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研究
——基于外部集聚觀

吳 波 魏 菲（浙江工商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中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研究
——基于外部集聚觀

吳 波 魏 菲
（浙江工商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對于總部遷移區位選擇，已有研究重點關注了逆向遷移問題。學者們基于理性選擇視角，以新經濟地理學派為理論基礎，提出了外部集聚觀理論，認為總部更傾向了遷往總部集聚優勢和信息溝通優勢（后文把二者簡稱為區位優勢）更為顯著的區位，通過獲得遷入地更高的區位優勢提高總部運營效率。盡管我國學者也證實了外部集聚觀，但主要采取的是描述性分析，相關的實證研究仍較為缺乏，尤其是缺乏以我國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的實證研究。為此，本文以2003—2011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總部遷移案例為研究對象，對影響其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研究驗證了外部集聚觀在中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中的部分適用性，其中，總部集聚優勢對企業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有重要影響，但信息溝通優勢的影響并不顯著。

總部遷移 區位選擇 總部集聚優勢 遷移距離 區位網絡嵌入性

一、引言

天貓總部遷至北京，阿里巴巴啟動“杭州+北京雙中心戰略”的消息近日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事實上，總部遷移現象由來已久。尤其自2000年開始，中國企業掀起了總部遷移的浪潮。經過多年發展，隨著企業總部職能的獨立化，總部區位的再選擇成為企業區位戰略的重要構成部分。為此，眾多企業總部攜帶其核心研發部門、營銷部門進行跨區域遷移，以實現企業再次成長。以中國上市公司為例，從2000年到2007年，共發生了86起總部遷移案例［1］；據本研究統計，2008年1月至2013年2月，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發生的總部遷移案例達129起。

與之同時，總部遷移也引發區域政府的廣泛關注，為避免本地企業總部外遷，也為了吸引外地企業總部的遷入，紛紛推出“騰籠換鳥”政策，通過打造“總部經濟”實現綠色發展?！度珖?5個主要城市總部經濟發展能力評價報告（2013）》根據基礎條件、商務設施、研發能力、專業服務、政府服務和開放程度等多項指標評價將全國35個主要城市的總部經濟發展能力進行評級。其中，第I能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4個城市，第Ⅱ能級城市包括杭州、南京、天津、武漢、成都、寧波、重慶7個城市。報告顯示，第I、第Ⅱ能級的城市已經成為我國大型企業總部聚集的重要區域。從全國500強企業總部空間分布來看，擁有全國500強企業總部數量最多的前10位城市中有8個城市屬于第I、第Ⅱ能級的城市，這8個城市入選全國500強企業的數量占到全國的45.2%。同時，根據本文對上市公司總部遷移案例的分析，2003—2011年，在43個上市公司總部遷入地中，北京以遷入35家上市公司總部成為遷入上市公司總部最多的城市，而上海、杭州、廣州、深圳則分別以遷入12家、9家、5家、4家上市公司總部位列2—5名，與總部經濟發展能力排名基本一致。

與日俱增的企業總部遷移行為、我國政府積極發展總部經濟吸引優秀企業總部遷入，以及總部經濟發展能力與遷入企業數量之間的一致性推動了國內外學者對企業總部遷移研究的逐步深入，但整體還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12］。對于總部遷移的目標區位選擇，已有研究重點關注了逆向遷移問題。學者們基于理性選擇視角，提出了外部集聚觀。外部集聚觀以新經濟地理學派為理論基礎，認為總部更傾向于遷往總部集聚優勢和信息溝通優勢（后文把二者簡稱為區位優勢）更為顯著的區位，通過獲得遷入地更高的區位優勢提高總部運營效率［3］［4］［5］，即目標區位指向區位優勢跨度更大的區位。盡管我國學者也證實了外部集聚觀，但主要采取的是描述性分析，相關的實證研究仍較為缺乏，尤其是缺乏以我國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的實證研究。為進一步驗證我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是否與外部集聚觀研究結果相一致，也為了找出影響區位對遷移企業總部吸引力的具體指標，進而為政府發展總部經濟提出更為科學的政策建議，本文以2003—2011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總部遷移案例為研究對象，對影響其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二、理論基礎

作為部分遷移的重要形式，企業總部遷移自20世紀70年代起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對于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已有研究主要基于理性選擇視角，重點關注了企業總部的大城市集聚現象，認為總部遷移更傾向于指向外在總部集聚優勢和信息溝通優勢更為顯著的區位，即外部集聚觀。

在全球范圍內，可以看出全球大部分跨國公司總部或地區總部集中在如紐約、倫敦和東京等世界城市體系頂端城市［6］［7］［8］。世界500強企業和上市公司也呈現出在少數都市區集聚的現象［9］［10］，如美國上市公司中40%的企業總部集中分布在20個州郡［11］。在中國，受制于企業總部獨立化發展的進程，盡管起步較晚，但是中國學者們也發現企業總部傾向于集中在中心城市：中國制造企業500強總部主要集聚在特大城市［12］［13］；浙江省民營企業調查顯示，企業實施遷移的目標區位主要集中在沿海發達地區［14］［15］。

針對總部集聚發展的典型現象，基于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新經濟地理學派，研究者認為，企業總部遷往大城市背后的核心動因是獲取更高的區位優勢。這種區位優勢具體表現為總部集聚優勢和信息溝通優勢［16］［17］。區位總部集聚優勢又細分為三個方面：大量企業總部集聚所帶來的知識溢出效應；專業化、多樣性的商務服務優勢；大量與之相關的高端人才集聚優勢。一系列實證研究表明，為提升總部自身職能的效率（例如會計、法律、人力資源、廣告等），企業總部更傾向于遷往更具總部集聚三大優勢的區位，以提升總部自身的運營效率［1］［5］［18］［19］［20］。除了總部集聚優勢，備擇區位更優的信息溝通優勢，特別是航空優勢，有利于總部與各個分支機構的信息溝通，成為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的重要標準［4］［19］。因為企業總部是企業有效運營的中樞神經，擔負著企業戰略決策、資源配置、資本經營、業績管理及外部公關等職能［21］；而這些職能的實現不僅僅依賴于總部集聚優勢，更依賴于總部對內部核心資源的有效控制與協同，這就需要兩者之間有效的信息溝通。所以，備擇區位更高的信息溝通優勢就成為企業總部目標區位選擇的重要原因［4］［16］［19］。

總體而言，外部集聚觀基于理性選擇視角，將企業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總結為區位優勢（具體又可以細分為總部集聚優勢和信息溝通優勢），認為企業會遷往區位優勢跨度更大的區位。本文將以外部集聚觀為理論基礎，對我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三、模型構建與假設提出

根據外部集聚觀，企業總部更傾向于遷往更具總部集聚優勢和信息溝通優勢的區位［1］［16］，即選擇區位優勢跨度更大的區位。在理性選擇視角之下，基于完全理性和完備信息假設，外部集聚觀認為企業總部只要選擇更具區位優勢的區位，就能夠自然而然獲得遷入地優勢，進而有效提高總部運營效率。已有理論和實證研究也初步證明，備擇區位更優的總部集聚優勢，具體包括知識溢出效應、商務服務優勢、高端人才集聚優勢，使得企業總部能夠有效執行總部職能，提高職能效率，從而引發外部企業總部的遷入［1］［5］［18］［19］［20］。中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的案例也證實了這一點，例如中航重機于2010年將總部由貴陽遷往了北京。據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1。

H1：企業總部更傾向于選擇區位優勢跨度更大的區位。

企業總部是企業運營的核心，不僅涉及企業戰略、法律事務、研發設計、財務融投資、人力資源、廣告營銷、信息系統等具體業務［18］，同時還需要管控內部各個分支機構［22］。所以，企業總部對所在區位的資源需求就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分別是總部集聚優勢和信息溝通優勢。首先，總部集聚優勢影響了企業總部各個具體業務的運營效率，成為企業總部目標區位評價的關鍵指標［2］［3］［4］［5］［18］［19］［23］。集聚優勢分為知識溢出、外部規模經濟及專業化勞動力供給等優勢［5］［24］，以此類推，可以認為總部集聚優勢包括總部知識溢出優勢、商務服務優勢，以及生活服務優勢［20］。一是，總部知識溢出優勢有利于企業總部運營效率的提高［3］［23］。企業總部在特定空間的密集網絡關系促進了知識，特別是隱性知識，在不同企業總部之間的轉移，從而能夠使得企業總部獲得總部集聚所帶來的知識溢出優勢，進而提升企業總部的運營效率。二是，商務服務優勢有利于企業總部運營效率的提高［2］［19］［20］［25］。多元化、專業化的商務服務企業的集聚，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作用下，能夠為企業總部提供“外部規模經濟優勢”，使得企業以較高性價比獲得多樣化與專業化的商務服務，從而提高總部運營效率。三是，生活服務優勢吸引了大量高端人力資源，從而有利于企業總部運營效率的提高［12］［18］。生活服務優勢，包括良好的中小學教育基礎、良好的醫療服務設施、完備的消費條件等，將會吸引大量高端人力資源集聚，進而為企業總部運營效率的提升奠定基礎。其次，信息溝通優勢促進了企業總部與分支機構有效協同，成為企業總部滿意區位選擇的重要指標［4］［12］［18］［19］［23］。為實現內部協同，企業總部還需要有效協調設在外地的各個分支機構，這就依賴于所在區位的信息溝通優勢。其中，以航空設施為代表的快速信息溝通優勢能夠在更大的范圍、以更快的速度實現作為知識載體的人員與物品的有效轉移，其中人員的快速轉移促進了總部與分支機構隱性知識的有效傳遞。據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1a與H1b：

圖1 本文概念模型

H1a：企業總部更傾向于選擇總部集聚優勢跨度更大的區位。

H1b：企業總部更傾向于選擇信息溝通優勢跨度更大的區位。

四、實證分析

（一）變量定義與數據獲取

因變量是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參照余珮和孫永平（2011）在研究FDI區位選擇時的方法，因變量以二元啞變量指代。具體是指對應的樣本公司總部遷移行為情況，即j城市被當年發生總部遷移行為的所有上市公司選中作為遷入地的情況。如果j被選中標識為1，沒有則為0。

區位優勢跨度。區位遷移跨度包括總部集聚優勢跨度和信息溝通優勢跨度。根據已有文獻研究，本文將總部集聚優勢跨度劃分為四個維度，即商業服務可得性跨度、金融服務可得性跨度、人才可得性跨度和集聚規?？缍?；而信息溝通優勢跨度則包括民航便利性跨度、電話通信跨度和互聯網通信跨度三個方面。參考汪瀟和姚輝（2011），余典范（2011），姜海寧、古人旭和李廣斌（2011）等人的指標設置，根據內在關聯性和資料可獲得性，本文構建具體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區位優勢跨度多指標主成分合成變量定義

續 表

在變量定義的基礎上，本文以2003年至2011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中發生總部遷移的企業為研究樣本，對其總部遷移的目標區位選擇進行分析。數據收集過程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總部遷移上市公司篩選。根據企業總部遷移的概念，以2001年至2013年2月為時間界限，通過網易財經和新浪財經獲取中國A股上市公司年報數據。如果年報公布公司辦公地址前后兩年不一致，視為企業總部遷移案例。選擇A股上市公司為基本研究對象，一方面是因為樣本采集自2001年起，而中小板和創業板公司多為2006年以后上市；另一方面，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與A股上市公司，在企業規模、經營范圍上均有很大差異。通過篩選，從2001年至2013年2月，共得到208個總部遷移案例。第二階段，區位指標與公司指標的數據收集。根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對遷移當年遷出城市的區位指標進行數據收集。此外，通過上市公司年報，對總部遷移企業當年的指標進行數據收集。經篩選，剔除區位層面數據不可得案例，則樣本為2003—2011年間總部遷移企業126個，遷入城市43個。第三階段，樣本配對。由于條件Logit模型的估計參數并不是直接給出自變量對于因變量的邊際影響，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衡量回歸系數。本文為每一個遷移樣本按照當年所有遷入區位設定配對樣本，共得到1252個實證樣本。

（二）回歸分析

本文首先對總部集聚優勢跨度和信息溝通優勢跨度進行因子分析，并生成相應的變量，以此為基礎進行全樣本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具體結果見表2和表3。

表2 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

表3 全樣本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從表3可以看出，根據模型1 A和模型1C的回歸分析結果，總部集聚優勢跨度對因變量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與已有研究結論一致，證明了H1a；但是根據模型1B和模型1C的回歸分析結果，信息溝通優勢跨度的影響均不顯著，H1b并未得到證實。

（三）穩健性分析

為檢驗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一步把樣本分為并購組和非并購組分別進行統計分析。所謂并購組樣本是指企業在總部遷移之前曾經發生過重大并購案的樣本所組成的樣本組。在中國上市公司情境下多為被并購，進而為并購方所借殼上市。具體選擇標準是，將發生控股股東變更的上市公司視作并購組，而未發生控股股東變更的上市公司則視為非并購組。區分之后，并購組企業樣本共有637個，占到全樣本總量的50.88%。之所以分為并購組與非并購組是因為已有研究表明，發生重大變更企業更傾向于并購，往往也會伴隨控股股東和主營業務的變更，對總部遷移的區位選擇會產生重要影響。所以區分二者不僅僅可以為本文研究假設的證明提供穩健性檢驗，也可以發現并購組與非并購組企業在總部遷移方面差異的具體規律。具體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和表5。

表4 并購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從表4可以看出，根據模型2A、模型2B、模型2C的數據分析結果，在并購組中，總部集聚優勢跨度與信息溝通優勢跨度對因變量的影響均不顯著。因此，對于并購組子樣本，研究H1a，H1b未得到證實。

表5 非并購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從表5可以看出，根據模型3 A、模型3C的數據分析結果，在非并購組中，區位優勢跨度中的總部集聚優勢跨度對因變量有顯著正向影響；而根據模型3B、模型3C的數據分析結果，在非并購組中，信息溝通優勢的影響不顯著。因此H1a得到證實，H1b未得到證實。

（四）討論

通過實證研究，本文以2003—2011年我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案例為樣本所得出的研究結論證實了外部集聚觀的部分適用性，即總部集聚優勢跨度確實是影響上市公司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企業總部更傾向于遷往更具總部集聚優勢的區位。但是，信息溝通優勢跨度對上市公司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的影響并未得到驗證，并且并購組中總部集聚優勢跨度對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的影響并不顯著，下面將對這兩個問題進行討論。

第一，對于信息溝通優勢跨度對總部區位選擇的影響不顯著的問題，本文認為，這可能是由于中國大中型城市在信息溝通優勢的差距相對較小，以至難以對總部區位選擇產生顯著影響。本文的43個遷入地城市均為我國的大中型城市。2000年以來，中國各個大中型城市在基礎設施方面均進行了大范圍投資，這就縮小了城市之間的信息溝通優勢。既然不同區位信息溝通設施均能夠基本滿足總部的信息溝通需求，因而對于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的影響也就變得不再顯著。

第二，對于并購組，總部集聚優勢跨度也并非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的顯著因素，本文認為這與并購組樣本的特殊性有關，也是本文進行穩健性分析的意義所在。并購組樣本均發生了重大并購，并且這種重組一般是圍繞新的控股股東開展的，被并購企業往往搖身一變成為一家新企業，也就是所謂的借殼上市。當并購是為了借殼上市時，總部自然變更為并購企業總部所在地；即便并購不是為了借殼上市，當控股股東發生變更以后，為增強控股股東對企業的控制，并充分利用控股股東在其所在地的資源積累，當企業產生總部遷移需要時，遷往距離控股股東更近的區位才是選擇目標區位的重要標準，區位優勢跨度的考慮就相對較少。

五、結論與展望

對于總部遷移區位選擇，已有研究基于理性選擇視角，提出了外部集聚觀，指出總部集聚優勢與信息溝通優勢是影響企業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但是，我國學者多以描述性分析為研究總部遷移區位選擇的研究方法，以我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案例為樣本的研究仍較為缺乏。為此，本文基于國內外學者在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方面的理論成果，借鑒外部集聚觀，以2003—2011年間我國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總部遷移案例為研究樣本，對其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總部集聚優勢跨度對于我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區位選擇具有顯著影響，驗證了外部集聚觀對于中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的部分適用性。

本文的理論意義在于以我國上市公司總部遷移案例為研究對象，實證分析了企業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證實了我國上市公司總部傾向于遷往總部集聚優勢跨度更大的區位，以謀求總部經營效率的提升，體現了理性分析在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的實踐意義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就我國大中型城市而言，進入21世紀以來，其用于提高信息溝通便利性的基礎設施已不再成為影響總部遷移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致力于提高城市的生活服務質量進而吸引更多人才，結合商業服務水平的提高、金融服務供給的加強，將會吸引總部的遷入，同時，總部的遷入會促進人才的增加、商業服務水平的提高與金融服務的增強，進而形成良性循環，促使該城市越發具有吸引力。二是政策優惠并不是總部經濟建設的關鍵原因，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區域總部經濟發展。當政府的優惠政策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資源，有利于企業獲得更便利、更優惠的商業服務與金融服務時，這些優惠政策就會發揮重要作用。

本文也存在不足之處，這也指出未來的研究方向。第一，外部集聚觀主要針對的是遷移指向問題中的逆向遷移，但并不是所有的總部遷移都是遷往區位優勢最優的城市。在上市公司總部遷移樣本中，存在遷往次優甚至較差的區位的現象，而這一現象是外部集聚觀無法給予有力解釋的，有待未來通過其他理論進行深入研究。第二，本文的穩健性分析表明，并購組企業總部遷移的目標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并非區位優勢跨度，那么其總部遷移的內在機理究竟為何，有待未來進行進一步探討。第三，本文以上市公司為樣本開展實證研究，未來可以考慮中小型的民營企業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影響因素，以提高本文結論的外部效度。第四，本文研究了企業總部遷移目標區位選擇，未來可以進一步關注總部遷移后成長與遷移績效，從而完善總部遷移理論研究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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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372009；71202111）；浙江省社科規劃“之江青年課題”（13ZJQN057YB）；浙江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學工商管理學科）重大項目；研究生科技創新項目（3100XJ1514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