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制度的人性化轉型與環境崩解

周恩榮

摘 要：顧名思義，“環境懸崖”即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環境處于危險邊緣，若人類繼續目前的行為方式，則人類及其環境便將墜入深淵絕境?！碍h境懸崖”作為一詩意的表達，可用來概括我們的處境，激發人們投入環保的熱情；但若被當作科學的表達，則有失精確性?？茖W的“環境懸崖”觀可被理解為“環境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或“經濟增長對自然環境依賴程度”的陡然降低。這種前瞻式的“環境懸崖”觀雖可為努力的方向和目標，但其是否可能本身值得懷疑。然而，無論如何理解，我們的環境形勢確實非常嚴峻，它正趨于“崩解”。環境趨于崩解的根源，一般認為是“人類中心論”，而對應之道便是“生態中心論”或“弱意義人類中心論”。但無論“生態中心論”還是“弱意義人類中心論”，都與“人類中心論”有共享的前提：以人類的利益和福祉為目標，都不足以阻遏環境崩解之勢。實際上，當今環境趨于崩解的根源在于量化、物化的效果論思想以及以之為據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此，阻遏環境崩解，需要我們擺脫效果論立場，去另尋資源，促進以其為根據的社會轉型。阻遏環境崩解，一靠技術進步，二靠制度創新。技術進步由于其天然的局限，無法根本阻遏環境崩解；而建立在尊重和善待一切存在者本性基礎上的，能使一切存在者各得其所各遂其性的制度創新，以及因此向“敞開的社會”的轉型，將成為阻遏環境崩解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社會制度；人性化；轉型；環境崩解；功利主義；資本主義

盛洪的《水權制度和治水哲學》一文指出，現代社會的“水資源”問題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人和水的關系，一是人和人的關系；與此相應，人類社會與水的互動（通常情況下是治水）也包括兩個方面：工程治水和制度治水，“所謂制度就是人和人之間的行為規范”，它通過給出合理的游戲規則或解決方案，使資源達到最優配置，以此改善人們在分配資源和爭奪資源方面的緊張。2盛洪此觀點雖然是針對水資源和治水問題，但其思路對于環境問題實有普遍的啟示意義。

自20世紀70年代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3以來，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成為一個受到全方位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領域共同關注和熱議的“全球性”問題，以至于全球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都不得不聚集起來，商討如何應對當今的環境問題1。當然，一方面是多數人認為當今的環境惡化是由現代以來特別是工業化以來的人類活動造成的，因此，人類社會應該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去保護環境，學會與自然環境和諧相處；另一方面是少數科學家（如比約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雖然承認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的確存在且是人為造成的，但仍然懷疑當前用以解決環境和氣候問題的各種“短期”措施（人們因此將其稱為“環保懷疑論者”）。此外，還有一些科學家認為環境的惡化只是工業化過程中的暫時現象，環境惡化、資源枯竭、氣候變暖等問題將會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市場的調節得到解決2。盡管在結論方面存在著分歧，但是這些觀點都認為我們面臨的環境形勢嚴峻，需要人類社會認真對待。至于是否可以叫作“環境懸崖”則是可以討論的。

一、環境懸崖

“環境”原意是環繞全境或全部所轄區域3，后來逐漸擴大為“圍繞著人類的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是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和物質條件的綜合體4。英文“環境”寫作environment，源自古法語，由en-（在），-viron-（環，來自動詞virer轉圈）和-ment（名詞后綴）構成5，意思是“在……的周圍”，與漢語“環境”意思相近?！皯已隆币馑际恰案叨傅纳窖隆?，而“崖”或者“山崖”的意思是“高地的邊”或“陡立的山邊”7，“懸”則意味著“距離遠（或高）”和“危險”?！碍h境懸崖”顧名思義，即我們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和物質條件的綜合體，也就是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現在處于非常危險的邊緣，如果身處其中的具有能動性的人類繼續目前的行為方式，那么人類及其環境便將墜入完全崩壞且不可恢復的深淵。

當然，上述說法僅僅是從字面來理解的“環境懸崖”。它飽含文學的色彩，是一種詩意的形象表達。這樣的說法，如果是用來激發人們投入環保行動的積極性，當然是有效的；但如果把它當作一種科學的或學術化的理解，不免有失精確性。因此，對環境懸崖的理解，不能以這種“顧名思義”的方式來進行。因為，環境作為一個自在地具有自組織功能的復雜性系統，其發生惡變并展開逆生態運動或面臨“懸崖絕境”的條件是它的自組織功能和自在運動方式遭受超強外力破壞，所以，理解“環境懸崖”的涵義、回答“環境懸崖”是否成立，就需要回答“持續的超強外部壓力是否存在”、“環境生態臨界點是否已被突破”和“環境自身的逆向編程運動是否已全面展開”等問題，簡而言之，它要求一種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科學說明，且這種說明是對業已發生的事實的一種精確說明。

另外一種對“環境懸崖”的理解，或許可由幾年前美國政府面臨“財政懸崖”的啟發而來，它將會對未來人們如何行動產生一定的指導作用。2012年2月7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克南生造了“財政懸崖”一詞，用以形容美國政府在2013年1月1日這個時間點的財政狀況：由于政府債務規模突破違約上限、以致政府啟動減支計劃以削減赤字，適逢金融危機后美國為刺激經濟而采用的減稅政策同時到期，兩相疊加、導致政府財政支出被迫突然減少，其財政支出曲線狀如懸崖。如果以這樣一種近似于科學的或學術化的方式來理解，那么它表達的意思似乎是這樣的：自從工業革命起人類開始使用非生命動力能源和不可再生的資源來增加生產、提升勞動效率以來，人類依靠破壞自然環境、“剝削地球”過著物質充盈的高質量生活；但是，現在的地球環境退化、資源能源枯竭、氣候變暖等問題相互疊加，要求人們自覺地減少物質財富積累和經濟增長對環境貢獻的依賴，我們可以把這種“環境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陡然降低稱為“環境懸崖”。

但是，這樣一種對環境懸崖的理解是否成立？首先，從歷史上看，人類未嘗有一日離開過環境（無論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來獲得其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物質條件。從原始時代到農耕時代，人類都是從大自然的饋贈中獲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的物質資料，進入工業化時代，情況發生了變化；但是，工業化時代和農耕時代在這方面的差別可以簡單地概括為：農耕時代，人類主要靠自然環境的“利息”來獲得生存和發展的資料；工業化時代，人類則變成了“吃”地球的“老本”了。但無論怎樣，人類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物質資料的來源都是“環境”。其次，從現實的角度看，盡管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社會制度的不斷創新看起來似乎“降低”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依賴程度，但實情并非如此，因為，如果沒有自然環境提供的物質基礎，技術無論如何進步也都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相反，技術的進步還導致人類不僅要依賴自然、同時還要依賴具有“雙刃劍”作用的現代技術，陷入“雙重依賴”中。從某種意義上講，目前的技術進步只是改進了我們對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能源和資源的使用方式和效率，并沒有在根本上降低人類對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資源能源的依賴，否則，我們就沒有必要關注環境問題了。再次，人類是否會“自覺”減少其物質財富積累和經濟增長對環境貢獻的依賴，轉而依靠自己？從“無主地悲劇”的“囚徒困境”博弈1來看，由于環境的所有權或產權在根本上的不清晰，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極不樂觀的。最后，盡管人類一直依靠自然環境來獲得自身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從“環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看，人類確實可以通過區分環境、技術、制度等各自在經濟增長中的比率，了解人類物質財富累積和經濟增長對環境的依賴程度?；蛟S，隨著技術的創新和社會轉型的進步，尤其是當清潔能源（太陽能、風能等）利用技術不斷進步、社會制度轉型使得饑荒的真正原因不再是不公平的（全球）分配制度時，人類物質財富積累和經濟增長對環境的依賴程度應該會降低，但能否達到“陡然降低”的程度，以使“環境懸崖”得以存在，這是值得探討的。

盡管“環境懸崖”這一基本概念由于面臨上述質疑而有待研究和確定，但不可否認，當今的環境確實存在著大量全局性的或雖局部但影響深遠的惡化趨勢，因此，如何認識造成當今環境趨于崩解的根源，應當以何種方式來應對我們的生存環境在當下的嚴峻形勢，是有識之士應該嚴肅思考的問題。

二、環境崩解與功利主義

談到當今環境趨于崩解的根源，許多人可能會馬上聯想起西方“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以及由此而來的“人類中心主義”，于是，他們所開出的“藥方”便相應地成了“非人類中心主義”或“生態中心主義”，但這種思考顯然是把復雜問題簡單化了。

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理解與對價值的“內在價值”和“工具性價值”（intrinsic value & instrumental value）的區分密切相關。所謂內在價值，是指作為目的自身而不再考慮其是否可用作其他目的之手段的事物所具有的價值；工具性價值則是作為其他更高目的之手段的事物所具有的價值。人類中心主義有“強意義”和“弱意義”的不同，前者賦予人類唯一具有內在價值之存在的地位，后者卻認為人類具有比任何非人的事物更大或更多的內在價值，因而為了保護或促進人類的利益或福祉1而犧牲掉非人的事物將最終接近能得到確證。這種唯一只關心人類的利益或福祉，或把人類的利益或福祉置于遠超出非人類事物的首位的觀點，有可能會認為像虐待動物、人為造成的環境破壞等行為，其自身并非完全錯誤，并因而承認它們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實踐中的這樣一個“罅縫”，給現代的、工業化以來人們以環境的破壞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提供了某種契機。

只是這種觀點沒有意識到，由于人類的福祉在本質上依賴于一個穩定的、可持續的環境，或與這個穩定的、可持續的環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而，對環境的破壞終將會損害到人類現在和將來的福祉。因此，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環境倫理學從兩個方面向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發起了挑戰：一方面質疑人類與地球上其他物種相較而言的、假定的道德優越性，另一方面去考察理性論證自然環境及其構成具有內在價值的可能性。盡管有些相關的理論家認為“無需發展出新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理論”，并提倡一種“開明的（或明智的，enlightened or prudential）人類中心主義”，堅信人類對環境的所有義務均源于人類對自身的直接義務，但仍然有理論家堅持一種激進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非人類的環境擁有內在價值。

不過，非人類中心主義因面臨著提供可靠論證的理論負擔而很難被接受。一種可稱為憤世嫉俗（cynical）的人類中心主義認為，即使我們在日常思考中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在更高的層面我們也是人類中心主義的。1

因此，有學者主張，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可以休矣”，我們現在應該接受一種“去中心論”的態度。因為這兩種觀點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針鋒相對，但其實并不構成對等的對手關系：一方太強而另一方太弱。同時，人們在關于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問題上也基本不再堅持“二元對立”的觀點，而是強調二者應該是一個和諧的整體，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整全的復雜系統，因而，其實踐建議是應該兼顧二者，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但這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景；至于其如何實現、誰能真正去“代表”那些非人類的事物等問題，并未被提到這種觀點的議事日程中來。

當然，主張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可以休矣”的觀點，并不是要取消這種爭論，而是要超越這種爭論。超越一種爭論，就意味著要找出爭論雙方共享的前提。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或環境中心主義）爭論的背后，共享的是一種“效果論”、結果主義的規范倫理立場，更具體說，是一種功利主義的道德立場。因為，無論人類中心主義還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它們都是以人類或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和福祉為任何實踐方式的衡量標準2。在這個問題上，它們是沒有爭議的，它們的分歧只在于實現人類或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和福祉的最好方式：到底是直接去關心人類的利益和福祉，還是通過維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從而間接地增進人類的利益和福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造成當今環境崩解的根源就在于物化、量化的功利主義以及以之為根據的資本主義3生產方式。

因此，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阻遏環境崩解的趨勢，需要我們擺脫功利主義的或效果論的立場，另外去尋找資源，并促進以其為根據的社會轉型。

三、社會轉型與環境崩解

前文說到，盛洪關于“水權制度和治水哲學”的文章不僅止于“治水”，也具有普遍的啟示價值。因為不僅“水資源”問題，而且一切環境問題甚至實踐問題都包含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所以，它所反映的是人們在解決環境問題時可能借助的兩大武器——技術和制度；技術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對于自然的利用方式；制度反映的是人與人的關系，是處理人和人關系的方式。因此，在思考阻遏環境崩解趨勢的方法時，技術和制度將構成其兩個不可缺少的成分。

西方學者、政客和科學家們一般是從技術的方面入手來回應問題。例如，關于氣候問題，自1992年世界各國的首腦濟濟一堂、通過《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責令所有參與國作出減少排放溫室氣體的承諾起，到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通過，2009年制定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協議》，都是力圖用減少碳排放的技術方式來解決問題。而像比約恩·隆伯格這樣的“持疑的環保論者”，一方面承認氣候正在變暖且由人為造成，另一方面卻懷疑《京都議定書》等所提出的通過減少碳排放減緩全球變暖趨勢的有效性，然而，其所提出的解決問題方式也仍然是技術性的：發動能源生產革命，大力發展綠色能源技術，降低綠色能源的成本和價格。1他懷疑目前的環保主義者：懷疑他們保護環境的“誠意”，因為這些環保論者只滿足于作出承諾、提供目標，卻并未打算信守承諾；懷疑他們所采納的通過減少碳排放來解決環境問題的辦法，因為這是最低效、最昂貴、最微利的方法，是引發問題比所解決的問題還更嚴重的“治療方法”。所以，他主張，與其把這么多的精力和資金用于低效、微利的碳減排，還不如將其用于綠色能源技術的開發、地球工程學的研究，以及解決發展中國家的清潔飲水、衛生設施、基礎的醫療與教育等方面，因為把同樣的資金用于上述方面比起用于削減碳排放來效率更高，解決的問題也更多。

我們并不懷疑隆伯格的“真誠”，也相信真正有前途的解決氣候問題的技術手段是大力發展綠色能源技術、降低綠色能源的成本和價格，但是，事實是發達國家開發出來并壟斷了綠色能源技術，在他們尚未真正“大撈一筆”之前，他們愿意全球共享嗎？在全球或國家糧食并未短缺卻常常有人遭遇饑荒的分配方式下2，僅靠發展農業生產的新型多樣化，能夠解決全球的或國家的貧困和營養不良問題嗎？歸結起來，在資本主義以鄰為壑、只為牟利的行為方式下，僅靠技術手段來阻遏環境崩解的趨勢，真的是可行的嗎？

由于上述問題的答案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在阻遏環境崩解趨勢的問題上，以制度促進社會轉型就是一個非常必要的選項，但關鍵問題是用什么樣的制度促進社會向何種方向轉型。

在這兩個問題上，盛洪的《水權制度與治水哲學》同樣可以給我們很大的啟發。在該篇文章中，盛洪提到了都江堰的幾個特點：（1）順江而建，不與水對抗，從而降低了工程成本，還能長久有效（穩定）；（2）四六分水的原則，所考慮的不僅是調節旱澇，也考慮了他人乃至全體（共享）的用水問題，深具生態理念；（3）雖不與水對抗，但亦不任其自流，而是借助人的力量去規范和疏導；（4）具有長遠的眼光，建成后避免導致和引出新問題。因此，盛洪總結出：治水，既要順應水性又要考慮人性；既要考慮工程成本又要考慮制度成本；既要考慮自己的利益又要考慮各方的利益；既要順應人性又要引導和規范人性；既要創立水權制度自由交易水資源又要形成能改善水資源配置效率和反映水利工程建設相關利益方損益的水資源市場價格；既要解決現有問題又要避免形成新的問題（如易于尋租的龐大官僚系統）等。歸根結底，解決水資源問題所需要的技術和制度，其基本精神就是尊重、善待規律和人性，在自我、他人、環境、工程與制度之間以明智、審慎的方式努力明確各自的邊界，實現綜合平衡，并達到自由。

因此，在阻遏環境崩解趨勢的過程中，我們所借用的“制度”，是順應人性又能規范和引導人性的制度，是長久有效的穩定制度，是既高效又公平的制度，是既有遠大的理想又能切實負責的制度，簡單說來，就是尊重和善待包括人在內的一切存在者的本性的制度。人類應該通過這樣的制度引導社會轉型。

因而，此處所說的“社會轉型”，不是社會學中所說的由前現代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或由現代社會轉型為后現代社會，或者相反1，而是要努力從一個既不尊重人性也不尊重其他存在者本性的社會，轉型為一個尊重和善待包括人在內的一切存在者本性、從而各得其所各遂其性的、既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同于“封閉社會”的“敞開社會”，其中，每一種存在都能得到尊重和敬畏，都能按照各自的節律充分地生長和展開。2

四、結語

“環境懸崖”之名能否成立，其實倒不是關鍵的問題。真正關鍵的是，人類應該對自己當前的環境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勇于直面問題，但又不夸大其詞、危言聳聽。1要緊的是，我們目前的環境形勢確實非常嚴峻，它正在日趨崩解，而造成當前環境崩解趨勢的根源與其說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玄遠哲學（宗教）思想，毋寧說是量化、物化的功利主義以及基于其上的資本主義。因而，阻遏環境崩解趨勢的做法，應該是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的綜合，而以制度創新促進社會轉型為其關鍵和重點。

（責任編輯 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