窮之節，又寫有《詠荊軻》《詠三良》《詠二疏》《讀〈山海經〉》中的《精衛銜微木》等慷慨不平之詩，其因于此可見一斑。只因為劉裕代晉的境域的展開，使陶淵明在這的這種可能性得到了實現。而《歸園田居》其四，當是在詩人過了一段寂靜的田園生活之后看見人、物變換而產生的對人生深層的哲學思考，“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陶淵明不信佛，他所謂“幻化”“空無”決不同于佛家的色空觀念，而是詩人在目睹了人生飄忽而逝的過程，感知了人的整體存在，從而產生了“畏”。前面說到，“畏”讓人超出現實存在，觸及存在之外的“無”，而“無”總是啟發著人的形而上的即哲學的思考。

陶淵明曾經還寫過一組結構非常奇怪的哲寓詩《形影神》?！缎巍吩娫疲骸斑m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茍辭?！薄队啊吩娫疲骸按送入y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神》詩云：“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v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焙芏鄬W者都認為《形》《影》二詩是陶淵明所批判、揚棄的人生觀，而《神》詩是真正代表了陶淵明的人生哲學。這種解釋無疑是脫離了《陶淵明文集》的文本事實，非常主觀恣意的。我們認為“形、影、神”三首詩都反映了陶淵明真實的想法?！靶巍本褪恰讹嬀啤分械摹耙皇块L獨醉”，“影”就是《飲酒》中的“一夫終年醒”。除了“醉、醒”兩種人格外，陶淵明還有第三種人格：就是“委運”。也因此有人認為詩人口言“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形影神》）而實則于死未能忘懷。但我們認為，詩人正是因“死”而到達對人生的整體觀照和思考，是詩人因“畏”而產生的對本真狀態可能性的積極籌劃，并非常人對死的畏懼。袁行霈先生認為陶淵明不但是詩人還是一位哲人，這極有見地。［7］因為哲人是陶淵明某種可能性實現的結果，而于《歸園田居》（其四）這次山澤之游而生的人生感慨中可見端倪，誠如清代詩人龔自珍說的“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己亥雜詩》）。［8］詩人在與境域的交流中形成了他的現實狀態，在籌劃和“畏”的過程中完成著他的存在，這種形成和完成是一種綜合式的生成，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動態的陶淵明。

三、超越

海德格爾認為，“死”作為“此在”的終結，是“此在”最“本己”（完全屬于自己）的可能性，［9］所以對“死”這種絕對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感知，讓人真正面對作為一個整體的自我，并擺脫一切世俗關系，唯剩真實的自己，此時，也唯有此時，自身才是有獨立人格的自由的人，也就達到本真狀態。這個過程稱之為“向死而在”［4］208的超越。漢末魏晉以來，雖天下多故，人命維艱，但從曹植到嵇康、阮籍幾代知識分子莫不對生命懷有極深的眷戀。他們愛生而惡死，面對荒草白楊，萬古高墳，心中充滿悵惘，并且執著地想利用不同方式，求得生命不朽。曹植《贈白馬王彪》云“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景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嵇康《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亦感嘆“生若浮寄，暫見忽終”；阮籍《詠懷》中，“人生若塵露，天地竟悠悠”一類詩更可隨上可見。然而，他們的遭遇和他們的愿望總是相互抵觸。特別是思想上已有相當自覺，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阮籍，雖然向往自然，渴望長生，但迫于政治環境的壓力，他亦不得不以佯狂飲酒、沉湎醉鄉來排譴苦悶，表達反抗。這樣，他們的本心和實際行為，彼此相距極遠，像阮籍長在醉鄉，悒悒而亡，又何嘗不是醇酒傷身之故。所以陶淵明對他們這種本存長生保身之念，所為卻適促其早夭的前后相悖不以為然，以為是“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何況從宏觀的自然角度來看，任何養生攝形之方，亦都不過是“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化其寶”而已。

而陶淵明則是一位因對死的感知和領悟而超越現實存在達到本真狀態的詩人，一是親友的死，一是自己必然將至的死。從他的詩文作品中可以看到對他產生影響的親友之死有：30歲喪妻，37歲喪母，41歲喪程氏妹，47歲喪從弟敬遠，并寫有《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這兩篇祭文除對死者的悲痛哀悼，還有一種對死的基本領悟，即死則永已——再無其它任何可能、已絕對完成了作為整體的存在。這不能不讓詩人反觀自身，深刻感知領悟到自身的必死性，這種感知領悟的結果是我們看到的《挽歌詩》三首及《自祭文》。在經歷了一生的曲折、求索、操勞之后，詩人坦然地面對自己的死亡，并由此而知一切社會關系的有限性，自己才是自己命運的唯一承擔者。死就是我們必須各自承擔的命運，也是我們的最后完成。死的這種必然性和終結性迫使我們更自覺去選擇自己的人生，更珍惜自己人生的可能性，更慎重對待并嚴肅思考自己人生的可能性，而詩人也就是一生中不斷觸及死的命題，讓他對自己人生的思考沒有停息，從這個意義上講，詩人不斷超越自我。而最后《自祭文》所體現的應該是詩人對自己一生最徹底的思考，詩人設想自己已經死去，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已完成的整體，并總結自己這一生，從操勞到安然于死，每一刻都在追尋自己當時所認為應該的生活。詩人最后一句“人生實難，死如之何”，更讓我們確知詩人一生是不斷嚴肅求索、思考自身可能性的一生?！叭松纫淹瓿?，死去又會如何呢？”這是詩人“余得為人”（《自祭文》）后最激越的一次對“為人”的思索。

通過上述關于境域、生存、超越并結合詩人一些作品和人生經歷的分析，可以感知到詩人的所悲所喜，所憂所安，但無法得到一個確定的形象，因為對境域和自身的不斷領悟和籌劃，詩人總在不斷生成新的特質，這讓人無法用一些靜態的形象去概括他，如果用了，那就必然意味著對詩人作為“此在”的豐富性的遺棄，這也正是本質主義認識方式所難以避免的缺陷。而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作為一種人生哲學，注重人對自身的籌劃、超越以及人生在世中不斷生成的特性，讓我們可以看到更豐富的“人”的存在。于是從這個視角中去看陶淵明，他就不再是一個無欲飄逸的隱者，也不是一個矢志忠晉的臣子，而是一個遠比此豐富的不斷領悟思考自身的“人”！ 從他讀書閑居的早年，到為行役而苦的出仕階段，以及歸隱后的中年晚年，他都一直在追尋適合自己的存在方式，這種存在方式有趨于真和自然的傾向，這又可以找到與海德格爾存在哲學追求人的本真狀態的內在相通之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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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307.

（責任編輯林曼峰）

Interpretation of Heidegger's Ontology View of Tao Yuan-ming's Image

LI Xiu-yuan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Tongling Polytechnic，Tongling，244000，China）

Abstract:The existence of philosophy as a kind of Heidegger's life philosophy，focusing on their own planning，transcendence and continuous form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can be seen more"human"existence.If from this angle to look at TAO Yuan-ming，he is no longer a hermit without lust，neither a loyal subject to Jin dynasty，but a person continuing to grasp his own thinking far richer than"Dasein".Therefore，based on Heidegger's existence philosophy，research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circumstances，survival and transcendence，the paper reveals the dynamic image Tao Yuan-ming，which is of significance of methodology.

Key words:Heidegger；Philosophy of Existence；Tao yuan-ming；dynamic image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2082（2016）01-0094-06

收稿日期：2015-11-17

作者簡介：李修元（1968—），男，安徽無為人，銅陵職業技術學院管理系副教授，管理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