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運動中的民進前輩

李長青

在一二·九運動中，民進老一輩如馬敘倫、雷潔瓊、嚴景耀、許廣平等人，與進步學生一道身兼使命不懼險阻，為中華民族的前途而呼號吶喊。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這些無私無畏的民進老一輩們緊緊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戰斗。

教書不忘革命的馬敘倫

1935年，國民政府對日妥協，擬將華北主權拱讓日寇。正在北大哲學系擔任教授、曾任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主席的馬敘倫，與眾多愛國教授一起成立了“國立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并通電全國，以喚起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共救危亡。馬敘倫提出的“讀書不忘救國， 教書不忘革命”的勵志口號被許多教師和學生傳頌，成為當時抗日救亡運動口號中的經典。

一二·九運動的第二天， 北京大學召開教授集會，馬敘倫在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他號召北大全體教授要對昨天的學生示威表態，要旗幟鮮明地主張抗戰，以此作為對北平學生一二·九運動的支持，馬敘倫的主張得到與會多數教授贊同，使得一批進步教師從思想上和進步學生走到一起。

“一二·一六”大示威來臨，馬敘倫又與眾多進步教授一起參加學生集會，學生只要發出邀請，他們每請必到，每到必作出激動人心的講話，鼓舞和激勵了學生們的抗日斗志?！耙欢ひ涣笔就苍獾絿顸h反動政府軍警的橫加干涉，雙方發生沖突，學生受傷者數百人，被捕達30多人。后馬敘倫因多次參加抗日活動及其鮮明的抗日主張被迫離開了北大。

站在抗日宣傳前沿的嚴景耀

1935年，嚴景耀來到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工作，立刻加入了“國立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與一大批進步教師一道扛起抗日救國的大旗。

嚴景耀不僅嚴謹治學，和學生的關系也非常融洽，他的教學論據確鑿、生動有趣。學生們喜歡聽他的課，亦被他的平易近人和言傳身教所打動。嚴景耀和他的學生們一樣懷著滿腔的激憤目睹著身邊發生的一切，嚴景耀的課堂很快成為了宣傳抗日救國思想的陣地，學生們來自五湖四海，所受的教育和經歷、階層都有不同，嚴景耀就用自己的所見所聞和接受的先進思想開導他們，使他們了解中國國情與民情，了解國際反法西斯斗爭的意義。如果說一二·九運動是廣大北平學生抒發抗日救國心聲的一次具體行動，那么嚴景耀和其他進步教授在課堂上的抗日宣傳，真正為學生們增添了擔當歷史使命的勇氣。

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示威之后，嚴景耀參加了馬敘倫等人發起的“北平文化界救國會”，與149位文化、教育界人士一道發表宣言，肯定和贊揚學生們的愛國行為。以馬敘倫、許德珩、嚴景耀為代表的愛國教授對一二·九運動的參與和支持，不僅給愛國學生以極大的鼓舞，還壯大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的聲勢，提高了抗日宣傳的傳播力、影響力和感染力，使對日斗爭得到更多民眾的響應，從而擴大了抗日救亡運動參與的范圍。

親歷運動之燕大唯一女教師雷潔瓊

1935年，嚴景耀回到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與雷潔瓊成為同事，也同時開始了他們的革命友誼。對雷潔瓊來說，嚴景耀是不可多得的宣傳抗日救亡思想的良師益友。由于嚴景耀和燕京大學的進步學生關系密切，在一二·九運動前夕，嚴景耀就已了解行動的具體情況，并將這一情況告訴了雷潔瓊。

1935年12月9日的黎明，北風呼嘯的古都北平迎來了浩浩蕩蕩、沸騰激蕩的游行隊伍。雷潔瓊和幾位同事一道站在游行隊伍里，她是燕京大學參加游行的唯一的女教師。今天的目標是前往新華門向國民政府特派員何應欽請愿，共同抵制“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和“冀察政務委員會”等偽政權，迫使他答應同學們提出的六項抗日救亡條件。在游行隊伍中，雷潔瓊與學生們一道高呼“反對華北自治”、“反對投降外交”、“爭取救國自由”等口號，他們沖破沿途反動軍警的阻撓，卻被擋在緊緊關閉的西直門外。望著城樓上表情麻木荷槍實彈的軍警，望著對著熱情青年胸膛的黑洞洞的槍口，許多同學流下激憤的淚水，雷潔瓊與他們一起高呼：“打到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日本帝國主義滾出中國去！”的口號，極大鼓舞了同學們的士氣。臨近中午，雷潔瓊見學生們整整一上午滴水未進，便匆匆返回學校，通知學校方面給學生們送飯。她和同事又乘坐學校的卡車，把饅頭等食物送到西直門分發給學生們。

12月16日，“冀察政務委員會”計劃于當日成立，北平各大中學校愛國學生又舉行了第二次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雷潔瓊還是毅然參加了這次大示威。在多處城門受阻后，她和同學們手挽手、肩并肩用自己的血肉軀體撞破西便門的鐵路鐵門沖進城內，這次大示威仍然遭到國民黨反動當局的血腥鎮壓，不少人在大刀、水龍、皮鞭下受傷或被捕?！耙欢ひ涣比袗蹏鴮W生的示威游行，有力地打擊了反動派的賣國投降活動，迫使他們不得不宣布“冀察政務委員會”延期成立。

一二·九運動中其他民進老一輩

1935年年底，正當一二·九抗日救亡風暴迅速擴展到全國的時候，北平學聯決定委派曾任一二·九運動總糾察的東北大學學生鄒魯風到上海參加全國學聯的籌備工作。對鄒魯風來說，上海是完全陌生的地方，為安全起見，他找到曾在東北大學任教的曹靖華教授商量，請他介紹一位熟悉上海情況的可靠朋友，曹靖華便推薦了魯迅先生。魯迅傾聽了鄒魯風訴說的一二·九運動的詳細過程，他深深地被學生們的愛國熱忱所打動，也為學生們的犧牲和遭受的不公報以深切同情。他給鄒魯風詳細介紹了上海的情況，并一再叮囑他要注意安全。事后，許廣平又帶著錢來看望鄒魯風，并帶來魯迅先生悉心的問候和溫暖善意的囑托。之后，北京學聯秘書長姚依林讓鄒魯風把一封重要的信送到魯迅那里，請魯迅轉交給黨中央。因當時北方局和中央失掉了聯系，所以才請魯迅先生設法轉交，魯迅絲毫沒有推托，在許廣平的協助下將這封重要信件安全送出。

1936年10月19日，正值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之時，魯迅先生與世長辭。蔡元培、宋慶齡和魯迅的三弟周建人等發起組織“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上海一萬多人為魯迅先生送葬，這次的追悼活動與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有機結合了起來，形成了繼一二·九運動之后又一次大規模的抗日救亡運動。參加這次活動的就有雖未曾與魯迅謀面卻一直景仰他的柯靈和趙樸初?？蚂`與攝影隊去魯迅寓所拍攝祭奠，并撰文《文壇巨星的隕落》刊發于《申報》，成為全國大報中唯一及時報道魯迅逝世的文章。接下來，柯靈又參加了《魯迅文集》的校對工作。趙樸初隨后也參與了聯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國佛教徒護國和平會”，他任總干事，號召民眾起來“反對內戰，抵御外侮”，并發表《致日本佛教徒書》，要求他們起來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為。

參與一二·九等一系列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的民進老一輩還有很多，本文不再一一敘述。在一二·九運動中，民進前輩們有的憑借學術威望、固守民族氣節挺身而出與反動勢力作斗爭，有的站在抗日救亡宣傳的第一線傳播進步思想，有的同愛國學生一道用血肉之軀與反動統治進行殊死抵抗，有的默默無聞充當革命軍的馬前卒，他們為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作出了貢獻；同時，在腥風血雨的斗爭和考驗中，他們更燃起了建立一個民主獨立新中國的向往，為以后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打下了堅實的思想與實踐基礎，為將來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再創輝煌凝聚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