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方方敗訴釋放危險信號

在網上讀到了作家方方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公開信，寫信的起因是廣州市越秀區法院的一審和廣州中院的終審，兩級法院都判她在“柳忠秧訴方方侵犯名譽權糾紛案”中敗訴。敗訴也就罷了，對她打擊最大的是，她“接到來自廣州法院執行庭一位女士的電話，她在電話里說，如果我不刪除微博，不公開道歉，就將我列入‘失信人名單。我向律師了解所謂‘列入失信人名單的含義。律師解釋說，就是今后我不能坐飛機，不能坐高鐵，連動車的一等座也不能坐，不能高消費。實際上，我的人生自由在某種程度上被限制了。這種嚴厲的懲罰令我愕然，而我受到這樣懲罰的起因，竟然是我對柳忠秧在魯迅文學獎評選推薦前夕四處活動、籠絡評委的不正之風進行了不點名的公開批評！”

關于案子的來龍去脈，因為幾乎家喻戶曉，這兒就不復述了，這兒說說我們的觀點：這樣的判例釋放了一個危險信號，今后從事文藝批評者或將寸步難行，當“作品與人品”成為不可分割的評論對象時，一旦批評家涉獵作者人品，就有可能面臨法律的制裁，這無疑是給本就差強人意的文藝批評現狀一個沉重的打擊。

習近平強調：“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不能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奉承?！薄耙稽c批評精神都沒有，都是表揚和自我表揚、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勢和自我造勢相結合，那就不是文藝批評了！”他還說，“文藝批評褒貶甄別功能弱化，缺乏戰斗力、說服力，不利于文藝健康發展?！睘槭裁纯倳洉f這些“狠話”？那是因為，他對文藝批評的現狀是不滿意的。不滿意在哪兒？不滿意在“表揚家”多過“批評家”。

柳忠秧的表現，是典型的總書記說的“表揚和自我表揚、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勢和自我造勢相結合”，方方提供了非常具體可信的證據。作為法院，怎么能夠避開柳忠秧“是否跑獎”的直接議題，將焦點集中于是否“把所有評委搞定”呢？難道因為方方憤怒之下的“用詞不當”，多說了“所有”二字，就能改變“跑獎”的本質嗎？受賄十萬與受賄百萬當然輕重不同，但是受賄這件事的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能說，“你既然不能證明我受賄百萬，那就是誹謗！我就會告贏你！”于是把受賄十萬的糗事也一筆勾銷了，而且還理直氣壯！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咱們的反貪部門，絕不會對你的“舉報不實”處理你，并且明確宣布，允許舉報者略有紕漏，只要貪腐是確鑿的，還會獎勵你的舉報。

兩個湖北作家，官司打到了廣州。一個作協主席居然不能對自己的作協會員提出正常的批評，其中相當一部分還是對其作品的“文藝批評”，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咄咄怪事。假如這樣的判例都能被這個社會接受，不但是對中國文藝批評現狀的極大諷刺和打擊，而且是對整個社會風氣的雪上加霜。道德輿論和文藝批評是干什么用的？就是為倡導或平衡價值觀、審美觀所用的。方方對柳忠秧的質疑，就是在行使這個功能。這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必備通道，否則“黑箱操作”就能搞定一切，社會不就“墨墨黑”了嗎？方方對“跑獎”行為的道德譴責，以及對柳忠秧詩歌水平的文藝批評，都是一個公民、一個作家的正當權利，是具有社會良知的行為?？床坏交虻凸肋@樣的前提，是極其危險的短視。對這種有利于凈化社會風氣的直率批評，法律、道德、輿論、民情、整個社會，都應立場鮮明地予以支持！尤其在社會風氣堪慮的當下，更應鼓勵這種難得的勇氣！

如今廣州的兩級法院以“技術派”的立場對待案子，死卡“把所有評委搞定”的技術細節，而堅決摒棄“思想派”的立場，站在社會公義的角度“把舵”案例的導向意義，這是非常危險的。在社會轉型期，“優秀案例”的正面意義，是對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社會的有力推動。法官如果缺乏博大的胸懷、廣闊的視野、堅定的信念、美好的理想（注意，這不是“虛詞”而是“實詞”），就很可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被所謂的“過硬細節”牽著鼻子走，不但傷了大眾的心，還會加劇社會風氣的墮落。任何人應該懂得一個道理：法槌的塵埃落定并不是真理的塵埃落定，“贏了案子”并非就是“贏了人心”。柳忠秧們如果覺得“勝訴”就能挽回其道德形象，而并無一絲一毫的反思和檢討，那么，即便方方們再一次“敗訴”，也只是“形而下的敗訴”，卻是充滿道德勇氣的“形而上的勝訴”。

方方認為，這種判決的思路十分反常和幾近反智，這樣的判決，同時也損害了法院形象。是的——反常，反智，損害法院形象——嚴重同意！希望文學界、文藝評論界不要沉默，在這事關文學風骨、道德風氣、民族誠信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大家都站出來說話，這不是為方方一個人。尤其令人憤慨的是，一項正常的文藝批評，不但輸了名譽官司，還竟然要把批評者列入“失信人”名單，剝奪部分人身自由，這樣的霸道，簡直激起人神共憤！

本文轉載自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