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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花》后記

2016-05-07 15:25賈平凹
民主 2016年1期
關鍵詞:極花女兒農村

賈平凹

十年前一夏無雨,認為兇歲,在西安城南的一個出租屋里,我的老鄉給我訴苦。他是個結巴,說話時斷時續,他老婆在簾子后的床上一直嚶嚶泣哭。那時的蚊子很多,得不停地用巴掌去打,其實每一巴掌都打的是我們的胳膊和臉。

人走了,他說,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還清清晰晰,他抬起腦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驚得半天沒說出一句話來。他說的人,就是他的女兒,初中輟學后從老家來西安和收撿破爛的父母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賣了。他們整整三年都在尋找,好不容易經公安人員解救回來,半年后女兒卻又去了被拐賣的那個地方。事情竟然會發展到這樣的結局,是鬼,鬼都慌亂??!他老婆還是在哭,我的老鄉就突然勃然大怒,罵道:哭,哭,你倒是哭……抓起桌子上的碗向簾子砸去。我沒有攔他,也沒一句勸說。桌子上還有一個碗,盛著咸菜,旁邊是一篩子蒸饃和一只用黑塑料筒做成的花盆,長著一棵海棠。這海棠是他女兒回來的第三天栽的,那天,我的老鄉叫我去喝酒,我看到他女兒才正往塑料筒里裝土。我趕緊把咸菜碗、蒸饃篩子和海棠盆挪開,免得他再要抓起來砸老婆。我終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由,是女兒回來后,因為報紙上、電視上連續地報道著這次解救中公安人員的英勇事跡,社會上也都知道了他女兒是那個被拐賣者,被人圍觀,指指點點,說那個男的家窮,人傻……說她生下了一個孩子。從此女兒不再出門,不再說話,整日呆坐著一動不動。我的老鄉擔心著女兒這樣下去不是要瘋了就是會得大病,便托人說媒,希望能嫁到遠些的地方去,有個誰也不知道女兒情況的婆家。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時候,女兒不見了,留下個字條,說她還是回那個村子去了。

這是個真實的故事,我一直沒給任何人說過。

但這件事像刀子一樣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來,就覺得那刀子還在往深處刻。我始終不知道我那個老鄉的女兒回去的村子是個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個活著?我和我的老鄉還在往來,他依然是麥秋時節了回老家收莊稼,莊稼收完了再到西安來收撿破爛,但一年比一年老得嚴重,頭發稀落,身子都佝僂了。前些年一見面,總還要給我嘮叨,說解救女兒時他去過那村子,在高原上,風頭子硬,人都住在窯洞里,沒有麥面蒸饃吃。這幾年再見到他了,卻再也沒提說過他女兒。我問了句:你沒去看看她?他揮了一下手,說:有啥,看,看的?!他不愿意提說,我也就不敢再問。以后,我采風去過甘肅的定西,去過榆林的橫山和綏德,也去過咸陽北部的彬縣,淳化,旬邑,那里都是高原,每當我在坡梁的小路上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婦女,臉色黑紅,背著那么沉重的簍子,兩條彎曲成O形的腿,趔趔趄趄,我就想到了她。在某一個村莊,路過誰家的鹼畔,那里堆放著各式各樣的農具,有驢有豬,雞狗齊全,窯門口曬了桔梗和當歸,有矮個子男子蹴在那里吃飯,而女的一邊給身邊的小兒擦鼻涕,一邊扭著頭朝隔壁家罵,罵得起勁了,啪啪地拍打自己的屁股。我就想到了她。在逛完了集市往另一個村莊去的路口,一個孩子在草窩里捉螞蚱,遠處的奶奶怎么喊他,他都不聽。奶奶就把胳膊上的籃子放在地上,說:誰吃餅干呀,誰吃餅干呀!孫子沒有來,麻雀、烏鴉和鷹卻來了,等孫子捉著螞蚱往過跑,籃子里的那包餅干已沒有了,只剩下一個骨頭,那是奶奶在集市上掉下來的一顆牙,她要帶回扔到自家的房頂去。不知怎么,我也就想到了她。

年輕的時候,對于死亡,只是一個詞語,一個概念,一個哲學上的問題,談起來輕松而熱烈,當過了五十歲,家族里朋友圈接二連三地有人死去,以致父母也死了,死亡從此讓我恐懼,那是無語的恐懼。曾幾何時報紙上、電視上報道過拐賣婦女兒童的案件,我也覺得那非常遙遠,就如我閱讀外國小說里販賣黑奴一樣??晌夷莻€老鄉女兒的遭遇,使我在街上行走,常常就盯著人群,懷疑起了某個人,每有親戚帶了小兒或孫子來看我,我送他們走時,一定是反復叮囑把孩子管好。

我出身于農村,19歲才到西安,我自以為農村的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可上個世紀80年代初和一個婦聯干部交談,她告訴我:經調查,農村的婦女百分之六十性生活沒有快感。我記得我當時目瞪口呆。十年前我那個老鄉的女兒被拐賣后,我去過一次公安局,了解到這個城市每年被拐賣的婦女和兒童無法得知,因為是不是被拐賣難以確認,但確鑿的、備案的失蹤人口近約數千人。我也是目瞪口呆。

留神了起來,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總能看到貼在路燈桿上的、道路指示牌上的、公用電話亭上的尋人廣告,尋的又大多是婦女和兒童。這些失蹤的婦女和兒童,讓人想得最多的,他們是被拐賣了。這些廣告在農村是少見的,為什么都集中發生在城市呢?偷搶金錢可以理解,偷搶財物可以理解,偷搶了家畜和寵物拿去販賣也可以理解,怎么就有拐賣婦女和兒童的?社會在進步文明著,怎么還有這樣的荒唐和野蠻,為什么呢?

中國大轉型年代,發生了有史以來人口最大的遷徙,進城去,幾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就拿西安來講,這是個古老的城市,滿到處卻都是年輕的面孔,他們衣著整潔,發型新潮,拿著手機自拍的時候有著很萌的表情,但他們說著各種各樣的方言,就知道了百分之八九十都來自于農村。在我居住的那座樓上,大多數的房間都出租給了這些年輕人。其中有的確實在西安扎下了根,過上了好日子,而更多的卻漂著,他們尋不到工作,尋到了又總是因工資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又辭掉了,但他們不回老家去,寧愿一天三頓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從離開老家的那天起就決定永遠不回去了。其實,在西安待過一年兩年也回不去了,尤其是那些女的。中央政府每年之初都在發一號文件,不斷在說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可農村沒有了年輕人,靠那些空巢的老人、留守的兒童去建設嗎?我們是在一些農村看到了集中蓋起來的漂亮的屋舍,掛著有村委會的牌子,黨員活動室的牌子,也有醫療所和農科研究站,但那全是離城鎮近的,自然生態好的,在高速路邊的地方。而偏遠的各方面條件都落后的區域,那些沒能力的,也沒技術和資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們依賴著土地能解決著溫飽,卻再也無法娶妻生子。我是到過一些這樣的村子,村子里幾乎都是光棍,有一個跛子,他是給村里架電線時從崖上掉下來跌斷了腿,他說:我家在我手里要絕種了,我們村在我們這一輩就消亡了。我無言以對。

大熊貓的珍貴在于有那么多的力量幫助它們生育,而窩在農村的那些男人,如果說他們是卑微的生命,可往往越是卑微生命的,如兔子、老鼠、蒼蠅、蚊子,越是大量地繁殖??!任何事情一旦從實用走向了不實用那就是藝術,城市里多少多少的性都成了藝術,農村的男人卻只是光棍。記得當年興時的知青文學,有那么多的文字在控訴著把知青投進了農村,讓他們受苦受難。我是回鄉知青,我想,去到了農村就那么不應該,那農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難便是天經地義?拐賣是殘暴的,必須打擊,但在打擊拐賣的一次一次行動中,重判著那些罪惡的人販,表彰著那些英雄的公安,可還有誰理會城市奪去了農村的財富,奪去了農村的勞力,也奪去了農村的女人。誰理會窩在農村的那些男人在殘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層開著的不結瓜的謊花?;蛟S,他們就是中國最后的農村,或許,他們就是最后的光棍。

這何嘗不是這個年代的故事呢?

但是,這個故事,我十年里一個字都沒有寫。怎么寫呢?寫我那個老鄉的女兒如何被騙上了車,當她發覺不對時竭力反抗,又如何被毆打,被強暴,被威脅著要毀容,要割去腎臟,以及人販子當著她的面和買主討價還價?寫她的母親在三年里如何哭瞎了眼睛,父親聽說到山西的一個小鎮是人販子的中轉站,為了去打探女兒消息,就在那里的磚瓦窯上干了一年苦力,終于有了線索,連夜跑一百里山路,潛藏在那個村口兩天三夜?寫他終于與女兒相見,為了緩解矛盾,假裝認親,然后再返回西安,給派出所提供了準確地點,派出所又以經費不足的原因讓他籌錢,他又如何在收撿破爛時偷賣了三個下水井蓋被抓去坐了六個月的牢?寫解救時全村人如何把他們圍住,雙方打斗,派出所的人傷了腿,他頭破血流,最后還是被奪去了孩子?寫他女兒回到了城市,如何受不了輿論壓力,如何思念孩子,又去被拐賣的那個地方?我實在是不想把它寫成一個純粹的拐賣婦女和兒童的故事。這個年代中國發生的案件太多太多,別的案件可能比拐賣更離奇和兇殘,比如上訪,比如家暴,比如恐怖襲擊,黑惡勢力。我關注的是城市在怎樣地肥大了而農村在怎樣地凋蔽著,我老鄉的女兒被拐賣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樣,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還活著的一群人是懦弱還是強狠,是可憐還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樣常年駐雪的冰冷,還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這件事如此豐富的情節和如此離奇的結局,我曾經是那樣激憤,又曾經是那樣悲哀,但我寫下了十頁、百頁、數百頁的文字后,我寫不下去,覺得不自在。我還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處境呀,我怎么能寫得得心應手?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能接到嗎?!我知道我的秉性是雙筷子,什么都想嘗嘗,我也知道我敏感,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來過,我就能聞出來,就像螞蟻能聞見糖的所在。于是我得重新再寫,這個故事就是稻草呀,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價,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菜?

現在小說,有太多的寫法,似乎正興時一種用筆很狠地、很極端地敘述。這可能更合宜于這個年代的閱讀吧,但我卻就是不行。我一直以為我的寫作與水墨畫有關,以水墨而文學,文學是水墨的。坦白地講,我自幼就寫字畫畫,喜歡著水墨,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的文學的最初營養,一方面來自中國戲曲和水墨畫的審美,一方面來自西方現代美術的意識,以后的幾十年里,也都是在這兩方面糾結著、拿捏著,做我文學上的活兒。如今,上幾輩人寫過的鄉土,我幾十年寫過的鄉土,發生巨大改變,習慣了精神棲息的田園已面目全非。雖然我們還企圖尋找,但無法找到,我們的一切努力也將是中國人最后的夢囈。在陜西,有人寫了這樣一篇文章,寫他常常懷念母親,她母親是世上搟面最好的人。文章發表后,許多人給他來信,都在說:世上搟面最好的人是我媽!我也是這樣,但凡一病,躺在床上了,就極想吃我母親做的飯,可母親去世多年了,再沒有人能做出那種味道了。就在我常常疑惑我的小說寫什么、怎么寫的時候,我總是抽身去一些美術館逛逛,參加一些美術的學術會議,竟然受益頗多,于是回來都做筆記,有些是我的感悟,有些是高人的言論。就在我重新寫這個故事前,一次在論壇上,我記下了這樣一段話。

當今的水墨畫要呈現今天的文化、社會和審美精神的動向,不能漠然于現實,不能躲開它。和其他藝術一樣,也不能否認人和自然,個體和社會,自我和群體之間關系的基本變化。假如你今天還是畫花鳥山水人物,似乎這兩百年的劇烈的、根本的、徹底的變化沒有發生,那么你的作品是脫離時代的裝飾品。不過水墨畫不是一個直接反映這些變化的藝術方式,不是一種社會現象,不能為任何主義或概念服務。中國20世紀的水墨的弱點在于它是一個社會現象,不是一個藝術現象,或更多是社會現象少是藝術現象。水墨對現代是什么意思?跟其他當代藝術方式比的話,水墨畫有什么獨特性?水墨的本質是寫意,什么是寫意,通過藝術的筆觸,展現藝術家長期的藝術訓練和自我修養凝結而成的個人才氣,這是水墨畫的本質精髓。寫意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但它是真實的,不是概念。藝術家對自己、感情、社會、政治、宗教的體驗與內心的修養互相糾纏,形成不可分割的整體,成為內在靈魂的載體。西方“自我”是原子化個體的自我,中國文化中是人格,人格理想,這個東西帶有群體性和積累性。在西方現當代藝術發展過程中,純粹個體的心理發泄是主要的創作動力,這是現代主義繪畫包括后現代主義的觀念藝術和裝置藝術的主要源泉。而在中國,動力是另一個,就是對人格理想的建構,而且是對積累性的,群體性的人格理想的建構。但它不是只完善自我,是在這個群體性、積累性的理想過程中建構個體的自我。

他們的話使我想到佛經上的開篇語:如我所聞。嗨,真是如我所聞,它讓我思索了諸多問題,人格理想是什么,如何積累性、群體性的理想過程,又怎樣建構文學中的我的個體?記得那一夜我又在讀蘇軾,忽然想,蘇軾應該最能體現中國人的人格理想吧,他的詩詞文賦書法繪畫又應該最能體現他的人格理想吧。于是就又想到了戲曲里的“小生”的角色。中國人的哲學和美學在戲曲里是表現得最充分的,為什么設這樣的角色 :凈面無須,內斂吞聲,硬朗俊秀,玉樹臨風?而《紅樓夢》里賈寶玉又恰是這樣,《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水滸傳》中的宋江,《西游記》中的唐僧也大致是這樣,這類雌雄同體的人物的塑造反映了中國人的一種什么樣的審美,暴露了這個民族文化基因的什么樣的秘密?還是那個蘇軾吧,他的詩詞文賦書法繪畫無一不能,能無不精,世人都愛他,但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他的一生經歷了那么多艱難不幸,而他的所有文字里竟沒有一句激憤和尖刻。他是超越了苦難、逃避、辯護,領悟到了自然和生命的真諦而大自在著,但他那些超越后的文字直到今日還被認為是虛無的、消極的,最多說到是坦然和樂觀。真是圣賢多寂寞??!我們弄文學的,尤其在這個時候弄文學,社會上總有非議我們的作品里陰暗的東西太多,批判的主題太過。大轉型期的社會有太多的矛盾、沖突、荒唐、焦慮,文學里當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懷疑、追問,生在這個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這樣的品種,這樣品種的作家必然就有了這樣品種的作品。卻又想,我們的作品里,尤其小說里,寫惡的東西都能寫到極端,而寫善卻從未寫到極致?很久很久以來了,作品的一號人物總是蒼白,這是什么原因呢?由此,我在讀一些史書時又搞不懂了,為什么秦人尚黑色,戰國時期的秦軍如虎狼,穿黑甲,舉黑旗,狂風暴雨般的,呼嘯而來滅了六國,又呼嘯而去,二世為終??措娨暲飯髮У漠嬅?,中東的伊斯蘭國也是黑布蒙面,黑袍裹身,黑旗搖蕩,狂風暴雨般地掠城奪地。而20世紀的中國,中華民國的國旗是紅色的,上有白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更是紅色,上有五星,這就又尚紅。那么,黑色紅色與一個民族的性格是什么關系呢,文化基因里是什么樣的象征呢?

2014年的漫長冬季,我一直在做著寫 《極花》的準備,腦子里卻總是混亂不清。直到2015年春天過去了,夏天來了,我才開始動筆。我喜歡在夏天里寫作,我不怕熱,似乎我是一個熱氣球,越熱越容易飛起來。我在冬天里亂七八糟的想法,無法完成于我的新作里,或許還不是這一個《極花》里,但我聞到了一種氣息,也會把這種氣息帶進來,這如同婦女們在懷孕時要聽音樂,好讓將來的孩子喜歡唱歌,要在臥室里貼上美人圖,好讓將來的孩子能長得漂亮。又如同一般人在脖子上掛塊玉牌,能與神靈接通,拳擊手在身上紋了獸頭,能更強悍兇猛。這個《極花》中的極花,也是冬蟲夏草,它在冬天里是小蟲子,而且小蟲子眠而死去,在夏天里長草開花,要想草長得旺花開得艷,夏天正是好日子。

我開始寫了,其實不是我在寫,是我讓那個可憐的叫著胡蝶的被拐賣來的女子在嘮叨。她是個中學畢業生,似乎有文化,還有點小資意味,愛用一些成語,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在嘮叨。

她是給誰嘮叨?讓我聽著?讓社會聽著?這個小說,真是個小小的說話,不是我在小說,而是她在小說。我原以為這是要有四十萬字的篇幅才能完的,卻十五萬字就結束了。興許是這個故事并不復雜,興許是我的年紀大了,不愿她說個不休,該用減法而不用加法。十五萬字好呀,試圖著把一切過程都隱去,試圖著逃出以往的敘述習慣,它成了我最短的一個長篇,竟也讓我喜悅了另一種的經驗和豐收。

面對著不足三百頁的手稿,我給自己說 :真是的,生在哪兒就決定了你。如瓷,景德鎮的是青花,堯頭(在陜西澄縣)出黑軸。我寫了幾十年,是那么多的題材和體裁,寫來寫去,寫到這一個,也只是寫了我而已。

但是,小說是個什么東西呀,它的生成既在我的掌控中,又常常不受我的掌控,原定的《極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訴,卻怎么寫著寫著,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復一天,日子磊起來,成了兔子,胡蝶一天復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個麻子嬸,成了又一個謍米姐。小說的生長如同匠人在廟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2015年7月15日的上午,我記著這一日,十五萬字劃上了句號,天噼里啪啦下雨,一直下到傍晚。這是整個夏天最厚的一場雨,我在等著外出的家人,思緒如塵一樣亂鉆,突然就想兩句古人的詩。

一句是:滄海何嘗斷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

一句是: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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