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民間投資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

張春蓮　郭建斌

【摘要】南昌市民間投資近年來有較快增長，對南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南昌市民間投資在投資政策、投資環境、投資空間、投資結構、投資潛力等方面也表現出亟待解決的問題。文章通過對南昌市民間投資現狀、問題的分析，得出促進南昌市民間投資良好發展的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南昌市 民間投資 對策研究

近年來，國務院頒布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等政策文件，有效的松動了民間資本的閘門，給經濟增長注入了新的動力。金融危機后，受財政赤字的影響政府投資不可能長期持續的進行，因此促進地方民間投資的更好發展，對擴大投資市場，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南昌市民間投資的發展現狀

（一）南昌市與江西省民間投資狀況縱向比較

南昌作為江西省的省會，在江西省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將江西省作為南昌市縱向參照來研究民間投資，可以更明了的體現南昌市進一步明晰南昌市民間投資的具體狀況。

從表1可以看出，2005年以后，受國家投資政策的刺激，南昌市民間投資有較快的增長，從2005年的224.4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1715.1億元，增長664.3%。2012年南昌市民間投資為1715.1億元，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65.4%，成為固定資產投資的最主要構成部分；占江西省民間投資總額的21.8%，在江西省民間投資市場上具有較大的份額。

從表2可以看出，南昌市民間投資累積值達到6935.6億元，占江西省民間投資市場21.3%的份額，同時南昌市民間投資的年均增長率高于江西省3.7個百分點；從民間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來看，民間投資增長速度遠高于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說明南昌民間投資在投資市場上比較活躍，所占市場投資額度的比例有提高的趨勢。

（二）南昌市與長江中游省會城市民間投資情況橫向比較

南昌地處長江中游流域，與武漢、長沙、合肥相毗鄰，同為省會城市，在行政職能、區位優勢、資源稟賦、文化傳統等方面相似度高，因此選擇這三個城市作為南昌市民間投資研究的橫向參照，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在同一層面上比較可以較好的反映出南昌市民間投資的相關問題。

投資率是鑒測社會投資水平，確定社會投資規模的重要指標，表明社會投資水平由財力決定，并受到社會消費水平的制約，[1]而投資貢獻度表明了投資拉動的百分比。目前南昌市2012年的民間投資率是55.1%，與其他三市相比，略低于合肥的民間投資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2個百分點，；從民間投資貢獻度來看，南昌市為8.28，低于其他三市的水平，比全國平均水平低0.92個百分點。

而2012南昌居民年末儲蓄存款余額為1926.09億元，高于合肥市，與武漢和長沙還有較大差距。從居民年末儲蓄存款余額與民間投資的比例來看，南昌市高于合肥，低于武漢和長沙。

而南昌市民間投資額度的絕對值是四城市中最少的，僅有1715.05億元，但從民間投資的力度來看，南昌市民間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例為65.4%，均高于其他三市的水平，且高于全國的61.4%的平均水平?？梢钥闯?，南昌市民間投資的力度相比而言是比較大的。

對民間投資效果測度的研究是比較復雜的，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文章選取了GDP、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和新增從業人員等三個可以明顯反映民間投資效果的指標進行分析。從表3可以看出，在反映民間投資效果的三個指標值中，南昌市都是最低的，反映出南昌市民間投資的效果相比而言，落后于其他三市。

二、南昌市民間投資問題分析

通過對南昌市民間投資狀況的比較分析和對投資政策的分析，發現南昌市民間投資在投資政策、投資環境、投資空間、投資結構、投資潛力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阻力，這些不利的因素制約了南昌市民間投資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影響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

（一）投資政策制度問題

近年來國務院出臺了鼓勵和擴大民間投資領域的若干政策，這些政策和措施在實踐中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并沒有從根本改變民營經濟不振的局面，嚴重影響了民間資本的投資效果。[2]其主要問題在于所出臺的鼓勵措施只是一個框架性的文件，缺乏具體實施細則等相關可操作性配套措施和細則來保證落實，很多壟斷名義上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其實是一些國有資本根本不愿意進入的領域，或者是贏利微薄的領域，或者是急需資金的領域，實際上在市場準入方面仍然障礙重重；再者，這些頒發和規定并沒有一個相對統一的準入范圍和標準，往往只是籠統的提到除了國家法律不允許以外，其余都允許民間投資主體進入，允許外商進入的也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另外，各級擴大民間投資的準入辦法仍然停留在政策層面，并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這樣就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則的準入辦法，使民間投資缺乏一個可以參照、比較系統的、具有法律權威性質的產業投資政策指南。

（二）投資環境問題

南昌市的投資環境具有先天不足的地方。由于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南昌的政治影響遠強于經濟影響，其經濟總量水平、各項投資水平、金融服務水平等都落后于相毗鄰的省會城市，對南昌市的投資環境產生了不利影響。南昌市民間投資與長江中游其他三省會城市相比，絕對值與相對值都處于落后位置，除了民間資本積累相對薄弱以外，主要是因為整體的投資環境不理想而導致民間資本休眠或者逃逸的現象比較嚴重，這一現象與南昌作為省會城市的省內地位極不匹配。與民間資本比較集中和民間投資比較旺盛的江浙地區相比，南昌市的民間投資環境有很大的差距。

（三）投資空間問題

南昌市民間投資的空間問題主要表現為行業投資空間問題。雖然國務院頒發了“非公經濟36條”和“新36條”，但由于執行方面的問題，致使民間投資的行業準入仍存在嚴重壁壘。民間投資不時遭遇三重門：“鐵門”（完全被排斥在外）、“玻璃門”（看似可進卻被行政審批的高門檻高標準排斥在外）、“彈簧門”（進入后又被非市場因素擠出來），目前全社會80多個行業中，有62個行業允許外資進入，而只有41個行業允許民間資本進入。[4]如南昌市地鐵項目的融資把民間資本投資排除在外，盡管許多民間投資主體寄希望投資南昌地鐵建設。

（四）投資結構問題

南昌市民間投資的結構失衡問題比較嚴重，由于資本逐利的特性，民間資本大多流向投資回報率高、資金回收期短的產業和行業，和溫州、陜北、鄂爾多斯、山西等民間資本集中的地區一樣，南昌市的民間資本流向主要是第二、三產業中如資本增值較快的房地產行業，第一產業的的民間資本流向非常少。在民間投資主體結構方面，私營個體經濟占到了40%以上，集體經濟、聯營經濟等其他類型的經濟所占的比例太少。

（五）投資潛力問題

南昌市民間投資從2005年起不斷快速增長，2012年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綜合考慮南昌市民間投資的投資率、投資貢獻度、投資力度以及投資效果，南昌市經濟總量相對較少，配套制度不完善，投資渠道狹窄，金融服務體系還未能建立，諸多的因素可能導致南昌民間資本的外流現象比較嚴重，使得南昌市民間投資的潛力非但不能更深的挖掘，而且還可能面臨民間投資增長緩慢乏力甚至資本外逃萎縮的不良境況。

三、促進南昌市民間投資積極發展的對策措施

在目前經濟運行當中，尤其是在宏觀經濟保增長的背景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不具備持續性，南昌市想要擺脫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的狀況，實現經濟大增速的目標，就必須積極整合民間投資資源，科學引導民間資本的流向，進一步完善地方投資政策，打消民間投資主體的投資顧慮，促進民間投資的更好發展。

（一）盡快出臺地方民間投資配套措施，切實落實國家民間投資政策

近年來，國家出臺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稅收政策》等多項鼓勵支持民間投資的政策，在宏觀層面上給予了民間投資主體重大支持，增強了民間投資主體的投資信心。但是這些政策措施都是宏觀層次的指導，地方相關部門在執行過程中需要將政策進行細化，解析到執行層面，使宏觀政策能夠具體的得以落實，這就需要地方相關部門在深刻研究中央政策的基礎上，盡早出臺南昌市民間投資細化配套措施，使行政支持政策、財稅鼓勵政策等能夠更好的落實。

（二）大力建設金融服務平臺，完善地方金融服務體系

由于歷史原因，南昌市的金融業發展比較緩慢，時至今日南昌市的金融服務平臺依然未能完全建立起來，地方金融服務體系還處于不完善的階段。從深圳、杭州等民間投資活躍、金融服務體系建設完善的地區加快發展民間投資的經驗來看，民間資本必須依托良好的金融服務平臺才能更好的發揮其投資作用，民間資本在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當中運作，利于資本積累。當下，南昌市應加快腳步建設金融服務平臺，進一步完善和健全金融服務體系，加快會計、法律、資產評估、資信評級、融資擔保、咨詢等有利于民間資本快速釋放的金融輔助產業的發展，提高金融服務機構的專業化服務能力和水平。

（三）打破阻礙民間投資的“三重門”，擴大民間投資主體的投資空間

阻礙民間投資的“三重門”現象在南昌市投資市場上大量存在，在南昌市政府倡導打造核心增長極的背景下，打破“三重門”，對促進南昌市民間資本的釋放，對南昌市的經濟發展，都是利好之音。當然，打破“三重門”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做出嘗試，主要是要放開思想，逐步破除障礙。任何政策都有其時效性，一定會有一些地方、一些行業先行先試，擴大民間投資主體的投資空間，讓民間資本流入到法律沒有明確禁止的行業，本身就是一種嘗試。

（四）合理引導民間資本的流向，促進投資結構平衡

南昌市的民間資本更多的流向房地產等少數行業導致結構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產業結構發展不平衡導致少數行業經濟存在暴利空間，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民間資本流向的合理引導不夠。近年來我國宏觀層面上出臺了積極引導民間資本流向市政建設等基礎行業的文件，但相配套的地方財稅政策、地方行政支持政策沒有及時跟上，使得積極引導民間資本流向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句口號，對民間投資主體非但沒有釋放積極信號，反而在投資主體的信心上強化了原有的資本流向，加劇了投資結構的不平衡。因此，引導民間資本流向需要突出合理，避免口號化，是實現投資結構實現平衡的重要保障。

（五）加強對民間投資市場的監管，有效保護民間投資主體的利益

目前我國民間投資市場的市場容量還比較小，政府和國有企業在投資領域依然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和份額。受諸多因素的影響，民間投資市場監管還不到位，在一些大項目的投資爭奪中，民間資本的進入方式往往陷入被動，這種情況下，民間投資主體承擔了巨大的投資風險，對投資主體的利益構成巨大的威脅，致使民間投資主體的信心受挫，加劇了民間資本的外流現象，進而導致民間投資的持續性受到影響，民間投資的潛力難以挖掘。因而，加強南昌市民間投資市場的監管，規范投資體制，尤其是加強在能源、電力等行業的市場準入、財稅標準、信用擔保方面的管理，應成為市政相關部門需要努力的重要方向。

參考文獻

[1]程愛娣.江西民間投資問題研究[J].江西行政學院學報，2002 （9）.

[2]潘勁松.關于我國民間投資政策的思考[J].重點關注，2011 （2）.

[3]齊麗紅.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我國民間投資政策制度環境的優化[J].改革研究，2011（1）.

[4]辜勝阻.新型城鎮化為民資帶來九大商機[J].中國經濟周刊，2014（1）：20-21.

[5]張秀利，祝志勇.城鎮化對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的差異性影響[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29）：54-59.

[6]敬輝蓉.基于VEC模型的城鎮化與投資間動態影響關系的實證研究[J].特區經濟，2013（3）：187-189.

作者簡介：張春蓮（1983-），女，漢族，江西奉新人，任職于江西科技學院，講師，碩士研究生學歷，經濟學碩士，研究方向為中小企業投融資、金融機構研究；郭建斌（1983-），男，漢族，陜西旬邑人，任職于南昌社會科學院，講師，碩士研究生學歷，經濟學碩士，研究方向為金融機構、民間投資。