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與奧登的理性求索

摘 要：穆旦與奧登詩歌上的一個顯著共通點是他們共有的“理性求索”，這也構成了二位詩人觀察和創作的一個基本面向。兩位詩人以理性的視角聚焦現代世界的諸種存在，并在詩歌中對理性本體進行了深刻辨詰。兩位詩人試圖以這種理性求索為現代人的尋根突圍提供一種可能的入口和通道，而這也構成了兩位詩人詩歌豐富而深刻的現代蘊含。

關鍵詞：穆旦 奧登 理性求索 存在

一、引言

穆旦（1918-1977）與奧登（W.H.Auden，1907-1973）同為20世紀中西方的著名詩人，奧登繼葉芝、艾略特之后，以其鮮明的特色創新了英語現代詩的品格和呈現方式，開創了“奧登一代”。而穆旦亦力求詩歌形式上的突破，自覺學習和運用現代主義詩歌技法，點燃了中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新的詩風，是“西南聯大詩人群”“昆明現代派”“九葉詩人”的核心成員?？v覽兩位詩人的人生經歷和詩歌文本，我們發現，穆旦與奧登詩歌上的一個顯著共通點便是他們共有的“理性求索”。事實上，理性是任何一個時代都繞不開的話題，也是任何一位詩人下意識里潛藏著的某種精神呼喚。換言之，理性要么作為直接對象進入詩歌，要么以某種隱喻或背景進入詩歌，但無論是哪種方式，理性總是詩人構思創作的一個重要歸向。以此觀穆旦與奧登，我們發現，理性在兩人的創作中占據相當大的比重，這種精神構成進一步導向了他們詩歌的理性品格和智性特征。兩位詩人以理性的視角聚焦現代世界的諸種存在，并在詩歌中對理性本體進行了深刻辨詰。筆者嘗試以文本細讀與比較的方式走進穆旦與奧登的這種理性求索。

二、現代世界的理性聚焦

存在的突兀性迫使詩人持續思考現實中存在的諸種力量與元素，這種思考本身就是一種理性求問。穆旦與奧登在他們的詩歌中，對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發出理性的拷問，其本質是在反思中重建另一種可能的理性秩序，以最終恢復業已疏離的心靈，安撫離家已久而苦于找不到歸家之路的現代人的焦慮感，讓“流浪人”不再“流浪”，不再“孤依無靠”。

穆旦的《流浪人》（1934年）細膩地描寫了這種流浪人的身心狀況：“餓——＼我底好友，＼它老是纏著我＼在這流浪的街頭”。這里的“流浪人”并非直指一個街頭乞丐，而是現代人的一個隱喻?！梆囸I”是現代人的重要特征，饑餓困擾下的現代人在精神的荒原上只能是一個乞丐，漫無目的、舉目無親、不死不活地掙扎殘喘。于是穆旦接著寫道：

軟軟地，＼是流浪人底兩只沉重的腿，＼一步，一步，一步……＼天涯的什么地方？ ＼沒有目的?？衫鲜牵芷＞氲膬芍荒_運動著，＼一步，一步……流浪人。

這種“昏沉著的頭、苦的心”一步一步捱進的流浪畫面隱喻了現代人的生存困境，體現了穆旦對“現代流浪人”的理性思考：“饑餓”是其病根，無目的、無選擇是其病因，這種流浪根本不是一種前進，乃是一種困在原地的游斗，其結果只能是生命的耗散，為世界的荒誕性做一條微不足道的腳注而已。反觀這首詩，我們發現，穆旦在這里嘗試將自己視野內的諸種對象納入理性思考的范圍，溯因求理，建構起現實在理性坐標中的具體位置，藉此獲得一種可以激勵主體突圍前行的可能的路徑來。當然，這種理性思索不乏反諷與對比，借助具體的喻象，以略顯沉重而又緩慢的音調入詩，給讀者留下了廣闊的反思空間。

無獨有偶，奧登也在蕪雜的心緒下刻畫了現代流浪人，只不過奧登的筆觸更具體，有更深的歐洲文化背景、更強的時代感和更縱深的西方地理空間感。如在《流亡者布魯斯》（Refugee Blues，1939年）中，奧登描寫了當時被希特勒驅逐德國而流亡的難民，道出了他們處處被拒絕的孤立無援的處境。這一描寫以“布魯斯”為點題，將其置于現代文明的背景之中，折射出存在的無奈和心靈的苦痛，具體意象的背后是詩人對時代的冷峻思索。又如，在《環游》（On the Circuit，1963年）一詩中，55歲的奧登在飛往美國的飛機上回味起自己的人生歷程，由英國到美國，由美國到歐洲，再由歐洲時常返回美國，奧登將其視為一個“循環”，地理上的循環和精神上的循環，詩中充斥的是奧登本人對自己作為“他者”身份的追問以及自我流放的困惑。在這里，奧登將對往昔的回望放在“循環”這一理性框架之內，使詩歌多了一層形而上的暗示，強化了詩歌的理性內涵。

上述對“流浪人”的分析只是穆旦與奧登理性求索的一個切面。事實上這種理性追尋無處不在，體現在對時間和空間、宇宙和靈魂、焦慮與仇恨、變化與恒常、“問題”與“矛盾”、成功與失敗、生命的秘密、人類被呵護的元機制等問題的思考上面。這種思考以兩種形式存在于兩人的詩歌，一是理性作為背景框架隱身于詩歌文本，二是以理性的喻象顯形于詩歌言語表層。這些喻象如“大地”“母親”“太陽”“火”“神”“魔”“上帝”“洪水”“巖漿”“星光”等，這在兩人的詩歌中都曾反復出現。兩位詩人在這種“詩歌內層（理性）”和“詩歌外層（喻象）”的張力中，一步一步逼近各自心目中的理性世界。

我們先以穆旦的《理智和感情》（1976年）一詩為例來分析。在這首詩里，“理智”指向先驗理性，“感情”意味著人生認知及認知上的某種虛妄。第一節“勸告”將生命置于時空“永恒的巨流”中，生命無非是一?！凹毶场?，一生的奮斗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距離”，于是我們在這種永恒中看到人生的短暫，在這種宏大中看到生命的渺小，對比強烈，聲音似乎來自遙遠的彼岸。第二節“答復”似乎是人世的回響，此時作者將生命置于具有先驗性的“夜空”這一背景之下，人生仿若燃燒著的星星，由此作者感悟到“即使只是一粒細沙，＼也有因果和目的：＼他的愛憎和神經＼都要求放出光明”。此時，生命與世俗之間的緊張對峙已清晰無疑地呈現出來，作者對生命的感悟也得到了升華。那就是，面對存在的殘酷，選擇一種毅然決然的姿態，“固執著自己的軌道＼把生命耗盡”，即使是最終“化成灰”，即使可能存在著“悒郁不寧”，也終不后悔，勇往直前。由此，一種精神意義上的超越便成為可能，化短暫為永恒，化渺小為偉大。

同樣的理性追尋也蘊含在奧登的詩行之中。奧登身處西方20世紀激烈動蕩的哲學思潮中，如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精神分析，等等，奧登亦深受其影響。事實上，奧登充滿了對先驗理性的崇拜之情，這可在他的多首詩歌中看出來。同時這也使他的詩歌充滿了各種對立，如理性的美好與世俗的荒誕、時間的無限性和生命的有限性等，而詩歌的哲學蘊含便在這種對立的張力中釋放出來。詩歌《致敬克萊奧》（Homage to Clio，1955年）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巳R奧是希臘神話中九位繆斯（Muse）之一，是掌管歷史與史詩的女神。在這首詩里，先驗視野中的“物”作為“物”本身而存在，“物”本身即為其價值，萬物是自洽自適的，“那是新生鳥兒的歡唱，＼這歡唱不為別的，只因＼歡唱就是歡唱”。（作者自譯，下同）接著奧登將視野轉回自身的現實中，“我坐著閱讀一本書，敏銳的感覺＼凝視于[一處]……”，并由此將知識與觀察聯系起來加以對比，將“亦步亦趨的人生”比作“音樂”。接著奧登話鋒一轉，提出了自己的宣言：“但是一個人必須發現這時間的力量（but one must find the time）”，并呼吁在時間這先驗之神的指引下，返回美好的往昔，離開邪惡的當下，直奔真我而去。

聯系穆旦與奧登的創作歷程，我們可以發現穆旦與奧登在理性上的“同”與“異”：相同的理性框架，相近似的審美對象，不一樣的觀測出發點和詩歌呈現側重點。這種“同”與穆旦主動學習和接受西方現代主義詩風有很大的關系，正如《穆旦傳》的作者陳伯良所言，“他（指穆旦，筆者注）驚奇地發現，原來還有這樣的新的寫詩題材和技巧，可以把從西方現代主義學到的東西，用來寫中國的現實，傳達時代的實感?！盵1] 換言之，兩人相近的美學追求、近似的身心體驗導致了這種趨“同”性。而其“異”則與各自不同的“文化土壤”和“主體特征”不無關聯。亦，各自不同的文化基因和個性特質造成了二者的相異之處。

三、詩歌之中的理性本體

當我們聚焦現代世界進行理性拷問時，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就被提了出來，那就是蘊藏于事物中的理性本體究竟是什么？它以何種方式運作？人與它的關系究竟如何？對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是兩位詩人理性求索的終極所在。

我們先來看奧登的《立法者挽歌》（Lament for a Lawgiver，1946年）一詩。這首詩面向真理，寫了上帝和理性，同時談到了為天地立法、為人類立法、給人類帶來智慧和光明的先知。然而這首詩卻并沒有像奧登其他詩歌那樣引入希臘諸神的形象，而是直接聚焦宗教哲學背景下的人類精神發展史，并進而引申到現代人的生存處境。這一具體進程是：人類原初的東西（spirits spiral journey，the tree of life，the well of wishes，the waters of joy等）被逐漸移入基督教哲學的框架中，然后現實中的人又從宗教哲學中走出來，奔向苦難深重、荒誕叢生的現實世界，行走在“朗伯德街（Lombard Street，倫敦金融中心）”上，那里“租金瘋長”，怨聲載道。奧登在這里勾勒了西方文明發展的大致輪廓，而現代人后來從宗教哲學的框架中走出來也有其時代背景。自19世紀末以來，人類加速邁向世俗和物質，各種各樣的主觀哲學、非理性主義粉墨登場，人類的信仰和理性探索的腳步由此慢慢地向現代和后現代轉向。于是，人在現實中游斗、打轉，就是找不到歸家的路。這正是現代主義者們反復探討的話題。面對這樣的一種生存狀態，聯系人類一路走來的歷程，奧登發出了這樣的詢問：到底誰才是真正的立法者（lawgiver）？宗教？理性？人心？還是所謂的存在？是客體還是人主體本身？奧登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只是給我們留下了思考的暗示，這暗示形象生動，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學意味：“那更好的立法者的偉岸形象，＼公正一如他的體重，宛如這炫白的石灰石＼隱藏在綠草之下，＼而那綠草已漸漸隱去?！保ㄗ髡咦宰g）透過這幾行詩，我們顯然可以看到，奧登還是給了我們希望的光芒，那真正的“立法者”還在，但卻隱藏在暗處。它究竟是什么？具有什么樣的工作機制？那只待我們后人面對自身的存在而給予可能的答案了。

無獨有偶，《暗藏的法律》（穆旦譯）[2] 與《立法者挽歌》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更深入一層。這首奧登的詩旨在探討隱藏在萬物背后、時刻支配著萬物運行的隱性系統，亦即哲學上的必然律，相對于或然律?！鞍挡氐姆伞北涠钟篮?，“當我們說謊時它就不理”，而且“語言的定義必然會傷害”這“暗藏的法律”，它有“極端的耐心”，不會在意我們的逃避和恣睢，也不會在意我們有意或無意的遺忘，相反，我們的這些行為本身就是它對我們的懲罰。換言之，面對存在的諸種迷障，我們有的時候想要逃避，可顯然我們絕逃不出這無處不在的必然律，于是只能陷入痛苦，繼續回到掙扎的原態。由是觀之，奧登的這種主客體關系的探討入木三分，發人深省。

巧合的是，對主宰者、人及存在的關系的反思，對“道”的求問，穆旦也有一首絕佳的詩歌作為例子。那就是《神的變形》（1976年）一詩。在這首詩里，神掌握著歷史的方向，但是它的“體系像有了病”，而權力是它的病因，對權力的無限索求導致“心窩里有了另一個要求”，那要求便是魔，魔“在人心里滋長”，且在人的全身“開辟了戰場”，并希望“由地下升入天堂”。于是，“神在發出號召，讓我們擊敗魔＼魔發出號召，讓我們擊敗神祗”，這便是穆旦詩歌中經常出現的“神魔之爭”。其實這神魔之爭依然是表面現象，其本質是隱藏在這爭執背后的權力。而權力是什么？穆旦接著寫到，權力就是“不見的幽靈”，就是“腐蝕劑”，它深入到存在的方方面面，將“美麗的形象”摧毀，讓人反復體味這爭斗所引發的諸種苦果。這種神、魔、權力、人之間的關系可用如下三角關系表示：

顯而易見，權力是這個大三角形的中心，作為一個巨大的引擎，掀起巨浪般激烈的漩流，并將神、魔、人全部卷入這漩流。在這漩流中受損最多的乃是人，因為神代表理性，魔代表邪惡，權力指向無休止的欲望，而這些都是身外之物。當硝煙散去，只有人被孤獨的遺忘在那里品嘗苦難和失落。更糟糕的是，它們遮蔽了人的雙眼，使人們看不見歸家之途，正如奧登曾說過的，失去了走出“迷宮”的“阿里阿德涅之線”（《賭場》，1936年）。人就這樣無助地站在那里被異化，甚至無法認出自己。于是顛倒黑白、本末倒置似乎成了正?，F象，司空見慣于日常生活之中。這便是荒誕的來源，悲劇的起因。面對這種“三角關系”所造成的存在悖論和人生困局，穆旦的探索沒有停止，他說“我們已看到一個真理”，但穆旦這里卻并沒說明這真理到底是什么。不過很顯然，那就是遠離權力的、隱藏在神魔之爭背后的人以及這人的內心。換言之，穆旦對“真正的內心”仍寄予了厚望，基于這“真正的內心”，我們就可以抑制權力戰勝魔，加上神的自潔自律，如此，人便可在自醒、自覺和自為中獲得真正的獨立和自由，實現真正的自我價值。

四、結語

上文通過文本細讀與對比探討了穆旦與奧登的理性求索，他們都將認知的觸角深入到事物的背后，在理性的觀照下思考人與世界的存在本質，求問“道”之何在，也就是“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我是誰？我該如何存在？彼岸是什么？何為真理？社會運行的密碼是什么”等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所有的現代主義者們試圖回答的基本問題。兩位詩人試圖以這種理性求索為現代人的尋根突圍提供一種可能的入口和通道，而這也構成了兩位詩人詩歌豐富而深刻的現代蘊含。

注釋：

[1]陳伯良：《穆旦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頁。

[2]穆旦：《穆旦作品新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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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杜運燮，周與良，李方，張同道，余世存.豐富和豐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紀念文集[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13]易彬.穆旦年譜[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謝朝龍 河南洛陽 洛陽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 47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